追求我一生的目标

由约翰·曲克君（John R． Cooke）叙述

1927年八月的一日，我正在法国渡假；我坐在海滩上怀念着在英国布洛斯底斯（Broadstairs）的家乡。那时我只有十四岁，但在以往的六年来我一直从母亲那里听到圣经的真理。在这一天我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回家后我要经常参加聚会和认真地将这“真理”研究一下。我果然这样做了，不久我便自告奋勇参加逐户的传道工作。当时所用的方法相当幼稚。我头一次尝试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弟兄们给了我一些小册子和一条街道让我独个儿工作。结果我分派了十二本小册子。当我回家时，我感觉非常快乐和振奋。从那时起我便发觉在困难的情况下为耶和华服务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快乐。可是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多么需要这种“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来支持我。——尼希米记8:10。

不久我便有了加入先驱传道工作的雄心，可是因为这个念头令我的父亲大为震骇，我只有暂时将它搁浅。1931年五月，我一生中真正的转捩点来到了——这个转捩点便是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大会。和外国的弟兄们交往的快乐，大会所发出吁请人参加先驱传道工作的呼召和我碰到的许多人对我所说的话——“像你这样的年青人真应该作一个先驱传道员”——最后更加上社方呼吁弟兄们到西班牙服务的请求（我在学校里有选读西班牙文），终于在我的心里促成了一个决定:我要尽快加入先驱传道员的行列。于是在1931年的八月，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一生事业。我的弟弟艾力也和我一起到法国开始从事这件工作。在我们离家之前，父亲对我们说:“六个月之后你们便会想回来找一份正当的职业了。”后来我们几乎这样行。不久母亲突然去世，我们的亲戚设尽方法想使我们留在家里。可是我们深信先驱传道员的工作才是我们真正的终身事业，因此我们决定继续下去。

1932年七月，我到了西班牙。当时的工作方法是很快地做完一个区域，书借也分派得很快。我们需要住在非常简陋的地方，时常踏着脚踏车将过许多里的山路，并且一连做五，六个钟头的“按门”工作。这种生活是相当艰苦的。1935年西班牙的政局开始不稳了，在有些地方共产党员将我们误认为法西斯党员而常时给我们不客气的待遇！不过我的兄弟和我都体验到找着“另外的羊”时的喜乐。在巴巴斯特罗（Barbastro）我们建立了一个小组，在莎拉哥沙（Saragossa）有两个年青人每晚到我们的房间研究圣经，后来更加入我们一同从事先驱传道的工作。但很不幸地，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我的弟弟和我刚好避过了这场战乱。我们在1936年七月十二日返回英国渡假，而在同月的十八日战事便爆发了。

我们的下一个工作区域是爱尔兰，在那里我们运用一张特别的传单从事见证工作。但在当地的教会看来，这种活动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引起了一场大骚动。天主教的教士们诬告我们是共产党（正好和我们在西班牙被控的罪名相反！）天主教护教团的暴民两度将我们的书籍烧毁，并且将我们赶出城外。当我抵达第三个地方时，在几个钟头之内我已被逮捕；在经过匆匆的审讯之后，他们将我关入都伯林的监牢里。和我们在这几天的经历比较起来，这倒可说是让我们松一口气的地方！可是在几天之后他们便将我释放了。

1937年我回到法国而被派往博多（Bordeaux）工作。那时我们刚开始采用主持家庭圣经研究班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当法国的分社仆人尼芝（Knecht）弟兄在1939年采访我们时，我的法借伙伴和我很高兴见到有廿五个人来听他的演讲。但战争又再次开始干扰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接到消息说法国的分社已被封闭。我立即将所存的书借分散到各处，因此当警察来查询时我可以说我的房里没有任何社方的书籍。不久我失去了我的伙伴，可怜的皮亚·迪朱（Pierre Dijeau）因为拒绝参军打仗而被闯入牢里，后来更死在狱中。但他所坚守的勇敢立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1940年六月来到——对法国说来这是一个悲惨的月份。在纳粹大军的进侵之下整个法国不久便完全陷入敌手，所有的英籍居民都被劝离开法国。我很不忍离去，可是纳粹的坦克部队已经迫近，再逗留下去是很不智的。因此在纳粹军入城的前一天我终于骑着脚踏车离去。在法国南部的巴容（Bayonne）大批的难民争先拥后地要挤上一只开往英国的船以至我无法挤得上。不过这也好，因为那艘船结果被敌人击沉。我们这些剩余下来的人最后终于被撤离法国而安全地抵达派拉模港（Plymouth）。由此结束了我首次在国外服务的九年。

在打比（Derby）的一个先驱传道员之家里停留了几个月之后，当其时征兵署批准让我豁免兵役（他们对我在国外从事的传道工作颇表钦佩，由此可见紧守工作岗位时常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好处。）后来我被派到堤安的新堡（Newcastle on Tyne）担任市务仆人的职位，在那里我获得很多与小组的结构和活动有关的经验。1942年的十二月我收到社方的一封来信，这封信使我不胜惊谔——我竟被委派为“弟兄们的仆人”（即今日的环务仆人）。我自感不配担任这个职位，但我祈求耶和华帮助我。接着我又被派担任大会仆人等各种职责。我特别记得1944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大会。那时正值伦敦日夜受着德机的疲劳轰炸，因此见到一间久已空无一人的伦敦戏院挤满了安静，快乐的传道员和善意人士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个景象！另一个特出的大会是当纳粹刚离去之后在荷兰举行的大会。荷兰的弟兄们刚从他们的“地下”活动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精神极为高昂。在他们看来步行几哩路去参加聚会，只有面包和水作早餐或睡在稻草上过夜根本不算一回事。他们所尝到的是一个刚从枷锁中释放出来的神治组织的欢乐！

几个月后，伦敦的弟兄们都兴奋地等待着诺尔弟兄和韩素尔弟兄到英国作战后的第一次访问。我自愿请求入基列学校受训。几个月后我收到了邀请我入学的信。我永不会忘记那封信给我的喜乐和激励。于是在1946年的六月，我乘船到美国去，在那里生活了十八个月，并且经历到许多特权:在伯特利工作了几个月，到克里夫兰参加大会，然后进入基列的第八期受训。在那里我渡过了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六个月。学校中弟兄间奇妙的友谊和所受的训练课程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永不会忘记基列。毕业后的六个月我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环内服务，那里的弟兄待我非常好；他们甚至送给我和我的弟弟（他也在基列的第八期）往洛杉矶参加1947年大会的旅费。在此之后不久我的弟弟被派到菲洲服务，而我则被派往葡萄牙和西班牙工作。那时诺尔和韩素尔弟兄也正要前往该地，因此在1947年十二月我很荣幸能够和他们同机出发。到了马德里之后我们发现往巴塞隆那（Barcelona）的飞机上只有一个空位。诺尔弟兄说:“约翰，你只好一个人去了！”深知在巴塞隆那的弟兄中间所存的严重纷争，我的心不禁为之下沉。在抵达时，我见到两群完全分开的人——他们在等待着欢迎社长和他的秘书。这只是以后许多尴尬难堪的场合中的头一个！

不错，正如通常的情形一般，开始的几个月的确是一段考验时期。那里的弟兄陷于一片散漫分裂的情形，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户外的传道工作，而我必须使他们恢复团结以真正开始工作。很不巧我在这时竟染上了重病。当时想回家的欲望很强，可是我仍然坚决地留下来。由于我将王国的事务置于首位，上帝将我在物质上所需的东西也赐给我:巴塞隆那的弟兄为我付清了一切医药费，并且在我生病的两个月期间昼夜不歇地看护我。他们的确表现了真正的弟兄之爱。当我在病后见到一个大约由四十人组成而团结一致的小组时，我感觉多么欣慰兴奋。这时在西班牙的工作情形和以前已大不相同，因为我们所有的聚会和活动都被政府所明令禁止。例如有一次我和一位小组仆人往巴巴斯特罗去探访一位孤立的传道员，途中遇到一个天主教神父带着四个拿枪的民团兵。其中一个举起枪来对我们喝道:“举起手来！”这时那教士便溜走了，而我们则被带到警察局被质询到翌日清晨四时。虽然我们在村外已被逮捕，他们却控告我们非法举行聚会。不过，在污陋的监牢里过了两三天之后，我们便被释放了。

1948年八月我到了里斯本。我的签证期限只有三个星期，但当地的弟兄极需人帮助，因此我向上帝祈求让我能够留下来。我果然留了下来——达五年之久。在葡萄牙的工作较西班牙容易，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向人传道，并且可以举行人数较少的聚会。可是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我们时常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些什么事发生。不过我们仍然有很好的增加。

1951年有另外两个海外传道员被派到葡萄牙，由此结束了我三年多没有伙伴的生活。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家庭。该年七月守望台社的副社长来到访问我们，我很荣幸能够在飞往伦敦参加温布利运动场的大会之前陪他巡视西班牙各地。几个月之后，我又再度回到西班牙和诺尔及韩素尔弟兄一同访问该国各地的小组。但是当我不在的时候，里斯本的小组竟发生了分裂的纠纷，于是诺尔弟兄对这件事加以调查，将其中不顺服的忤逆份子开除。我亦为此受到责备；可是我知道“责备……乃是生命之道，”因此我由此得到不少益处。在此之后里斯本在传道工作上的进步加速了许多。当社长在次年再度探访我们时，他对情形的改善感觉很欣慰。这一次我被委任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分社的主持人。同年（1953）我赴纽约参加分社仆人会议和随后的纽约国际大会。返回里斯本后我主持了一个“地下”的大会，将纽约大会节目中的要点讲给弟兄们听。次日我启程往马德里，但却在边界上被拒入境。幸好我仍然能够返回葡萄牙，直到我的签证在1954年五月满期为止。后来我再度获得训示叫我前往法国的博多。这是我在1940年六月离法后第一次回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见到一对在十四年前和我一同研读圣经的夫妇来迎接我时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再返法国和见到这些年来的进步实在令人欣慰。在博多愉快地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便启程往我下一个工作地区——菲洲的葡属安哥拉和莫森比——担任一项特殊的任务。

1955年一月廿四日，我乘飞机抵达安哥拉的首府鲁安达。我的任务相当微妙，目的是调查一群数约一千的不平常的菲洲人。这些人在许多年前曾从社方出版的两本小册子里获得了一些片断的真理，后来被比属刚果诬告为毛毛党而被递解出境，如今在严密的监视下分布于安哥拉的各处。我开始小心谨慎地向人询问。我有机会和一位高级官员结交而得以找到这群人当中的几个。在如此艰难的一项任务中，一个信徒自然会时常向耶和华祷告。在安哥拉我比以往更深切地体验到他的引导。例如有一次我必须到南部一个关禁囚犯的岛上去探访一些菲洲人，但除非有特别的许可证，否则是不可能进入该岛的。我不但获得了许可证，而且还有飞机免费接送。你能想象一个天主教政府付钱让守望台社的代表探视几个菲洲人吗？那里的一群人对真理的认识比较上说来程度最高。他们向我出示一本陈旧的练习簿，那便是他们将以前找到的小册子译成自己的文字的译本。许多像这样用手抄成的简陋课本便是他们许多年来所用的唯一圣经课本；然而他们如今却为了他们的信仰沦为囚犯！在安哥拉我有许多有趣的经验。五个月后我的签证期满了，我只好离去，不过新世界社会的基础已在当地奠定了。

下一个目标是罗伦梭·玛克（Lourenco Marques），莫森比的首都，在那里我要尽力帮助几百个曾受尽天主教虐待的菲洲籍传道员。为小心起见，我避免和任何菲洲人接触，反之我首先和欧籍人士接触。我疑心警察在监视着我的行动（他们果然如此）；我感到非常棘手，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着手才好。但我祈求耶和华赐给我力量，结果我获得了很多有趣的经历。在我所访问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曾于几年前在里斯本听到过真理的青年；他订阅了五年的葡文和法文《守望台》杂志和葡文的《儆醒》杂志，并且慷慨地捐了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当我离去之后，他又继续替我主持一、两个我所建立的家庭圣经研究班。在五个月内我极力避免麻烦，可是最后还是被秘密警察抓去施行疲劳审讯，然后限我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境。这样也好，因为那里的气候并不适合我。当我抵达南菲的分社时，我的身体已非常疲弱以致需要入医院休养。不过我并没有患什么重病，所以在几个星期后我便能出院往特安斯瓦担任该处欧籍弟兄的环务仆人。

时间过得很快，直到1957年的四月，我突然在一个星期之内一连获得三个意外的遭遇——但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一位非常慷慨的弟兄送给了我一辆小汽车；我被委任为区务仆人；我和在基列十六期毕业而现今从事着海外传道工作的一位温柔娇小的姊妹发生了恋爱！我们在1957年十二月结婚，婚后一同从事区务工作。这是一种何等多采而有趣的生活。这星期在市政厅举行一个欧籍弟兄的大会；下星期则在一间矮小的铁片屋里和一群菲洲的弟兄聚会。大半的时间我们都和菲洲籍的弟兄们一起，他们都很感激欧籍弟兄予他们的帮助。许多土人居住的地方在天黑后便很不安全。有一次大会我们甚至不得不组织一队自卫队以防止当地的土人流氓侵袭。虽然有这些以及言语上的各种困难，我们仍极喜欢我们这里的传道工作。培楚阿那兰（Bechuanaland）是我们的工作区域，在那里我们时常有一些不平常的遭遇——例如汽车陷入河中三个半钟头或访问仇视我们的酋长等。我们的书籍在那里被政府禁止分派，可是有许多官员都赏识我们的工作，而且新世界社会亦在不断地扩张中。

感谢我的岳父母的慷慨，我和妻能够一同参加1958年在纽约举行的上帝的旨意国际大会而见到上帝的组织的迅速增长和所表现的“圣灵的果赏。”我们不但得以和旧友重逢，并且更广阔地见到耶和华的百姓在各方面的欢乐，团结和扩展。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所以，父亲，你所预言的六个月如今已伸展到廿八年了！我很高兴你对新世界社会的态度现在已变成友善得多了。”

“而你们这些在新世界社会里的伙伴们，我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帮助你们也领略我已深切体验到的一个真理——那便是，耶和华绝对是我们应该事奉的最好一个主人。为什么要让俗世的忧虑将你缠住呢？它只会将你领到一条死路上而已。现在我能够快乐地回顾我在这廿八年来从事先驱传道工作所享的许多权利，但是将来的权利更会比这些荣耀无数倍！所以加入先驱传道员的行列吧，这样你便能够充份尝到幸福之杯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