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革命——与日俱增的威胁

“在今后十年我们将要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国际战争而是内战。”

这些警告的话是英国首相希斯于1970年末在联合国大会中所发表的。

武装革命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时代》杂志说:“恐怖分子的活动是世界性的，大部分是在政治斗争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新方式:城市游击战。”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与武装革命有关的分子通常人数很少。也许仅有几百或几千人而已。可是当他们击中要害时，往往影响及于全国。历史有许多例证指出，仅是一小撮人便可以促成倾覆政府及改变历史的事件。在1917年以布尔什维克主义赤化俄国的列宁党人也只是很小的一群人而已。

现代革命分子的政治观念有很大分歧——从极‘左’到极‘右’，可是大多数都偏向左方。一般来说，他们均一致认为目前的政府不能带来他们所希望的改革。过激分子更认为统治的权威，即‘现行的制度’，只能用武力推翻。因此，他们的目的是要毁灭他们认为无可改革的政府。

北美的难题

大多数人从未想到加拿大有城市革命分子之患。1970年末，恐怖分子掳去魁北克的英国商业专员郝罗士。五日之后恐怖分子再度袭击;魁北克劳工部长拉波特也被绑票。

绑票者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所谓魁北克解放阵线的分子。这批人希望魁北克省脱离加拿大而独立，他们从事恐怖活动最低限度已有七年之久。他们胁持着人质要勒索些什么呢？代价是释放二十三名政治犯，价值500,000美元的黄金及用飞机将政治犯送去古巴或阿尔及利亚。

在总理杜鲁多率领下的加拿大政府根据1914年的战争法案向恐怖分子发出全面战争的宣言。这项特别法案在平时绝不施行，仅在以前两次世界大战施行过。它终止了公民的自由而赋予警方特别权限。

不及两日之后，其中一名人质拉波特发现被人谋杀。举国为之震惊。另一人质郝罗士则被囚了五十九日之后才在交换条件下获得释放。加拿大政府答允让绑票者及其亲属安全离开国境。

美国又如何呢？炸弹及其他恐怖活动已达到一位政府领袖声称“在目前危及美国政府”的程度。参院议员伊士特兰说:“有组织的‘对警方作战’正威胁将美国的法律与秩序破坏无遗。”警察被杀数目的增加令人不寒而栗。《时代》杂志报导在1970年平均每月大约有300宗爆炸及5,000宗炸弹恐吓事件。

拉丁美洲在骚乱中

以往数年间拉丁美洲各国的武装叛变大大增加。最低限度有二十二名外交人员被绑架。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杀和受伤。

美国驻巴西大使被绑架之后，赎取的条件是释放十五名狱中的政治犯;由此革命分子获知只要少数游击队便可以迫令强大的政府遂其所求。在巴西，赎价不断增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指出:“直至现在为止，巴西政府顺应恐怖分子绑架者的要求。结果是:首先的代价是释放十五名囚犯换取美国大使，继而是放出40名囚犯换取西德大使，然后又遣送70名囚犯至智利换取瑞士大使。”

政府拒绝讨价又如何呢？魁北克劳工处长拉波特的遭遇可以重演;人质可能付出最大代价——自己的性命。同样地，当乌拉圭拒绝对游击队让步时，有一名警务专家被谋杀。在阿根廷，一位前任总统及二名政客也被谋害。危地玛拉恐怖分子杀了一名美国大使及一名西德大使。

大西洋对岸

在大西洋对岸，武装革命也在各地兴起。在1970年末，中东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骑劫四架巨型航机及乘客。其中一架价值二千四百万美元的珍宝喷射机在开罗机场乘客下机后几分钟即被爆毁。另外三架则被迫降落在约但一个荒置的机场上，数百名乘客被扣作人质。游击队要求释放在欧洲被捕的七名恐怖分子。结果他们得遂其愿，于是他们释放人质，随即将航机烧毁。

欧洲也并不例外。在意大利和奥国交界的意大利行省阿图·艾狄治在以往五年发生过二百次爆炸，并有十名警员被杀。该地说德语的分离主义者要求与奥国合并。

西班牙的骚乱中心是在北部的巴士克地区。游击队在1970年末绑架西德领事，使该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西班牙政府于是派额外警员前往巴士克省镇压。游击队希望“解放巴士克”，意即在巴士克自行设立政府。

在北爱尔兰和其他地方情形亦无二致——以武力革命解决歧见。在非洲，三十六个黑人国家中有三十个在最近五年来经历过革命。

他们的想法如何？

今日的恐怖分子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想法如何呢？

多伦多《每日星报》报导说:“恐怖主义开始形成于青年人的脑海中，在他们看来世界仅是单纯地划分黑与白。他们自以为目的正确，任何阻挠他们达到目的的东西都是罪恶。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认为有权不择手段毁灭任何事物。”

他们中间有蓝领阶级工人，白领阶级或理想主义的青年。有些出自‘中等阶级’甚至‘上流社会’的家庭。有些是冒险家和浪漫主义者。可是促使他们大多数人采取革命行动的因素乃是许多地方，特别是大都市中，存在的令人丧失人性的环境。

黎巴嫩贝鲁特一间美国大学的历史家说:“一个人在失望之下便会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目的。”于是他参加武装革命。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分子加勒说:“我们若投掷炸弹，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们也许关心到一个孩子的死亡，可是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对巴勒斯坦儿童的死亡却视若无睹。因此我们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有人询问美国一位青年叛徒，既然他仅代表国内极小数的分子，他参加武装革命究竟希望得到些什么。他答道:“这很难说。革命是不能计划的。你以为史太林在打劫银行时知道这会导致一场革命吗？列宁在读书时会想做到自己是一位革命领袖吗？你须要尝试各种方法。先行破坏看看。此法行不通，我们会试用别法。”这位青年出自富裕家庭，他的父母也跟儿子一样痛恨‘现行的制度’。他的父亲声称:“这个制度已坏透了。”

虽然实际从事暴力活动的人数目相当小，他们却有不少同情者。当局认为在革命行动有成功机会时，有些同情者可能进而采取行动。

镇压行动

显而易见地，各现行政府及其支持者决不会甘心将权柄交给革命党人。他们会采取镇压行动去维护权益。

在独裁国家中，镇压的手段既迅速又猛烈。当权者随意用任何手段去消灭叛徒。由于压制力量的威胁，共产国家中的武装革命至今犹未得逞。俄国军队闪电开进匈牙利和捷克弹压革命的经历至今仍未被人遗忘。

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政府通常不会采取这种猛烈行动。可是当两位官员在加拿大被绑架之后，由于政府执行战争条例，任何警员都有权不需搜捕令便可以入屋搜查和拘捕人。政府可以拘留任何人至九十日之久而不予保释，或未加指控即拘留三星期。

像加拿大这样的自由国家竟采用此等剧烈手段使许多人为之震惊。有些人认为这是误用权力。《纽约时报》在十二月说:“毫无疑问，在加拿大提出合法的政治异论，今日比两个月前远较困难。”

许多人认为即使政府镇压暴力获得成功，但却沦为一个警察国家，公民的权利均被永久剥夺的话，这样的胜利实在没有什么益处。

合法是什么

可是，在考虑过一切因素之后，那一方面更为合法呢？反叛者抑或是他们所反叛的政府呢？当然，所有政府都会回答说现行政府才是合法的。

然而，这些现时的政府是怎样获得权柄的呢？在境内粉碎武装革命的共产政权——是怎样来的呢？共产主义在俄国、中国和古巴得势岂不是借着武力革命，使东欧赤化的岂不是苏维埃的军事力量吗？

美国政府又是怎样当权的呢？借着揭竿而起反抗1770年代的‘现行制度’——英国政府。法国又如何呢？它岂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产品吗？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政府之获得权力都是以武装革命反抗当时的‘现行制度’的直接结果。

由于正现这件事实，三藩市《检察报》的社论主笔夏里士在一篇题名为“我们都是不法者”的文章中作了以下评论:

“世界本无法律。每个国家均以自己意思为法律。事实上，从这个字的真正意思看来，每个国家都是不法者。

“倘若我们想要一些东西，便去动手夺取，然发企图使行为正当化。我们在有利的时候战争，在有利的时候“讲和”，唯一推动国家的力量是利己主义。

“一群国家主义者或革命分子游击队和一个‘正式构成’的政府之间毫无分别。成功者便是合法。当革命党人得势时（正如我们本国的殖民地在1776年所为一般），它遂变成‘确立的政府’……

“只有弱者才诉诸‘道德’;当弱者获得力量时，他们的行为也变成好像他们所反抗的压迫者一般残酷……

“今日的游击队……正是明日‘爱国的革命家’。

“我们只有在平等的法律之下，世界才不会有战争。在这个理想未实现之前，大家均以枪杆子对枪杆子，骑劫者并不比军服煌然的最高指挥官更为‘有罪’。”

从历史记录和今日武装革命的趋势日增看来，好思索的人显然看出各国中的人为统治制度在以往和现今都对人类并无益处。人类极之需要一种较好的制度。

会不会有一个能够确立公义情况的最高政府产生，使全人类均享有法律、秩序和公平呢？会的，而且这件事万无一失。许久之前圣经已预言到这样的一个政府将会统治全地，这个预言载在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公义政府便是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祈求的王国。——马太福音6:9,10。

上帝的王国统治全人类的时候己行将临到了。心地诚实的人正在殷切期望这个政府的来临，因为在它的管理之下，武装冲突将会永远成为过去。——诗篇4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