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恐怖分子的自白

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自幼即富于公平感。我在学校的历史课读到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往事时使我的公平感更加深刻。在一九六零年代早期，学生们受到鼓励要勇敢地站起来为信仰奋斗。我当时的愿望是要追求一个较好和较公平的世界。

我作化学技术员的学徒时首次与各种青年团体发生接触，他们在政治方面十分活跃。冗长和有时相当激烈的讨论使我相信拿起武器与基督徒的身分有所抵触。

由于深信和平主义，我开始与一个团体来往，这个群体正计划在一九六六年复活节假期举行反核武器抗议。当主教在天主教青年团契中看见我佩上反核武器的襟章时，他劝我“不可卷入漩涡中。”我的反应十分迅速，我立即与教会断绝关系。

在我看来，支持越战等于赞成以汽油弹活活烧死妇孺。当然，我大力反对这件事！我积极提出抗议！我在一九六六年首次参加抗议游行，此后继续参加了好几次。

一九六七年，美国副总统韩福瑞计划在四月六日探访柏林。在他探访之前数日，我们大约有四十人聚集起来计划采取抗议行动，这群人称为“公社一号”。我们一开始就受到警告，任何人若参加示威便是和警方作对。结果大部分人都退出，但我却留下来。

韩福瑞探访过后，警方开始调查参加示威的人物。所有“公社一号”的分子都被拘捕，我也在内。但这些事情仅是开端而已。在我的案件受审讯之前有另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成为恐怖分子后来在柏林发动的事件的真正 基础。

那日是星期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伊朗王打算前来探访。我们计划发动示威游行以反对我们所认为的残暴政权。直至那时为止，我们的示威游行——除了燃放几次爆竹和投掷马铃薯之外——一直是和平的。但这次有些抗议者被波斯的秘密情报人员用木棍袭击，一位抗议者被警方枪杀，这为后来的示威引进了一个新的成分——暴力！

由于不想为了韩福瑞事件而受审，我在七月逃亡国外，直至我听闻法庭取消了对我的控诉才归国。回到柏林时刚好赶上参加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召开的“越南大会”，当时大约有一万人参加反战示威游行。

这时柏林报界猛烈抨击我们。新闻媒介继续对我们发动攻势，形势遂日益紧张。紧张在四月十一日星期四达到高潮，那日在西柏林著名的郝夫史丹达姆路上枪声大作，一位学生领袖被人行刺而身受重伤。这件事导致在西德各地爆发一系列的暴力示威。受伤者达数百人，在慕尼黑有二人丧生。

我们匆匆安排在当晚举行抗议游行。我们将一家出版社视为以言论攻击我们的新闻媒介的象征，于是向距离柏林围墙仅数码之遥的出版社摩天大厦进发。当数百名警察竭力维持秩序之际，我们有二千多人行抵大厦门前。当晚值勤的警察中有一位名叫佐真(Jürgen)。当时我并不认识他，直至数年之后我们才结识。

我们有些人企图强行闯入大厦不果。我手握一枝从大厦打破了的前门取出的沉重铜棍，举起来打算向站在路上的警察兜头劈下。在最后关头，一位同情我们而参加示威的律师用力制止我这样行。当时他若没有制止我，我今日就不知在那里了。

群众在午夜开始散去。留下在现场的是遍地的碎玻璃和推翻焚毁了的汽车，这便是我曾经在其上作战的战场。我这个在开始时抗议反对使用暴力的理想主义者结果竟然使用暴力。我是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呢？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年终时组织了一个名叫“大麻反叛者”的散漫团体。这个名称很恰当，因为有些参加抗议运动的人已开始吸毒。

我们的策略是要养成对权威的憎恨和迫使人差不多违反意愿地采用暴力。例如，有一次大约有二千人在工科学生率领下参加抗议游行。但我们只有二十名“大麻反叛者”就使全队的形势大变。我们散布在示威人群中，开始向警察掷石。可想而知地，警察被迫自卫，结果不但滋事者。连“和平示威者”也被牵涉在骚乱中。于是和平示威者遂向他们认为的“警察暴行”采取报复行动。

为了煽动更多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在十一月廿九日晚上于柏林理工大学举行指导大会。当时约有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首先听到一个称为“光荣罪行”的演讲并且有音乐助兴。我参加演奏的乐队名为“上帝之声”。这个名称显然是误用的，因为乐队的主要目的是要激动听众的情绪，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我们 的信息。

当晚稍后的时间我播放了一卷由一个称为“西柏林土柏玛路斯”的团体制作的卡式录音带，内容为了谋杀法官一事辩护。数年之后，柏林最高法庭长官特伦克文和联邦首席检察官贝伯克均被恐怖分子所刺杀。

由于受到音乐和演讲者的言辞所激动，群众从大学礼堂冲到附近的广场上，开始捣毁商店橱窗，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象征的商店更难以幸免。

这时我正遭遇个人的难题，吸毒的恶习使我的循环系统陷于崩溃状态。我同时患上严重的受迫害感。我出入均穿长靴而不敢穿凉鞋，因为我认为长靴可以用作自卫。我没有带刀就不敢外出。我的一生差不多被麻醉药所毁和饱受憎恨情绪所毒害；我自觉人生没有任何真正目的。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人除非从改造自己开始，否则便无法改变世界，甚至使用暴力也不能。

一九七零年三月，两位耶和华见证人登门探访，向我介绍《导至永生的真理》一书，其中一人仅在数月之前才成为见证人，他重来探访，并开始和我作有系统的圣经研究。有几位朋友时常来参加，有时多至十五人。

我在学习认识上帝和他的旨意方面进步得很快。不久我便开始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并且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后来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我以水浸礼象征自己献身给上帝。大约在一年之前，我还在门前告诉两位男子说：“我乐意听你所说，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永不会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现在我已成为见证人了。但那位在当时新近受浸，在把我从吸毒和暴力中搭救出来一事上担任重要角色的青年是谁呢？我们曾经有一次不期而遇——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一个晚上。不错，他就是佐真！试想想，至少在理论上说来，三年前我企图用棍袭击的警察有可能就是他！

我在研究圣经方面学到很多教训。例如，在第一世纪也有所谓的“自由战士”或“恐怖分子”，他们认为可以建造一个较好的世界。他们是犹太人，希望解放同胞脱离罗马的统治，但他们失败了。事实上，他们的暴力行动导致罗马大军在公元七十年将耶路撒冷彻底摧毁。

可是，耶稣的门徒并不支持这些解放运动。他们信赖上帝通过他的王国建立一个较好的世界。他们听从圣经的劝告：“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46:3-7。

佐真若没有登门帮助我明白以上的经文，我今日会在那里呢？他也帮助我了解彼得后书3:13的话：“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一个真正公义的世界——一个受伟大的造物主所喜爱和由他所创造的世界！

不少以前的同志继续为他们心目中的较好世界而争战。“公社一号”和“大麻反叛者”的若干成员成了六月二日恐怖分子运动的核心人物。赤军派和其他恐怖分子团体也纷纷诞生。一九六零年代的若干和平示威者变成了一九七零年代的银行劫匪、绑匪和杀人犯。被牵涉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日纽约州尼雅克市一宗未得手的银行劫案中的嘉芙莲·保甸(Katherine Boudin)便是一例。这便是他们所认为的较好世界吗？

我也要继续争战，但不是以暴力方式。我所作的奋斗是要按照上帝的公义条件而生活，以期在他的新制度中获得永生。我也要努力帮助别人同样行，包括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内。这场属灵的战争为我带来了快乐和有价值的人生目标。最好的是，这能够导致一件肯定会来临的东西——一个真正较好的世界。——外稿。

［第25页的精选语句］

我们的策略是要养成对权威的憎恨和迫使人采用暴力

［第26页的精选语句］

我开始意识到人无法改变世界，甚至使用暴力也不能

［第27页的精选语句］

一九六零年代的若干和平示威者在一九七零年代变成银行劫匪、绑匪和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