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在哪里？

《儆醒！》杂志驻西班牙通讯员报道

“宗教的致命伤莫过于冷淡。”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西班牙北部当风的平原上有个称为卡莱鲁埃加的小镇。在这个中世纪的小镇里，有一座巍峨的罗马式女修道院。这座建筑物已有700年的历史，是为了记念多明我会的始创人多明戈·德古斯曼而兴建的。卡莱鲁埃加正是德古斯曼诞生的故乡。在过去七个世纪以来，女修道院的修女甘愿过着平静、隐居的生活。

女修道院的屋顶满是漏洞，古旧的墙垣日久失修，残破不堪。然而，修道院女院长最担心的却是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破落现象——宗教本身日渐式微。她说，“我在差不多30年前加入了女修道院，当时这里有40个修女；可是现在只有16个，没有一个是年轻的。看来神职工作似乎已经过时了。”

除了卡莱鲁埃加以外，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出现类似的宗教冷淡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什么反宗教的浪潮所促成，一般人只是对宗教日渐漠不关心、淡然置之而已。欧洲若干著名的大教堂成了旅游胜地，而不是当地“教徒”喜欢前往的地方。教会——不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势力一度非常庞大，但现正被宗教冷淡所淹没。人民的生活集中在各种属世而不是属灵的事物之上。教会发言人把这种趋势描述为世俗化。人民不再把宗教放在心上。欧洲的宗教气候是否预示到，类似的没落现象也快将横扫世界的其他角落？

有多少人参加教堂的崇拜？

在北欧，宗教的冷淡现象并不稀奇。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只有百分之5的路德会教徒经常上教堂。在英国，自称是圣公会信徒的人当中也只有百分之3的人做礼拜。现在，欧洲南部的天主教徒看来跟北欧国家的信徒也不遑多让。

法国虽然主要是个天主教国家，可是现在每10名市民只有1名每周上教堂一次。25年前，百分之83的西班牙人自称是“活跃的天主教徒”，可是这个比率现在却跌至百分之31。1992年，西班牙大主教拉蒙·托雷利亚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西班牙已不再是个天主教国家；人民虽然出席复活节前的游行和圣诞节的弥撒，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每星期都［望弥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3年探访马德里时指出，“西班牙需要重新在基督的信仰里扎根。”

教士和平信徒均受到这种漠视宗教的态度所影响。1988年，法国新任命的教士降至140名（比1970年少一半有多）；至于西班牙，8000名教士为了要结婚而放弃教士工作。另一方面，那些继续从事神职工作的教士对于自己所传的信息也满腹疑团。在瑞典，只有百分之24的路德会教士认为自己能够“怀着清白的良心”传讲天堂地狱的道理；此外，法国有四分之一的教士甚至怀疑耶稣有否实际复活。

把个人玩乐和喜好置于敬虔之先

宗教究竟给什么取代了呢？许多家庭都让娱乐置于崇拜之先。每逢星期日，整家人不是到海滩游玩，便是登高旅行，他们甚少到教堂望弥撒。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青年，他耸耸肩说，“上教堂闷得要命。”足球赛事或流行音乐会则大受欢迎；每逢这些场合，运动场均会座无虚席。宗教活动的受欢迎程度实在望尘莫及。

参加教堂崇拜的人数下降并不是宗教没落的惟一明证。不少欧洲人均喜欢按着自己的好恶，去选择信奉些什么宗教道理。现今，人们的信念跟他们所属教会的官方教条也许并不一样。大部分欧洲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新教徒——不再相信灵魂不死的道理；此外，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逾百分之50的天主教徒并不相信奇迹。

宗教信仰上的混乱现象日益严重，教会的统治阶层也苦无对策。这种混乱情况从教会的反节育运动便足以见之。1990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呼吁天主教的药剂师不要售卖避孕药物。他声称这些药物“违反了自然律则，并且贬损了人的尊严”。《天主教要理问答》同样也强调，“夫妇间的爱意附带着双重的义务，就是忠贞和生育。”

教会虽然制定了这些严格的规定，可是，以一般而言，天主教夫妇却依然我行我素，把教会的规定置之不理。在欧洲南部的天主教国家里，养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相当罕有；在西班牙，避孕套在二十年前差不多是一种黑市产品，可是现今电视广告却加以大肆宣传；此外，法国只有百分之3的天主教妇女声称遵守教会就节育所作的规定。

欧洲人显然对教会和教会规定置若罔闻。乔治·卡雷是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就教会这种情况作出生动的描述：“我们正大量出血，奄奄一息。这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视。”

自宗教改革运动引起的种种剧变以来，欧洲庞大的宗教势力从未有过像现今这种摇摇欲坠的情况。何以这么多欧洲人对宗教缺乏热忱呢？宗教的前景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