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我一生的目标
由莱·巴雷君（Lloyd Barry）君自述。
自幼便开始学习圣经真理的人的确是有福的。我一向对我的父亲非常感激，因为从我极年幼的时候起他便虔诚地教导我认识伟大的上帝耶和华和他的王国，以及关于人和人生希望的许多真理。圣经的这种纯正道理和学校里一些用“地狱永火”的苦刑来恐吓儿童的教士们所鼓吹的道理是多么不同！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便对圣经和《守望台》杂志养成了深切的爱好。《守望台》杂志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在十岁的时候我已能够明了《守望台》里的大部份内容至今我仍能够清楚地记得早在1920年代所研读的许多篇文章。在我以《守望台》为良伴的以往卅三年中。它为我带来了多少对圣经的珍贵理解。
我的童年是在纽西兰的基督堂城渡过的。在学生时代我非常用功，并且曾赢得纽西兰各中学所争逐的大学入学奖学金的第一名。当时我正准备成为一个原子科学家，但如今唯物和进化论的思想逐渐开始包围我了；不久我便发现这些理论实际和教士们所倡导的地狱永火道理一样全不合理和毫无价值。圣经开始在我的生活上挥发它的力量。虽然我继续攻读而取得了硕士学位，我在大学期间却经常抽出几乎和先驱传道员一样多的时间从事传道工作，并且时常参加假期的先驱传道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传道活动
1939年一月，我进入澳洲分社的伯特利之家准备长期服务。当时正值战云密布而各处接踵发生暴民行凶的事件的时候。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个月，我正在主持几个连续举行的大会，在一连三个周末我们都受到暴民的攻击。在纽西兰西部的梅连城，政府突然禁止我们举行一个原订在市政厅举行的聚会，于是一位弟兄和我遂将一架播音车停放在市政厅之前广播我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抗议。当我讲完的时候一群受天主教教士煽动的暴民将我们包围起来，并且将车子抬起要将其推翻。但突然间有一个警察出现了，暴民们遂暂时后退一会儿。这个警官将头伸入车窗内说，”小伙子，你们若还想要命便好赶快离开这里了！”不知怎样的，车前打开了一条出路，我们遂赶紧离去！
下一个周末我在纽西兰西部里斯摩城的大会担任主席。当我踏上讲台打算介绍卢述福弟兄的录音演讲时，讲堂的后部聚集了大约五百个彪形大汉。他们的数目远超过会场内的其他听众。我开始讲述当时天主教所采取的一些不公平的手段，他们的首领便大声喊道，“不要讲反对我的宗教的话！”我转身向一位警官说，“请把那个人赶出去！”这位警官虽然在数天前曾逮捕了一位在街头分派杂志的先驱传道员，现在却真的把那个人赶了出去！这项行动将剩下来群龙无首的暴民镇压住，结果他们静静地听完演讲。
接着的一个周末我们在昆士兰（Queensland）省的突温巴城（Toowoomba）举行大会。这次我们背着广告牌举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游行；当地的警察则派了人保护我们以免受暴民袭击。当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串通一气企图将我们赶出突温巴的市政厅时，当地的报章将我们的抗议很公正地以整页的篇幅登载出来。这些都是我们为真理奋斗的日子！
1941年一月，澳洲政府下令封闭在澳洲的守望台分社。禁令颁布之后不久我由于拒绝入伍而被判六个月的监禁。这可说是一种不寻常的教育；我得以和盗贼，暴徒，凶手一类的人生活在一起而有许多机会向他们讲解圣经的真理。有一天一个监犯对我说，“喂，808号，我因为杀了一个警察而被关进来，而你却因为不肯杀人而被关进来，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这位被判终生监禁的犯人同时是狱中的图书馆员，他时常帮助我们在狱中的三四位弟兄有机会轮流阅读我们所心爱的《守望台》杂志。
出狱后的两年间，我继续在禁令之下从事传道工作。警察的突袭，惊险的逃脱，在“地下”从事印刷和组织的工作，使宝贵的《守望台》真理从未中断过——所有这些有趣的经历真足够写成一部书。我们确实意识到耶和华的手如何奇妙地带领我们！在这段时期内我有荣幸到澳洲各地旅行探访几乎每一个小组，目的是要和各地忠心的弟兄一同努力‘做一件事’——传扬王国的好消息。
在这段时期内我娶了一位雪梨的姑娘，一个道地的澳洲人。在过去的十八年来她一直忠心地和我一同事奉上帝。
1943年六月，澳洲的高等法院宣告政府禁止我们活动的禁令是一项“独裁，任性和高压的”揩施，因此将其撤消了。不久政府便正式承认我们的弟兄是传道员。不过我们时常仍和敌人发生小争斗，我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在澳洲南部的格兰尼城我们三个人被一群暴民围困了好几个钟头的情景。
1947年，在诺尔弟兄访问澳洲之后不久，我被召到基列受训。这是另一个极大的权利！我们参观了纽约市布洛克林的总部而亲眼见到耶和华的组织的活动状况。随后我们在基列的第十一期渡过了六个月的愉快时光——这一切使我们更加决心要继续在世上的任何地方与新世界社会一同迈进。许多年来的海外传道工作并没有使我们淡忘了在基列所过的六个月；勤奋的研读，快乐的交谊和基列那幽美宁静的校园仍然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毕业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从事了一年环务工作；和那里的弟兄共处也留下了许多愉快的回忆。
在日本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在此之后我们被派到日本工作。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获得了许多新奇的印象。从横滨的港湾我们初次见到富士山；上岸后我们所见的则只是熙来攘往的人群，所听见的只是木屐的一片踢踏，踢踏之声。这真是一块需要大量工人的田地。这是:1949年的十一月；由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当时一般人的生活非常困苦。许多城市仍是一堆残垣废瓦。每个人都极力想讨好外国人。
我们初期的海外传道地区是神户；我们在那里获得许多愉快的经历和遭遇许多奇异的难题。几乎我们所探访的每一家人都表示愿意研究圣经。许多人渴望我们教导他们认识西方的文化，但是这些人中间究竟有多少真心想认识真实的上帝呢？由于言语的限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但是我们继续主持许多圣经研究班，一心信赖耶和华会祝福这件工作。
因为我们是首批到达日本的海外传道员，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们学日本话。我们只好用不完善的课本自修，而大部份的时间均从所犯的错误学到正确的用法。当然我们闹了许多言语方面的笑话，例如我们曾告诉屋主说“我是在逐家逐户地咳嗽”而非“逐家逐户地传道，”说基督会“与蜘蛛”同来而非“驾云而来”等。再者，我们时常会因为一般人对圣经的内容毫无所知而弄得啼笑皆非。例如在研究结束之后将内容复习一遍时，你问学生说，“亚伯拉罕是谁？”所得的答案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你问“爱之神是谁？”而回答是“邱比得”！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虽然时常遇到，但是当我们克服了言语和背景方面的障碍而看到与我们研读的人当中有些逐渐在灵性上坚强起来时，我们都觉得非常快慰和高兴。
我们在神户传道的头一天便遇到了一些在后来成为王国宣扬者的人。我们在第一天早上遇到的两家人都立刻开始与我们研究圣经，并且很顺利地认识了真理。有一次我们谈起来，他们告诉我说那天早上他们其实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们说些什么，可是由于我们亲自踏入他们那条泥泞的小巷去探访他们，他们觉得深为感动而接待我们。这些姊妹中有一位是个家庭主妇，如今从事先驱传道工作已有一年了；去年我们曾在她家里渡过几天假期。
海外传道的生活有令人欢乐和颓丧，兴奋和失望的时候，但它却为人带来一种你不能从地上其他任何地方找到的满足。我们在神户有一间美丽的房屋，面临着日本的内陆海。起初我们只有五名海外传道员，后来增至十名，然后又增至十二名。1950年韩战爆发，原来在韩国工作的海外传道员都撤退到日本来；有上段很短的时期我们的家容纳了十八个人。那是多么愉快的一段时光！每天晚餐的时候，当各人叙述一些奇异新鲜的经历时，屋顶几乎被笑声冲破。有一次一位来自英国的访客说，“我从来未见过一个这个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都一齐说话！”这是舒散身心的一个好方法。
我们在找到一个可靠的翻译之后便立刻举行我们的第一个公众聚会。那是:1950年纪念耶稣受难的聚会，参加的人数达:180之多。以后的聚会都在我们屋前宽敞的草坪上举行，在几个星期内每次都有一百余人参加。当我们宣布传道工作的时间之后，第二天早上竟有卅五个人要和十位海外传道员一同出去传道，于是我们只好每人带着三、四个同伴去逐户探访别人。当然我们不久便发觉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只是对外国人感觉兴趣而已。可是当我们将整件工作检讨一下时，我们劳力的结果仍足令人极威欣慰的，许多早期在神户与我们研究圣经的人如今已加入了先驱传道员的行列，有一些更到基列学校受训毕业之后回到日本和我们一同从事海外的传道工作。当:1951年五月诺尔弟兄留宿在我们家里时，我们看到453个人坐在我们的草坪上静听他的公众演讲。这使我们威觉多么快慰！
在日本从事见证工作的早期，我们仅有的工具是日文的圣经和社方所出版的《光》一书的第二册，以及一些从《以上帝为真实》摘录下来的油印课程。自从:1951年起我们有了日文的《守望台》杂志；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看到真正成熟的进展。
更大的工作权利
从:1953年起我开始担任东京的日本分社仆人的职位，因此我能够亲眼看见传道工作在日本各岛的惊人进展。这的确正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从1949至1955年间，传道员的数目从8个增加到525个。可是真正的增加却开始于1956年诺尔弟兄访问日本之后；在1957,1958和1959三年中，传道员的平均数目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卅有余。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止，日本的传道员数目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每一个月都比上一个月有所增加，到如今我们已有了3,539名传道员。由于一批优秀的海外传道员和一群不断增长成熟的日本传道员并肩地努力工作的结果，我们今日正真正体验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箴言10:22。
任何一种能够帮助日本人更清楚体会耶和华的组织的活动都是对我们的一种喜乐！这种喜乐之一便是我们所举行的神治大会。从西方的眼光看来我们早期在日本举行的大会可说是很奇怪:睡在草席上——有时就睡在木头的地板上——时常与许多弟兄同睡在宿舍一般的大房间里；盘着腿坐在地板上几个钟头试图了解一个以陌生的言语而作的演讲；然后一天三次，为了吸收身体所需的营养，我们再次坐在地板上一手拿看一碗饭和一些鱼肉，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双筷子。另一次大会我们喜欢称之为“蕃薯”大会，因为那次我们在半途用完了政府配给我们的米，于是只好在整整两天内以蕃薯充饥。如今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日本人民不断地拥进新世界社会里，而基督徒的友爱将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现在我们的大会通常参加的人数是如此众多以致我们不得不租用设有西式座位的大厅。不断增加的日本传道员已“吞没”了外来的海外传道员。
年复一年地过去，有时我也接获不同的新任务，而每一个任务都带来一些特殊的喜乐。我会永远记得我在1952年首次访问台湾时的情形。那里的弟兄曾经历过可怕的酷刑迫害；他们和新世界社会差不多断绝往来达十三年之久，而且当时还被禁止工作。在孤立的这些年中，他们从一位献了身的弟兄增加到二百多个传道员。和这位在许多年来一直艰苦奋斗的忠贞弟兄一同工作是何等愉快的事！他在监狱中所受的酷刑是如此痛苦以致他甚至祈求耶和华让他死去以求解脱；不过他现在却很高兴他并没有在当时死去。他的忠贞带来了丰盛的果实，因为如今我们已看到一大群台湾的本地人认识了真理，而他们的数目已增加到二千左右。与一些曾经面对死亡的威胁而仍然紧守忠诚的弟兄们来往交谈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在我访问台湾的许多次中，每次我都感觉我所得的裨益远超过我所能容纳的程度。在1955年我获得一项特殊的权利；当时我们工作仍被政府禁止，但好像一个奇迹一样，我竟能够把社方所摄制的影片“新世界社会的活动”带入台湾而向所有忠心的台湾弟兄放映。现在该地的政府对我们的工作已有了较佳的了解而容许我们从事传道活动，因此台湾已脱离日本分社而自立了一个分社。
从1956年开始，我很荣幸能够以带务仆人的身份访问远东各地的弟兄。有一次我甚至有机会探视我在纽西兰年老的双亲；我衷心感激上帝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为了要以全部时间事奉上帝而到他派我去的任何地方服务，我离开自己那幸福的神治家庭已有廿一年之久。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将我们更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的因素是我们对王国的共同效力。可是现在纽西兰对我说来已不再像家乡了，澳洲亦一样。这些年来我们已习惯于日本的海外传道生活，与之比较起来我们对澳洲的生活方式有点“不惯”。从这次返乡探亲的经历我真正体验到“家”乃是耶和华在神治工作的领域中委派给我们的任何地方。
我还记得在纽西兰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的父亲经常带我参加《守望台》的研究班。当研究班的主持人请我诵念《守望台》的课文时，我总感觉非常的兴奋。但现在当轮到我诵念日文的《守望台》时，我却感到更大的兴奋。事实上这许多年来的生活一直都充满了令人振奋的经历！廿一年来以全部时间从事传道工作看来好像一日一样，可是我们却充满了喜乐和一百个普通人的生活都不会经历到的许多经验！先驱传道员的工作的确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权利！诚然，你会经验到许多“起落，”但耶和华总是非常仁慈地将我们从“颓唐”中振奋起来。愿我们一同凭着耶和华通过它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恩典永远忠心地为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