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的大争论中拥护耶和华
由丽莲·卢迪曼（Lilian Ruetimann）自述
1914年八月里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隆隆掠过时，我还是一个六岁的女孩。当时我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英国花园中靠着父亲的膝头静静地聆听大人们讨论刚爆发的大战。
我的父亲是自由党的一个活跃党员和我们镇上的合作社分店经理。母亲是一个学校教员，她对于一切教育性的活动均感兴趣。她买了一本名叫“上帝在各时代中的计划”的书。我的父母均热切地读完这本书，在此之后他们并且经常参加包括另两对夫妇的一个研经班。在1916年的春天我的父母受了浸而公开表明他们决心遵行耶和华的旨意。
不久他们为我们小孩开始了一个家庭圣经研究班，而且我们四个小孩都必须参加今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基督徒所举行的各种聚会。我们与附近几个城镇中少数具有同样信仰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在泰晤士河的河口及两岸四十哩左右的各城举行圣经演讲。我们很热心地分派传单和请帖，不久小群的基督徒开始在各地集合起来而终于发展为今日伦敦东边泰晤士沿岸的许多朝气蓬勃的耶和华见证人小组。
1916年秋天父亲对战争采取了坚决的中立立场。由于他曾一度在政治方面非常活跃，他的立场在我们的小城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除了在法庭上打官司和报章的大事渲染之外，我们儿童亦必须在学校里维护我们的信仰。父亲终于以健康的理由得免兵役而被派往粮食分配部工作。
我们在乡间的住宅经常接待来自城市的疲倦友人，但最令我感觉兴奋的莫过于到伦敦参加一个“大”聚会。在那里我看到一部由圣经研究者摄制的“创世影剧，”这部美妙的影片同时也包括许多用来解释圣经的幻灯片，录音演讲和配乐。后来有一次当我到伦敦探访时，我们听到了守望台社于1922年在美国奥亥俄州杉树角举行大会的消息。
个人的决定
在“现今活着的百万人将永远不死！”的口号之下，传道的工作纷纷在各地展开。我的哥哥离开了我们到印度去服务而我的妹妹亦受了浸。当时我把这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直至后来在1924年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朋友向我指出我个人所能享有的权利。我突然领悟到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自动增加的，反之我们必须各自作一个个人的决定。我能这样做吗？
从幼年起我便一直向往着当狮熊与牛犊同卧而小孩能牵引它们的基督千禧年统治来到。当然，我很渴望遵行耶和华的旨意，而按照我们当时的了解，他的旨意乃是要将基督的新妇阶级中最后的分子从世上召集出来。这意味到我们必须将一切在地上生活的希望舍弃而在最后死去。我的父母劝我要仔细地考虑一下这项代价。我若忠心到底便会有机会见到耶和华和基督耶稣。这个伟大的希望帮助我作了决定。1925年一月，当我将满十七岁时，我在伦敦受了浸。
对我说来逐户的传道工作是一项不断的鼓励和教育。那时我们刚开始这种工作，但一些来到我们的区域中帮助我们的全部时间传道员给了我很多良好的忠告。对真理的体会在我的心中亦日渐加深。
1926年在伦敦的亚历山大堂举行的大会是一件特出的大事。我永不会忘记当《拯救》（Deliverance）这本书，首次发行时我们所感到的兴奋和喜乐。在皇家亚尔拔堂举行的公众演讲，“世界各霸权何以在倾倒中——补救方法如何，”乃是这个大会的最高潮。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家里将剩余的假日用来分派《人民的旗号》（The Standard for the People）这本小册子。我急不及待地读完《拯救》这本书，它那伟大的主题乃是耶和华与撒但之间的重大争论以及耶和华的圣名行将获得洗雪。对这项争论的体会犹如在我的骨髓里燃烧着的一团烈火一般。自此以后每星期六下午当我不需上班时我便装满我的书袋骑着脚踏车到郊外的乡村去传道，在星期日我则和父母一起参加当地人数不多的小组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
我的妹妹在1927年的二月参加了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我与弟弟则留下来成为我们当地的小组中唯一年青的分子。我们所住的地方地势颇为平坦而直伸延到泰晤士河的河口，有时我不禁希望有机会旅行到远方参观各地美丽的风光，但我很快便将这种愿望压抑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事物制度存留的日子既已如此短促，我最好不要浪费时间。反正我将来在天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但耶和华留意到我的愿望而在后来赐给我梦想不到的幸福。
不与不信者联婚
这时我已接近成人的年龄了；我是个性情冲动和精力充沛的少女，但我却已安全地渡过了发育时期的各阶段。如今我发现自己正深深坠入爱河中。很不幸地，我所爱的年青男子却不肯接受真理。我深知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我知道我若任由这份爱情发展下去便永不能全心一意地在宇宙的大争论上拥护耶和华了。于是我严肃地向耶和华矢誓绝不嫁给任何不信奉他的人。这对我是一项大保护。我开始将心中的爱情之火扑灭。人若将上帝的事务置于首位便可以做得到这件事。
这时所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然清楚地浮现在我脑海中而一直好像是我生命中从一座灯塔所发出的光辉一般。一天下午我在乡区工作。有好几个人对我极为粗鲁无礼，但一个卧病在床的妇人却请我为她祈祷。我想到撒但所引起的大争论和他的叛逆所带来的种种悲惨后果，我的心不禁充满了愤怒。当太阳逐渐西沉时，我开始骑上脚踏车回家。途中有一段颇为陡峭而长达一里余的斜坡。我放松车轮任其向下滑，微风吹起我的头发在耳边呼哨而过。我咬紧牙根反复地说:“我要誓死与魔鬼对抗！”在后来每当我遇着困难时，这幅景象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产生很大的激奋作用。永不要消沉！在这场大争论中务要站在耶和华的一边为他奋战！
1930年春季我们到附近一个海滩避暑胜地参加一个小型的大会，当时我们将其称为“联合传道活动。”因为它离伦敦仅一小时的路程，许多人都从伦敦来参加。对我说来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时候，因为我同时可以遇到其他的青年男女。在一次传道完毕之后我们一同到海边稍作休息，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严肃的瑞士青年。我听到他的外国口音遂提起我正在学德文。亚弗烈性情温和沉静而好学不倦，但他看来有点孤寂。在我们那欢乐嬉笑的家庭中他显得拘束而格格不入。
亚弗烈的生活背景和我的完全不同。他在一个亲切的瑞士家庭中长大，在攻读完高等商业学校和结束学徒的生涯后，他到比利时去专修语言和会计。在离开比利时之前他看到了“创世影剧”这部影片，并且获得了守望台出版的一些书籍。当他在比利时协助瑞士教会从事社会工作时，他脑中曾有好些疑问，但他的牧师却不能回答它们。他记得《上帝在各时代中的计划》这本书，于是在返回瑞士渡假时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用来研读它和其他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在探访过当地的守望台办事处之后，他回到比利时与一位来自荷兰的弟兄一同在比利时从事社方在该地最早期的传道工作。当他的雇主，著名的财政家罗温斯坦（Loewenstein），在英法海峡上空坠机遇难时，亚弗烈接到邀请到伦敦为一位瑞士财政家工作。这样我们遂得以在人生的路途上相遇。
我们一同渡过了非常愉快和忙碌的一年，然后在1931年的五月我们在伦敦的总部礼堂举行婚礼，婚后即返回瑞士。这时我遂得以亲眼看到这个成为我的家乡的美丽国家。后来我们往巴黎参加大会，在那里亚弗烈翻译了其中的一些演讲。在巴黎守望台社的社长卢述福弟兄邀请我们到巴黎的分社办事处工作。我意识到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因此当我的丈夫询问我对此事的感觉时，我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于是我们返回英国将我们新近才布置妥当的房屋卖去而准备一同过一种新生活。
在伯特利之家的生活
在巴黎的办事处我面临到两种语言的障碍，在伯特利之家内说德文，在外面则说法文。这对我说来并非一件易事，而我时常感觉颇为孤单。后来我发觉自己有了孕。当亚弗烈知道我们可以继续在伯特利生活时，他不禁雀跃不已。为了将足够的书籍供应给一群在法国热心传道的英籍和瑞士籍的全部时间传道员。我们有很多翻译工作要做。
不久之后巴黎的伯特利之家遭受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打扰了住在附近的主教，结果我们这些外国人被命令在数日内离开法国。这项命令牵涉到五个在伯特利服务的人和十余个先驱传道员；我们均须另找地方去事奉耶和华。亚弗烈和我及另一个美国籍的先驱传道员姐妹在一日清晨离开法国往瑞士去。
十日之后我们的小女儿在瑞士出生。当她几个月大时，我们搬进伯恩（Berne）的伯特利之家而将精神集中在事奉耶和华的工作之上。但请不要以为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全无烦恼了。我的丈夫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之上而经常地过度消耗他的精神和体力，而我除了担任伯特利之家的职务之外还需照顾一个小女孩。我时常为了伯特利之家的约束和严格的工作秩序与我过去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大相径庭而感到焦躁。有时我感到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鸟一样不自在。有时我更感到灰心颓丧。但在这些时候我便会想起宇宙的大争论。
逐渐地我开始学会各种家务，例如洗熨，烹饪，缝补等。当时伯恩的伯特利之家的工作人员大约有六十名左右。忙碌的活动调剂了每日洗抹堆积如山的碗碟和缝补永无穷尽的一篮篮袜子——好像一个无底坑一样——的单调工作。一季复一季地过去，我们忙着从事春天的大扫除，将水果和蔬菜装罐和将一箱箱的苹果储藏在地窖里。不错，我学会深深地珍惜为伯特利之家的工作人员服务和在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的权利。我亦养成了对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优秀妇女的赏识。头十年就此过去了。
战争的岁月
我永不会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亚弗烈被派到捷克去照料当地的弟兄。德国人正准备进侵苏德坦兰（Sudetenland）。当德军侵入时，人民均纷纷逃难，但我的丈夫却朝着他们的方面进发。当时我们的小女儿正寄住在英国她的外祖父母处。在这战云密布而局势极紧张的当儿，我们的小家庭却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国家里。接着张伯伦带着他的雨伞出来姑息希特勒，而使战争的危机得以暂时缓和下来。我们一家亦因此得以安全地重聚。
但是战争已无可避免了。当法国在1940年陷入德军手中时，我正在一家医院里动手术。我刚回家伯特利便被军事当局占领和搜查。后来他们更在法庭上控告社方，我的丈夫则因为紧守中立而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我们的伯特利之家缩小到只剩下廿五至卅人，而我为他们烹饪了一个时期。亚弗烈从监狱出来正好赶上参加在祖利克（Zürich）举行的大会，我们的女儿亦在该大会中受浸以象征她的献身和在宇宙的大争论上拥戴耶和华。
战争终于接近尾声。当德军逐步撤退时，以前归于社方的中欧办事处属下的各国弟兄开始纷纷将报告寄来，而所有这些报告都需要译成英文。我亦逐渐被吸入这个新的活动范围之内而欢乐热切地将自己投入其中。战争停止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神治活动的历史中最令人兴奋的一页。边界一开放社方的新社长诺尔弟兄和他的秘书韩素尔弟兄便抵达瑞士而为我们带来世界其他各地工作进行的最新报告。
旅行家
对我的丈夫说来他一生中最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一段时间开始了。他以译员的身份伴同诺尔弟兄探访了好几个国家而得以和一些亲爱的老朋友重聚及获悉他们在可怕的战争岁月中的遭遇。同时我们的伯特利印刷厂亦开始忙碌地赶印最新的出版物。1946年我们那人数不断增长的伯特利之家首次有一个分子获得邀请到美国奥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参加大会和到守望台的基列圣经学校攻读。我从不敢奢望我会有一日到基列进修，因此后来当诺尔弟兄邀请我们和我们的女儿一同到基列受训时，我们真是喜出望外。1950年一月我们前往纽约进入基列的第十五期受训。这是一个极奇妙愉快的经验。我们全家在1950年杨基运动场所举行的大会中毕业。亚弗烈和我被派回伯恩的伯特利之家服务；我们的女儿则被派往意大利与当地的一小群王国宣扬者一同工作。
从纳粹的魔掌下释放出来的东欧国家在享受了一段短时期的自由之后又在共产党政府的统辖下失去自由，我们的工作亦再度受到压制。我丈夫旅行的次数减少了，同时所冒的风险也更大。在这十年内我们不断增加对弟兄的服务，其间穿插了一些在不同的国家内举行的国际大会。亚弗烈将全神贯注在翻译工作上。在1958年的纽约大会中他担任报导来自铁幕后的国家的消息，并且播放了一卷由铁幕后的弟兄所唱的王国诗歌的录音带。
当德文的翻译部门在1956年迁往德国的威士巴登（Wiesbaden）以增加工作的效率时，我的生活亦发生了一项大改变。在一夕之间我失去了以往的同事和宝贵的翻译工作权利。但是在伯特利没有人的手是空闲的。我随即被派至杂志部门工作，在此我亦获得很大的满足，并且有机会亲身感受到世界各地的传道工作的脉搏而为之惊奇不已。
伤心的事
由于在工作上不断过分紧张疲劳，亚弗烈的健康似乎正在走下坡。1959年春天当他准备动身作一次重要的视察旅行时他染上感冒而使他的健康情形更为恶化。他并没有完全复康便出发了；当他归来时，他显得非常疲倦，但却感觉很满足。我们很高兴地一同参加了在四月底举行的一次环务大会。我们返家时还不太晚，因此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城堡”（亚弗烈喜欢如此称呼我们的家）里共渡一段安静的时光。
当我们安静地享受我所准备的简单晚餐时，亚弗烈拿出他的笔记簿记下一些将要发生的要事，其中之一是诺尔弟兄的探访。在阅览这些日期时，我不禁冲口而说:“亚弗烈，不论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已一同渡过了许多为上帝服务的美好日子了，岂不是吗？”我如今深深地珍惜这最后一次一同安静地回忆的时光，因为翌晚他便病倒了，并且在数小时后由于心脏麻痹而去世。在震惊和悲痛交袭之下，我跪倒在床边说出我内心深处所坚信不移的一件事。“我最亲爱的！我知道你必定会有一次较早的复活。”数月后母亲亦随之逝世。我体验到死亡是多么大的一个仇敌。
在此之后的许多个月里，我好像一部自动的机器一样照料着各样工作；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茫然，但我同时热切地仰望耶和华给予我力量和支持。我生活在一个亲切友爱的大家庭的中心而分享着弟兄们的仁慈和体贴。为他人服务乃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开始逐渐复原和学会适应环境了。我仍然感觉到生活上有一个空缺，但我正设法习惯它。当哀伤的浪潮威胁着要将我们淹没时，我们最大的保护乃是向耶和华“歌唱和欢呼。”
仍然站在耶和华一边
现在我已是一个祖母而鬓发斑白了。当我见到我的孙儿和听到他对我说:“祖母，来讲一个圣经故事给我听”时，我心中感觉到多大的慰藉！
在我于伯特利之家服务的三十多年中，我经历到不少人事的变迁，但我对他们均一视同仁的爱护。在这个生活由铃声规定的工作中心，你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性格，成为每一个人的朋友，但并不与任何一个人过分亲密，不对任何人怀有偏爱，敏于适应和尊重每个人都喜欢享有的私人权利。不错，伯特利的生活的确是一种美好和丰富的生活。
在我行将写完我的自述时，我收到一封信邀请我陪伴一位来自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亲爱朋友参加不久即将开始的环球大会。为了这项我不配得的恩典我谦卑地低头感谢那祝福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耶和华。在我的心中仍然燃烧着许多年前促使我作一项重大决定的希望，那便是亲眼见到耶和华和基督耶稣并在洗雪耶和华的圣名的伟大工作尽一分力。我感恩地与一大群敬拜上帝的人齐声赞颂他，并且坚信在这个宇宙性的大争论中上帝必定会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