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带来终生幸福的工作

由爱美莉·哈甸君（EMILY HARDlN）自述

我生长于宗教家庭，属于宾雪法尼亚的荷兰血统。家父是一位浸信会执事，他的职责包括每月一次乘马车向会友收“会费”;这些是不将会费送去教堂或迟缴会费的人。后来家母告诉我们有一日他回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收会费了。那些贫苦的农民比牧师更穷，所以我决定辞职。”

父亲辞了职，但是仍然留在这间教会里，直至1919年他成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牺牲者为止。现在家母要负起抚养三个小孩子的责任。过了相当时候，我们搬到另一个地区一间公寓里与一个老妇人同住。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圣经研究者”，现在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她听到我母亲脱离教会之后便开始每个星期日探访我们与我们讨论圣经。虽然她因患关节炎而残废了，以致无法参加她的基督徒小组的聚会，她却鼓励我和家母去参加。我们于是开始参加宾雪法尼亚州威廉波特的圣经研究者的聚会。

我母亲从一开始便将她自圣经学到的一切与我和我的姐妹谈论。后来到1935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美都华盛顿举行大会。我们三人——家母、我的姐妹和我——一同受浸以象征我们献身给耶和华。

全时间的传道工作

大会之后家母鼓励我从事全时间宣扬上帝王国的工作。她坚持她也可以用全部时间传道，我们两人于是在1936年二月开始从事这种工作。可是，过了六个月之后，家母感到她的健康不容许她继续做这种工作。于是我开始与另一个见证人一同工作了五年。

我在美国东岸各地许多不同的小组服务过。有时我们成群十二至十五个全时间的好消息宣扬者居住在一起，一同工作，驾着我们的汽车和活动房屋周游各地。我们时时有充足的粮食，但是有时没有钱买汽油。我们将圣经书刊换来大量食物，特别是在南部。

每逢回顾那日子及想到当时我们与之一同工作的人当中有多少在后来成为海外传道员或某种性质的全时间传道员，我便获得莫大的鼓励。

有一段时间我们用一部播音车传道。这样行特别有趣及便利做传道工作。将一个录了下来的圣经演讲播放完毕之后，我们会离开播音车去探访邻近的人家。不喜欢这个信息的人甚至不会出来应门，喜欢这个信息的人则会等着迎接我们。我们将许多书刊留在人们手里。

后来我们又用留声机逐户传道。我和我的同伴获得权利与其他一些同工教导各小组怎样在逐户传道工作时使用留声机。我们一群九人被派到各城探访。我们与不同的小组一同工作是一个多么良好的经验！

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直至1941年的春天，我与其他人到新墨西哥州去，我们留在那里等候1941年在圣路易举行大会的时候来到。

结婚及继续从事全时间的传道工作

次年，我和F.M.哈甸结婚，社方委派我们到新墨西哥州拉斯威格斯作特别先驱传道员。后来我们被调往阿布奎基，我丈夫在那里帮忙安排1942年的“新世界神治大会”。

我们能够在阿布奎基郊外一个称为伯那里卢的小镇租到一会堂。有一群暴民开始结集起来威胁我们，在那些日子还是很时常发生的事。在星期六晚，有很多兵士加入这群暴民里。我们细小的礼堂被完全包围着。显然他们打算闯进来将声响设备毁坏，使“和平——可以持久吗？”这个公众演讲无法如期在第二日举行。一位州警察进来警告我们他对暴民控制不来，我们最好解散这个大会。可是大会继续举行，州骑兵出面与暴民谈判。他们终于离去，但是声言在星期日他们会回来。

他们果然回来，这次还有更多兵士参加。可是在暴徒向大会进攻之前，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纷争。一个兵士夺了一匹属于墨西哥人的马。这个兵士想骑着马向暴徒发号施令。这使兵士与墨西哥人发生一场打斗。有些人在混战中被斩重伤;后来军警来将兵士拘捕。这场反对于是结束，我们的公众演讲有很好的参加人数。

基列第一届学生及海外传道工作

大会之后不久，我们申请做一件完全新的事——到训练海外传道员的守望台圣经基列学校受训。你可以想象当社方接受我们的申请时，我们多么兴高采烈！抵达基列时，我们发觉有许多我们熟识的人也加入成为基列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我们被派到哥斯达黎加工作。这是中美洲最细小的国家;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最佳委派。

在第一批海外传道员于1946年抵达这里之前很多年，这里已有人撒下了圣经真理的种子。我们开始传道工作，出示西班牙文的“作证卡”向人说明我们探访的目的。然后让屋主说要或不要。那时我们还做很多在街上分派杂志的工作。有一晚，有两个人在我身旁经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们有一百五十个人在这条街。我数算过他们。”当时圣约瑟整个小组的传道员不及七十五人，但是在行人看来我们的确像一队大军。

难忘的经验

我最喜欢的海外传道工作委派是在哥斯达黎加大西洋海岸上的林文港。1947年，社方派我们到那里帮助说英语的小组，其中有些分子自1910年以来，便参加传道工作了。对我说来，参加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一个国家大会，与那些使我们在林文港的日子如此愉快有益的朋友相叙是一项真正的权利。

我特别记得的是我们去一个没有耶和华见证人居住在那里的小镇科罗拉多巴作见证的经验。我们乘一艘小船航行了十二小时。到埠后第二日，我们开始探访当地的居民，当晚举行了一个公众演讲。在两日内，我们将所有的书刊派完了，并且与村里差不多每个人谈过话。我分派了一本圣经辅助刊物给一个男子，他想买这本书给他的孩子。他有一个孩子阅读这本书，看出它是上帝的真理。不久他到林文港工作，开始与小组交往，并且受了浸。他参加全时间传道工作，现在是守望台社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特别周游传道员。

在我脑海中很特出的另一个经验是社方邀请我们海外传道员一家到一个称为阿格加特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安排了一个公众演讲，同时在星期六晚举行一个聚会。这成为一个小规模的大会！

星期六晚，礼堂挤满了人，我们享有一段很好的时光。星期日当附近的居民聚集起来听公众演讲时，我们很难相信附近有这么多居民。他们有的骑马，有的乘牛车，有的步行而来。他们宰了一头牛，人人均得以饱餐一顿。不久我们便看出王国聚会所无法容纳所有的人，因为堂里已有超过三百个听众。见证人于是将聚会所两边的板除掉，这样外面的人也可以听见！现在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差不多每个都是耶和华见证人。

在1945年，即我们抵达哥斯达黎加之前一年，那里见证人的最高数目是253人。十年之后，这个数目增至1,934人。我们在这项增加中得尽棉力的确是一项快乐的权利。虽然增加得如此迅速，我们几乎可以记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弟兄。

到1950年，我们想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大会，但是怎样前往呢？刚在适当的时候，我丈夫从一个姨母承受到一份遗产一百三十五美元，在同一时候，我收回我在二十年前所供的保险费，一百五十美元。我们所得的款项使这件事成为可能，我们甘愿用尽最后一分钱也不愿错过这个伟大的场合。从那时起，守望台社时常帮助我们参加国除大会，我们为此而衷心感激。

一生的大改变和新委派

生活在这个事物制度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伤心的事发生，令我心痛的事在我们于1953年参加完纽约一个大会之后发生。返回哥斯达黎加之后，我丈夫患了心脏病，一直没有完全康复，翌年十二月，他便逝世了。当时我们正有一个大会举行，同时诺尔社长探访哥斯达黎加;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能够有数以百计的属灵弟兄姐妹是何等的幸福！

既然我在结婚之前，已从事这份工作有许多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我现在恢复独身的时候要改变我的事业。所以我为身体的健康挣扎了六个月之后，我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继续在哥斯达黎加工作。直至1957年，社方委派我到尼加拉瓜工作。

1957年，耶和华基督徒见证人在尼加拉瓜的组织的规模正如我们初到哥斯达黎加时一样——全国只有196个见证人。我于是再次有分参加一项伟大的扩增。这里的人很喜客;当我们向他们谈及上帝的道时，差不多每个人都肯听及接受圣经书刊，如果他们有钱的话。

现在我们达到1,654个好消息宣扬者的高峰，我初到那里时，首都马拿瓜有两个小组，现在我们有十二个小组。我们期望有更多尼加拉瓜人加入耶和华的赞美者的行列。

我可以选择其他什么工作能够像全时间为耶和华服务一样不断使我获得这种幸福和喜乐呢？没有。

回顾过去三十五年的全时间工作及其中二十五年的海外传道工作，我仍然想说基列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发表的决议中的几旬话，我想表示‘深深感谢耶和华、守望台社和治理机构使我们有权利接受训示和神治教育，俾我能够成为较良好的好消息传道员。’

［第346页的图片］

尼加拉瓜马拿瓜的分社及海外传道员之家，哈甸姐妹现今在那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