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耶和华服务的丰富一生

约瑟·杜斯·圣图士(Joseph Dos Santos)君自述

1945年二月一个温暖的热带晚上，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市圣多玛斯大学的校园里充满一片混乱。当时我们正被日本人囚禁在该处。美军突然抵达要释放我们，于是日军遂炮轰校园作为报复；这造成了很大的祸害。

在黑暗中，女囚犯吻她们的十字架和大声祷告。一个炮弹在附近爆炸，杀死了我前面的囚犯。我虽然大吃一惊，却没有受伤，于是我拖着自己那因饥饿而瘦弱不堪的身体躲到在过去三年来我被囚禁在其中的建筑物背后。最后炮击终于消退，美军完全控制校园，不久之后我们便获得释放。经过三年的分离之后，我得以与妻子儿女重聚而继续从事我不远千里而来所要执行的工作。

《黄金时代》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件工作是什么呢？我是怎会远离夏威夷的故乡而陷于这么危险的情况中的？其实事情开始于多年前，在9,000英里（14,500千米）之外的美国加州，当其时我正在该地研究手疗法。我从房东白莱特太太借了一本称为《黄金时代》（现今称为《儆醒！》）的杂志。我在杂志中读到的资料开始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我在夏威夷生长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里，但是这种宗教和我后来所查考过的其他一切宗教看来都不是真理。这些宗教使我的内心感觉一片空虚。但是我在《黄金时代》中所读到的资料却开始排除了这种空虚之感。

杂志是由圣经研究者（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所出版的。当地一位圣经研究者听闻我有兴趣，遂给我更多书刊。不久我便深信不疑我已寻得了真理。后来我返回夏威夷行医。可是，像耶利米一样，圣经的真理有如骨中的烈火，使我无法噤口不言。（耶利米书20:9）我将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与邻居分享，不久我们便组织了一个研经班，有22人参加。

我并非孤军作战

我以为在夏威夷只有我一个人是圣经研究者。但后来我找着其他六个人，包括当地的书库经理所罗门弟兄在内。因此，我能够与其他的信徒同工交往。

我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更多工作，因此我告诉所罗门弟兄我希望作环岛传道旅行。他告诉我没有人曾到过檀香山以外的地区宣扬好消息，但是他见我意志坚决，遂为我预备了一架可供住宿的货车（他开了一间汽车修理店）；他说我可以往各岛传道，除了檀香山之外。我应当留下檀香山给其他六位圣经研究者去照顾。于是我在1929年开始了全时的传道生涯。

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夏威夷各岛热心地向人传道。我年轻力壮，时常在无法行车的山路步行多里，并且携带两箱书刊攀登山岭。有时道路如此难行，以致我不得不匍匐前行。我曾留下一些书刊给摩路凯的麻风患者聚居地。在三年半期间，我平均每个月工作230小时，并且总共分派了46,000本书刊。

但我仍然觉得可以作更大努力。因此我自愿作环球传道旅行。守望台社的社长卢述福获悉我的愿望，遂将我派往巴西传道。因此我订出一项行程，由夏威夷出发，路经东方前往巴西。我所停留的第一站是菲律宾。

旅途风波

1933年我带着一箱从所罗门弟兄获得的书刊登上北方伟人号开始我的环球旅行，我同时向守望台社的布洛克林总部订购了一箱书，将其直接寄往菲律宾。

我们在途中经过日本，但我知道战前耶和华见证人已在日本遭遇难题，因此我没有申请签证在日本登陆。我不想冒险增加当地见证人的难题。可是，船上有些教士发现我是谁，于是拍电通知日本当局说我在船上携有违禁的书刊。当船在横滨停泊时，日本警察上船将我的书刊全部充公！船上的职员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于是我只好空手前往菲律宾。

抵达马尼拉之后，我立即被海关主任传召。他听闻我是个共产党员，因此他取了我的一本书去阅读。一周之后他告诉我，令他感觉意外的是，他发觉书里所论及的仅是圣经而丝毫没有共产党的宣传。

“暂时”留居菲律宾

我在马尼拉租了一层楼，打算在未往巴西之前花一点时间在当地传道。可是，当地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有些难题，因此卢述福弟兄吩咐我照料当地的工作，直至替代的人抵达为止。我同意这样行，但是替代我的人却直至十三年后才抵达！

战前在马尼拉的传道工作颇有趣味。我们在那些日子并不作回访，反之我们借着步行、乘搭公共汽车、电车或马车走遍全城向人分发圣经书刊。我们后来派出先驱发展各个不同地区，于是工作遂逐渐扩展到菲律宾群岛各地。我在1935年与萝莎里奥·卢柏斯结婚，后来我们有两个儿女，一男一女。

我们一度被人诬告是共产党员，这项指控从没有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个男子来告诉我他是一个秘密警察，在过去数月他一直监视我，因为我被人怀疑是共产党员。现在他打算报告上司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另一次一位律师同意与我研读圣经。后来我发觉他与我研读的唯一理由是要看看我是否共产党员。他发觉我并非共产党员之后与我成为好友，并且为我处理很多法律事务。

同时，传道工作继续扩展。既然我所租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太狭小，于是我购置了另一幢物业，将办公室迁往该处。我们那细小的总部的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首先有拿西斯哥·达赖文加入我们的行列，后来他的未来妻子也成为我们的同事。

诬告与战争

但情势对我们变成越来越不利。1941年菲律宾正式宣战。在此之后尚不及一周，有两个警察来到办事处，将其他三位弟兄和我一并带到马尼拉城外数英里蒙田卢柏的庞大监狱。他们将我与别人分开，独自锁在一间细小的监房里。房中完全没有家具，因此我不得不睡在水泥地上，直至后来一位在监狱享有特别权利的囚犯可怜我而每晚偷偷给我两张毡子和一个枕头。

监狱的司令不肯将我从单独囚禁放出，其他囚犯则相信我是个第五纵队和共产党的头子，他们隔着墙向我高声谩骂。最后，当局终于相信我们的话，同意我们并非共产党员；经过两星期之后，我们四个人均获得释放。警官不得不将我护送到监狱的大门，不然我便会被其他囚犯所袭击。

我们获释的那天晚上监狱发生暴动，我深信我们若仍在狱中就必定会遭遇危险。我很感激耶和华保护我，使我得以与马尼拉的家人再次欢聚。

被日本人囚禁

可是，我们的难题仅是开始而已。不久之后马尼拉被日本进侵的军队所占领；由于我是美国人，我和其他外籍人士被囚禁在近马尼拉中心的圣多玛斯大学的校园里。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从1942年1月直至1945年3月。我在营中尽量将好消息告诉别人；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囚犯在后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随着战争拖延下去，监狱里的生活变得十分艰苦。配给变得越来越少，最后我们每天只获得一杯饭。我们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满足难忍的饥饿，甚至吃校园中生长的野草。有些囚犯宰杀猫、狗和甚至老鼠来吃。我入狱时重135磅（61千克），获释时却仅重80磅（36千克）。

营中有些知名人士被斩首。最后，军方甚至不准医生进入营中，并且增高校园四周的围墙，使外人无法窥进。每天有超过30人饿死。最后，在那令人惊惧的晚上，美军冒着炮火冲进营内为我们带来释放。我们多么高兴与外面的世界再次会合！

恢复工作

美国人给了我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饱餐。我记得我们大吃罐头肉食，但由于长期饥饿而不知道适可而止。结果我在第一次饱餐之后感觉不适达多日之久！美国人攻下集中营之后18天，我们获得释放。美国人提议将我遣返美国，但我仍然要等待社方派人取代我以接管在菲律宾指挥传道工作的责任。我决定留到这人抵达为止！

我得以再次与妻子儿女欢聚。我们随即恢复传道活动。我与纽约布洛克林的守望台总部取得接触，而这是自1941年12月以来的首次。我接获自那时以来的所有《守望台》以及战时我们在菲律宾所错过的一切资料。我们再次开放分社办事处和探访了若干小组，并且与一些主持监督会面以帮助他们获得最新的训示。

1945年11月，我们获得当局准许使用马尼拉之北约125英里（200千米）潘加辛农地方的一间学校礼堂举行战后的第一个大会。我从未听过人以如此热烈的感情唱出赞美耶和华的诗歌。在场的大部分朋友均有些经历表明耶和华如何指引他们渡过战争期间的种种危险。我自己也曾多次感到他的保护。我们都非常感激。

我们也感激耶和华在战争期间祝福他的百姓，使他们得以增加。菲律宾的耶和华见证人在战前的最后报告（1941年）透露当时有373个传道员向人宣扬王国的好消息。当我在狱中期间，传道员的数目增至2,000人；战后的第一个大会则有4,000人赴会聆听公众演讲。

1947年，我等待了很久的后继人，欧尔·司徒华，终于携同其他三个海外传道员抵达。我留在分社办事处直至1949年，然后携同家人离开菲律宾。

仍然甘心奉献自己

我始终没有到巴西去。由于环境的缘故，看来我们返回夏威夷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事奉耶和华及向别人传讲他的热望。从那时直到如今，我们两夫妻一直忙于从事全时的传道工作，在这些美丽的海岛上（1929年我开始在此从事先驱工作）向人传讲王国的信息。

现在我已87岁，我能够回顾过去54年以全时为耶和华服务。诚然，我们有过许多艰辛的经历，包括有好几年的时间与基督徒弟兄隔离而无法彼此见面，可是耶和华赐给我的喜乐却远超过我所经历的艰辛。我若有机会将一生从头再活一次，我仍然会甘愿以同一报酬丰富的方式过我的一生，将我所有的时间用来赞美伟大的上帝耶和华。——诗篇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