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出井美代君自述

“我快要死了！快要死了！救命啊！”家父竭力呼喊。我跑出房屋时他的声音响彻四周。当时正是午夜时分，家父心脏病发。我跑去通知住在邻近的叔父，但我们返抵家里时，家父的脉搏已停止跳动了。

那是1918年12月14日，当时我正好13岁，却已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我7岁时家母已去世。我在这小小年纪便失去双亲，不禁纳罕：‘人为什么会死？人死后有什么遭遇？’

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位教员，在东京的品川小学执教鞭。后来，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一位名叫元广的青年，结果我在22岁那年嫁了给他。在过去64年来，我们一起共尝不少人间的苦乐。婚后不久我们迁居到日本人治下的台湾。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在台湾寻得欢乐的因由。

认识真理

1932年春季，我们住在台湾中部嘉义市的郊区，有一个叫落合三郎的男子上门探访我们。他向我们指出许多圣经预言，包括死者复活的应许在内。（约翰福音5:28,29）这是个何等奇妙的希望！我多么渴望再见双亲。落合先生提出合乎逻辑的论据，通情达理的解释和牢不可破的圣经佐证，他的话无疑看来含有真理。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已花了整天的时间讨论圣经。突然，圣经成了一本对我深具吸引力的书。

不久，落合先生要往另一个地方去，他临行时给我们留下若干本书，包括《创造》、《上帝的竖琴》、《政府》、《预言》、《光》以及《和好》，全部都是守望台圣经书社所出版的。我看得入神，一面看一面感到有一股冲动要把所读到的资料告诉他人。倘若耶稣能够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开始他的服事职务，我岂不也能够在我住的地区开始同样行？我上门探访隔壁的人。没有人教导我如何传道，我只是拿着圣经和读过的书刊，尽自己所能逐户向人传道。别人的反应颇佳，也愿意接受册子。我请求日本的守望台分社寄给我150本题名为《王国——世界的希望》的小册，并且把它们通通分发出去。

有一天，一个接受了书刊的人告诉我，我一离去警察便来到把书没收了。不久，有四名密探到我家里来，把我所有的书刊和杂志没收。他们仅留下圣经给我。在此之后有五年之久我始终没有遇见过耶和华的子民。但渴求真理的火种却没有在我心里熄灭。

1937年12月，有两名来自日本的派书者上门探访我们。我大感意外，遂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你们的名字。”耶和华毕竟没有忘记我们！这两个见证人——大江赖一和上坂吉内——骑着残旧的自行车，一共走了240公里的路程从台北来到嘉义，他们的行李高高地堆积在自行车后。他们跟我们交谈时，我的感觉有如衣索匹亚的太监一般，后者曾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使徒行传8:36，《新译》）他们抵达嘉义的同一天晚上，我便与外子一起受了浸。

照料系身囹圄的弟兄

1939年，日本当局突然大举逮捕耶和华见证人。逼迫的浪潮不久展延到台湾。同年四月，大江和上坂弟兄被当局逮捕。两个月之后，我们也有同样遭遇。由于我是个教员，翌日我便获得释放，但外子却被拘留了四个月。外子获释后，我们迁居台北。现在我们居住的地方较接近两名坐牢的弟兄，这的确是个好安排。

台北的监狱防卫森严。我带着衣服和食物前往探视两位弟兄。首先上坂弟兄由一位守卫带出来，在一个密探监视下在一个30平方厘米、镶了铁丝网的窗口后出现。上坂弟兄脸色苍白，双唇却红如鲜草莓。他染上了肺结核病。

大江弟兄出来时则面带笑容，开心地频频说：“看见你来真好。”他的面色蜡黄，两颊肿胀，我探问他的健康状况。“我的健康全无问题！”他回答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没有臭虫，也没有虱子，我还可以吃到荞麦造的面条。这里简直是一间别墅。”警察和守卫都禁不住笑起来，他们说：“啊，大江这个人，我们简直拿他没有办法。”

再度入狱

我探视过两位弟兄回家之后数天，1941年11月30日，大约午夜时分，有人大力敲门。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如山的一堆帽子的轮廓。我数数共有八个人。他们都是警察。他们闯进房子里来，把房子里的每件东西都翻过——但却一无所获。他们把房子搜遍，一小时后，他们充公了几本相片簿，并且吩咐我们跟他们走。我想起耶稣也是在半夜时分遭人逮捕的。（马太福音26:31,55-57；约翰福音18:3-12）我想到这八名男子为了我们两人竟这么小题大做，心里不禁发笑。

我们被带到一座巨大黝黑的陌生建筑物里。后来我们获悉那便是台北的希奇世（译音）监狱。我们坐在一张巨大的书桌前遭受盘问。他们再三问道：“你们认识什么人？”我们各自回答说：“我什么人也不认识。”我们怎会认识日本本土的弟兄呢？我们仅认识大江和上坂弟兄。至于我们间接听过的其他名字，我们绝口不提。

不久已是凌晨五时了，两个密探把我们带到牢房去。我花了不少时间才习惯自己的新环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臭虫。这些小昆虫勇往向前，要在新来者身上饱餐一顿。虽然我把其中一些向我进攻的臭虫置诸死地，它们却毫不留情地折磨我，但同时撇下牢房里另外两名女子不顾。最后，我终于放弃抵抗而让它们在我身上吃个饱。

我们的食物是一杯煮得半熟的稀米糊，但我的嘴巴总感觉它是生米。伴着稀米糊一起吃的是少量盐腌的日本红萝卜叶，其上仍带着沙粒。起初，我由于食物有异味及不洁，实在难以下咽，结果同房的犯人走来把它吃了。当然，为了要活下去，我逐渐调整过来。

牢狱的生涯实在可悲。有一次，我听见一名被人怀疑是特务的男子遭受苦刑虐待日复一日地尖声叫喊。我也看见隔壁囚房的一名犯人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目击这一切惨事的发生使我衷心相信目前的旧事物制度必须结束，我对上帝的应许所怀的希望也比以前更坚强。

遭受盘问

我被监禁了一年左右，其间有五次遭受盘问。一天，一个检察官首次来到狱中，我被带到一间十分细小的盘问室里。他起头第一句话就说：“哪个比较大，天照大神［太阳女神］抑或耶和华？你说！”我思量了一会儿如何回答。

“说哪个比较大，否则我便会揍你！”他向我怒目而视。

我镇静地回答说：“圣经的记载开宗明义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认为不必再加添什么了。他一言不发的直瞪着我，然后转换话题。

其实，我究竟为什么被监禁呢？据调查记录说：“以免她的言行迷惑大众。”由于这缘故，我未经审讯便被投入狱中。

在这一切忧患中，耶和华始终与我同在。由于耶和华的仁慈，我获得一本袖珍本的希腊文圣经。一天，一个密探把一本小圣经抛进我的牢房里，说：“你就留着它吧。”我天天阅读这本圣经，直至我背得出所读的每句话。使徒行传所载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立的勇敢榜样给我莫大的鼓励。保罗所写的14封书信也使我力量大增。保罗经历过很大的逼迫，但圣灵总是支持他。圣经的记载使我的信心更加坚强。

我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但耶和华时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照顾我。一个星期天，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密探带来了一个用手帕裹着的小包。他打开牢房的门，把我带到院子里。我们来到一棵樟树前，他把小包打开来。看哪！竟是一些香蕉和面包。他叫我在树下吃。密探说：“你们是好人，不过我们被迫要这样对待你们。我希望能够尽快不干这份差事。”守卫和密探开始仁慈地对待我。他们信任我，让我清洁他们的房间，并且给我其他各种较好的差事。

1942年年尾，曾有分逮捕我们的一个密探把我召到他那里。他宣布说：“虽然你理应被判处死刑，但今日我们却决定把你释放。”外子在我获释前一个月左右便已出狱了。

与见证人恢复联络

我们坐牢期间，日本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在1945年，我们听说日本已战败，并从报章获悉政治犯会被释放。我们晓得上坂弟兄已在狱中病死，于是我立刻致信台北、新竹和其他城市的监狱查询大江弟兄的踪迹，但却没有回音。后来我查出原来大江弟兄被枪决了。

1948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发信人是钟志丹弟兄，他是从基列（耶和华见证人新近成立的海外传道员训练学校）被派到中国去的。耶和华再次记念我们！能够再次与耶和华的组织取得接触使我感到喜出望外。自从我们遇见大江弟兄以来，七年已过去了。虽然在这期间我完全孤立无援，我却一直把好消息告诉别人。

钟弟兄首次探访我们是个快乐的时光。他为人十分和蔼可亲。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我们却仿佛接待一位前来探访的近亲一般。之后不久，钟弟兄前往山脉以东的台东去，由外子作他的口译员。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回来了，他们在东部期间举行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大会，并替大约300个阿美族人施浸。

钟弟兄的探访也在另一方面对我意义重大。在此之前，我一直单独传道。但在钟弟兄探访期间，一对夫妇受了浸，而丈夫是我们的业主。自那时以来，我除了享有宣扬王国的喜乐之外，还多次体验到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喜乐。后来我们迁居新竹，而钟弟兄曾三次到新竹探访我们，每次探访为期两周。我对这项有益的交往十分赏识。他在最后一次探访时对我们说：“下次我会把我的同伴金海露带来。”但这“下次”却从没有发生，因为不久之后他们两人都在中国被捕入狱。

1949年，从第11届基列学校毕业的海外传道员麦约瑟和查理士抵达台湾。他们以我们的家作基地在台湾展开工作。他们的榜样的确给我莫大的鼓励。不过，碍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他们被迫要离境往香港去。他们在警察陪同下离境时，我禁不住流下泪来。麦约瑟说：“别哭，美代。”他接着说：“谢谢你，”然后把他那枝用旧了的圆珠笔递给我作纪念品。

应付教养孩童的挑战

我和外子没有生养孩子，于是把外子的侄女收养了。当时这女孩仅四个月大，她的母亲则患了严重哮喘而有生命危险。

1952年，在日本作海外传道员的劳埃德·巴雷弟兄来到台湾，试图为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取得法律上的认可。巴雷弟兄住在我们的家里，他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那时我们的女儿已18个月大。巴雷弟兄把她抱起来，问她说：“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我大感意外，遂问他道：“你认为我们应当在她这么幼小的年纪便开始教导她吗？”“不错。”巴雷弟兄坚决地回答。然后他告诉我，从孩子年幼时便开始训练她是何等重要。“她是来自耶和华的恩赐，为了给你安慰。”这句话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立刻开始训练女儿明美去认识和爱戴耶和华，以期成为他手下的仆人。我用构成日语伊霍巴 (Ehoba, 耶和华)一词的三个字母伊 (e)、霍 (ho)和巴 (ba)开始教导她学习音标。明美两岁时已能够明白我告诉她的事。每晚临睡前，我都给她讲述圣经故事。明美兴致勃勃地聆听，同时把故事牢记在心。

明美三岁半大时，巴雷弟兄再次探访我们，并且送了一本用通俗日文译成的圣经给明美。明美拿着圣经绕室而行，说：“明美的圣经！明美的圣经！”几分钟后，她突然喊道：“明美的圣经没有耶和华！我不要了！”她把圣经扔在地上。我吃了一惊，便查阅一下圣经的内容。我首先翻到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在那里，耶和华的名字被“主”一字所代替。我查阅其他的经文，也无法找到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我从我的旧圣经（日文的古文版本）把耶和华的名字再次指给明美看，明美才渐渐平静下来。

返回日本

我们在1958年返回日本，隶属于神户的三宫会众。我意识到自己有许多理由要感谢耶和华，为了表达我的感激，我遂成为先驱——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服事者。我在先驱的服务上竭尽所能。结果，我主持了不少家庭圣经研究，能够一共帮助了大约70至80人认识真理而大感喜乐。有一个时期，我甚至享有作特别先驱的特权，一面照料丈夫和女儿，一面每月用150多小时在地区里传道。

由于我们在台湾居住了30年，在日本生活遂形成了文化上的冲击，我亦经历到不少艰辛。在这样的时刻，明美给我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正如巴雷弟兄在多年前告诉我一般。我沮丧时，明美会对我说：“妈，振作点罢，耶和华会打开出路的。”“不错，耶和华必定会，岂不是吗？”我一面回答一面紧紧的搂着她。她的确是个鼓励的来源！我无法不为此感激耶和华！

把女儿献给耶和华

明美七岁时便成为传道员，并于1963年夏季她12岁那年受了浸。我尽量拨出时间跟她在一起。（申命记6:6,7）明美的青春期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被派到我们会众服务的特别先驱却为她立下优良的榜样，也给她不少鼓励。结果，明美立下目标要到新发展的地区里作先驱。

1968年，明美在区务大会的圣经戏剧里扮演耶弗他的女儿一角。当我欣赏戏剧之际，我——像耶弗他一般——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惟一的女儿，一个我十分钟爱的人，献给耶和华去服事他。没有女儿在身旁的生活怎么过呢？这无疑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我已60多岁了。

女儿要离开我们的时间终于在1970年来到。女儿获得外子许可前往京都作先驱。明美深深了解我们的感受，她离开我们之际似乎心里淌泪。我引述诗篇126:5,6作为离别的经文赠给她：“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段话也对我大有鼓励。

明美后来结了婚，与夫婿一同从事特别先驱工作。1977年，他的丈夫被任命为环务监督。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我不时展开地图，在地图上跟女儿一起“周游探访”。我很喜欢聆听他们的经验，同时由于女儿的关系，我结识了不少姊妹。

现今我已届86岁的高龄，逝去的日子仿如夜间的一更一般。现在我无法像以前一样做那么多工作，但外勤服务仍然为我带来很大的喜乐。每逢我沉思一下认识真理的60年来，上帝那令人满怀安慰的应许一再在我心头涌现。不错，忠贞的人，耶和华必以忠贞待他；他的确让我们收到莫大的喜乐。——诗篇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