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痕瓦尔德获释后，我找到了真理

我于1930年代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长大。我的德语教师——一个法国人——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在学校经常强调德语终有一天可以“大派用场”。然而，大部分教师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所以他们都非常忧虑纳粹党在德国得势。我也对这件事十分担心，因为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战争行将爆发了。

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头，我痛失了一位我所敬爱的叔父，他在索姆河的一场猛烈战事中丧生。我感到非常痛心，但却因年纪太轻而未有资格在法国军队中服役。可是，三年之后，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我有机会运用我的技能在法国的地下组织当绘图员。我擅长于模仿别人的签名和伪造德国人的橡皮图章。我对于自己能够以这种方式去打击敌军感到很大的满足。当时我的朋友常对共产主义表示好感，但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关系。

被捕

1943年11月11日，当地的地下组织呼吁我们参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游行。但法国的机动部队封锁了通往大战纪念碑的桥梁的入口，他们劝我们散队回家。我们的游行队伍决定转往城内的另一个战争纪念碑去，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这个纪念碑距离盖世太保的办事处只有很短一段路程。

我们一群人很快便被武装兵士所包围，他们要我们列队面对着墙站着。兵士推拉我们时，他们发现有几枝手枪掉在地上。由于没有人肯承认这些手枪是他们的，兵士便仅将队中的妇女、16岁以下的少年和孩童释放。当时我已18岁，结果便与其他450人一同锒铛下狱。几日之后，我们被解到法国北部近贡比涅的临时集中营去。

往德国途中

1944年1月17日，我跟德国兵士首次接触——可惜却不是最后一次。兵士的头盔左边印有十字徽，右边则有SS两个字母（代表Schutzstaffel, 意即警卫队）。他们将数百个囚犯聚集起来，要我们步行前往贡比涅火车站。我们实际被踢进火车厢内。单是我的车厢内便有125名囚犯。我们连续三日两夜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体质较弱的囚犯在数小时后已不支倒地而遭人任意践踏。两日之后，我们抵达深入德国境内、近魏玛的布痕瓦尔德。

经过消毒和剃去头发之后，我获得一个登记号码——41,101号——且被编为“共产恐怖分子”。我在检疫隔离期间遇到多明我会的教士米歇尔·里奎尔，战后他由于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讲道而名闻遐迩。我跟其他几个年纪相若的青年男子一起问他，天主何以要容许这种种可怖的暴行发生。他回答说：“你们必须经历许多苦楚，才配上天堂去。”

日常生活

营内共有61个营房，所有囚犯都要在清晨四时三十分起床。我们赤裸上身走出营房外，很多时要将冰打碎才可以梳洗。不论健康好坏，人人都要依从同一的规矩。接着我们获得配给的粮食——每日200至300克淡而无味的面包，一小片人造牛油和看来有点像果酱的东西。5时30分，所有人都要聚集起来点名。我们要把夜间死去的囚犯的尸首放在背上抬出营房外。这是多么恐怖的经验！焚烧尸体时，烟的强烈臭味使我们不禁想起自己的同伴。我们心里充满憎恶、绝望和仇恨的感觉，因为深知自己大可以遭遇同一的命运。

我在建筑第二分队所做的工作是毫无目的地挖掘沟渠。我们挖掘一些两米深的壕沟，但挖完之后立即将其仔细填好。我们从早上六时开始工作，中午有半小时休息，然后继续工作至傍晚七时。很多时，晚间的点名仿佛永不终止似的。每逢德国军队在苏联前线严重失利，他们便会不断点名直至午夜。

一群与众不同的人

若有任何人逃狱，他们都会很易被人认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参差不齐的发型。在我们的头发中央或两旁有一长条被剃或剪成很短。可是，有些囚犯却有普通的发型。他们是谁？后来我们的营房主管解开了我们的疑团。他说：“他们是圣经研究者。”我不禁纳罕：‘这些圣经研究者在集中营里干什么？’他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崇拜耶和华。”耶和华！这是我首次听见上帝的名字。

我终于对圣经研究者有多一点认识。他们大部分是德国人，其中有些因为拒绝服从希特勒，自1930年代中期便被囚在集中营里。他们其实随时可以恢复自由，但他们却拒绝屈膝。警卫队用他们作私人理发师；他们亦获派担任一些特别需要信实可靠的人去做的工作，例如在行政部门服务。令我们最感到好奇的是他们的安详；他们完全没有仇恨、造反和报复的精神。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可惜的是，当时我的德文不够好，以致无法跟他们交谈。

死亡列车

随着联军步步进迫，当局把囚犯送到深入内陆的集中营去，以致这些营变得极为挤迫。1945年4月6日早上，警卫队押解着我们5000人，强迫我们步行九公里前往魏玛。那些跟不上队伍的人，警卫队便冷血地用枪对准他们的脖子，把他们一一杀掉。我们最后抵达魏玛车站，爬进一些无盖的货卡里，然后火车开行。火车一共行了20天，从德国的一个火车站开往另一个，最后终于抵达捷克。

一天早上，兵士把这列火车的部分车卡开到岔轨上。他们准备好机关枪，然后打开车卡的门，将车上的苏联囚犯通通杀掉。原因何在？因为有十数个囚犯将守卫杀死而在夜间逃去。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在脑海里看见鲜血流过车卡的地板滴在路轨上的恐怖情景。

火车最后抵达达豪。两日之后，美军将我们释放。在整整20日的行程中，我们所得的食物仅是几个生马铃薯和些少水。我们起程时共有5000人，但最终只有800人生还。许多人在后来陆续死去。在旅程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具尸体上。

一个新阶段

重获自由之后，看来没有任何工作比活跃地支持法国共产党更适合我，因为我在布痕瓦尔德跟许多共产党员——包括一些显要人物在内——有密切往来。后来我成为格勒诺布尔基层组织的助理书记，并且受到鼓励前往巴黎接受一项专为行政人员而设的训练课程。

可是，很快我便感觉大失所望了。1945年11月11日，我们应邀参与在巴黎举行的游行。负责照管我们这队人的同志收了一笔供我们住宿之用的款项，但他却看来不愿将这笔金钱用在我们身上。最后我们不得不提醒他要留意恪守忠实和友谊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团结一致。我也渐渐看出，我所认识的许多显赫人物根本无力解决世界的种种难题。此外，他们大部分都是无神主义者，但我却相信有上帝。

后来我迁往里昂，在那里继续任职绘图员。1954年，两位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我，我订阅了《儆醒！》杂志。两日之后，一个男子跟最初探访我的一位女士再次造访我。我和内子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对属灵的事非常感兴趣。

在接着的多次讨论中，我想起布痕瓦尔德那些忠于自己信仰的圣经研究者。那时我才获知，圣经研究者和耶和华见证人原来是同一群人。多亏这项圣经研究安排，我和内子决定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在1955年4月一起受浸。

我对自己在以往所经历的事记忆犹新，仿佛只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一般。往昔的艰辛并没有令我感觉遗憾。刚相反，这些经历令我更加坚强，也帮助我看出世上的政府实在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希望。虽然个人的经验对别人只能提出有限的帮助，我但愿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今日的青年人看透这个世界的虚伪，从而转向纯真的基督教寻求公义、正直的价值标准，正如耶稣所倡导的一般，我就感觉十分心满意足了。

今日，痛苦和不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集中营里的圣经研究者一般，我也热切期待一个较佳的世界来临。届时暴力和狂热的理想主义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弟兄友爱和公平的情况。目前，我正竭力在基督徒会众里以长老的身分为上帝和基督服务，我的妻子、儿女和孙儿孙女也都同样行。——诗篇112:7,8。——雷纳·西格拉君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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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营中点名

左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大闸入口。铭刻字样：“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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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火葬场

左图：每排有十六名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