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上帝使我深感满足
约书亚·索戈亚拿自述
回顾1942年，当时我正陷于一片迷惑之中。因为我一方面阅读复临安息日会的刊物，一方面又阅读守望台社的出版物。那时的我恰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般“心持两意”。——列王纪上18:21。
复临安息日会寄给我许多称为“预言之声”的讲义。我很喜欢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亦答应，假如所有测验我都及格，便会给我一纸漂亮的证书。后来我留意到“预言之声”和守望台社的书刊都是从南非的开普敦市寄来的，我不禁纳罕：‘这两个组织彼此认识吗？两者的教义相同吗？倘若不同，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为了解开疑团，我去信两个组织，提出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我问守望台社：“你们认识‘预言之声’的人吗？倘若认识的话，你们对他们的教义有什么看法？”后来我收到这两个组织的答复。守望台社来信表示他们认识“预言之声”，但却阐明这个组织的道理，诸如三位一体和基督会再次以肉身复临等，跟圣经的教训背道而驰。信内亦列举了许多经文去反驳这些教义。——约翰福音14:19,28。
“预言之声”给我的回信则仅是说，他们认识“守望台人员”，但并不同意他们的道理。信里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因此我决定支持守望台社，支持这个受耶和华见证人运用的合法机构。今天，我跟见证人交往已有50年了，我多么庆幸自己在当时作了正确的决定！
宗教背景
我于1912年在南非彼得斯堡东面的万卡耶出生。万卡耶这个农村地区当时属于英国圣公会的宗教控制范围，所以我便成了该教会的教友。我十岁那年，我们整家人迁往一个受路得柏林传道教会所控制的地区，于是我父母便加入了该教会。我很快便有资格出席圣餐礼拜，且可以领食一小片饼和喝一口葡萄酒，但这并未能满足我的属灵需要。
接受了八年的学校教育之后，父亲将我送到基拿顿训练学院升学。1935年，我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并获得一张教师文凭。跟我一同工作的教师当中，有一位年轻同事名叫嘉露莲。后来我跟她结了婚，不久嘉露莲诞下一个小女婴，我们给她起名叫戴玛莉丝。几年之后，我在马马沙农村的塞拉莱学校当校长。由于该校是荷兰归正会办的，所以我们便加入了该教会，而且经常参与教会的礼拜。我们上教堂只是因为当地人人都这样行，但这却没有为我带来任何满足。
转捩点
1942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在教堂内练习唱圣诗，一名白人男子上门向我们介绍三本守望台社的书刊——《创造》、《洗雪》和《准备》。我觉得这三本书可以令图书架生色不少，于是便以三先令接受了这几本书。后来我得知这名男子叫做廷尼尔·贝齐顿奥，他是我们区内惟一的耶和华见证人。廷尼尔第二次探访我们时，他带了一部留声机来，并播放了一些由卢述福法官讲出的演讲给我们听。我非常欣赏那个称为“网罗和骗局”的演讲，但嘉露莲和当时跟我们同住的妹妹普莉茜拉则不感兴趣。廷尼尔第三次探访我们时，他将留声机留给我，好让我将演讲播放给朋友听。
一天，我简略地阅览《创造》书，无意中翻到“死者在哪里？”的一章，我于是开始慢慢地看下去，希望了解一下死者的灵魂在天堂享有什么幸福。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书中描述死者只是在坟墓里，而且是一无所知的。该章更引用许多经文，例如传道书9:5,10，来支持这个论点。另一章书则称为“死者的复苏”，这章书引用约翰福音5:28,29去证明死者是没有知觉的，他们正在等候复活。这样的解释十分合理，从而满足了我的需要。
自那时（1942年）起，我与“预言之声”断绝关系，并将自己从守望台社出版物学到的知识告诉别人。最先对真理有所反应的人包括我的朋友犹大·勒索雅劳，他是我在基拿顿训练学院的同学。
我和犹大骑脚踏车前往51公里外的彼得斯堡出席非洲见证人所举行的大会。其后，彼得斯堡的朋友经常来到马马沙协助我将王国信息传给我的邻里。最后，我于1944年12月在彼得斯堡举行的大会中以浸礼象征自己献身给耶和华。
家人及其他人也作出响应
嘉露莲、普莉茜拉和我的女儿戴玛莉丝继续上荷兰归正教会。后来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嘉露莲诞下第二个孩子，我们替他取名叫撒母耳。小儿子看来挺健康，但后来竟突然生病去世。嘉露莲的教会朋友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仅是说上帝想召我们的儿子到天上去。嘉露莲在伤痛之余不断问道：“为什么上帝要将我们的儿子夺去？”
彼得斯堡的见证人一听闻我们所遭遇的不幸，便立刻赶来，运用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嘉露莲后来说：“圣经论及死亡的成因、死者的情况，以及复活希望的话都很合理，这使我大感安慰。我渴望能够在新世界里迎接我的儿子。”
自此嘉露莲便停止上教堂。1946年，她和普莉茜拉及犹大都受了浸。犹大在受浸之后不久便前往一个叫马马赫洛拉的农村地区，在当地展开传道工作。时至今日，他仍然以全时的先驱服事者身分服务。
犹大离开之后，我是惟一剩下来照顾会众的男子，当时我所隶属的会众名叫博因。不久格雷利·万拉杰迁到我们的地区来，后来更跟普莉茜拉结了婚。我和格雷利每星期轮流以当地的非洲语言斯毕地语发表公众演讲。为了使当地居民也能读到圣经书刊，社方邀请我将书刊翻译成斯毕地文。看见书刊能够造益当地居民的确为我带来很大满足。
为了宣传我们的公众演讲，我们带备了一部留声机、一个大扬声器，走遍全区播放圣经演讲。我们借用了一辆驴车来帮助我们运送这些沉重的器材。结果，许多邻居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作“属于驴子教会的人”。
我们这群细小的会众继续增长。最后我的两个姊姊和她们的丈夫也成了见证人，而且一直保持忠心至死。此外，博因会众（现在称为姆腓戈迪巴会众）也有许多人投身全时的传福音工作，好几位至今仍然从事这种服务。今日，在这个疏落而幅员广阔的农村地区已有两群会众成立，总共有超过70位传道员活跃地从事传道工作。
一项新事业
1949年，我放弃教师工作而成为正规先驱传道员。我所接获的第一项委派是到德兰士瓦的法尔瓦特，探访居住在附近的黑人劳工。这些黑人劳工是替当地农场的白人雇主工作的。当时有些农场东主倡导新近采纳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黑人应该承认自己低于白人，他们理应服侍白人东主。所以，在我向黑人劳工传道时，有些白人误以为我来挑起反叛精神；有些甚至诬告我是共产党员，并威胁要枪杀我。
我将情况告知守望台分社办事处，不久便接到另一项委派，到一个名叫代沃尔斯克卢夫的农村地区工作。内子也大约在这时候辞掉她的教师工作，与我一起从事先驱服务。1950年的一个下午，我们做完传道回家时收到社方寄来的一个大信封。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社方邀请我接受训练成为周游监督。在此之后有三年的时间，我们在南非探访不同的会众。直至1953年，我们奉派前往南非中心的一个内陆国家莱索托服务。
在莱索托及博茨瓦纳传道
我们起初在莱索托工作，当时我们听闻许多谣传，说陌生人往往被当地人杀死用来祭神。我和内子都感到有点担心，但索托族的弟兄对我们所表现的爱心和好客精神很快便帮助我们忘却了疑虑。
我探访莱索托马卢蒂山区的会众时，通常都要乘搭飞机，这时内子则留在低地继续从事先驱工作。当地的朋友很仁慈地陪伴我从一群会众前往另一群，以防我在山区里迷失方向。
有一次，我们要到另一群会众去，但这次我们必须骑马横渡奥兰治河。其他人虽向我保证，我所骑的马性情温驯，可是我仍要提高警觉，因为马匹往往在水流湍急时会摆脱身上的重物。我既不擅骑马，水性也不精，所以这回真的有点战战兢兢。马儿很快便踏进河床，河水渐渐涨至马鞍位置。我这时慌张起来，缰绳从手中松脱，于是赶忙执着马的鬃毛，直至我们平安抵达对岸，我才如释重负！
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睡，因为骑马之后使我浑身酸痛。但这一切不适都是值得的，因为当地的弟兄和感兴趣人士非常赏识我们的探访。我起初在莱索托从事周游工作时，传道员的最高峰是113人，但如今已增至1649人了。
1956年，我们奉派转往如今称为博茨瓦纳的贝专纳兰保护国工作。博茨瓦纳这个国家比莱索托大得多，因此需要长途跋涉才可以探访到所有传道员。我们通常会乘坐火车或开篷货车。车上没有座位，所以我们只好用自己的行李垫着坐在地板上。每次我们抵达目的地时都是满身沙尘，筋疲力竭。但我们的基督徒弟兄通常会热诚地接待我们。看见他们快乐的面容令我们感到十分畅快。
那时候，社方的出版物在博茨瓦纳是受禁制的，所以我们在逐户传道时必须小心谨慎而且避免采用社方的书刊。有一次，我们在马帕沙拉拉村附近工作，被当局拘捕扣押。我们在答辩时读出马太福音28:19,20的经文，指出我们所持有的任务。虽然有些法律顾问表示同意，法官却下令鞭打当地的见证人。然而，颇不寻常的是，当地的牧师竟向酋长求情，请他从宽发落。酋长最后答应他的请求，便将我们释放了。
尽管逼迫持续、书刊受禁，王国工作仍继续扩展。我们抵达博茨瓦纳时，传道员数目的最高峰是154人。三年之后，虽然禁制升级，传道员的数目却增至192人。今日已有777名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传道。
教导及翻译
后来，我有特权担任为基督徒长老而设的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及先驱服务训练班的导师。我和内子也间歇地在南非的分社服务，我奉派协助翻译，嘉露莲则在厨房服务。
1969年的一天，分社监督弗兰斯·米勒走到我跟前，对我说：“索戈亚拿弟兄，请你与妻子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在办公室对我们说，我们获选成为代表团的一分子，出席1969年在伦敦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大会。我们十分感激伦敦和爱尔兰的弟兄对我们的仁爱接待，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际弟兄团体的体会。
在过去四十年间，嘉露莲在我们的全时传福音生涯中一直是我的忠贞伴侣。我们共同尝过很多快乐与若干艰辛。虽然我们痛失了两个孩子，我们的女儿戴玛莉丝却成为一位优良的见证人，现正在南非分社担任翻译工作。
我们的健康已不再容许我们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了。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彼得斯堡附近一个称为塞谢戈的非洲镇区从事特别先驱工作，我在区内的会众里担任主持监督。圣经说人能够“在［耶和华］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在南非事奉上帝的确为我带来了莫大的喜乐和满足。——诗篇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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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塞谢戈镇区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