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获得一颗重价的珍珠

理查德·冈瑟自述

1959年9月，我们乘坐意大利客轮“凯撒号”横渡大西洋，从纽约到西班牙的加的斯去。守望台社派我和妻子丽塔，还有另一对海外传道员夫妇，保罗和伊芙琳·洪德特马克，一起前往这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服务。我们将要面对种种挑战。究竟我们是怎样成为海外传道员的呢？

1950年，我和丽塔在美国新泽西州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受浸之后不久，我们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后来使我们获得一颗重价的珍珠。由于我们所隶属的会众有足够弟兄姊妹应付当地的需要，我们渴望往一些有更大需要的地区服务。1958年夏天，我们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大会里申请成为海外传道员。

不久，社方邀请我们到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不及一年，我们就踏上前往西班牙作海外传道员的旅途了。由于忙于准备起行，加上心情兴奋，我们起初还未看出这项委派是无价之宝。耶稣曾提及一颗重价的珍珠。（马太福音13:45,46）虽然耶稣所强调的不是海外传道服务，但对我们 来说，这项服务特权就有如比喻里的珍珠一般可贵。现今回顾以往，我们比以前更充分体会到，在耶和华的组织里以这种方式服务，委实是一项宝贵的恩赐。

难忘的经历

那时候，基列的训练课程在纽约州风光明媚的芬格湖群区进行。这段为期六个月的时光令人回味无穷——我们全神贯注于研究圣经，与一群真正的基督徒一起生活，将世事和烦恼完全抛诸脑后。我们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包括澳洲、玻利维亚、英国、希腊和新西兰。时间过得很快，不久我们就毕业了。1959年8月，我们含泪与弟兄告别，各自起程前往奉派的地区去。一个月后，我们踏上西班牙的国土。

新文化

我们在阿尔赫西拉斯南面的港口上岸，直布罗陀巨石矗立在港口的旁边。那天晚上，我们一行四人，我、丽塔和洪德特马克夫妇，乘搭火车前往马德里。我们下榻梅尔卡多旅馆，在那里等候社方的代表跟我们联络，因为当地的分社办事处是在暗中活动的。当时西班牙受独裁者佛朗哥将军所统治。罗马天主教是国内惟一受到合法认可的宗教。公开信奉其他宗教是违法的，见证人的逐户传道工作也受到禁止。当局甚至不准人举行宗教集会，因此西班牙的耶和华见证人——当时大约有1200人，共有30群会众——不能像其他国家的同工一样在王国聚会所举行聚会。我们惟有秘密地在私人家里聚集。

学西班牙语及投入工作

学习新语言是我们要应付的第一项挑战。在抵步后的第一个月，我们每天用11小时学习西班牙语，早上上课4小时，下午自修7小时。第二个月，早上照常上课，下午则出去参与逐户传道工作。你能够想象吗？当时我和丽塔的西班牙语仍很有限，单靠背熟见证卡上的引言就独自出去逐户向人传道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巴列卡斯——马德里一个劳工阶级聚居的地方——探访一个住户。为免一时不慎忘记了引言，我手里拿着见证卡。一位女子出来应门，我用西班牙语说：“早安。我们在这里传道。圣经说（接着读出经文）。我们请你留下这本册子。”那位女士瞪着我们，然后把册子取过去。后来我们再次探访，她请我们进入家里，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只是瞪着我们。我们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尽力用有限的西班牙语跟她研读。在研读期间，她总是一面听，一面瞪着我们。后来她终于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初次探访她的时候，她根本不明白我们说什么。但由于她听见“上帝”这个字词，她相信我们必定有些有价值的资料跟她分享。后来，她不断加深对圣经的认识，最后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对我来说，学西班牙语可真不容易。我利用乘搭交通工具的时间，念熟动词的变化。但是，这个星期记熟了，下星期却忘得一干二净！这使我大感挫折。有好几次我几乎决定放弃不学了。每逢我在当地的弟兄当中带头，他们就要对我表现很大的忍耐，因为我的西班牙语实在太糟了。在一个区务大会上，一位弟兄写了一个宣布请我在台上读出来。我看不懂他的字体，于是把宣布读为：“明天请你们带拐杖（穆莱特塔）来会堂。”其实应该是：“明天请你们带行李（马莱特塔）来会堂。”不用说，台下的听众顿时哄堂大笑，令我感到十分尴尬。

早期在马德里的考验

在马德里的最初几年，我和丽塔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在感情上保持平衡。我们十分挂念好友和家人。每当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信，思乡之情就不禁涌上心头。思乡病曾使我们深受其苦，幸好这段日子终于熬过了。毕竟，要得到重价的珍珠，就得要离开家乡、亲人和朋友。我们必须适应新环境才行。

我们刚来到马德里的时候，住在一个供膳的寄宿处。这是一栋破旧失修的房子，房东给我们一个房间，并且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房间又局促又阴暗，床垫是用稻草造的。我们每月获得的小量津贴，通通花在房租之上。我们午间通常在寄宿处搭伙，晚上房东会把晚餐放进烤炉里保温，让我们深夜回来有东西可吃。但是，由于整日奔波劳碌，我们往往未回家已感到饥火中烧。如果津贴用光了，我们就惟有用所余无几的积蓄，买最廉宜的巧克力来充饥。不过没多久情况就改善了。带务监督来探访我们，他看出我们生活拮据、捉襟见肘，于是提议我们找一个小楼宇单位作为海外传道员之家。有自己的房子无疑比寄宿好得多，以后我们就不必再在厨房用小浴盆站着洗澡了。现在我们有淋浴装置，有电冰箱贮存食物，还有轻便的电热锅供煮食之用。我们的确十分感激社方作出这项仁爱体贴的安排。

在马德里的奇妙经验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事逐户传道。马德里平日喧喧嚷嚷、人来人往，这对我们的工作颇为有利，因为我们出入时不至太引人注目。我们尽量打扮得像当地人一样，使别人认不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逐户传道的方法是：进入一栋住宅楼宇，探访一个住户，跟他作见证，然后就离开大厦，甚至离开那条街道、那个地区。由于住户在我们探访后很可能会报警，所以继续在附近逗留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即使以这个方法谨慎行事，保罗和伊芙琳·洪德特马克仍然在1960年遭警方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他们往葡萄牙去，在当地服务了好几年，保罗更负责照料分社的地下活动。今天，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牙哥当市务监督。

不过，后来却有均平的情况出现。仅几个月之后，六个派往葡萄牙的海外传道员被迫离开当地！这件事导至令人庆幸的发展，社方派我们的基列同学，埃里克和希素尔·贝弗里奇，离开葡萄牙后前来西班牙服务。因此，在1962年2月，我们重临旧地——梅尔卡多旅馆——不过这趟是欢迎埃里克和希素尔。

在马德里传道的早期，我和丽塔亲身体验到宗教的伪善。我们跟贝尔纳多和玛丽雅研读圣经，这对夫妇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贝尔纳多用别人弃掉的建筑材料盖成这幢木屋。我们跟他们在深夜研读，讨论结束之后，他们会端上面包、酒、乳酪或任何他们有的食物。我发觉他们的乳酪好像美国的乳酪。一天晚上研读之后，他们拿出装乳酪的罐头来，罐上有几个用英文写的大字：“美国人送给西班牙人的礼物——非卖品”。这对贫穷的夫妇是怎样获得这些乳酪的呢？原来西班牙政府委托天主教会把乳酪分派给穷人，但教士却私下把乳酪出售！

向军人传道带来丰富成果

不久，有些异乎寻常的事发生，为我们和其他人带来丰盛的祝福。我们收到分社的来信，请我们探访一位名叫沃尔特·克莱达施的青年。当时他在托雷洪美国空军基地服役，基地离马德里有数公里。我们跟沃尔特和他的妻子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另一对空军夫妇也开始跟我们研读圣经。

在此期间，我跟空军人员一共主持五个圣经研究，全部都以英语主持。在这些军人当中，后来有七个受了浸。他们返回美国之后，其中有四人成为会众的长老。

由于我们的工作受到禁止，当时把书刊、杂志及圣经运入西班牙的方法很有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游客和美国的联络员获得若干刊物。分社派我在巴列卡斯一家文具店后面的货仓设立一个秘密的藏书库。文具店东主的妻子是一位耶和华见证人。虽然东主并非见证人，他却很尊重我们的工作，甘愿冒险借地方给我们。我在货仓里把书刊包裹好，然后寄往国内的各城市。为了使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像个货仓，我故意任其铺满灰尘、堆满纸箱，同时造了一个易于架起的活动工作台和书架。晚上，我要等到店里所有人离开之后才可以开始工作，并且迅速把包裹运走。

参与供应灵粮的工作是一项特权，我们把《守望台》、《儆醒！》，以及其他书刊运到国内的各群会众。这的确是一段充满刺激的日子。

丽塔主持了16个家庭圣经研究，其中大概有一半后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这为她带来很大的喜乐。多洛蕾斯是个年轻的已婚女子，她患了心脏病，所以要在床上度过寒冷的冬天。她要等到春天才能起床，稍微有点活动。多洛蕾斯对上帝怀有坚强的信心。有一次，我们在法国的图卢兹举行区务大会，她很想参加，但医生说她的健康情况不适宜远行。我们出发前往法国那天，她没有带任何行李，只穿着便服和拖鞋，到火车站给丈夫、母亲及其他参加大会的人送行。她泪眼汪汪，眼见别人去参加大会，自己却没有分。她忍不住攀上火车，就这样往法国去！丽塔不知道多洛蕾斯上了火车；后来她们在大会相遇，丽塔大吃一惊，多洛蕾斯却高兴得笑不拢嘴！

一个不寻常的圣经研究

论到在马德里的传道经历，我们不得不提及唐贝尼尼奥·佛朗哥“教授”。当地一位见证人带我去探访这位年老的绅士，他跟妻子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我们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一年半之后，他要求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唐贝尼尼奥·佛朗哥是当时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者佛朗哥将军的表兄弟。看来唐贝尼尼奥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因为同情共和国政府而跟佛朗哥将军对抗。后来佛朗哥将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实行天主教独裁统治。自1939年以来，唐贝尼尼奥的工作权利给褫夺了，从此过着清苦的生活。这就是西班牙领导人佛朗哥将军的表兄弟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经过。

出人意外的邀请

1965年，西班牙分社办事处邀请我们往巴塞罗那从事环务探访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马德里那些情如手足的弟兄了。对我来说，从事环务工作不但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也是一项挑战。我一向都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大，所以接获新任务时感到有点害怕。我深知惟独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才有能力担任这件工作。

我们每周探访一群会众，因此经常住在不同的弟兄家里。我们居无定所，几乎每两星期就要搬一次家。这对女子来说特别不容易。但是不久之后，一对住在巴塞罗那的夫妇，何塞及罗塞·埃斯屈德，邀请我们随时到他们家里住几天。这的确是一项十分体贴的安排，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个固定的地方可以摆放物件，星期日晚上也不用再为住什么地方担心了。

在接着四年，我和丽塔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的加泰罗尼亚从事环务工作。在此期间，所有聚会都在私人家里秘密举行。借着保持谨慎，尽量避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得以继续从事逐户传道工作。有时整群会众会在星期日一起到树林“野餐”，环务大会就是以这个方式举行的。

我们对当地的热心弟兄十分钦佩，他们甘愿冒失去职业、丧失自由的危险，竭尽全力使会众保持团结和活跃。他们当中有很多更带头把好消息传至市外的各村镇。这无疑为日后的增长奠下了稳固的基础。1970年，西班牙政府宣布解除禁令，恢复宗教自由。自此之后，见证人的数目与日俱增。

告别海外传道服务

我们在西班牙的十年期间，父母的情况险些儿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宝贵的服务特权。曾经有几次，我们几乎要终止海外传道服务，以便回家照料年老的父母。多亏住在父母附近的弟兄姊妹自愿帮忙，我们才得以继续留在西班牙服务。不错，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紧守岗位，那些支持我们、把上帝的王国置于首位的同工实在功不可没。

1968年12月，我们终于不得不回家照顾母亲。爸爸在那个月去世，剩下母亲孤身一人。在照顾母亲之余，我们仍然能够继续从事全时服务。社方再次派我们从事环务工作，不过今次却在美国。在随后的20年间，我们在西班牙语的环里服务。虽然我们失去了海外传道服务这颗重价的珍珠，但现在上帝又赐了我们另外一颗。

在毒品及暴力猖獗的地区传道

现在我们跟弟兄姊妹并肩在市内罪恶充斥的地区工作。在纽约的布洛克林，在我们探访的第一周内，丽塔就给人抢去了手提包。

有一次，我和丽塔在纽约市的另一区跟一组传道员从事逐户探访。我们转过街角，发现一幢空置了的大厦外面，有些人在大厦墙壁的一个洞前排队。我们走上前几步，看见人行道上有个小子瞪着我们。另有一个男子在远处的街角把风，密切留意有没有警车经过。原来我们无意中走进了毒窟！起初那个小伙子给我们吓了一跳，直至见到《守望台》杂志之后才舒一口气。他们以为我是警察！接着，他用西班牙语大声喊道：“守望台！守望台！”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我走近他时说：“早安，你好吗？”他倒请我为他祷告！

难以取舍

1990年，妈妈的情况显示我们需要天天陪伴在侧。我们曾经尽力尝试留在环务工作的岗位上，但事实表明我们实在无法两者兼顾。我们想确保妈妈受到悉心照料，可惜却要再次放弃一颗极之宝贵的重价珍珠。这些珍珠——不论是海外传道工作，还是周游探访工作——的价值和对人的造益，远胜过世上任何实际的珍宝。

现在，我和丽塔已60多岁了。我们在当地一群西班牙语会众里服务，生活快乐而满足。回顾以往为耶和华服务的岁月，我们十分感激他把好几颗重价的珍珠托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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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丽塔、保罗和伊芙琳·洪德特马克摄于马德里的斗牛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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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林里“野餐”，向一群会众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