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高龄仍生气勃勃

拉尔夫·米切尔自述

爸爸是个中等身材的循道会传教士。他每隔两三年就要从一个教堂迁到另一个教堂去。爸爸每次奉派前往服务的教堂几乎都是在小镇里的。后来他被调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1895年2月，我在这个小镇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我自然对基督教国相当熟悉。

我到现在还记得童年时出席奋兴会的情景。我被领到“忏悔者席”上坐下，等候受圣灵充满。教堂里的人叫这种仪式做“入教”。他们说要是我虚心认罪、遵守十诫、做个好孩子，死后就可以到天堂了。可是，我告诉自己：‘看来我应该下地狱才对，我哪里配上天堂呢？’当时在我心目中，只有成年人，尤其是传教士，才能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

我甚至在青少年时期已开始看出宗教的伪善了。举例说，爸爸为了有一笔可观的捐款在全体神职人员大会中捐给主教基金，便扣起我们一部分的家用，以求能够获派到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教堂任职。镇上有一个种植棉花的传教士也很想取得显要的职位。他卖了一百包棉花，然后把赚来的钱通通带到大会。待所有与会者（大部分是传教士）捐献之后，这个棉花农夫传教士就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你们捐给主教的就只有这几个钱吗？瞧！你们捐多少，我捐双倍！”结果，主教总共收到超过一千元的捐款，而且任命这个传教士做主任牧师，凌驾在我爸爸之上。我就是不相信这样的委派会真的来自上帝。自那时开始，凡是与宗教有关的事我都半信半疑。

后来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被征召入伍。在军队里，随军牧师向我们讲道，叫我们誓死为国效忠，这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牧师的话使我对宗教更加反感。无论他们怎样说，我的目标只是保全性命、完成学业、成家立室。在我的未来计划里，宗教根本全无立足之地。

改变态度

1922年，我同一个名叫路易丝的年轻女子堕入爱河。不过后来我发现，原来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俩决定结为夫妇。路易丝希望婚礼用天主教仪式进行，我却不想有任何宗教仪式。最后她只好让步，与我在纽约一间市政大楼注册结婚。

成婚初期我们在宗教上没什么争拗。我略略跟路易丝提过自己对宗教已信心尽失。看来只要不提宗教，我们就相安无事。在1924年至1937年间，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最后我们有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路易丝要孩子进天主教学校读书。我却不想他们接受任何宗教训练。结果，我们开始为这件事争论不休。

1939年初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对宗教完全改观。那年有两个耶和华见证人，亨利·韦伯和哈利·派亚特，来到我们在新泽西州罗塞尔的家探访。我很快就看出他们打算跟我讨论一个我毫无兴趣的题目：宗教。当时我对宗教仍然全无好感。我忘记不了随军牧师对我们说的话：‘要为国家作战到底。’回到家乡后他们却对教友说：‘不可杀人。’多么伪善！我满以为可以驳倒这两个见证人，于是对他们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要是你们的宗教是正确的，其余的就通通是错误的。如果有另一个宗教证明是正确，其余的宗教，包括你们的宗教，都必然是错误的。世上只可能有一个纯真的宗教。”出乎我意料，两个见证人竟然同意我的看法！

他们请我拿出自己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1:10。经文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节经文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我又怕这两个人会游说我加入他们的教派。不管怎样，至少我从他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基督教不应该有分裂的情形存在。我还有其他问题想知道答案，例如，人死时魂会怎样呢？我真的很想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担心这样做会为我的家庭造成更大的宗教分歧。

接着，其中一位见证人问我：“我们很想下星期再来跟你们谈谈。”我想尽办法婉拒他们，怎料路易丝插嘴说：“拉尔夫，他们想知道几时可以再来。”我大感意外，因为路易丝一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看来有点奇怪，我却这样想：‘说不定我们可以因此在宗教方面取得共识。’结果，我同意让亨利·韦伯和哈利·派亚特下一个星期五再来我家。

就这样，我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不久之后，我受到邀请出席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礼堂举行的大会。那天是1939年6月25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约瑟夫·卢述福发表的演讲，讲题是“政府与和平”。当天有逾1万8000名听众出席，我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如果把透过国际联播收听演讲的人也计算在内，听众实际上多达7万5000人。

可是，事情却有点阻滞。天主教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的跟从者到会场捣乱，在卢述福弟兄演讲的中途，数以百计忿怒若狂的暴民向他大喝倒彩，更高喊“希特勒是救星！”和“佛朗哥万岁！”等口号。滋事分子在会场大吵大闹，甚至用电话线收听演讲的听众都听得清清楚楚！大会的招待员花了差不多15分钟才能平息骚乱。卢述福弟兄在骚乱发生时，一直气定神闲地继续演讲，听众就报以一轮复一轮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

说也奇怪，为什么一个天主教教士要挑起人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仇恨呢？我看出卢述福的演讲一定不无道理，所以教士才不想别人——像我这样的人——听到。因此，我继续研读圣经。我的灵性进步得很快，1939年10月，我终于以水浸礼表明自己的献身。翌年，我几个儿女也受了浸，妻子路易丝则在1941年受浸。

面临考验

我接受了真理之后不久，妈妈就去世了。我得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奔丧。由于良心的缘故，我不想出席在循道会教堂举行的葬礼。于是，我在起行前先打电话给爸爸，请求他把棺木停在殡仪馆。爸爸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我到达殡仪馆的时候，家人已出发往教堂去，他们以为我也会同他们一起到教堂。

可是，我拒绝这样做，随即惹来家人的不满。妹妹埃德娜原本跟我十分要好，但丧礼后她半句话也不肯跟我说。我写信给她，她从未回过一封信。埃德娜每年暑假都要到纽约市立大学上教师进修课程。我约她见面，她老是说太忙而拒绝我。看来埃德娜觉得我很厌烦，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不再找她了。自那时开始，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1941年，美国和加拿大有不少见证人儿童，他们因良心的缘故拒绝参加一些崇拜偶像的仪式，结果被学校开除。我的六个儿女也不例外。为了使他们获得受法律认可的教育程度，社方设立了特别为见证人孩子而设的学校，称为王国学校。我的儿女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王国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是由一幢酒店改装过来的。学校的第一层有课室、厨房、餐厅和王国聚会所。第二层是女生的寝室，第三层是男生的寝室。这的确是一所设备完善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在学校寄宿，到周末才回家一趟。住得离学校较远的学生就每两周返家一次。

早在我接受真理的初期，我已很想做先驱（即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福音者）。1941年，有一个大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举行。在节目里，一位弟兄讲述自己怎样一方面养育12个子女，同时又做先驱。我暗暗地想：‘他有12个儿女也能够做先驱，我有10个儿女也该办得到。’可惜我的环境却不容许我立即这样做。直至19年后，在1960年10月1日我才能以正规先驱的身分为耶和华服务。

意外的惊喜

1975年，我接到妹妹埃德娜的电话。当时我已80岁，也就是说，我足足有大约20年的时间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埃德娜在机场摇电话给我，请我到那里接她和妹夫。能够与埃德娜久别重逢实在令我高兴得不得了，不过这还未算是最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我们驱车返家途中，妹夫突然对我们说：“你们有个归信者。”起初我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到达后，他再说一次：“你们这里有个归信者”。路易丝马上明白他的意思。她转身问埃德娜：“埃德娜，你是见证人？”埃德娜说：“一点不错。”

究竟埃德娜是怎样认识真理的呢？事情是这样的。1972年，我送了一份《守望台》订阅给埃德娜，希望借此修补我们那日益疏远的关系。约莫一年之后，埃德娜因病需要卧床休息。那些连封套也未拆开的《守望台》杂志就一直堆在书桌上。后来埃德娜好奇地打开其中一本杂志来看。她一下子把整本杂志读过，心里想道：‘这的确是真理！’埃德娜在耶和华见证人探访她之前，已把全叠《守望台》杂志一一读过了。她接受了一个圣经研究，而且不断进步，后来成为了耶和华见证人。

应付丧妻之痛

我妻路易丝后来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日趋恶化。她终于在1979年病逝，享年82岁。路易丝一死，我也像死去一样。整个世界都瘫痪了。我不知所措，不晓得未来有什么打算。我真的极需要安慰和鼓励。一位周游监督，理查德·史密斯，鼓励我继续做先驱。我发觉最大的安慰来自安慰那些痛失亲者的人。

1979年，守望台社筹办往以色列的观光团，我报名参加。对我来说，这次旅程俨如一支强心针，使我大受鼓励。我一返家，就马上重投先驱工作。此后每年我作出安排往国内一些未经委派或不常做的地区服务。虽然我年事已高，我依然能够享有这项服务特权。

多年来，我约莫帮助了50个人踏上永生的窄路，我为此深感快慰。我大部分的儿女都接受了真理。我有两个女儿是正规先驱。另一个女儿路易丝·布兰顿和女婿乔治在纽约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总部服务。此外，我的一个儿子以长老的身分服务已有许多年了。

由于遗传到第一对人类的不完美，我们人人都会衰老生病。（罗马书5:12）事实上，我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疼痛。目前我的左腿深受关节炎之苦，间中它会令我极不好受，却未致令我停止活动。我热切祈求左腿能够继续走动，因为我渴望为耶和华服务。我最大的愿望是继续做先驱直至我一生的尽头，竭尽全力使人认识耶和华的名和他的旨意。

［第23页的图片］

与女儿丽塔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