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做个“无愧的工人”

安德烈·索珀自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陷入一场又一场的疯狂屠杀，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当时我在德国海军里服役，驻守在挪威纳尔维克附近，任军队通信员，曾目睹不少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晚上，我时常在峡湾的防空洞内凝望迷人的北极光，思量人生的意义。我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把万物创造得这么美好，就断不会用战争折磨人类、涂炭生灵。

1923年，我在拉索特出生。拉索特是个小村庄，邻近捷克边界，现今位于波兰境内。我们一家以务农为生，家境清贫。由于父母是天主教徒，我们的生活深受宗教影响。可是，我很早就对宗教产生怀疑。村里有三个信奉基督新教的家庭被天主教居民排斥。我百思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徒要仇视基督新教徒。一天，我在学校上要理问答课。我请教士讲解一下三位一体的道理，却被他用棒子打了十下。不过，最令我对教会失望的，是我17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年，外祖父和外祖母在两个月内相继去世。丧礼在教会举行。妈妈一时不够钱支付两个葬礼的费用，请求教士通融，迟些才付款。教士说：“你父母不是有些遗物吗？卖掉这些东西就有钱付殓葬费了。”

几年后（1933年），希特勒接管波兰，下令人人都要说德语，不准再说波兰语。不听命或拒绝学德语的人逐渐无故失踪。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这些人给送进集中营里去了。我们的村子也改了个德国名字，叫做格伦夫利斯。我14岁退学，由于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很难找工作，几经波折才找到份小差事，做铁匠学徒。后来大战爆发，教会不断为希特勒和德军祈祷。我暗自在想，敌军岂不会同样祷告祈求胜利吗？

加入德国海军

1941年12月，我加入德国海军服役。1942年年初，我被派往挪威沿岸的巡逻舰上工作。我们的职责是护送运载军队、军用物资或货物的船只，从特隆赫姆安全抵达奥斯陆。有一次，我听到两名船员谈论圣经里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两人悄悄告诉我，他们的父母是耶和华见证人，但他们没有仿效父母的榜样，过敬虔的生活。这是我头一次听见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

大战结束，我们被英军拘禁起来，先送往美国，然后遣返德国。战后凡是家园在苏联占领区内的德国战俘，通通被送去法国北部的列万战俘集中营做矿工。1945年8月，我问一个看守我们的法国士兵他信什么宗教。他回答说：“天主教。”我也是天主教徒，于是我问他，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对立？他说：“你无需知道原因，现实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两个隶属同一宗教的人竟然自相残杀，实在是荒谬之极。

在矿场里找到启迪之光

我在煤矿场工作的第一日，遇到附近一个矿场的工人埃文斯·埃米奥，他慷慨地把自己那份三明治分给我吃。埃文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移居法国多年。他告诉我将来会有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虽然他是美国人，我是德国人，他却对我全无敌意，反而仁慈有礼，教我对他另眼相看。不过，那次以后，我一直再没有遇到他了。1948年年初，我们再次相遇，他送了一本名叫《“和平之君”》的册子给我。我从册子看出上帝是良善的，他恨恶战争；这正是我以前眺望北极光时的想法。于是，我决心要找出传讲这些真理的宗教。可是，由于埃文斯在另一个矿场工作，我无法跟他联络上。我到过集中营内各个教会打听，也找不到出版这本册子的宗教团体。

1948年4月，我从集中营获释，回复自由身。接着那个星期日，我忽然听到街上响起铃声。然后我看见埃文斯，我高兴极了！当时他正跟一群耶和华见证人披着三明治式标语牌，宣传一个公众演讲的题目。摇铃的人是马尔索·勒鲁瓦，现在是法国分社委员会的成员。埃文斯介绍我认识约瑟夫·库尔恰克，他是个说德语的波兰人。约瑟夫曾在集中营里因紧守信仰而历尽艰辛。他邀请我当晚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不大明白聚会里的资料。后来，人人都举起手来，我问身旁的人他们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们打算下星期去敦刻尔克市传道，他们举手表示可以同去。”我问：“我也可以去吗？”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在接着的星期日跟他们一起逐户传道。虽然我们遇到的人，不是人人都很和气，我却很喜欢这件工作，不久就经常参与传道工作了。

学习控制脾气

不久之后，见证人开始到贫民区向已获释的德国战俘传道。那里人人都知道我脾气暴躁，所以对我来说，向人传道特别困难。要是有人嘲笑我传道，我就警告他：“你最好不要惹我，不然就有苦头给你吃。”一次，我在矿场工作，有人拿耶和华来开玩笑，我禁不住动手打他一拳。

幸好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渐渐学会控制脾气。一天，我们在贫民区传道，有一伙人喝醉了，要找见证人的麻烦。我身旁的弟兄知道我急躁易怒，连忙提醒我不要插手干预。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其中一人已气冲冲地走到我跟前，脱去外衣，想跟我打架。我马上跳下脚踏车，把车交给他托住，然后双手放进口袋里。那人没想到我有此一着，不知怎样是好，只好听听我要说些什么。我鼓励他回家睡个觉，然后来听公众演讲。下午3时，那人果然出现！最后，大约有20个战俘接受了好消息，而我自己就在1948年9月受浸成为见证人。

生活忙碌，却心满意足

社方派我在指派的地区一面传道，一面物色举行公众演讲的地点。由于这个缘故，有时我得从传道地区骑小型摩托车走大约50公里，才回到矿场当夜班。周末，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传道地区，沿途派两至四个传道员跟讲者下车探访附近的人家。在较大的城镇，我们一找到合适的地方举行公众演讲，就把一个个手提箱叠起，充当讲台。我们又时常披着三明治牌，宣传公众演讲的题目，邀请人来听演讲。

1951年，我遇到珍妮特·肖富尔，一位来自兰斯的见证人。我们可说是一见钟情。一年后，我们在1952年5月17日结为夫妇，婚后迁到矿业蓬勃的佩克昂孔尔特镇（法国杜埃附近）。可是，我的健康不久就出现问题；经医生诊断，证实我患了石末沉着病（又称矽肺）。这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是由于在矿场工作引起的。虽然我很想转行，却无法在其他行业找到差事。1955年，我们去德国纽伦堡参加国际大会，位于莱茵河畔的工业小镇凯尔有一群人数不多的会众，那里的弟兄邀请我们前去协助他们。就这样，我们迁到凯尔去。那时候，当地只有45个传道员；我们在这个会众服务了七年，传道员增至95人。

享有更多服务特权

凯尔会众的灵性日见稳固，于是我们向社方申请在法国做特别先驱。出乎意料之外，社方竟然派我们到巴黎。我们在巴黎服务了八个月，过着十分惬意的先驱生活。我和珍妮特总共主持了42个圣经研究。其中5个在我们逗留巴黎期间受了浸，另外11个在我们离开后受浸成为见证人。

我们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学者荟萃之处），经常遇到来自巴黎大学的教授。有一个退了休的哲学教授曾替人施行信仰治疗，我们跟他研读圣经，后来他受浸成为见证人。有一天，我跟一个土木工程师讨论圣经，他和耶稣会的导师常有接触。他在下午3时来到我家，一直讨论至晚上10时才离去。最令我们意外的是，个半小时后他又来找我们。原来，他刚刚跟一个耶稣会的教士讨论过，对方无法回答他就圣经预言提出的问题。那天，他在凌晨1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7时又再来访。这位工程师后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和珍妮特遇到这么渴求真理的人，令我们大受鼓励。

我们在巴黎服务了一段时期之后，社方派我们到法国东部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我们奉派探访区内的法语和德语会众，强化他们的灵性。这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我们探访洛雷恩的龙巴斯会众期间，遇到斯坦尼斯拉斯·安布罗斯兹恰克。他是个波兰人，战时在盟军的潜艇上从事军事职务，曾跟挪威海域的战舰交战。换句话说，我们曾在敌对的双方，在同一水域上作战。现在我们却成为弟兄，团结一致地事奉耶和华。另一次，我们在巴黎参加大会，我突然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人是法国北部战俘集中营的司令官，我被囚时遇过他。我们多么高兴能够在大会重逢和一起工作！上帝的话语的确有力量化干戈为玉帛！

可惜我的健康越来越差，我做了周游监督14年后，终于不得不停止探访工作，但我和妻子决心继续尽力为耶和华服务。我们迁往法国东部的米卢斯镇，在当地从事先驱工作（全时传道员）。

后来，我有分参与兴建王国聚会所的工程，尝到另一种喜乐。1985年，社方派我组织一队志愿建筑工人，在法国东部展开建筑工程。这队志愿人员兴建或翻新了80多个大会堂和王国聚会所，作为崇拜耶和华的处所。他们当中有些是熟练工人，有些是受训的志愿工人。1993年，我更有荣幸到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兴建一幢大会堂和五个王国聚会所！

不顾困难勇往直前

毫无疑问，我在过去的50年充满神治活动，享有无数服务特权，日子过得很快乐。珍妮特在1995年12月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43年了。她突然离我而去，叫我悲痛不已。直至现在，我仍然一提起这事就感到心酸。在最难熬的日子，多亏耶和华赐我力量，属灵弟兄姊妹不断的关怀、扶持，我才渐觉宽慰。

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1963年一位受膏弟兄，在德国慕尼黑大会上所说的话。他说：“安德烈，不要左顾右盼。以往弟兄在集中营里经历考验，现在我们要再接再厉。千万不要自怜自艾，要勇往直前！”我把这番话紧记在心。由于健康不良、年老力衰，我已不能像以往做那么多了，但我常常从希伯来书6:10寻得安慰：“上帝并非不义，总不会忘记你们的作为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不错，为耶和华服务是无上的光荣。在过去50年来，我一直尽力做个“无愧的工人”，今天这仍然是我的目标。——提摩太后书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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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挪威峡湾时，曾在这种船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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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北部骑脚踏车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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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提箱叠起给公众演讲的讲者作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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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珍妮特摄于1952年结婚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