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从集权政府的迫害下得救
由伊力·傅乐斯君（Erich Frost）叙述
一本畅销的德文杂志在我的面前摊开着。其中有一篇连载小说的主题是叙述集中营的生活情况的。这是我所读过关于集中营生活的故事中最真实的一篇。不过其中最悲惨的情形它并没有述及。这些惨绝人寰的事的确是笔墨所不忍记述的。
不多年之前，举世均为纳粹大军东征伏迦河畔和西扫英伦海峡的暴行而震惊。北至严寒的斯坎底纳维亚，南至酷热的非洲沙漠，这个集权政府的军队都不可一世地横行着。在好几年内纳粹一直没有遭受过任何挫败——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
在德国境内，纳粹政府曾极力企图铲除耶和华的见证人，但却完全失败。他们甚至将时间退后了五百年而将中古世纪天主教廷所采用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方法恢复；他们在纳粹党的集中营里以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大肆淫威。但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数千个像我一样的人得以存活下来叙述当时的情形。
首先我想追述在1919年开始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使一个人和集权政府发生了冲突。那一年我的母亲成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在当时被人称为“圣经研究者。”当时我的兴趣是在音乐之上。她热诚的见证使我的父亲和我都于1923年三月四日在我的家乡，德国的莱比锡（Leipzig），快乐地受浸成为见证人。我停止了我在音乐方面的研究而开始在一些咖啡馆和娱乐中心奏琴谋生，因为这样会容许我有更多自由的时间为主工作。1924年我开始以全部时间事奉耶和华而在莱比锡的守望台社书籍运输站工作。四年后我被邀请参加放映社方所摄制的“创造的影剧”。今日尚有盈千累万的人记得这部描述地球的创造过程和上帝造人的旨意的美丽影片。能够放映这部影片和以“朝圣者”或圣经讲员的身份探访许多小组实在是一项宝贵的权利。
暴风雨的结集
见证的工作在德国迅速地扩展。在1919至1933年之间，热心的德国见证人一共分派了48,000,000部书籍，此外还分派了77,000,000本德文的《黄金时代》，即今日的《儆醒！》杂志。1932年纳粹党开始得势了。在放映影片时，我们时常遭受到暴徒的捣乱和围殴。情形变得如此恶劣以致我们唯有在警察保护之下才能放映。在这段期间有好几个纳粹党员认识了我。
1933年一月，当我到纽伦堡探访一位见证人的家庭时，我们从收音机听到来自柏林的广播宣告希特勒已攫得大权了。当时我们已猜测到这件事对我们的意义。暴风雨果然在同一年的四月触发，警察占据了社方在麦德堡（Magdeburg）新建的庞大印刷厂和伯特利之家，并且封闭了我们的印刷机器。后来由于查不出我们有任何从事叛乱活动的证据，政府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日将财产发还给社方。
同年的六月有七千多个见证人聚集在柏林通过一份决议对希特勒政府的独裁行动发出强硬的抗议。我们分派了几百万份抗议书。三天之后政府将社方在麦德堡的财产没收，在分社办事处服务的180个职员全部被迫离去。希特勒宣告说:“我从今解散德国境内‘热心的圣经研究者’的团体，将他们的财产贡献给德国的人民；我要将他们的书籍一概没收。”我们的宗教仇敌均为此大为得意。
因为这些财产是属于美国总社名下的，美国的国务院遂开始为此事与德国政府磋商谈判。不久德国政府又将我们的财产发还，但却没有撤销禁止我们从事传道活动的法令。我们的聚会仍被禁止。价值超过$25,000美金的圣经和圣经书籍被焚毁。到了1934年许多见证人开始因为不肯投票或向希特勒高呼万岁而陆续失去他们的职业。
1934年春季我初次入狱，但被囚禁了十天之后便获释。在此之后不久，我设法回到捷克。我曾在那里放映我们的影片。当我们的工作在德国被禁止而我们的办事处被封闭的期间，我却能够在国外放映这部影片达22次之多；这实在使我感到非常感激。可是甚至在捷克，放映这部影片也不像以前一样容易了。有许多次我在夜晚被警察唤醒查询，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个纳粹党员！
在同一段时期内，德国的弟兄们采取了一项大胆而具有决定性的步骤。虽然仍在禁令之下，所有的小组在1934年十月七日聚集一处通过了一项向希特勒的政府抗议的决议书，宣告他们不论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耶和华的崇拜仍然会继续下去。在作过严肃的祷告之后，他们将这项抗议用电报打给柏林的政府。在同一个时候，其他五十多个国家内的耶和华见证人亦聚集起来驰电向纳粹德国发出强烈的警告。后来卢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的一位全权使者透露，当希特勒看到那些大胆的电报时，他大发雷霆地咆哮道:“我一定要将这批小子在德国连根铲除！”
从事地下活动的基督徒
我在1935年五月返回德国，于是开始加入地下的传道活动。六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在旅馆中被逮捕解往柏林的“哥伦比亚馆，”在那里我渡过了一生中最悲惨的五个月。我曾被棒打，践踏和单独囚禁，每日受尽了种种磨难和侮辱。在这段日子中我发现人有时会变成像禽兽一样。我受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官员蛮横的审讯，但他却无法将我判为一个革命分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我最后竟被释放了，不久我便又再潜入地下工作中继续事奉耶和华上帝。
我们开始筹备在瑞士的卢杉（Lucerne）举行一次大会。同时纳粹党也开始向我们发动另一次攻击。这时大多数负领导责任的弟兄们均已被逮捕。我的任务是要收拾残局而使工作能够继续下去。曾有无数次我从后门和后窗间不容发地逃过盖世太保的魔手，可是我的母亲和弟兄却被抓了起来。
1936年九月在卢杉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当时守望台社的社长卢述福弟兄和来自德国的2,500个弟兄。我被委派立刻着手将那受到严重打击的地下工作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并且计划在德国将大会的决议以闪电战的方式分派出去。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的五时至七时之间，在德国所有的大城市中有300,000份抗议书被暗暗地送到居民家里。当时虽然引起大批的警察和巡逻车出动，他们却连一个见证人也没有抓到！
当然，这种地下工作是在迫害和随时有丧失自由与生命的危险之下进行的。但是弟兄们必须获得属灵的粮食才能维持他们的力量，同时他们在见证工作中也必须要有工具。纳粹党员在火车上所施的搜查是我们经常需要经历的危险。甚至购买大量的纸张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有许多携带社方书籍的弟兄落在盖世太保的手中。有好几个弟兄被控犯了印制《守望台》杂志的罪名而被处死。虽然如此，上帝的见证人仍然凭着对上帝和对邻人的爱心继续宣扬上帝的王国好消息。我们的机智和所用的方法的巧妙可以从载于纳粹法庭的官方发言工具《国家社会主义法律镜报》（The National Socialist Legal Mirror）首页的报导中得窥一二。以下是其中一段的摘录:
“这个被禁止活动的团体的信徒仍然企图在他们之间维持联络以彼此勉励增强信心。除此以外，他们亦设尽各种方法在可能的场合中将他们的思想灌输给其他的同胞公民。时常这些‘热心的圣经研究者’在购买东西时，在出外散步时，坐在公园里或站在街道上时都会和不相识的人打招呼交谈，他们在开始时总是先谈论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件，然后逐渐讲到他们的信仰和被禁止传播的道理。他们认为这乃是他们作为‘耶和华见证人’所负的责任。”不论需要冒多大的危险，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关心怎样将自己的信仰与别人分享以便使后者也能够在这世界末期的时候得救。
在纳粹的屋顶下
1937年，每年一度纪念基督受难的最后晚餐仪式落在该年的三月二十七日。我和十位弟兄约好在那时聚集起来讨论我们的地下工作。在那日的清晨两点钟，我所住的公寓门口响起了沉重的敲踢声。在数秒钟之后我已将一卷包含极重要的资料的小纸卷藏入我的床垫里。随即有十个秘密警察冲了进来，他们喝道:“好了，傅乐斯，起来穿上衣服，你的把戏也玩够了！”我一面穿衣一面向耶和华默祷，而他们同时把房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但他们却没有找着那卷小纸卷。
事情发展得很快。盖世太保们已经获悉我们计划在星期五聚会纪念耶稣的受难，但他们还不知道地点在那里。许多次他们将我打到昏迷不省人事，然后用冷水浇在我头上把我弄醒。不久我已混身疼痛得不能躺下或坐下。从星期五至星期一，我几乎没有吃过或喝过任何东西，只是不断地祈求耶和华帮助我为了弟兄们而保持沉默。当我再次被带到盖世太保之前时，我不禁联想到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情形。他们愤怒的咒骂将我所深切关怀的事透露出来:警察所布下的网罗并没有抓到我的弟兄们！我内心的欣慰真不是言语所能描述的。
七月带来了我的妻子被捕的消息我的儿子则被交给纳粹党教养。其他许多见证人的儿女亦被强迫离开父母而送到纳粹党的教养所里。这些少年男女当中的大多数都在这次严厉的考验中坚强起来。有一个年约十三岁的女孩在当时写信给她的父母说:“我时刻紧记着古代像约伯，但以理和其他的许多忠心见证人，以他们作我的模范。我宁愿死也不愿对上帝不忠。”这些儿童们虽受到强大的压力，却始终不肯加入希特勒的少年运动。由于他们所表现的基督徒行为，有些纳粹党的父母疼爱他们甚至过于自己的子女。
从监狱到沙川胡生集中营
被囚在安斯兰沼泽（Emsland Swamp）地带的囚犯所受到的非人奴役和虐待几乎足以将他们驱到绝望的地步。或许你曾听闻过“华德斯兰的地狱（hell of Waldesrand）”。凭着信心和营内其他的忠心见证人的互勉，我能够忍受最艰苦的磨难。每逢星期日我们举行共同的圣经研究，从记忆中温习我们以往在上帝的道中所学得的知识。我们亦邀请营中其他的囚犯与我们一同吸收“生命之水。”他们时常很留心聆听我们的讨论。
我的监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才满期，而我随即被带回柏林。九十九天之后沙川胡生集中营的大门在我背后关上了。集中营中的看守们对我所施的残酷虐待简直是人所无法想象的；但当我遇到280个饱受同样艰苦考验的见证人时，我的欣喜也无法言喻。这些便是畅销书《地狱的理论和实践》所提及的忠心基督徒:“当战争爆发之后，政府邀请沙川胡生集中营内的见证人自愿参军。每次有一个见证人拒绝这样行，他们中间便有十个人被枪毙。在枪毙了四十个见证人之后，纳粹的警察们终于住手了……一个令人无法逃避的印象便是，从心理上说来，纳粹的秘密警察始终未能胜过耶和华见证人向他们所作的挑战。”和这些忠贞的基督徒一同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喜乐和慰藉！我比以前更深切地领悟到“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节经文的意义。——箴言27:17。
营中的官员屡次向我们指出，只要我们签署一项放弃我们的信仰的宣言，集中营的大门便会为我们敞开。珍妮菲·戴高乐女士（Miss Genevieve de Gaulle），即当今法国总统查理士·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侄女，在她忆述我们的姐妹在雷芬士布禄克（Ravensbruck）集中营中的情形时也证实了这一件事实:“她们若宣告放弃她们的信仰便可以立即获得释放。可是相反地，她们不但不肯停止她们的奋斗，反而设法将一些书籍和传单偷运入营内，这些书籍曾使她们中间有好些人被吊死。”她们这种无畏地作见证的结果使营中有300个年青的俄国女子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虽然他们被禁止和其他的囚犯交谈（听他们讲话的人可能受到鞭挞二十五下和与他人隔离的惩罚），耶和华的百姓仍旧决心坚立不移直至死而后已，由此充分表现了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力量。一个曾被囚禁在布秦华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劫后余生者说那里的见证人“不畏禁令和处罚”继续为他们的信仰作见证。他们并不是只顾自己，反之他们同时也兼顾别人。在汉堡附近的努安甘（Neuengamme）集中营里，我们的弟兄甚至出版了一份经常的报纸，叫做《上帝王国的消息》（News About God’s Kingdom）。
在奥茨维兹（Auschwitz），或称奥斯维心（Oswiecim），的死囚集中营里，有一次一位弟兄被派到该营里修理暖气管，有三十位姐妹也在那里工作。在一连六天之内，他利用吃饭的时间向她们谈论上帝的道以加强她们的信心和力量，她们都为此对耶和华深表感激。一个同情他们的守卫也将来福枪放在脚边坐下来深感兴趣地聆听。守卫们在谈话中与弟兄们辩驳斗智乃是常见的事。我们的看守者经常有机会听到坦诚无畏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这样行对他们和我们自己的永生希望都有极大的影响。有一位姐妹曾被派到一个SS Obersturmfuhrer（相当于少校阶级）的办公室工作，她时常受到主管的威吓说:“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她正在利用他办公室里的文具纸张准备一些读物作为在一次集中营的大会中使弟兄们惊喜的灵粮。她时常向他讲及耶和华的旨意，而他亦逐渐变成比较友善。借着无畏地向人传道和向邻人表现博爱的精神，我们的弟兄在这些狮子坑里也时常使别人对耶和华产生信心。在不同的集中营里时常有些看守宣告放弃他们向纳粹党效忠的誓言而开始敬拜事奉耶和华。这些原本迫害我们的“扫罗”如今竟变成了“保罗”而与我们一同忍受艰辛！在一般政治犯中亦有不少男女变成耶和华的见证人。有一次我们甚至利用一个水桶作浸礼池。
我们对耶和华的信赖从未落空过。有一位著名的瑞典记者郝斯钟（Bjorn Hallstrom）在后来曾作了一篇关于我们的弟兄在这整段时期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的报导，其中都是实情。他说:“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受到更悲惨的待遇，可是凭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他们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抵受痛苦。”
在集中营外盖世太保的警网从未能够在任何时期搜到半数以上的见证人。我们之中大约有一万人被禁锢，但同时却有同样数目的人仍然在监外继续向人传讲耶和华的王国的好消息。他们在深夜里或森林内秘密地举行聚会。甚至葬礼也被他们用来作为基督徒彼此联络的宝贵机会。
墙上的字迹
由于被认为是见证人的“首脑人物，”我们有十六个弟兄分别受到以钢条鞭打二十五下的惩罚，然后被判在监狱里作苦工。最后他们把我们安置在英法海岸之间一个称为艾德尼（Alderney）的岩石小岛上一间所谓的SS建筑公司里。我们虽然需要忍受看守者加诸我们身上的虐待，但却有机会防范其他的囚犯可能加诸我们身上的一些危险和欺负。这时希特勒已由于在史大林格勒受挫而运气转劣。纳粹党已开始看出“墙上字迹”的意义了。
1944年六月里一个繁星满空的夜晚，我们在港口的岸边望到联军的反攻。不久之后我们被押上一些破旧的船只撤往圣马罗（St. Malo），从那里改乘火车——每一节货车塞进六十人——通过法国，比利时，荷兰而返回德国。本来他们计划将我们所乘的几艘载满囚犯的船在凯艾湾（Kiel Bay）击沉，但这项阴谋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未能及时抵达奥地利。1945年五月五日，美国的坦克步队终于将我们释放。大约在这同一段时期内，盟军的步步进迫将好几处集中营的大门打开而将成千成万鸠形鹄面的囚犯倾进被轰炸得疮痍满目的乡村里。他们在看守的监视之下必须步行，秘密警察们对于一些虚弱到不能行走或被发现在途中偷窃食物的人都一律格杀勿论。有许多人则力尽倒地而死去。但耶和华见证人却在路上互相扶持而继续前进。他们时常向村民传道，而村民们则为了表示感激起见慷慨地将自己所存的食粮与他们分享——这无疑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另一项恩典。当时一位见证人所说的话将我们的心情很适切地表达出来:“现在我自由了。我感谢天父和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使我能够继续赞美他的圣名。”
纳粹的迫害彻底失败了。
复元的工作
耶和华的灵激励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我们中间有许多虽然仍然有家可归，但却不打算先返乡。我们最关心的乃是社方在麦德堡的产业。我们发现占领军正预备将其改装为招待俄国人的旅馆。企图使苏联的官员了解耶和华见证人是谁真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若不是我们当时昼夜不断地向他们强调我们的组织在德国的总部以往一向都是在麦德堡的话，我们在东区的工作恐怕永远也无法重新开始了。最后他们终于批准我们的请求，于是传道工作遂得以在共产管区中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展开。
不久德国各地的小组开始纷纷地重新组织起来。起初我们只能运用圣经和一张单张来传道，但是至少我们如今可以自由地聚会和彼此帮助了。在战后不久所举行的聚会中，时常有些弟兄和姐妹由于饥饿过度和身体虚弱而从椅上晕倒在地。美国的耶和华见证人给我们寄来了许多救济包裹，美国和瑞士的弟兄亦运来了大批的衣物。我们对于这些援助都深为感激。
1946年我们当中有9000人兴奋地参加了在纽伦堡举行的一次大会。我们在麦德堡也举行了一次大会，大约有6000人参加。当该地的俄国人听到我们的歌声和看到几百人一同出发受浸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和手势实在令人非常难于模倣。当然，任何在街上的人群集合本都在严令禁止之列，不过当我们像他们解释了浸礼的意义之后，他们便不再干涉我们了。但在东德的新集权统治之下，这种自由并没有延续很久。
社长诺尔弟兄在1947年到德国视察；他签订了一份租约在魏斯巴顿（Wiesbaden）租下了一座楼房和一块地段供德国分社之用。今日在西德我们很高兴见到在大战结束时剩下的几千个见证人如今已增加为68,000个热心传扬耶和华的新世界的传道员。我的心因为耶和华赐予我们这样的成功而充满喜乐和感激。我也为有机会在1950，1953和1958年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三次国际大会而感谢上帝。耶和华也为我们在德国预备了一些额外的大会，例如在1955年举行的大会有125,000人来到纽伦堡和柏林参加。在短短的数年之内耶和华的仆人能够成就和看到多少奇妙的事！
必然的拯救
当共产党员和我们一同被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时，他们时常威吓我们说:“我们若一旦得势，必定将你们这批小丑统统吊死！”1950年共产的东德果然下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于是极权的迫害又再度复活过来。麦德堡的办事处再度被政府没收。再次地我们的弟兄们凭着坚信耶和华必定会拯救他们的信心接受了这个挑战。
你能够体会为什么我的思想时常会穿透将德国分为两半的“铁幕”而深深怀念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受尽苦楚，但现今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过着悲惨日子的见证人吗？目前尚有407个忠贞的见证人仍然被禁囚在东德。我想念着一些七十余岁的弟兄们，像X弟兄，Y弟兄，以及稍为年轻一点的Z弟兄，A弟兄和B弟兄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了对耶和华保持忠诚而在上帝的仇敌残暴的魔掌中渡过了二十年的时光。
从铁幕里不时透出一些令人振奋和充满勇气与信心的报导。我们的弟兄仍然坚定地持守着忠诚，时时刻刻将王国的希望置于他们和邻人的眼前。借此他们每天以行为证明耶和华如今正通过他的君王基督在他的仇敌中间掌权统治。由于耶和华的容许，极权政府得以逮捕和虐待耶和华的百姓，但却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禁闭耶和华的圣灵！
请生活在极权政府迫害之下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压迫者千万不要忘记:在纳粹党肆虐的期间耶和华时刻都和他的见证人同在。当他们精疲力尽地呼求他时，他喂养和安慰他们。当他们晕倒时，他复苏和勉励他们。对一切至死保持忠贞的人他都给予复活的希望。当他所订的时候来到时，他将会打开大门将他的百姓解放出来！
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的得救是必然的。他那公义的新世界已近在眼前了！现在耶和华的见证人已在歌唱着:“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