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挨饥抵饿

“每日，差不多有二十亿人早上醒来需要面对一个被找寻食物这个单一欲望所控制的世界。”美国海外发展局的布朗评论说。千百万人需要较多和较好的食物。人类在这方面的缺乏是地球之过吗？

不然;地球看来有能力维持比现在三十七亿更多的人口。有些权威人士声称可以开垦的耕地比近数十年来所用的多一倍。

天时使粮食更短缺

使最佳的土壤也无法丰收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天时。“对于天时的变幻无常，现在仍未找到应付办法。”《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说。

亚洲和非洲的饥荒大部分是由旱灾所致。1972年的季候雨来得太迟或雨量太少，以致对印度的夏季收成毫无益处。孟加拉在禾稻生长月份的雨量比正常少了百分之40。反常的天气也影响到菲律宾的粮食产量。北部的禾田大受水灾所蹂躏，南部却因干旱而歉收。

在另一方面，俄国在农业上遭受打击是因为以往两年的冬季仅有薄雪降下，以致农作物饱受寒霜侵袭。据新华社报导中国大陆不但各地有旱灾、水灾和寒霜，而且台风，冰雹和害虫也损毁了不少农作物。世界现时的粮食危机应该使人深深体会到人在自然因素面前是如此软弱无能。

无定的天时大大抵消了“绿色革命”的效果。同时，有人害怕“绿色革命”的有限成功还会遭受进一步的打击。何以故呢？

因为大幅土地偏植一种作物时很容易受到单一种植物病所侵害。同样地，在一种谷类上繁殖的害虫可以蔓延到全部作物上。难怪巴基斯坦有句笑话说，“新的奇迹小麦带来新的奇迹蝗虫！”

科技无法解决粮荒

自然因素虽非人手所能控制，科技又如何呢？虽然科技发明了若干颇有价值的技术和设备，但却同时助长了粮食短缺。“城市扩展”侵蚀了不少优良的耕地。工业染污和商业肥田料的误用使广大的土地生产力剧减。

其次，今日的农业科技研究集中于“厚利农作物”，但却忽略了贫穷国家的粮食农作物。《生物科学》杂志有一篇文章指出世界粮食难题大部分发生于热带地方。可是，在种植方面最科学化的研究却不在热带而在温带。

因此，现代科技并没有解决全面性的粮荒难题。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科技反而助长了现时的危机。其他的人为因素也同样地使粮食短缺的难题更为严重。

政治与饥饿

粮食短缺也可以归咎于人为的政治战事而非“自然因素”，例如高棉和孟加拉等地的粮荒便属此类。农业系统如谷物、水的供应和负重牲畜等大部分均被战火所毁。

结果，在高棉首都金边曾发生缺粮所引起的暴动和劫掠。军士们据守桥头向运送粮食入城的货车征收“黑市税”，使粮食价格涨至两倍;高棉其他地方的价格也高涨数倍。

在孟加拉，由于水雷和沉船阻塞海港，粮食无法运入;该国不少桥梁仍未修复。孟加拉所获得的1,000,000,000美元救济金仅有三分之一用在粮食上。其余的被用来修复该国的运输和通讯系统。

政治制度本身往往削弱了与饥荒作战的努力。例如《新闻周刊》指出:

“在印尼，官僚便是难题。在阿谀逢迎的典型印尼政制下，农业官员非但不敢将歉收的坏消息报告总统苏哈图，而且也没有为政府贮备米粮。”

同样地，印度孟买的《经济政治周刊》承认说:

“我们对官僚的作风已耳熟能详;喜欢谄媚的官员告诉下属他们爱听什么话，下属便以悦耳之言逢迎上意，这些话辗转上达，直至总理为止。”

宗教与饥荒

宗教也时常助长粮食难题。请考虑一个例证。

印度拜哈省尼滋哈克村有村民七十三人。土壤据说颇“好”，在1967年大旱以后更装设了有效的灌溉系统。可是，现在灌溉系统的柴油泵已长满了锈，村民又要挨饿了！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修好水泵。那末为什么不将水泵修好呢？《自然历史》杂志答道;

“难题的症结是执行工作计划必需作集体努力:任何比牛力水轮更复杂的发展计划都需要大家同意解决若干问题，如水量分配、经济和劳力等。可是，村民在这种共同需要方面都很少团结一致，因为社会被宗教、阶级和政见所分裂。……有许多主张划分阶级的小政党在州内各地大肆活动，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分化了各乡村。村民不但不彼此团结，反而按照宗教、政治和阶级观念而互相敌视。”——1973年一月刊，34，35页。

不错，民众被宗教和其他社会努力所划分！但有些宗教还以其他方式使粮食难题恶化。

某些宗教反对节育;但增添人口便是增添食指。仅是印度一地现在已有五亿五千万人。该国每年更增加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全澳洲的人口！虽然印度政府看来真正有意鼓励人节制生育，成功的程度却颇有限——由于宗教之故。

例证之一是:昨年的数字指出，十年来印度教徒的人数仅增加了百分之24，而回教徒人数则增加了百分之31。获悉这件事之后，印度教领袖怎样行呢？孟买的一位专栏作家阿伯拉罕说他们“急不及待地用这些统计数字去反复呼吁印度教徒勿再实行家庭计划，因为害怕在国内成为少数分子。他们故意漠视一件事实，即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百分之82，而回教徒仅占百分之12。”这些宗教领袖们的所为大大抵消了政府在控制人口方面所作的努力。

再者，大多数印度人均很乐意按照宗教领袖们的吩咐而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儿女看作一项财产。例如，农夫们用儿女“照料山羊”。同时父母希望儿女在他们老年时给予照顾。亚洲的儿童不少是夭折的;因此父母认为，儿女愈多，养活下来侍奉父母的比率也愈高。

反对政府推行控制生育计划不但来自“东方宗教”。基督教国也是强硬反对的来源之一。

1930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通谕中正式申明天主教对节育一事的立场。他将大多数的节育方法称为“违反上帝的律法和自然律，胆敢实行的人均犯了大罪”。自那时起各教皇相率强调此说。

现任教皇保禄六世于1965年十月在联合国告诉听众说“人工节育”是“不合理的”。因此在1968年七月，他在《人的生命》通谕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到1970年中叶，在教皇发表通谕之后仅两年，南美的天主教人口已另外增加了一千万人。这等于玻利维亚全国人口的两倍！可是，自从1944年以来，拉丁美洲每个人的平均粮食却降低得比世界任何其他部分更厉害。

自谓代表基督教的宗教领袖们应该留意到使徒保罗所指出的一项真理:“谁若不照管自已的人，另外是自己本家人，就算背了信德，比外教人还不好。”（第茂德前书5:8,天主教《新经全集》）当然，家庭的大小是属于个人性质的事情。可是，父母应该受到鼓励多养儿女，但却不能好好“照顾”，以致让儿女挨饿吗？显然不应该。

因此，世上有些最大的教派必须对世界人口爆炸和粮食危机分担部分责任。

促成饥荒情况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国家”中丰衣足食的人很难充分了解的。

营养不良的影响

因素之一是营养不良对身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饥民往往不能在粮食方面自给自足。他们容易患病，因为天然的免疫能力随着恶劣的饮食而消失。在许多国家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人因营养不足而不良于行。这些人又怎能从事粗重的耕农工作呢？

营养不足也影响到人的精神。在有些国家中，在游客眼中看来好像天生“沉静”的人其实只是恶劣食物所导致的疲倦、不振和懒洋洋。作家何格烈治在《生来挨饿》一书中论及一个国家说:“我看见儿童极少活泼好动，也不玩什么游戏。孩子们普遍的软弱和迟钝是日常生活上最令人伤心的景象之一。”你能期望一群无精打采，软弱不堪的人振作起来接受挑战，为家人谋得丰富的食物吗？显然他们的成就会十分有限。

同时，很不幸地，来自富裕国家的人往往未能了解到一件事实，虽然通常在文化不同的地方长大的人与他们思想各异，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是落后或次等的民族。可是不少自称致力于解决世界粮食难题的人有时会自以为高于外地的土著。这使他们的工作效果大受限制。这也成为世界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科奈原大学的科斯顿教授说:

“有能力与当地居民相处及视之为平等的同工往往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甚至最贫穷的农人和工人许多时亦会有很大的自骄心和人类尊严。稍一加以轻视便会惹起愤慨，甚或将一切未来的工作破坏无遗。”

可是，解决现行制度的国际粮食难题所需的谦逊却并不多见。

是故粮食难题的症结并不仅是牵涉到土壤与天时的调协。人为的政治、科技、宗教活动与社会态度及缺乏人道的体贴，都毫无疑问地使难题更加复杂，以致达到不完美的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程度。

结果，我们今日正目击一项普世的矛盾现象。请考虑一下:人类现时的科技知识可以利用广泛的灌溉及贮藏系统以促成大量收获。人已设立学校教导精良的耕作技术。庞大的耕作机器可以垦殖大幅土地。国际粮农组经常报导各地的粮食状况，若遇急需时可作快捷的通讯指导。国际迅速的运输方法可将粮食急速运至有需要的地方。可是，每日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饿死。

何以现时仍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存在呢？其中必有原因。同时与找出原因同样重要的是，世界粮食危机有稳确的解决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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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的天气及其他因素大大削减了“绿色革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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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宗教的领袖们鼓励人多生儿女——甚至在贫穷国家亦然？

“印度教徒绝不能成为少数分子”——印度的印度教领袖们说

“节育是不合理的”——教皇保禄六世说

“我们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