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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2004耶和华见证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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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官员残暴虐待
从杜米特鲁·戈罗贝茨和卡齐米尔·奇斯林斯基的经历可以看出,传道工作所遭遇的反对,时常因那些虔信东正教的官员仇视见证人而加剧。杜米特鲁和卡齐米尔在塔巴尼村认识圣经真理。他们俩品性良善,热心传道,不久就为人所熟悉,深受弟兄敬爱。1936年,他们在霍京镇(现属乌克兰)被捕,给带到警署审问。
警察先把杜米特鲁和卡齐米尔痛打了一顿,然后试图强迫他们划十字。虽然他们一再被殴打,却坚决不肯就范。最后,警察只好罢休,甚至让他们回家。不过,这两位忠贞的弟兄所受的磨难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也为好消息吃尽了苦头。杜米特鲁于1976年初在苏联的托木斯克去世,卡齐米尔则于1990年11月在摩尔多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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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2004耶和华见证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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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暴政下饱受考验
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政府很快就步希特勒和轴心国的后尘,试图强迫耶和华见证人就范。请看看安东·潘泰亚的经历。他生于1919年,十多岁时认识真理,很热心地逐户传道。有好几次,他险些被反对者殴打,但他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是罗马尼亚公民,有权向人谈论自己的信仰,才免受皮肉之苦。不过,他最终还是落在法西斯警察手中。他们把他抓到警察局,整夜不停地殴打他,后来却出乎意料地释放了他。潘泰亚弟兄现已84岁了,仍然对耶和华保持忠贞。
另一个紧守忠义的人是帕尔菲·帕拉马尔丘克。20世纪20年代,他在摩尔多瓦认识圣经真理,并且热心地宣扬好消息。他时常离家几个星期,走遍切尔诺夫策和乌克兰的利沃夫一带,到各城各村传道。由于帕尔菲不肯当兵,1942年被法西斯党人逮捕,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
帕尔菲的儿子尼古拉回忆往事,说:“总共有100个弟兄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刑罚即时执行。军官聚集所有弟兄,先挑10个人枪毙。他们强迫被选上的人在另外90个人的注视下,为自己挖掘坟坑。军官在枪决他们之前,声称再给一次机会,要他们放弃信仰,加入军队。有两个人妥协了,其他8个人被立即枪毙。然后他们再挑10个人。这10个人在行刑前,得先埋掉被处决的人。
“弟兄正在掩埋尸体之际,来了一个高级军官。他问有多少见证人改变主意。获知只有两个人妥协,就说,如果杀死80人才能找着20人当兵,倒不如把剩下的92个通通送到苦工营去,对政府反而更有利。于是,法庭把死刑改为25年苦工。可是还不到3年,苏联军队就把耶和华见证人从罗马尼亚的苦工营里释放出来。我父亲经受了这次考验和许多艰辛,在1984年去世,至死忠于耶和华。”
不依从教会就是犯罪!
1942年12月,已婚青年瓦西里·盖尔曼被法西斯党人逮捕时,妻子刚刚生下一个女儿。瓦西里被控犯下两宗“大罪”:不肯当兵,不肯让女儿受洗加入东正教会。他叙述接着发生的事:“1943年2月,我和另外69个忠心的弟兄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判刑前,当局强迫我们观看6名罪犯被处决。因此,我们都觉得肯定生还无望了。
“我们一起商讨将要面对的情势,决定不但要信心坚定,还要尽力在磨难中保持喜乐。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做到了。不出所料,我们70个人全被判处死刑。大家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为义受苦,没有人灰心沮丧,这种反应令仇敌大失所望。接着的事却令我们大感意外,法庭竟然主动把死刑改判为到罗马尼亚阿尤德的苦工营服刑25年。可是,连这项刑罚也没有彻底执行,因为18个月之后,1944年8月,苏联军队就解放了苦工营。”
1942年,法西斯党人在摩尔多瓦的希勒乌齐村,为安东内斯库将军的军队征召约莫800个男子。这批人当中有几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其中一个是尼古拉·阿尼斯凯维奇。他回忆说:“起初,警察吩咐我们参与一个宗教仪式,我们是见证人,当然拒绝了。我们也不肯拿起武器,于是警察指控我们是共产党员,要逮捕我们。不过,他容许我们入狱之前向在场的人解释,见证人为何要严守中立。
“第二天,我们被押到该区的司法中心布里切尼。我们被剥光衣服,彻底检查,然后受一个兼任高级军官的教士盘问。他态度友善,表示明白我们基于良心的立场,并且为我们安排膳食。不但如此,他还在报告中解释,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才不愿拿起武器。
“警察把我们从布里切尼解到利帕卡尼的警察局去。他们毫不留情地殴打我们,直到深夜才把我们关进牢房。那里还关着另外两个弟兄。令人意外的是,牢房里竟然有个女子,后来我们才发觉她是个密探。一连好几天,我们都饱受毒打。最后,他们把我解到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并派了一个律师为我辩护,他给了我不少帮助。然而,我因为受尽折磨,当时已奄奄一息了。当局认为我可能活不了多久,就决定不用判刑,把我送回家去。”
勇敢的姊妹紧守忠义
姊妹们也饱受法西斯党的迫害,其中一位是马丽亚·盖尔曼(跟瓦西里·盖尔曼同属一群会众,但不是亲属)。马丽亚1943年被捕,给带到伯勒西内斯蒂的警察局去。她回忆说:“警察逮捕我,因为我不肯上东正教的教堂做礼拜。他们把我解到摩尔多瓦的利帕卡尼,然后再送到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在那里才正式判刑。
“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肯上教堂,我说,因为自己惟独崇拜耶和华。我和另外20个姊妹, 因这宗‘罪行’被判入狱20年。我们当中有些人被关进狭窄的牢房,跟30个囚犯挤在一起。不过,他们白天派我到有钱人家去做家务。这些人待我比监狱官好,至少让我有足够的食物!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跟囚在监狱另一翼的弟兄取得联系。这对弟兄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能够协助他们获得灵粮和食物。”
这些忠贞的弟兄姊妹饱受法西斯党人的迫害之后,又像摩尔多瓦的其他见证人一样,在信仰上受到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来自当时管辖该地的强国——共产党掌权的苏联。
苏联大举放逐见证人
1944年,德国连连失利,大战接近尾声。罗马尼亚政府的某些人,在国王迈克尔率领下,推翻了安东内斯库将军的政权。于是,罗马尼亚脱离轴心国阵营,转投苏联的怀抱。同一年,节节胜利的苏联军队把摩尔多瓦重新纳入苏联的版图,成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起初,摩尔多瓦的共产党统治者并没有干预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但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耶和华见证人严守中立,不肯参与当地的政党选举,不肯投票,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制度绝不容许人民保持政治中立。因此,政府计划1949年开始,把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不良分子”都放逐到外地去,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难题。
至于放逐什么人,一份公文阐明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这些人包括“以前的地主、大商人、德军入侵时的帮凶、德国和罗马尼亚警察的走狗、亲法西斯政党的成员和组织、白卫兵(非社会主义分子)、非法教派的成员,以及上述各类人的家属”。政府打算“无限期地”把这些人放逐到西伯利亚西部。
第二次放逐潮在1951年开始,但这次惟独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斯大林亲自下这道称为“北方行动”的放逐令。超过720个见证人家庭,大约2600人被迫离开摩尔多瓦,放逐到托木斯克去。托木斯克位于大约45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西部。
官方指示,当事人被解往火车站之前,应当有充分的时间收拾个人物品;此外,火车的“车厢应当宜于载人”。可是,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当局派往一户见证人家中的官员和士兵,就超过八个人。军人在深夜唤醒各人,出示放逐令,只给他们几个钟头收拾财物,就把他们押送到火车站去。
这些所谓的火车只是运货的棚车,每个车厢都塞了差不多40个人,不分男女老少,拥挤不堪。虽然车程长达两个星期,车厢里却没有座位,也没有御寒的设施,在棚车的角落挖个洞,就算是厕所了。当地的官员本该在递解前登记所有人的全部物品,但他们却只登记不值钱的东西,贵重物品往往不翼而飞。
弟兄们虽然饱受不公平的待遇,历尽种种艰辛,却从没有失去基督徒的喜乐。事实上,每当见证人的棚车在铁路交汇处暂停时,总能听见不同的车厢传出高唱王国诗歌的歌声。这样,每辆棚车的弟兄都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跟数以百计的见证人同工一起放逐外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目睹大家表现喜乐的精神,听见大家高昂的歌声,所有人都不禁大受激励,越发坚定,无论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都决心继续忠于耶和华。(雅各书1:2)
值得效法的信心
摩尔多瓦有不少耶和华见证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伊万·米基托夫是其中一个。1951年,伊万在摩尔多瓦初次被捕,跟其他的见证人一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去,在针叶林做伐木的苦工。虽然他没有被关在苦工营里,却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行动自由相当有限。即使这样,他和其他的属灵弟兄仍然一有机会,就向别人作见证。
伊万说:“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新环境里,组织了若干会众,甚至开始印制书刊。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接受真理而受了浸。后来,当局发现了我们的活动,把其中几个人送到苦工营服刑。
“我跟帕维尔·丹达拉、米纳·戈拉什和瓦西里·沙尔班一起,被判在严密的监视下做苦工12年。当局希望其他的见证人被这些严厉的惩罚吓倒,噤口不言。可是这个计谋却劳而无功,无论弟兄被放逐到什么地方,都继续传道。1966年,我刑满离开苦工营,返回托木斯克,在那里待了三年。
“1969年,我搬到顿涅茨盆地,在那里邂逅了热心、忠贞的姊妹马丽亚,跟她结为夫妇。1983年,我再次被捕,刑罚加重,监禁五年后还要被放逐五年。对我来说,这次刑罚比以前的更难忍受,因为要跟妻儿分离,他们也得忍受艰苦的生活。幸好我不用服满刑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之后,我在1987年提早获释了。当局批准我返回乌克兰,后来再回到摩尔多瓦。
“我回到摩尔多瓦的第二大城市伯尔齐。那时,当地只有3群会众,370个传道员。时至今日,传道员已增至1700多人,有16群会众!”
“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
为了削弱弟兄们紧守忠义的决心,苦工营的管理阶层和国安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的特务刻意折磨弟兄,想出一些残酷不仁的手段。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索贝讲述他的祖父康斯坦丁·索贝有什么遭遇:“1952年,祖父在一个苦工营服刑,这个苦工营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边的赤塔区。营里的官员恐吓他和别的见证人,如果不肯放弃信仰,就枪毙他们。
“弟兄们不肯妥协,于是被官员带到营外的树林边。天快要黑的时候,他们把祖父最好的朋友瓦西里带进树林,说要枪毙他。弟兄们焦急地等候。不久,两声枪响划破了傍晚的寂静。
“卫兵们又回来带走我的祖父,把他押进树林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在一块空地上停下来。空地掘了几个坟坑,其中一个已填上泥土。司令指着那个坟坑,转头对祖父说:‘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还是想恢复自由,回去跟家人团聚?我给你两分钟作决定。’祖父根本不需要考虑两分钟,立刻回答说:‘你们枪毙的瓦西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期待在将临的新世界里,当他复活时跟他团聚。我坚信自己和瓦西里都会在新世界里,但你会在那里吗?’
“军官绝没有想到祖父会这样回答,于是把祖父和其他人押回营房。事实上,祖父不用等到新世界就跟瓦西里团聚了。原来,整件事只是敌人所设的狡计,想迫使弟兄就范而已。”
宣传伎俩弄巧成拙
为了挑起大众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仇视和怀疑,共产党人写了不少书籍和册子,甚至制作电影去诬蔑上帝的子民。其中一本册子名为《暗格》,指弟兄们在衣箱或袋子里暗中另设一层,用来偷运书刊。尼古拉·沃洛森诺夫斯基忆述,有一次苦工营的司令怎样当着其他囚犯的面,用这本册子羞辱他。
尼古拉说:“司令把所有囚犯召集到营房里,当众读出《暗格》里的几段,包括一些对我进行污蔑的话。他读完之后,我请他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司令准以为这使他有更多机会嘲笑我,就批准了。
“我问司令是否记得,我刚入营时受他查问的情景。他说记得。然后我问他是否记得他一边登记一边提出的问题,例如我在哪里出生,是哪个国家的公民等。他说也记得,甚至当众说出我当时回答的内容。我请他把实际填在表格上的资料告诉大家。他承认所填写的跟我回答的并不一样。我就转身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册子上的资料也是这样编出来的。’囚犯们都鼓掌叫好,司令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阴谋分化弟兄
20世纪60年代,苏联当局虽大力镇压耶和华见证人,却劳而无功,于是试图用新伎俩来破坏耶和华见证人的团结。1999年出版的《剑与盾》,谈及一些现已解禁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当中有不少曾是国安会的机密文件。该书说:“1959年3月,负责‘处理耶和华派’的国安会高层官员举行会议,认定正确的策略是‘压制与破坏双管齐下’:一面捏造罪名,逮捕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一面分化瓦解该教派的成员,破坏他们的声誉。”
当局所用的手段包括发起运动进行破坏,使苏联全境的耶和华见证人互不信任。为了达到目的,国安会散布恶毒的谣言,声称有些担任领导的弟兄已经跟秘密警察合作。当局散播的谣言十分奸狡,似是而非,以致许多见证人都开始怀疑,不知道应该信任谁。
国安会的另一个诡计,是训练一批特务,假装成“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混进他们的组织,取得信任,肩负重责,然后把组织的一举一动通知当局。国安会也暗中向真正的见证人下手,试图重金收买他们跟政府合作。
不幸的是,这些奸计对团结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在弟兄中形成了一种怀疑的气氛,摩尔多瓦的情况也一样。有些弟兄还脱离组织,另立门户,以“反对派”自居。
发生这些事之前,苏联的弟兄视耶和华的组织,以及组织委任的弟兄为提供灵粮的渠道。现在,弟兄们对这个渠道开始感到困惑怀疑了。怎样才能消除弟兄们的困惑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问题竟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真相大白。不错,始作俑者制造的难题,最后竟由他们解决了。怎会如此呢?
仇敌忽视了圣灵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当局把全国各地的见证人“领袖”关在莫尔多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苦工营里,这里离苏联西部的萨兰斯克市约150公里。在此之前,弟兄们相隔很远,沟通不便,容易产生误解,但现在,没有另立门户的见证人和“反对派”都被关在一起。结果,他们能够当面倾谈,把谣传弄个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要把弟兄们关在一起呢?看来,他们以为弟兄们一定会彼此冲突,越加分裂。这个蹩脚的计谋看似聪明,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和华的灵具有使人团结的力量。(哥林多前书14:33)
其中一个被囚在莫尔多维亚的弟兄是格奥尔基·戈罗贝茨。他回忆说:“我入狱后不久,一个加入‘反对派’的弟兄也被关进来了。他见到负责的弟兄仍然被囚,不禁大感意外,因为敌人说,这些弟兄都已恢复自由,并在国安会的资助下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
戈罗贝茨弟兄继续说:“我入狱第一年,有700多人因宗教缘故被囚,其中大部分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被派到同一家工厂工作,因此有机会跟那些加入‘反对派’的人倾谈。结果,许多问题都在1960年和1961年期间澄清了。1962年,国安会的阴谋彻底失败。那一年,负责苏联传道工作的督导委员会,从苦工营发了一封信给苏联境内的所有会众,消除了谎言在弟兄当中造成的破坏。”
辨明上帝任用谁
1964年6月,戈罗贝茨弟兄从苦工营获释,立即返回摩尔多瓦。他抵达塔巴尼时,发觉当地许多见证人仍然不清楚耶和华到底任用谁来喂养和指导他的子民。有些弟兄只肯阅读圣经。
组织委任了三位成熟的弟兄,协助澄清当时混乱的局面。他们首先前往探访摩尔多瓦北部的各群会众,因为大部分见证人都住在那里。这几位弟兄和其他基督徒监督,虽然饱受迫害,仍然忠贞不二。这使许多人坚信,耶和华以往通过这个组织教导他们认识真理,现今必定仍然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安会意识到,即使他们用尽迫害和其他手段对付上帝的子民,传道工作仍然继续扩展。《剑与盾》一书描述国安会的反应,说:“[国安会]总部接获报告,知悉甚至在苦工营内,‘耶和华派的领袖和高层人士不肯放弃信仰,相反,不管营内情况多么恶劣,他们仍继续传道’。这种情形令当局深感不安。1967年11月,专责打击耶和华见证人的国安会官员[在基希纳乌]举行会议,商讨采用新措施‘制止这个教派的敌对活动,防止他们散布颠覆思想’。”
受假弟兄骚扰
可悲的是,有些人被新措施愚弄,落入国安会的圈套。有些人起了贪念,放弃原则;有些则惧怕人,因而屈膝跌倒;还有些以前的弟兄倒戈相向,仇视见证人。当局利用这些人诱使弟兄变节不忠。有些曾在监狱和苦工营里受过苦的见证人说,受假弟兄(有些已沦为叛道者)骚扰,是最痛苦的经历之一。
许多叛道者来自“反对派”阵营。起初,这群人大多是误信了国安会的谎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有些人仍然依附“反对派”,当中有些人更表现出“邪恶的奴隶”那种恶毒的精神,不理会耶稣的警告,“动手打其他的奴隶”。(马太福音24:48,49)
虽然国安会和他们的爪牙不断施压,试图分化和制服上帝的子民,敌人的诡计却未能得逞。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内的弟兄大都依附“反对派”。摩尔多瓦的忠心弟兄开始设法恢复上帝组织的团结。到了1972年,大部分弟兄都返回耶和华身边,忠贞地跟他的组织通力合作。
赢得反对者的赏识
共产党统治时代留在摩尔多瓦的忠心基督徒,都在能力范围内继续执行传道工作。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作非正式见证,因为摩尔多瓦有许多官员都是狂热的共产党人。可是,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蔑视耶和华见证人。
西缅·沃洛森诺夫斯基回忆说:“警察到我家来搜查,充公了不少圣经书刊。带队的警官把带走的书刊列了一份清单。他之后又回来,叫我核对清单。我核对时发现少了一本《守望台》,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家庭问题的,说明怎样改善家庭生活。我问官员那本杂志怎么不见了。他讪讪地说:‘是我拿走了,带回家跟家人一起阅读。’我问:‘你喜欢读到的资料吗?’他说:‘文章写得很好,我们实在爱不释手!’”
反对稍缓,持续增长
20世纪70年代,共产党政权不再放逐耶和华的子民。然而,弟兄们向人传道或参加基督徒聚会,仍不时被当局逮捕和检察起诉,但刑罚已没有以往那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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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2004耶和华见证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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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85页的附栏]
基督徒严守中立的杰出例子
乔治·沃卡尔丘克:沃卡尔丘克弟兄在耶和华见证人家庭长大,自幼就敬拜耶和华。1942年12月,法西斯党人召他入伍。他不肯服兵役,当局就把他关在一个黑漆漆的牢房里,只给他很少食物。过了16天,当局再次传召他,说只要顺应政府的要求,就不用服刑。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判了什么刑,却一口拒绝了当局的要求。
乔治因而被判监25年。1944年9月25日,苏联军队进城,他提早获释。可是还不到两个月,苏联政府又召他入伍。他谨记圣经的教诲,不肯违背良心,结果被判处十年徒刑,在多个苦工营服刑。他的家人整整一年不知道他的下落。沃卡尔丘克弟兄服刑五年之后,于1949年12月5日获释返回家乡科杰蒂。他继续保持忠贞,直至1980年3月12日逝世为止。
帕尔菲·戈雷亚乔克:戈雷亚乔克弟兄生于1900年,1925年至1927年期间,跟兄弟扬、尼古拉,在赫利纳村认识圣经真理。他们从村上最早的两个圣经研究者达米安·罗舒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德鲁那儿获知真理。
1933年,帕尔菲和另外几个见证人被警方逮捕,押送到霍京镇去接受盘问。他因向人传道而被罚款。1939年,由于村里的教士诬告,帕尔菲被带到附近的格希拉瓦村的警察局去。警察把他面朝下绑在光板床上,然后不断地用力打他的脚掌。
法西斯掌权后,帕尔菲再次入狱。同年稍后,苏联接管政权,释放了他。可是他随后又因不肯服兵役而被捕,在基希纳乌的监狱里囚禁了几个月之后才获释。
1947年,苏联当局因帕尔菲宣扬上帝的王国而再次把他逮捕,放逐外地八年。1951年,他的儿女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但没能跟父亲重聚。事实上,他们无法见到父亲了。帕尔菲在放逐期间患上重病,于1953年去世,至死保持忠贞。
瓦西里·珀杜雷茨:珀杜雷茨弟兄1920年在科杰蒂出生,1941年法西斯统治期间认识真理,在法西斯政权和苏联政府手中吃过不少苦头。他无畏地告诉苏联官员:“我以前不曾杀害俄共党人,现在也不会杀害法西斯党人。”
由于听从圣经的吩咐,按良心紧守中立,瓦西里被判在苏联的苦工营服刑十年。后来当局把刑期减为五年,他于1949年8月5日返回家中。当他第三次被捕时,“北方行动”开始了。1951年4月1日,瓦西里和家人上了一辆开往西伯利亚的铁路棚车。在那里熬了五年。后来,他们获准返回摩尔多瓦的科杰蒂。本文撰写期间,瓦西里于2002年7月6日去世了。他至死忠于耶和华。
[第89,90页 的附栏或图片]
“一生事奉造物主,是我千金不换的无上光荣”
扬·萨瓦·乌尔索伊
出生年份:1920年
受浸年份:1943年
简介:共产党执政期间担任分区监督
我出生于摩尔多瓦的卡拉库塞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认识真理。我的妻子1942年去世,举行葬礼时,一群暴民把我逐出墓地。为什么呢?因为我改变了宗教。同年稍后,法西斯政府企图征召我入伍,但我决心严守政治中立,拒绝服军役。当局把我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入狱25年。我曾在不同的监狱服刑。当我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服刑时,苏联军队来到,释放了所有囚犯。
恢复自由没多久,共产党政权又把我关进监狱,然后解往苏联的加里宁。两年后,1946年,他们让我重返家乡。于是,我开始协助弟兄重新组织传道工作。1951年,苏联当局再次逮捕我。这次,他们把我和许多见证人一并放逐西伯利亚,直到1969年才获释回家。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记得在许多不同的情势下,耶和华都赐予力量,使我能够紧守忠义。一生事奉造物主,是我千金不换的无上光荣。现在我已年老力衰,要应付这种情况的确不容易。但是我怀有稳确的希望,能在将临的新世界里恢复青春和健康。因此,我决心继续努力行善,绝不放弃。(加拉太书6:9)
[第100-102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大有理由放声歌唱
亚历山德拉·科尔多
出生年份:1929年
受浸年份:1957年
简介:苏联统治时期饱受苦楚,现在是会众的传道员。
我很喜欢唱歌。当初,这个喜好帮助我找到了真理;后来,信心受考验的时候,这个喜好又帮助我保持灵性坚强。我的故事,要从20世纪40年代讲起。十多岁的时候,我常跟科杰蒂的一群年轻人来往。空闲时,他们喜欢一起唱唱王国诗歌,谈谈圣经真理。我从讨论和所唱的歌曲中学到不少属灵的真理,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不久就成为传道员,开始宣扬好消息。1953年,我跟另外十个见证人一同被捕,关在基希纳乌一所监狱里,等候审讯。在监牢里,唱王国诗歌使我保持属灵的力量。可是,这显然使一个守卫相当恼火,他说:“这里是监狱,不是唱歌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一向都喜欢唱歌,现在有什么理由不唱呢?你可以锁住我,却封不住我的嘴,更锁不住我的心。我爱耶和华,所以大有理由放声歌唱。”
我被判刑25年,到离北极圈不远的因塔苦工营服刑。在当地短促的夏季里,我和其他见证人一起,到附近的树林里干活。我们已经把许多首王国诗歌熟记于心,一边干活一边唱歌。这样不但能使自己保持灵性壮健,心里也感到畅快。看守我们的卫兵跟基希纳乌那个可不一样,他们还鼓励我们多唱点歌呢!
我在因塔营里囚禁了三年零三个月又三天。然后,政府宣布大赦,我提前获释。当局不准我返回摩尔多瓦的老家,于是我到苏联的托木斯克跟丈夫团聚。他也刚从狱中出来,我们四年没见面了。
我因为被捕,所以还没有受浸,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就问托木斯克的弟兄该怎么办。既然当时有好几个人也想受浸,弟兄就很快安排妥当,为我们施浸。由于工作受禁制,弟兄们决定夜间在附近树林的湖里举行浸礼。
我们在指定的时间离开托木斯克的近郊,两个两个地走进树林,以免别人怀疑。原定计划是每一对跟着前面那一对,直到大家都安全抵达湖边为止。很不幸,我们前头那一对年老的姊妹迷了路。我们跟着她们,后面的几对又跟着我们。不久,大约十个人完全迷失了,在黑暗中摸索。潮湿的树丛打湿了全身,冷得我们直打哆嗦。一想到林中有熊和狼出没,我们就不禁提心吊胆,每个怪异的声音都令人毛骨悚然。
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更不能灰心胆怯,惊惶失措,就提议大家静静地站着,用口哨吹一首王国歌曲,希望别人能够听到。我们也恳切祷告。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见黑暗里传来同样的口哨歌曲。你不难想象,我们简直欣喜若狂!是的,弟兄听见了我们的口哨声!他们随即开亮手电筒,为我们引导方向。不久,我们在冰凉的湖水里受浸,几乎不觉得冷,因为我们开心透了。
我现在74岁了,住在科杰蒂,就是我当初认识真理的地方。虽然年事已高,我仍然大有理由放声歌唱,特别是歌唱赞美我们的天父耶和华。
[第104-106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尽力跟从父母的榜样
瓦西里·乌尔苏
出生年份:1927年
受浸年份:1941年
简介:曾任会众仆人,并参与印制书刊的地下工作。
我的父亲西缅·乌尔苏和母亲马丽亚,在1929年受浸。他们有五个儿女,我是老大。在法西斯统治期间,爸妈因严守中立,遭当局逮捕,在苦工营服役25年。邻近的科杰蒂会众的弟兄姊妹仗义照管我家的农场和几个孩子。因此,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年老的外祖母虽然不认识真理,也帮忙照顾我们。当时我14岁。
多亏父母树立好榜样,我尽力像他们一样照料弟妹的属灵需要。我要他们每天清早起来,一起讨论圣经书刊里的资料。他们并不总是愿意清早起床的,但我不给他们选择的余地。我深知养成研读的好习惯多么重要。1944年,当爸妈提早获释回到家中,看到我们灵性健康,十分欣喜。能够跟爸妈重聚,叫我们开心透了!只可惜好景不常。
第二年,苏联政府逮捕爸爸,把他囚禁在西伯利亚北极圈以内的诺里尔斯克。三年后,我跟埃米莉娅结为夫妇,她是个性格活泼、灵性成熟的姊妹。我们自幼一起长大,所以彼此很熟悉。结婚才一年,我跟母亲就一起被捕了。我们被解到基希纳乌,判处做25年苦工。现在,我的弟妹不但失去父母,连一向照顾他们的大哥也失去了。不过,埃米莉娅怀着爱心,毅然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
最后,我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煤矿场做苦工。这个苦工营位于北极圈的北部,一向臭名昭著。两年后,1951年,埃米莉娅和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西部的托木斯克。1955年,埃米莉娅请求当局把她转解到沃尔库塔,好跟我在一起。她在那里生下大女儿(我们共有三个儿女)塔玛拉。
1957年9月,政府宣布特赦,我们重获自由。但一个月后,我又再次被捕。这一次,当局判我在莫尔多维亚的苦工营服刑七年。这个苦工营离苏联的萨兰斯克市不远,许多弟兄也被囚在那里。后来,更多见证人被送到这个苦工营来。每逢妻子来探视丈夫,总能偷偷带些圣经书刊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经常得到灵粮,对此实在感激不尽。1957年12月,埃米莉娅迁往西伯利亚西部的库尔干,好照顾我们的女儿塔玛拉。在此之前,我们请埃米莉娅的父母照顾塔玛拉。现在,如果埃米莉娅不亲自照顾塔玛拉,就要被迫把她交给政府的托儿所照管了。由于这缘故,我和埃米莉娅不得不分居两地七年。
1964年,我获得释放,但政府不准我返回摩尔多瓦。虽然我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却获准到库尔干跟妻子、女儿重聚。我在当地的会众主持书籍研究班聚会。1969年,我们搬到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服务了八年之后,我们又迁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奇克。我在那里参与地下印刷工作。1984年,我们终于获准返回摩尔多瓦,在提吉纳定居。这个城市共有人口16万,当时只有18个传道员。随着时间过去,传道员的数目不断增加。时至今日,市内共有9群会众,差不多1000个传道员和先驱。
我曾为主的缘故,在苦工营和监狱里度过了悠长的岁月。有没有为此感到遗憾呢?绝没有!甚至我14岁受浸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爱上帝,要么爱世界!我既决定事奉耶和华,就义无反顾、百折不回了。(雅各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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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瓦西里·乌尔苏
最左:瓦西里和妻子埃米莉娅,以及女儿塔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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