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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2004耶和华见证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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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暴政下饱受考验
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政府很快就步希特勒和轴心国的后尘，试图强迫耶和华见证人就范。请看看安东·潘泰亚的经历。他生于1919年，十多岁时认识真理，很热心地逐户传道。有好几次，他险些被反对者殴打，但他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是罗马尼亚公民，有权向人谈论自己的信仰，才免受皮肉之苦。不过，他最终还是落在法西斯警察手中。他们把他抓到警察局，整夜不停地殴打他，后来却出乎意料地释放了他。潘泰亚弟兄现已84岁了，仍然对耶和华保持忠贞。
另一个紧守忠义的人是帕尔菲·帕拉马尔丘克。20世纪20年代，他在摩尔多瓦认识圣经真理，并且热心地宣扬好消息。他时常离家几个星期，走遍切尔诺夫策和乌克兰的利沃夫一带，到各城各村传道。由于帕尔菲不肯当兵，1942年被法西斯党人逮捕，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
帕尔菲的儿子尼古拉回忆往事，说：“总共有100个弟兄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刑罚即时执行。军官聚集所有弟兄，先挑10个人枪毙。他们强迫被选上的人在另外90个人的注视下，为自己挖掘坟坑。军官在枪决他们之前，声称再给一次机会，要他们放弃信仰，加入军队。有两个人妥协了，其他8个人被立即枪毙。然后他们再挑10个人。这10个人在行刑前，得先埋掉被处决的人。
“弟兄正在掩埋尸体之际，来了一个高级军官。他问有多少见证人改变主意。获知只有两个人妥协，就说，如果杀死80人才能找着20人当兵，倒不如把剩下的92个通通送到苦工营去，对政府反而更有利。于是，法庭把死刑改为25年苦工。可是还不到3年，苏联军队就把耶和华见证人从罗马尼亚的苦工营里释放出来。我父亲经受了这次考验和许多艰辛，在1984年去世，至死忠于耶和华。”
不依从教会就是犯罪！
1942年12月，已婚青年瓦西里·盖尔曼被法西斯党人逮捕时，妻子刚刚生下一个女儿。瓦西里被控犯下两宗“大罪”：不肯当兵，不肯让女儿受洗加入东正教会。他叙述接着发生的事：“1943年2月，我和另外69个忠心的弟兄在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判刑前，当局强迫我们观看6名罪犯被处决。因此，我们都觉得肯定生还无望了。
“我们一起商讨将要面对的情势，决定不但要信心坚定，还要尽力在磨难中保持喜乐。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做到了。不出所料，我们70个人全被判处死刑。大家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为义受苦，没有人灰心沮丧，这种反应令仇敌大失所望。接着的事却令我们大感意外，法庭竟然主动把死刑改判为到罗马尼亚阿尤德的苦工营服刑25年。可是，连这项刑罚也没有彻底执行，因为18个月之后，1944年8月，苏联军队就解放了苦工营。”
1942年，法西斯党人在摩尔多瓦的希勒乌齐村，为安东内斯库将军的军队征召约莫800个男子。这批人当中有几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其中一个是尼古拉·阿尼斯凯维奇。他回忆说：“起初，警察吩咐我们参与一个宗教仪式，我们是见证人，当然拒绝了。我们也不肯拿起武器，于是警察指控我们是共产党员，要逮捕我们。不过，他容许我们入狱之前向在场的人解释，见证人为何要严守中立。
“第二天，我们被押到该区的司法中心布里切尼。我们被剥光衣服，彻底检查，然后受一个兼任高级军官的教士盘问。他态度友善，表示明白我们基于良心的立场，并且为我们安排膳食。不但如此，他还在报告中解释，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才不愿拿起武器。
“警察把我们从布里切尼解到利帕卡尼的警察局去。他们毫不留情地殴打我们，直到深夜才把我们关进牢房。那里还关着另外两个弟兄。令人意外的是，牢房里竟然有个女子，后来我们才发觉她是个密探。一连好几天，我们都饱受毒打。最后，他们把我解到切尔诺夫策的军事法庭受审，并派了一个律师为我辩护，他给了我不少帮助。然而，我因为受尽折磨，当时已奄奄一息了。当局认为我可能活不了多久，就决定不用判刑，把我送回家去。”
勇敢的姊妹紧守忠义
姊妹们也饱受法西斯党的迫害，其中一位是马丽亚·盖尔曼（跟瓦西里·盖尔曼同属一群会众，但不是亲属）。马丽亚1943年被捕，给带到伯勒西内斯蒂的警察局去。她回忆说：“警察逮捕我，因为我不肯上东正教的教堂做礼拜。他们把我解到摩尔多瓦的利帕卡尼，然后再送到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在那里才正式判刑。
“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肯上教堂，我说，因为自己惟独崇拜耶和华。我和另外20个姊妹， 因这宗‘罪行’被判入狱20年。我们当中有些人被关进狭窄的牢房，跟30个囚犯挤在一起。不过，他们白天派我到有钱人家去做家务。这些人待我比监狱官好，至少让我有足够的食物！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跟囚在监狱另一翼的弟兄取得联系。这对弟兄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能够协助他们获得灵粮和食物。”
这些忠贞的弟兄姊妹饱受法西斯党人的迫害之后，又像摩尔多瓦的其他见证人一样，在信仰上受到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来自当时管辖该地的强国——共产党掌权的苏联。
苏联大举放逐见证人
1944年，德国连连失利，大战接近尾声。罗马尼亚政府的某些人，在国王迈克尔率领下，推翻了安东内斯库将军的政权。于是，罗马尼亚脱离轴心国阵营，转投苏联的怀抱。同一年，节节胜利的苏联军队把摩尔多瓦重新纳入苏联的版图，成为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起初，摩尔多瓦的共产党统治者并没有干预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但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耶和华见证人严守中立，不肯参与当地的政党选举，不肯投票，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制度绝不容许人民保持政治中立。因此，政府计划1949年开始，把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不良分子”都放逐到外地去，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难题。
至于放逐什么人，一份公文阐明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这些人包括“以前的地主、大商人、德军入侵时的帮凶、德国和罗马尼亚警察的走狗、亲法西斯政党的成员和组织、白卫兵（非社会主义分子）、非法教派的成员，以及上述各类人的家属”。政府打算“无限期地”把这些人放逐到西伯利亚西部。
第二次放逐潮在1951年开始，但这次惟独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斯大林亲自下这道称为“北方行动”的放逐令。超过720个见证人家庭，大约2600人被迫离开摩尔多瓦，放逐到托木斯克去。托木斯克位于大约45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西部。
官方指示，当事人被解往火车站之前，应当有充分的时间收拾个人物品；此外，火车的“车厢应当宜于载人”。可是，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当局派往一户见证人家中的官员和士兵，就超过八个人。军人在深夜唤醒各人，出示放逐令，只给他们几个钟头收拾财物，就把他们押送到火车站去。
这些所谓的火车只是运货的棚车，每个车厢都塞了差不多40个人，不分男女老少，拥挤不堪。虽然车程长达两个星期，车厢里却没有座位，也没有御寒的设施，在棚车的角落挖个洞，就算是厕所了。当地的官员本该在递解前登记所有人的全部物品，但他们却只登记不值钱的东西，贵重物品往往不翼而飞。
弟兄们虽然饱受不公平的待遇，历尽种种艰辛，却从没有失去基督徒的喜乐。事实上，每当见证人的棚车在铁路交汇处暂停时，总能听见不同的车厢传出高唱王国诗歌的歌声。这样，每辆棚车的弟兄都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跟数以百计的见证人同工一起放逐外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目睹大家表现喜乐的精神，听见大家高昂的歌声，所有人都不禁大受激励，越发坚定，无论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都决心继续忠于耶和华。（雅各书1:2）
值得效法的信心
摩尔多瓦有不少耶和华见证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伊万·米基托夫是其中一个。1951年，伊万在摩尔多瓦初次被捕，跟其他的见证人一起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去，在针叶林做伐木的苦工。虽然他没有被关在苦工营里，却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行动自由相当有限。即使这样，他和其他的属灵弟兄仍然一有机会，就向别人作见证。
伊万说：“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新环境里，组织了若干会众，甚至开始印制书刊。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接受真理而受了浸。后来，当局发现了我们的活动，把其中几个人送到苦工营服刑。
“我跟帕维尔·丹达拉、米纳·戈拉什和瓦西里·沙尔班一起，被判在严密的监视下做苦工12年。当局希望其他的见证人被这些严厉的惩罚吓倒，噤口不言。可是这个计谋却劳而无功，无论弟兄被放逐到什么地方，都继续传道。1966年，我刑满离开苦工营，返回托木斯克，在那里待了三年。
“1969年，我搬到顿涅茨盆地，在那里邂逅了热心、忠贞的姊妹马丽亚，跟她结为夫妇。1983年，我再次被捕，刑罚加重，监禁五年后还要被放逐五年。对我来说，这次刑罚比以前的更难忍受，因为要跟妻儿分离，他们也得忍受艰苦的生活。幸好我不用服满刑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之后，我在1987年提早获释了。当局批准我返回乌克兰，后来再回到摩尔多瓦。
“我回到摩尔多瓦的第二大城市伯尔齐。那时，当地只有3群会众，370个传道员。时至今日，传道员已增至1700多人，有16群会众！”
“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
为了削弱弟兄们紧守忠义的决心，苦工营的管理阶层和国安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的特务刻意折磨弟兄，想出一些残酷不仁的手段。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索贝讲述他的祖父康斯坦丁·索贝有什么遭遇：“1952年，祖父在一个苦工营服刑，这个苦工营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边的赤塔区。营里的官员恐吓他和别的见证人，如果不肯放弃信仰，就枪毙他们。
“弟兄们不肯妥协，于是被官员带到营外的树林边。天快要黑的时候，他们把祖父最好的朋友瓦西里带进树林，说要枪毙他。弟兄们焦急地等候。不久，两声枪响划破了傍晚的寂静。
“卫兵们又回来带走我的祖父，把他押进树林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在一块空地上停下来。空地掘了几个坟坑，其中一个已填上泥土。司令指着那个坟坑，转头对祖父说：‘你想跟瓦西里同样下场吗？还是想恢复自由，回去跟家人团聚？我给你两分钟作决定。’祖父根本不需要考虑两分钟，立刻回答说：‘你们枪毙的瓦西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期待在将临的新世界里，当他复活时跟他团聚。我坚信自己和瓦西里都会在新世界里，但你会在那里吗？’
“军官绝没有想到祖父会这样回答，于是把祖父和其他人押回营房。事实上，祖父不用等到新世界就跟瓦西里团聚了。原来，整件事只是敌人所设的狡计，想迫使弟兄就范而已。”
宣传伎俩弄巧成拙
为了挑起大众对耶和华见证人的仇视和怀疑，共产党人写了不少书籍和册子，甚至制作电影去诬蔑上帝的子民。其中一本册子名为《暗格》，指弟兄们在衣箱或袋子里暗中另设一层，用来偷运书刊。尼古拉·沃洛森诺夫斯基忆述，有一次苦工营的司令怎样当着其他囚犯的面，用这本册子羞辱他。
尼古拉说：“司令把所有囚犯召集到营房里，当众读出《暗格》里的几段，包括一些对我进行污蔑的话。他读完之后，我请他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司令准以为这使他有更多机会嘲笑我，就批准了。
“我问司令是否记得，我刚入营时受他查问的情景。他说记得。然后我问他是否记得他一边登记一边提出的问题，例如我在哪里出生，是哪个国家的公民等。他说也记得，甚至当众说出我当时回答的内容。我请他把实际填在表格上的资料告诉大家。他承认所填写的跟我回答的并不一样。我就转身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册子上的资料也是这样编出来的。’囚犯们都鼓掌叫好，司令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阴谋分化弟兄
20世纪60年代，苏联当局虽大力镇压耶和华见证人，却劳而无功，于是试图用新伎俩来破坏耶和华见证人的团结。1999年出版的《剑与盾》，谈及一些现已解禁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当中有不少曾是国安会的机密文件。该书说：“1959年3月，负责‘处理耶和华派’的国安会高层官员举行会议，认定正确的策略是‘压制与破坏双管齐下’：一面捏造罪名，逮捕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一面分化瓦解该教派的成员，破坏他们的声誉。”
当局所用的手段包括发起运动进行破坏，使苏联全境的耶和华见证人互不信任。为了达到目的，国安会散布恶毒的谣言，声称有些担任领导的弟兄已经跟秘密警察合作。当局散播的谣言十分奸狡，似是而非，以致许多见证人都开始怀疑，不知道应该信任谁。
国安会的另一个诡计，是训练一批特务，假装成“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混进他们的组织，取得信任，肩负重责，然后把组织的一举一动通知当局。国安会也暗中向真正的见证人下手，试图重金收买他们跟政府合作。
不幸的是，这些奸计对团结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在弟兄中形成了一种怀疑的气氛，摩尔多瓦的情况也一样。有些弟兄还脱离组织，另立门户，以“反对派”自居。
发生这些事之前，苏联的弟兄视耶和华的组织，以及组织委任的弟兄为提供灵粮的渠道。现在，弟兄们对这个渠道开始感到困惑怀疑了。怎样才能消除弟兄们的困惑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问题竟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真相大白。不错，始作俑者制造的难题，最后竟由他们解决了。怎会如此呢？
仇敌忽视了圣灵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当局把全国各地的见证人“领袖”关在莫尔多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苦工营里，这里离苏联西部的萨兰斯克市约150公里。在此之前，弟兄们相隔很远，沟通不便，容易产生误解，但现在，没有另立门户的见证人和“反对派”都被关在一起。结果，他们能够当面倾谈，把谣传弄个明白。苏联当局为什么要把弟兄们关在一起呢？看来，他们以为弟兄们一定会彼此冲突，越加分裂。这个蹩脚的计谋看似聪明，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和华的灵具有使人团结的力量。（哥林多前书14:33）
其中一个被囚在莫尔多维亚的弟兄是格奥尔基·戈罗贝茨。他回忆说：“我入狱后不久，一个加入‘反对派’的弟兄也被关进来了。他见到负责的弟兄仍然被囚，不禁大感意外，因为敌人说，这些弟兄都已恢复自由，并在国安会的资助下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
戈罗贝茨弟兄继续说：“我入狱第一年，有700多人因宗教缘故被囚，其中大部分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被派到同一家工厂工作，因此有机会跟那些加入‘反对派’的人倾谈。结果，许多问题都在1960年和1961年期间澄清了。1962年，国安会的阴谋彻底失败。那一年，负责苏联传道工作的督导委员会，从苦工营发了一封信给苏联境内的所有会众，消除了谎言在弟兄当中造成的破坏。”
辨明上帝任用谁
1964年6月，戈罗贝茨弟兄从苦工营获释，立即返回摩尔多瓦。他抵达塔巴尼时，发觉当地许多见证人仍然不清楚耶和华到底任用谁来喂养和指导他的子民。有些弟兄只肯阅读圣经。
组织委任了三位成熟的弟兄，协助澄清当时混乱的局面。他们首先前往探访摩尔多瓦北部的各群会众，因为大部分见证人都住在那里。这几位弟兄和其他基督徒监督，虽然饱受迫害，仍然忠贞不二。这使许多人坚信，耶和华以往通过这个组织教导他们认识真理，现今必定仍然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安会意识到，即使他们用尽迫害和其他手段对付上帝的子民，传道工作仍然继续扩展。《剑与盾》一书描述国安会的反应，说：“［国安会］总部接获报告，知悉甚至在苦工营内，‘耶和华派的领袖和高层人士不肯放弃信仰，相反，不管营内情况多么恶劣，他们仍继续传道’。这种情形令当局深感不安。1967年11月，专责打击耶和华见证人的国安会官员［在基希纳乌］举行会议，商讨采用新措施‘制止这个教派的敌对活动，防止他们散布颠覆思想’。”
受假弟兄骚扰
可悲的是，有些人被新措施愚弄，落入国安会的圈套。有些人起了贪念，放弃原则；有些则惧怕人，因而屈膝跌倒；还有些以前的弟兄倒戈相向，仇视见证人。当局利用这些人诱使弟兄变节不忠。有些曾在监狱和苦工营里受过苦的见证人说，受假弟兄（有些已沦为叛道者）骚扰，是最痛苦的经历之一。
许多叛道者来自“反对派”阵营。起初，这群人大多是误信了国安会的谎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有些人仍然依附“反对派”，当中有些人更表现出“邪恶的奴隶”那种恶毒的精神，不理会耶稣的警告，“动手打其他的奴隶”。（马太福音24:48,49）
虽然国安会和他们的爪牙不断施压，试图分化和制服上帝的子民，敌人的诡计却未能得逞。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内的弟兄大都依附“反对派”。摩尔多瓦的忠心弟兄开始设法恢复上帝组织的团结。到了1972年，大部分弟兄都返回耶和华身边，忠贞地跟他的组织通力合作。
赢得反对者的赏识
共产党统治时代留在摩尔多瓦的忠心基督徒，都在能力范围内继续执行传道工作。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家人、朋友、同学和同事作非正式见证，因为摩尔多瓦有许多官员都是狂热的共产党人。可是，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蔑视耶和华见证人。
西缅·沃洛森诺夫斯基回忆说：“警察到我家来搜查，充公了不少圣经书刊。带队的警官把带走的书刊列了一份清单。他之后又回来，叫我核对清单。我核对时发现少了一本《守望台》，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讨论家庭问题的，说明怎样改善家庭生活。我问官员那本杂志怎么不见了。他讪讪地说：‘是我拿走了，带回家跟家人一起阅读。’我问：‘你喜欢读到的资料吗？’他说：‘文章写得很好，我们实在爱不释手！’”
反对稍缓，持续增长
20世纪70年代，共产党政权不再放逐耶和华的子民。然而，弟兄们向人传道或参加基督徒聚会，仍不时被当局逮捕和检察起诉，但刑罚已没有以往那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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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2004耶和华见证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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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115页的附栏或图片］
生于异乡，仍蒙眷爱
利迪娅·塞瓦斯蒂安
出生年份：1954年
受浸年份：1995年
简介：由见证人母亲和不信的父亲养育成人，曾跟耶和华见证人失去联络多年。
我妈妈和外祖母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成为耶和华见证人。虽然父亲是个顾家的好人，当时却没有接受圣经真理。1951年，妈妈已有两个儿女，还怀着一对孪生子。那年4月，当局决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他们趁爸爸上班时，把妈妈（当时她即将临盆）和我的哥哥姐姐押上火车，准备送往西伯利亚。可是，妈妈在出发前想办法通知了爸爸，他立即赶来了。爸爸虽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却毅然登上火车，跟家人一起放逐异地。
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当局允准妈妈暂时留在阿西诺镇，生下那对孪生子。其他家人则继续上路，最后到了托木斯克区，爸爸找地方安顿下来。当局派他跟弟兄们一起干活。几星期后，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孪生子来跟家人会合。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环境非常恶劣，两个婴儿不久就夭折了。
放逐期间，妈妈又生了四个儿女，包括我的孪生哥哥和我。父亲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人。1957年，我们终于获准返回故乡。母亲虽然被秘密警察监视，却继续使圣经原则铭刻在我们心里。
至于爸爸，他最关心的却是让儿女接受优质的教育。因此，我16岁那年到基希纳乌进大学攻读。后来我结了婚，迁往哈萨克斯坦。在那里，我不但远离父母，也跟耶和华的组织失去了联系。1982年，我一回到基希纳乌，就立即寻找耶和华子民的会众，却劳而无功。足足八年，我觉得自己是市内惟一渴望敬拜耶和华的人。
后来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听见两个妇人谈论耶和华。我走近她们，想听清楚一点。她们却以为我是国安会的密探，马上转换了话题。妇人离去的时候，我跟着她们，反而使她们更惊慌。于是，我迅速上前解释，最后使她们看出我的诚意。我一直渴望跟耶和华的组织恢复联络，终于如愿以偿！但不幸的是，丈夫却反对我这样做。
当时我们已有两个儿女。1992年，我的脊椎施了手术，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六个月。可是，在我一生的这个低潮，却发生了一件令我兴奋的大事：我的儿子帕维尔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在1993年基辅的国际大会受了浸。我逐渐康复，能够再次行走。1995年，我也受了浸，借此公开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
今天，我有许多家人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为此深深感激耶和华，也感激母亲。母亲忠贞坚定，她的榜样常留在我心头。父亲一生对家人忠贞不渝、爱护备至，他在去世之前也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事。
［第117,118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的厚恩无与伦比
米哈伊·乌尔索伊
出生年份：1927年
受浸年份：1945年
简介：曾饱受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迫害
我在1941年成为好消息的传道员。1942年，我15岁，学校要求这个年纪的学生开始接受军训。不但这样，教室的墙上还挂着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安东内斯库将军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学生步入教室时，不但要向画像鞠躬，还得作划十字的手势。我们有三个人不肯这样做。
因此，警察把我们痛打了一顿。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在学校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给送到科杰蒂之后，又被毒打了一顿。接着，我们被辗转带到几个地方，再步行大约100公里，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我的脚因步行而磨损，流出血来。最后我被释放了，没有判刑，很可能是我年纪还小的缘故。
18岁那年，苏联当局要我当兵。我仍然坚守中立，不肯妥协。结果，我和朋友格奥尔基·尼曼科一同遭受毒打。六个星期以后，他不幸伤重去世。可能由于我年轻，又被遣送回家。1947年，苏联当局再次逮捕我，并且恐吓说，如果我仍然不肯当兵，就把我枪毙。不过，他们只把我单独监禁了两个月，就送到苦工营去。当局要我们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修筑一条运河。这项工程十分危险，死了不少人。我也几乎在一宗死伤惨重的意外中丧生。此后，当局把我送回了摩尔多瓦。
我在摩尔多瓦结了婚。1951年，我和妻子薇拉一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当时她已经怀孕。我们先乘火车，再乘轮船，到达西伯利亚的森林区。我被指派到一个广阔的针叶林做伐木工作。我们跟另外16个家庭，挤在同一间小木屋里。幸好，我们于1959年获准返回摩尔多瓦。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和后来的日子中，有几件事曾使我充满力量。其中之一，是我哥哥扬所立的榜样，他的信心十分坚强。（见89页）哥哥曾被判处死刑，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会减刑，也坚决不肯妥协。另外，每逢想到天父对我们的眷爱，就不禁力量大增。结婚之后，我和妻子曾因忠于耶和华的名而受过不少磨难，但耶和华一直看顾我们。还有，耶和华恩待人类，差他的爱子舍命救赎我们。无论我们为上帝牺牲过什么，都实在微不足道，无法跟天父所作的牺牲相比。沉思耶和华的奇妙安排，使我能够怀着喜乐的心迎接每一天。
［第121－123页的附栏或图片］
我深感耶和华的温情厚爱
米哈伊利娜·格奥尔基策
出生年份：1930年
受浸年份：1947年
简介：传道工作被禁制期间，曾参与送信和翻译的工作。
我于1945年认识真理，在家乡格洛代尼村和邻近的彼得鲁内亚村向人传讲好消息。由于我在学校里作见证，学校当局不肯给我毕业证书。即使这样，我仍然能够善用所受的教育，协助弟兄把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的圣经书刊翻译成俄语。
我受浸没多久，就在翻译圣经书刊的时候被捕，判刑25年。我被送到北极圈内极北之地沃尔库塔做苦工，许多姊妹也囚在那里。虽然营中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仍继续向人传道，也有办法得到圣经书刊。事实上，我们在营里所用的书刊，有些甚至是自己复制的。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年轻女子，当局误以为她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而逮捕了她。我劝她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因为只要耶和华愿意，绝对有能力使他的子民恢复自由。她终于同意研读圣经，后来更成为我们的姊妹。之后不久，她提早获释离开了苦工营。
后来，我被转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最后，于1956年7月5日获释。我搬到托木斯克，在那里结识了亚历山德鲁·格奥尔基策。他曾为信仰入狱六年。我们结为夫妇，合力在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中传道，心知仍受秘密警察的监视。之后，我们迁到贝加尔湖西边的伊尔库茨克，继续暗暗地制作书刊。我们后来也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克服务。虽然亚历山德鲁向人作见证时小心翼翼，还是被警察逮捕，判了十年刑。
亚历山德鲁等候审讯期间，检察官告诉我，可以到狱中探视丈夫。当局通常不准人在这个阶段探监，因此我问他为什么额外通融。他说：“你们夫妇俩很年轻，又要照顾孩子，也许你们愿意重新考虑一下所作的决定。”我告诉检察官，亚历山德鲁和我早已决定，要事奉耶和华，一生坚守忠义。他回答：“连圣经也说，活着的狗胜过死了的狮子。”（传道书9:4）我说：“圣经确实这么说，但你所说的活狗，却不能承受上帝的新世界。”
亚历山德鲁坐牢满十年后，又被软禁了一年。他获释以后，我们搬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又迁到乌兹别克斯坦，协助当地的传道工作。最后，于1983年返回到摩尔多瓦。有幸在不同的地方帮助心地忠实的人认识耶和华，令我们多么高兴。
回顾以往，我承认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可是，我那些邻居的处境也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虽然不是见证人，也要应付许多难题，但我们是为好消息的缘故受苦，跟他们不一样。因此，我们感受到耶和华的慈爱照顾和保护。不但如此，我们还深知磨难不久就会过去，一个永恒的光明前途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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