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1914年至1994年

《儆醒！》杂志驻瑞典通讯员报道

1914年6月28日，不幸的枪声在萨拉热窝响起。自那时以来，八十年已经过去了。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公爵夫人，双双中弹身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因此激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奉派上战场的青年男子达6500万之多，在他们当中，大约有900万人从此一去无踪。死亡人数，包括平民伤亡在内，共达2100万。有些人依然认为，1914年8月所爆发的战争令“世界变成疯狂”。

枪声又再次响彻萨拉热窝。前南斯拉夫联邦是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除了萨拉热窝之外，在多个共和国里，枪声也不绝于耳。a《南斯拉夫——土崩瓦解》一书声称：“这是一场邻人互相残杀的内战。长期积怨、互相猜疑的态度演变为仇恨，仇恨引发战争，战争则造成更多伤亡和破坏。仇恨、怀疑和谋杀与日俱增，好像恶性循环一样，说得确切一点，好像螺旋一样不断急剧上升。”

1991年6月，南斯拉夫爆发内战。许多人都回想起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所发生的枪杀事件，这是不足为奇的。新近爆发的冲突会造成同一程度的破坏吗？欧洲的和平会不会因此遭受威胁？“种族清洗”（蓄意把一个种族、政治或文化团体赶尽杀绝）这项计划会伸展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吗？各国不断向前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以求终止这场战争。关于前南斯拉夫所经历的种种忧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事件与1914年的暗杀行动有关连吗？

南斯拉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南斯拉夫的冲突并非最近才发生。在本世纪初，人们把巴尔干半岛称为“欧洲动荡不安的角落”。《南斯拉夫——土崩瓦解》一书指出：“问题在于联邦瓦解，联邦局势日趋紧张，这种情况已经蕴聚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旧称］成立时，这些冲突已经存在了。查考一下历史背景能够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冲突怎样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

根据历史记载，弗朗西斯·斐迪南在1914年遇刺的时候，由南部斯拉夫人组成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都是奥匈帝国的行省。在另一方面，自1878年以来，塞尔维亚就一直是个独立的王国，并且获得俄国大力支持。可是，许多塞尔维亚人却住在奥匈帝国所管辖的行省里，塞尔维亚因此要求奥匈帝国放弃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占领的全部地区。尽管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彼此意见分歧，双方却怀有同一愿望：就是要赶走他们所憎恶的外国统治者。民族主义者梦想把所有南部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王国。要建立这样的独立国家，最强大的推动力乃来自塞尔维亚人。

当时在位的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已届84岁高龄。不久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就会继承王位。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弗朗西斯·斐迪南妨碍他们，使他们难以把南部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实现这个王国的梦想。

有些年轻的塞尔维亚学生给这个观念——由南部斯拉夫人组成的自由国家——迷住了，甚至甘愿为理想而牺牲。几个年轻人被选定去执行暗杀大公的任务。一个称为黑手社的秘密组织给予他们训练，并且提供武器。这个组织的成员全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两个年轻人尝试采取暗杀行动，其中一个成功完成任务。他的名字是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当时只有19岁。

暗杀成功使主犯的阴谋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匈帝国的君主政体瓦解，塞尔维亚因此能够带头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在1918年建立，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王国在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可是，由于各民族不再需要联合对抗奥匈帝国，彼此之间的分歧就日益彰显。南斯拉夫由差不多20个不同的民族组成，有四种官方语言和几种少数民族语言，两种不同的字母体系（罗马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以及有三大主流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塞尔维亚正教。宗教依然是促成分裂的主要成因。换句话说，这个新近成立的国家存有许多由来已久的分裂因素。

南斯拉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据《奥治维兹的南斯拉夫人与梵蒂冈》一书所载，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徒跟纳粹党勾结，“以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把20多万人杀害，受害人以塞尔维亚正教徒为多。”可是，克罗地亚人约瑟普·铁托，连同他的共产党支持者，与英国和美国联手把德军击退。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铁托因表现出众而成为国家领袖，这是不容置疑的。他以铁腕统治国家，为人独立自主，甚至斯大林也无法迫使其屈服，使南斯拉夫跟共产主义集团的其他国家采取一致行动。

不少前南斯拉夫人曾说：‘如果不是铁托，联邦政府早就瓦解了。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也执掌大权，只有他才能把联邦团结起来。’事实表明这是真确的。铁托在1980年逝世之后，各种冲突又再死灰复燃，局势每况愈下，终于在1991年爆发内战。

改变世界的子弹

关于弗朗西斯·斐迪南遭暗杀一事，作家弗雷德里克·莫顿在《曙暮雷鸣——维也纳1913/1914》一书中写道：“洞穿他颈部静脉的子弹成了导火线，触发一场人类前所未见、最惨烈的大屠杀。这枚子弹也牵动随后的世事发展，引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织成目前世界这个模样的万缕千丝，起初都是在大公遇刺之前的一年半，由多瑙河畔的诸国首先编织的。”——楷书自排。

前南斯拉夫近年所发生的事件也是“织成目前世界这个模样的万缕千丝”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可以追溯至1914年的缕丝的全部。历史家埃德蒙·泰勒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其他历史家也有同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进了二十世纪的‘灾难时期’，……直接或间接地，过去半个世纪的种种骚乱均起源于1914年。”

人们不断试图解释何以萨拉热窝的暗杀行动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后果。一个“年轻学生”所发射的两枚子弹怎能激发列国的作战情绪，并且引进一段充满暴力、混乱不安、幻想破灭的时期呢？这段时期一直延续至我们的日子。

尝试解释1914年所发生的事件

《曙暮雷鸣——维也纳1913/1914》一书的作者尝试解释大战的起因，他指出列国在1914年受到一股“新动力”所支配。他声称这股“动力”其实是由许多因素共同组成的。头脑清醒的人寥寥可数，他们所发表的意见给不断要求发动战争的呼声淹盖了。一个国家动员军队，其他国家也迅速效尤。统治阶级把权力移交给军事将领。此外，许多人把战争看作“国民经历冒险”的良机，从此可以摆脱枯燥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后来，一位官员写道：“1914年的世代相信战争可以调剂生活，情形好像人渴望雷暴可以纾缓夏季的闷热天气一样。”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声称，战争对人民大有造益，可以使他们从“单调的资本主义和平气氛”中惊醒过来。据说德国作家兼诺贝尔得奖者托马斯·曼把该次大战称为“一个净化过程、一场解放运动、一个重大希望”。作战的念头也使邱吉尔极其兴奋，他甚至写道：“准备作战对我具有惊人的吸引力。我的情绪这么不稳定，实在叫人感到害怕，我为此向上帝祷告，祈求宽恕。”

随着各国步队纷纷出兵作战，这股“新动力”使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士兵的帽子系上翠绿嫩枝，大炮挂满玫瑰花环，管弦乐队在演奏，家庭主妇站在窗前挥动手帕，儿童高兴地跟着士兵一起齐步前进。看来人们正为大战来临而举杯庆祝，他们把世界大战看作喜庆场合。

以上就是莫顿对这股“新动力”所作的简介，他指出，“新动力”应当帮助我们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可是，这股“动力”从何而来呢？历史家巴尔巴拉·塔奇蔓指出，工业化社会不但为人带来新的力量，也增添了新的压力。事实上，“社会……弥漫着……新的紧张气氛，积聚的力量也急于寻找发泄机会”。维也纳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斯特凡·茨威格写道：“如果不是这股剩余力量，我根本不能作其他解释，四十年的和平形成了一股内在的推动力，现正找寻地方以暴力方式发泄出来，结果引致可悲的后果。”“我根本不能作其他解释”这句话暗示，茨威格本身也觉得情况实在难以解释。莫顿在《曙暮雷鸣》一书的序言写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在当时及当地发生呢？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迷宫有参考地图吗？”

不错，许多人尝试解释1914年所发生的事件，他们认为要了解最基本的原因并非易事。为什么该次大战并不是仅局限于那些有直接关连的国家呢？为什么这场战争会升级成为世界大战？为什么战争会拖得这么长，造成这么惨重的破坏？在1914年的秋季控制着人类的奇怪动力其实是什么？第10页的文章会探讨圣经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答案。

［脚注］

［第6页的精选语句］

“1914年的世代相信战争可以调剂生活，情形好像人渴望雷暴可以纾缓夏季的闷热天气一样。”——埃内斯特·U·科尔蒙斯，奥地利外交家

［第8,9页的附栏或图片］

1914年

圣经早已预告1914年以来发生的许多灾难事件

“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启示录6:4-8（也可参阅路加福音21:10-26；提摩太后书3:1-5。）

“1914-18年的大战仿佛是一片焦土地带，把那个世代和我们的世代隔开。这场大战夺去了盈千累万的人的性命，对随后的岁月产生深远的影响。大战不但毁了人的信念，也改变了人的思想，遗留下来的只是梦想破灭的永久创伤。大战在实际上，也在心理上，在两个时代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光荣的塔楼》的序言，巴尔巴拉·塔奇蔓著。

“在［1914年之后］的四年，正如格雷厄姆·沃拉斯写道，‘人类作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英勇的努力’。这项努力完结之后，1914年以前的幻想和热忱渐渐给极度失望所淹盖。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主要的得益就是从痛苦中体会到自己的能力限度。”——《光荣的塔楼》的后记。

［鸣谢］

The Bettmann Archive

The Trustee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P.A. 40136

［第7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1914年8月——当时的欧洲

1．大不列颠及爱尔兰2．法国3．西班牙4．德意志帝国5．瑞士6．意大利7．俄国8．奥匈帝国9．罗马尼亚10．保加利亚11．塞尔维亚12．黑山13．阿尔巴尼亚14．希腊

［第5页的图片］

加弗里洛·普林西普

［第6页的图片］

Germans receiving flowers on their way to war

［鸣谢］

The Bettmann Archive

［第3页的图片鸣谢］

Culver Pictures

1914年的真正意义

正如第4页的资料指出，“本刊帮助读者对创造者的应许怀具信心，使你有理由相信在目击1914年的事件发生的那个世代尚未过去之前便会有一个和平、安全的新世界来临。”

这项声明无疑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惊奇。然而，早在1879年12月——1914年之前大约35年——《守望台》（当时称为《锡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声》）已提出圣经的证据，表明1914年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此之前——19世纪中期——其他圣经学者已经暗示，1914年可能是圣经预言所标明的日期。a

预言被形容为预先写下的历史。圣经的这项特色足以证明它是来自上帝的。圣经除了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态发展之外，有时也说明事情在多久之后才会发生。在圣经的明确预言当中，有些预言仅涉及数日，有些指向数年，其他则在多个世纪之后才实现。

但以理不但预言弥赛亚首次出现的时候，还透露弥赛亚会在一段称为“末后的时期”再度‘临在’。（但以理书8:17,19，《新译》；9:24-27）这个圣经预言涉及一段很长的时期，不仅是数百年而是二千多年——2520年！耶稣在路加福音21:24（《新世》）把这段时期称为“指定的列国时期”。b

1914年是苦难时期的开始

圣经预言的应验表明，自1914年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末期。耶稣把这段时期形容为“痛苦的开始”。（马太福音24:8，《新译》）我们在启示录12:12读到：“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节经文阐明，世界从1914年起一直经历更多动乱的原因。

可是，末期该是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只涉及一个世代。（路加福音21:31,32）自1914年以来，80年已经过去了。这件事实表明，我们可以期望上帝的王国很快就会带来拯救。这意味着我们会看见“极卑微的人”——耶稣基督——在“人的国中”掌权，并且带来一个和平、公正的新世界。——但以理书4:17。

［脚注］

［第11页的附栏］

关于1914年及其后的事件，人们议论纷纭

“表面看来，两场世界大战是无可避免的。大战之后，制造核子武器也许能够发挥警告作用，使我们得以避免第三场世界大战，并且引进一段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这段时期虽然充斥着恐怖活动，但和平毕竟仍然是普遍现象。……人类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十九世纪的承诺为什么会化为泡影？为什么二十世纪会变为恐怖时代，或正如有些人所说，邪恶时代？”——《现代世界历史——从1917年至1980年代》，保罗·约翰逊著。

“在欧洲体制所经历的骚乱当中，最显著的转变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和平协议，以往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从此经历剧变。……昔日的制度是自由操作的，并且富于生产，但战争的灾难却使这个旧制度那令人愉快的光辉荡然无存。相反，欧洲不但要应付经济衰退，也要面对世界经济的混乱状态。……大战使欧洲遭受严重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始终未能从经济萧条的景况中复苏过来。”——《世界经历严峻考验——1914-1919年》，伯纳多特·施米特及哈罗德·维德勒合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消灭了。德国人民甘愿受希特勒辖制，并且在他的指挥下极尽邪恶之能事。罪行的规模和邪恶程度，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恶行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的集中营以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把六七百万男女孩童集体处决。成吉思汗的粗暴残杀，跟大屠杀的恐怖程度和规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东欧的战线上，德国和俄罗斯曾处心积虑，并且采取行动存心把某些族群的人口全部歼灭。……我们终于可以摆脱物质毁坏、道德腐败的困境。在以往多个世纪里，人类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竟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山雨欲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第1卷），邱吉尔著。

“现今所有人，不分阶级、国籍和种族，都意识到要尊重人权；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深深卷入阶级斗争、国家主义及种族主义的冲突之中，严重程度也许是前所未闻的。这些不良的情绪正通过有计划、有系统的冷血暴行发泄出来；今日，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心态和行为标准不但可以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存，而且也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里出现，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文明受审》，阿诺德·汤因比著。

“十九世纪仿佛一个幽灵，过了指定时刻仍迟迟不散。在1914年8月之前，十九世纪的基本秩序、自信以及对人类进步的信心一直停留不变，但在此之后，欧洲的主要强国却整体变得头脑糊涂，直接招致千百万优秀的年轻男子惨遭无谓的杀害。四年半之后，世人尝试收拾大战所造成的残局，不少（但并非所有）当代的观察家显然看出，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残余部分已遭铲除，人类进入了一个理性大减的新时代，对彼此的弱点也不甚宽容。人们期望和平会带来较好的世界，1919年却令他们大失所望。”——摘自《1919年——我们世代的开端》一书的序言，威廉·克林格曼著。

［第10页的图片］

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