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们的传道工作成效不俗，维奥莉特的女儿和哈罗德在学校也品学良好。然而，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宣战后，民情突然急转直下。一时间，超级爱国热情异常澎湃，民众对反政府阴谋活动显得草木皆兵。由于我们在政治上严守中立，我们受到诸多猜疑，甚至有指我们为德军特务的。

后来，哈罗德因为拒绝向国家象征物敬礼被逐出校。虽然他的老师也认为哈罗德天资聪敏，待人有礼，可是他不向国家象征物敬礼，无形中对同学构成不良影响。校区主任对于校长及校董会的决定大表不满，甚至愤然离职，并表示愿意支付哈罗德就读私立学校的费用！

暴民的恶言恐吓简直无日无之。有一次，警察把我们从女屋主的门前推开，把留声机撞在树上摔破，把圣经演讲唱片毁坏，把圣经及书刊撕破，最后还把充公得来的物品一把火烧掉。他们警告我们要在入黑前离开，否则暴民不会放过我们。我们赶紧写了求救便条，亲身交进镇长办公厅。可是，他们拒绝插手干预。后来，我们甚至致电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联邦调查局求助。他们也只能劝吁我们尽快离开。

当天晚上，近百名暴徒把我们的活动房屋重重包围。我们两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只得孤军作战。我们紧锁门窗，熄掉灯火，一起向耶和华恳切祷告。最后，暴民终于散去，我们总算逃过一场大难。

经过这一次，赫伯特决定立即到布鲁克黑文来跟我们一起。我们先把哈罗德带回罗伯特斯代尔，暂交由他的祖父母照顾，当地学校校长则保证让他入学读书。等到我们回布鲁克黑文来，我们的活动房屋竟遭人恶意破坏，屋内墙上还钉着一张逮捕令。尽管形势不利，我们仍然立场坚定，继续如常传道。

遭逮捕、受恶待

1942年2月，赫伯特和我在一个男子家中讨论圣经时遭人逮捕。当时屋主为我们打抱不平，伸手拿墙上的手枪，声言要杀死那个警察。后来，我们被控擅闯私家重地，翌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我们被囚禁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足有11天之久。其间，一个浸信会牧师曾来探望，保证只要我们愿意离开该镇，他可运用影响力把我们释放。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身陷囹圄正是拜他的影响力所赐哩！

囚房一角因曾充当厕所，到处满布臭虫。他们把食物放在污秽不堪的铁盘子里。结果，我患上肺炎。经医生诊视后，当局才把我们释放。那天晚上，暴民再次包围我们的活动房屋，我们决定先行回到罗伯特斯代尔等候传召。

进行聆讯

为声援那个浸信会牧师，来自各州各省的浸信会教徒齐集在布鲁克黑文，准备旁听聆讯。我的妹夫奥斯卡·斯科格伦特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执事，我决定要给他写封信。信中陈词激昂有余，机巧不足。尽管这样，我的际遇和这封信显然打动了奥斯卡的心，因为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位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

我们的两位代表律师都是见证人同工，就是G.C.克拉克和维克托·布莱克韦尔。他们深知，我们不可能在布鲁克黑文获得公平的审讯。因此，他们决定以反对一切控罪为策略，令法庭无法作出裁判。这样，每当检察官提出控罪，辩方律师就立即表示反对；如是者不下50次。最后，法官只得撤销一切控罪。

逮捕监禁、接连不断

接着的星期里，我和艾莲跟海湾航运公司副总裁会面，解释我们的宗教活动怎样对人造益良多，影响深远。可是他坚称奇克索绝不认可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我们指出我们得到镇内不少人欣然接待。既然这样，他有权剥夺民众认识圣经的权利吗？他一时脸色大变，恐吓要控告我们擅闯私家重地，把我们收监。

我始终没有停止到奇克索传道，可是每次均遭当局逮捕，只获保释出外。后来，当局把保释金额大幅提升，我往往被扣押监牢，直至筹得所需的款额。监狱内卫生环境极差——没有厕所，被褥肮脏，床单欠奉，只得一张极脏的毛毯用来蔽体。结果，我再次旧病复发。

1943年12月24日六名被捕见证人的案件定于1944年1月27日一并审理，其中我的证供被视为最具代表性。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耶和华见证人受尽各方歧视，我最后被判罪名成立。我们随即申请上诉审核。

1945年1月15日，上诉法庭宣读裁决：我被控擅闯私家重地，罪名成立。另一方面，亚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则拒绝受理我的案件。1945年5月3日，海登·科温顿，一位果敢且干劲十足的律师兼见证人为我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上诉。

我和艾莲在等待最高法院回音的同时，决定以攻为守，向司法部申请民事诉讼，控告E．B．皮布尔斯及盟友，并同时要求赔偿。就此，控方企图将我们的控罪由擅闯私家重地改为阻塞交通；可是我在狱中成功把一份由查塔姆副警长签署的文件偷运出去，证实原来控罪确是擅闯私家重地。后来，当这份文件被用作呈堂证供时，司法官霍尔库姆气得霍地跳起来，差点把口中的雪茄也吞下！1945年2月，陪审团被困在两难的僵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