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於耶和華的組織

由李華格（S． A． Liwag）君自述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篇27:4。

這節經文充份地表現出我認識耶和華之後所懷的願望，而這個願望已隨著悠長的歲月而愈加強烈。我曾看到耶和華怎樣總是豐盛地祝福那些忠心而竭力擁護他的組織的人。同時，這樣忠心地工作為個人帶來了莫大的喜樂，另一方面亦使其他許多人得著幫助得以在上帝顯形的組織中分享事奉耶和華這種無以言喻的權利。

忠貞早受試驗

我對耶和華和他組織的忠貞很早並時常遭受試驗。我在一個羅馬天主教的家庭裡長大，可是我對於什麼才是真理卻極感興趣。因此早在1930至40年間我在卡巴那圖安城教學時我便對宗教有相當廣泛的探討。我發覺我在所研究的各種宗教書籍中並不能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就在那時偶然閱覽到一些守望台社所出版的書刊。當我研讀了這些書刊之後，我深知他們所說的就是真理。既然它是真理，我自當將它告訴他人。於是我遂將生命獻給耶和華，時為1933年。

當我的知識漸漸增多時，我更清楚地明瞭到基督徒在這個事物制度中的立場。《王國，世界的希望》這本小冊子使我更深地體會到上帝的王國乃是人類唯一希望，是這個邪惡世界唯一救藥這項真理。我想到我若去參加選舉任何人為的政府，任何候選人或政黨，那麼，我便沒有像耶穌基督一樣，對世事採取中立（約翰福音17:16），我便會在本質上未能對耶和華的政府保持忠貞，同時亦等於否認上帝王國是人類唯一希望這項重要的真理。那是我不能做，也不應做的。可是由於我不肯參與俗世的政治，我在家裡造成一項危急，結果使我與家庭脫離關係，並且被逐出家門。

因為我是該地唯一的耶和華見證人，我發現禱告的權利乃是一項獲得力量和安慰的來源。自知正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並為公義的緣故而受苦也是獲得力量和安慰的另一來源。當我說出像詩篇27:10般的話時，我感覺自己與耶和華上帝極為親近:「我父……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我忠實的上帝和天父正是這樣行了。——箴言18:10。

在守望台社馬尼刺分社辦事處的督導下，我學習怎樣更有效地作傳道工作。我攜帶裝滿聖經的書籍的書袋逐家逐戶地傳道，先以一張見證卡介紹自己然後更詳細地解說王國的信息和介紹輔助人研讀聖經的書刊。

月復一月地我繼續傳道下去，我並不知道我已成為了一個在當地為人注目，尤其為我的同事們所注意，的一個人物。我面臨了另一個難關，這一次則與我教書的職業有關。校方召我到督學組的辦事處，叫我不要繼續在週末逐戶去傳道，否則便不能在校教書。我解釋每個人，包括公立學校的教員在內，都擁有以自己的方式去奉行其宗教的權利。但卻未能收效，校方請我辭職。可是，我對校監說我不會辭職，他可以照他的意思去採取行動而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負責。

聽從社方的勸告而得著祝福

我遂寫信給當時的社長盧述福，告訴他我所遭遇的事。他非常仁慈地答覆我，勸勉我若被校方解雇可以參加先驅傳道員的工作。我照做了，自那時起我便一直從事全部時間的傳道和教導工作，不論是在地上或地下工作，我都得著無限的喜樂。傳道工作證明了比教書或作任何其他的工作給予人更大喜樂和滿足。

1934年十月一日我以水浸禮象徵獻身耶和華上帝之後，社方委派我與另一先驅傳道員到呂宋中部講塔加羅語的地區傳道。雖然當日的先驅傳道工作不是以現在同樣的方式進行，但是它所帶來的激勵和喜樂則不遜於今日。

當時那裡所有的地區都是從未有人去傳道過的處女地區。我們學習多種的方言，以求能夠到每個區域去向當地的人講道。每當到達一個新的城鎮時我們便先尋找住宿的地方。有的時候由於找不著住宿地方，我們便請求准許在鎮公所借宿，即時是住在一間沒有人住的牢房裡也在所不計。然後在我們作逐戶傳道時便留意出租的地方，若找著房子，便遷進去。

我們通常總是先到政府的辦事處，學校和我們所居住的市鎮傳道，然後盡量到更遠的鄉村地區傳道。我們作充份的裝備，帶著滿袋的書籍和好幾捆額外的書刊。我們渡河，攀山，吃食路上所得來的食物，夜間隨處借宿，直至將我們的書刊分派完為止。每當我們找到一處借宿的地方時，我們總必向屋主宣講耶和華上帝和他的王國，以報答他們的款待。我們常常講到深夜。然後當我們在第二天早晨要離去之前，我們總會將幾本小冊子送給他們作為禮物，如果他們還沒有得過這些書冊的話。

我們廣泛地使用物物交換的制度，尤其是在鄉村的地方，我們以聖經的書籍換得米、蛋、雞、糖和其他的土產。我們實際的應驗了耶穌在馬太福音6:33的說話，他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1936年二月社方派我到伯特利之家，在馬尼刺的分社辦事處工作。從這裡我和我以前的先驅傳道同伴被派到維薩雅斯和民答那俄作先驅的工作。不久我們又離開這裡到菲律賓的第二大城市塞布城，在那裡我們逐漸向各方向推行我們的工作。

逐漸有更多對於好消息抱善意的人結束真理而獻身耶和華，參加我們的工作，於是我們的人數也愈來愈多以致有分為兩組的必要。我那忠心的先驅傳道員同伴帶一隊人前往東邊的海島波荷爾省，雷伊退省和馬斯巴泰省。我則帶領另一隊人向西到內革羅，巴奈然後又到南邊的民答那俄。

我們每到一處，該地的天主教教士和基督新教各教派的傳教士都猛烈地攻擊我們的傳道工作。他們在講壇上和他們的出版物裡攻擊我們。可是那些愛戴耶和華和他王國的人繼續顯露出來，許多時候往往是由於人們對我們的猛烈反對所直接帶來的結果。

在日本佔領期間的地下傳道活動

1939年初我被召返馬尼刺，在那裡我們在馬尼刺的大歌劇院舉行菲律賓的首次大會。大會的高潮是盧述福弟兄所講提名為「政府與和平」的演講。我們有將近300人預先在馬尼刺的商業市區宣傳這個公眾演講。觀察旁觀者的各種不同的反應是一件頗有趣的事——其中包括了欽佩，感覺有趣，譏嘲和仇視。有一個旁觀者評論說:「我不知道這裡原來有這麼多耶和華見證人。啊！他們多到像蝗蟲一樣！」

1940年我和六個先驅傳道員被派往北部的伊羅科斯和卡加茵作開發的工作。有一次，我們因傳道而入獄一個月，但是被釋放後，我們又返回原先尚未做完的地方，繼續在卡加茵谷的地區工作。

1941年初我再被召返馬尼刺。當時社方委派我到南部的維薩雅斯和民答那俄的各小組工作。那年的十一月底我完成了在南部的任務，便計劃在十二月八日買掉返回馬尼刺。

我並沒有來得及這樣做。因為當我在托利爾，達畫和城剛與一隊先驅傳道員聚會完，日本的空軍和海軍已同時對此地發動一項致命的突擊。

我們盡量將所有的書籍帶到山上暫避，而日本兵則緊追在後。他們有的時候在我們前頭攻佔了一些要塞，於是我們便必須在夜間繞道盜賊出沒的叢林地帶越過沒有棧道的山嶺。我們個別和分組地繼續前往尚未為日軍佔領的地區。

我們盡量研讀上帝的道，不斷地禱告祈求上帝指引，賜給我們力量和保護我們。我們不是等待機會去傳道，而是造成機會將上帝的道中安慰人和生命的希望傳給他人。由於我們存有的書籍愈來愈少，我們只好將小冊子借給感興趣的人閱讀，然後回訪他們建立起聖經研究。不久我們變成一個大約有二百人的流動性小組，其中一半是維薩雅斯人，一半是伊羅卡人，我們學習這些方言也大有用途。

我們多次陷入日本軍隊和當地游擊隊交戰的危險地區或落在武裝的土匪手中。但是我們在各種情況之下均得著上帝耶和華拯救我們，所以我們當中只有一些由於患瘧疾或其他的疫症或由於經歷將近四年的磨難，體力不支而死去。

我們驚奇地注意到每當我們到達某一地方紮營的時候，我們若沒有將所有可以工作的地區做完，我們如果想搬到另一地方便總是不能成功。可是，當我們在某一個地方定居下來而希望住久一點，而所有可做的工作地區均已做完的時候，就必然會發生一些事逼使我們不得不搬走。這豈不是耶和華的手在指引我們嗎？我們對這點毫不懷疑。

由於情勢緊張，我們與菲律賓其他地方的弟兄失去了聯絡，我們被逼逃入民答那俄未經開墾的原始叢林地中心。日本軍懸賞捕捉我，不論生存已死。

我們在叢林中住了兩年多，我們好像一個離群孤立的社會，除了傳道之外，我們與外界無接觸。我們開墾土地，在未收割到穀物和甜美的馬鈴薯之前以植物的根，野果，野豬和猴子肉維生。我們安排由不同的家庭小組擔任討論當日的經文，通常是在黃昏，當日本兵或當地的游擊隊不太可能突擊的時候。他們兩方均由於我們不肯支持他們任何一方而敵視我們。每週我們以塞布·維薩茵文和伊羅卡奴文舉行一次小組研經班。

後來我們大部份的書籍不是失落便是爛掉了，我們只剩下幾部聖經。當時我們怎樣作傳道的工作呢？我們將弟兄們分成六至八個人一組。當一半人作傳道時，另一半人便為全體弟兄預備一週的糧食。到第二週又調換另一半人作傳道。每一組均有一兩個成熟的弟兄能夠發表一小時關於王國的聖經演講。每小組有一兩個孩童被訓練在演講之後作五分鐘的演講摘要。當一組人到達一間房屋或茅舍時，由組中一個人與屋主打招呼並解釋造訪的目的，然後介紹講者和他的講題。經過一小時談話式的演講之後，「主席」提議由一個年幼的傳道員將該演講作一摘要。摘要的演講講完後，主席邀請屋主發問，如果他們沒有問題或害羞不願發問的話，組中其他的人便會提出一些事先準備好而對屋主有益的問題。組中各分子均參加解答問題，這樣各人都能夠參加發言作見證。

當這種地下的傳道活動快要結束時，有一次我們在叢林的祕密住處被襲擊而我則落在日本偵察隊的手中。我像一個危險的罪犯一樣被遞解出叢林，進入鎮中的日本司令部，我慶幸我在被拘捕時身邊攜有一本袖珍的聖經，這是我唯一能夠攜帶的東西。我被日本司令官藉著翻譯員嚴訊我。我以聖經解釋耶和華見證人的中立立場以及獻身給上帝的傳道員如何對耶和華的屬天王國政府持守忠貞。審訊長達幾個鐘頭直至深夜，我非常驚奇地發現我被釋放了！我忽忽趕回我們那在叢林中親切可愛的家。在那時弟兄們正在熱切地禱告著，在看到我時他們的哀傷轉為歡呼並對耶和華的仁慈奇妙行動而感激流涕。

戰後的活動

1945年美國的解放部隊來到，弟兄們便各歸故鄉。但是無論他們回到哪裡，他們仍舊過著他們在戰時與耶和華的百姓所學到的新生活方式。這就是耶和華見證人的組織在日本佔領菲律賓之後迅速發展的原因。戰前他有373名見證人，在戰後則劇增為2,000多名見證人。

我忍痛與民答那俄的親愛弟兄分手，以便與其他地方的弟兄聯絡，同時向馬尼刺分社報到，在1945年底我抵達馬尼刺。1946年我從事區務的工作。1947年社長諾爾和他的祕書韓素爾探訪菲律賓。這次值得紀念的探訪證明為菲律賓王國工作的一塊里程碑，因為不久之後，總社委派幾個受過基列訓練的海外傳道員到這裡來。從此工作迅速發展，到1963年傳道員增加到33,737名！

1949年我和菲律賓兩個弟兄被邀請到基列學校受訓，並很高興能參加1950年在紐約市楊基運動場舉行的「神治的增加」大會。其後我被派回菲律賓。第二年我得到社方和其他弟兄的幫助能夠參加在倫敦和巴黎所舉行的「聖潔崇拜」大會。1955年我得到珍貴的權利參加在洛杉磯、紐約、倫敦、巴黎、紐倫堡、柏林和海牙所舉行的「勝利王國」大會，在歸途中，曾探訪馬德里、羅馬、貝魯特、曼谷和香港的弟兄。

在1956年我們更有榮幸得到諾爾弟兄再次探訪，1957年則有副社長法蘭茲的探訪。後來1958年我是菲律賓八十一位代表之一，出席參加在紐約市楊基運動場和馬球場舉行的令人難忘的「上帝旨意」國際大會。1963年我們很興奮地知道馬尼刺也是舉行耶和華見證人環球大會的城市之一。我們見到有37,806人參加聆聽公眾演講，遠超過了我們的期望，我們多高興！自那時起，憑著耶和華的恩典我得以在開宋城的分社辦事處工作，繼續得享許多寶貴的工作權利。

是的，在耶和華的組織裡生命的豐富是無與倫比的！我享受到的各種祝福，都是由偉大的上帝耶和華和他忠貞的組織對我們所施的恩惠；我要以摯愛和忠誠報答他。

假若兒時可再，我會作三十一年前所作的同一決定，而且會以更大的決心去作——忠貞地以全部時間與他偉大的組織一同事奉耶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