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30年前，病理學家和血庫辦事人員已獲知：「血是炸藥！血可以有很大益處，也可以造成很大損害。輸血的死亡率與醚麻醉或闌尾切除術的死亡率相等。據稱在1,000至3,000宗或可能5,000宗輸血中，大約有一宗死亡。在倫敦區，據報每輸1萬3,000瓶血便造成一宗死亡。」——《紐約州醫藥雜誌》，1960年1月15日。

小波西(Douglas H. Posey, Jr.)醫生在「輸血：使用、濫用和危險」一文中寫道：「差不多30年前，桑普森(Sampson)將輸血形容為一項比較危險的程序。……［自那時以來］研究者已鑑定了至少其他400種紅血球抗原而獲知其特性。這個數目無疑會繼續增加，因為紅血球的膜是極為複雜的東西。」——《全國醫學協會雜誌》，1989年7月。

在一個病理學家會議上，有人指出有數以百計的醫學論文「表明輸血與免疫學反應有關」。——「對輸血不利的個案」，《世界醫療新聞》周刊，1989年12月11日。

免疫系統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察出和消滅惡性（癌）細胞。壓抑免疫性可能導致生癌和死亡嗎？請留意兩項報告。

《癌症》雜誌（1987年2月15日）發表荷蘭一項研究的結果：「在患結腸癌的病人身上，我們見到輸血對於長期的存活有重大的不利影響。在這組人中，接受輸血者存活5年的有百分之48，沒有輸血的病人的存活率則是百分之74。」南加州的醫師曾觀察一百個接受癌症外科手術的病人。「在所有喉癌病例中，沒有接受輸血的人的復發率是百分之14，接受輸血的人則是百分之65。至於口腔、咽、鼻或鼻竇癌的病例，沒有輸血的人的復發率是百分之31，接受輸血的人則是百分之71。」——《耳鼻喉科紀事》，1989年3月。

關於輸血，這些研究顯示什麼呢？斯普拉特(John S. Spratt)醫生在題名為「輸血與癌症外科手術」的文章中作出結論說：「癌外科醫生也許需要成為不用血的外科醫生。」——《美國外科雜誌》，1986年9月。

防疫系統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抵抗感染。因此，有些研究顯示接受輸血的病人較易受感染是可以了解的。塔特(P. I. Tarter)醫生對結腸直腸外科手術作了一項研究。在接受輸血的病人當中，有百分之25發生感染，沒有接受輸血的病人則只有百分之4受到感染。他報導說：「在手術之前、期間或之後的輸血均與感染性的併發症有關。……所輸的血單位越多，手術後受感染的風險也越大。」（《英國外科雜誌》，1988年8月）出席1989年美國血庫協會會議的人獲悉這件事實：在臀復位外科手術中接受輸血的病人約有百分之23受到感染，但沒有接受血的人卻完全不受感染。

柯林斯(John A. Collins)醫生論及輸血的這種影響說：「如果一種『治療法』根本沒有什麼證據顯示它曾成就過任何有價值的事，但後來卻發覺它竟然使病人所面對的一個主要難題惡化，那就太諷刺了。」——《世界外科雜誌》，1987年2月。

安全免病抑或充滿危險

藉血傳染的疾病使謹慎認真的醫生和許多病人均大為擔心。那一種病呢？老實說，你無法將疾病僅限於一種；的確有許多種疾病可以藉血傳染。

《輸血技術》（1982年）一書在討論過一些較為人熟知的疾病之後，進一步提及「其他與輸血有關的傳染病」，例如梅毒、巨細胞病毒感染和瘧疾。然後該書說：「有其他好幾種疾病也據報由輸血所傳播，包括疱疹、病毒感染、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愛潑斯坦－巴爾二氏病毒）、弓形體病、錐蟲病［非洲昏睡病和恰加斯氏病］、利什曼病、布魯氏菌病［波狀熱］、斑疹傷寒、絲蟲病、痲疹、沙門氏菌病和科羅拉多壁蝨熱病。」

其實，這些疾病的數目正越來越多。你也許讀過像以下一類的報章大字標題：「從輸血染上萊姆病？可能性不高，但專家們提高警覺。」一個接受萊姆病試驗的人若結果是陽性的，他的血有多安全呢？有人問一組衛生官員他們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血。「所有人均回答不願，但沒有人提議將來自這樣的捐血者的血棄掉。」如果有些來自血庫的血是專家們自己也不願接受的，公眾人士應當對此有什麼感覺呢？——《紐約時報》，1989年7月18日。

引起關注的第二個理由是，在一個有某種疾病流行的地方所收集的血可能在很遠的地方被人使用，而當地的大眾人士和醫生對危險均懵然不覺。鑑於今日人們更常往來各地，包括難民和移民在內，血的產品含有陌生疾病的風險正與日俱增。

因此，一位傳染病專家所提出的警告並不應使我們感到意外：「供應血的機構可能必須將血加以普檢，以防止幾種以前並不被人視為有傳染性的疾病傳播，包括白血病、淋巴瘤、痴呆［或阿耳茨海默氏病］。」——《輸血醫學評論》，1989年1月。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989年6月1日）報導所謂「沉默的HIV感染」。研究者證實人可以攜帶愛滋病病毒多年仍不致被目前所用的間接試驗所察出。有些人試圖減輕事情的嚴重性，認為這些僅是罕見的事例，但這些事例卻證明「藉著血及其成分傳播愛滋病的風險是無法完全消除的。」（《病人護理》雜誌，1989年11月30日）

梅里曼(Harold T. Meryman)醫生寫道：「未知的因素可能比已知的因素更令人關注。我們很難將一些潛伏期長達多年的傳染病毒與輸血扯上關係。要察出這些病毒甚至更困難。HTLV組的病毒無疑僅是呈現出來的第一批病毒而已。」（《輸血醫學評論》，1989年7月）「彷彿愛滋病的流行還不夠糟似的，……在1980年代，研究者向我們指出若干種新近發現的輸血風險。我們無需有很大的想像力才能預見，還有其他嚴重的病毒存在而可以藉異體同型的輸血加以傳播。」——《限制異體同型的感染：其他可選擇的策略》，1989年。

［第8頁的附欄］

「在每100宗輸血中大約有1宗導致發熱、寒戰或蕁痲疹。……在每6,000宗紅細胞輸血中大約有1宗導致溶血反應。這是一種嚴重的免疫學反應，這種反應可以隨即發生，或在接受輸血之後數日才發生；這可能導致急性［腎］衰竭、休克、血管內血凝固和甚至死亡。」——1988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會議。

［第9頁的附欄］

丹麥科學家耶納(Niels Jerne)是1984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得獎人之一。有人問他為什麼拒絕輸血，他說：「人的血像人的指模一樣——沒有兩種類型的血是完全相同的。」

《哈佛醫學院衛生通訊》（1989年11月）評論說，「有些權威人士擔心肝炎的病毒並非僅限於甲、乙、丙和丁幾種類型；可能還有其他類型出現。」《紐約時報》（1990年2月13日）說：「專家們極懷疑還有其他的病毒可以造成肝炎；如果發現的話，它們會被稱為戊型肝炎等。」

血庫是否面對更多悠長的研究去發明各種檢驗方法使血更為安全呢？美國紅十字會的一位董事舉出費用的難題，並且作出以下令人不安的評論：「我們不可能不斷增加新的檢驗方法以求查出每種可能流行的傳染病。」——《世界醫療新聞》周刊，1989年5月8日。

甚至檢驗乙型肝炎的方法也不是百無一誤的；有許多人仍然從血染上這種病。再者，人們是否因為丙型肝炎有檢驗方法就感到滿足呢？《美國醫學協會雜誌》（1990年1月5日）指出，身體可能要等一年之久才能產生可以檢驗出來的疾病抗體。在此之前，通過血染上肝炎的人就可能有肝臟損壞和……喪命的危險。

［第11頁的附欄或圖片］

恰加斯氏病表明血可以怎樣將疾病帶給遙遠地方的人。《醫學郵報》（1990年1月16日）報導，『拉丁美洲有1,000萬至1,200萬人長期受到感染。』有人將這種疾病稱為「南美洲最重大的輸血危險之一」。一隻「兇手蟲」在受害者沉睡時叮了他的臉，吸飽了血之後將糞便遺留在傷口中。受害者可能攜帶恰加斯氏病達多年之久（在此期間可能捐血），然後才形成致命的心臟併發症。

為什麼這件事應當使居住在遙遠大陸上的人也感到關心呢？奧爾特曼(L. K. Altman)醫生在《紐約時報》（1989年5月23日）報導接受輸血之後患上恰加斯氏病的病人的情況，其中有一個喪生。奧爾特曼寫道：「其他的病例可能沒有人留意到，因為［這裡的醫生］並不熟悉恰加斯氏病，他們也不知道這種病可以藉著輸血而傳播。」不錯，血液可以成為使疾病傳播廣遠的工具。

［第12頁的附欄］

倫德奧利森(Knud Lund-Olesen)醫生寫道：「既然……有些屬於高度風險類的人會由於他們自動受到愛滋病的檢驗而自願捐血，所以我覺得有理由不願接受輸血。多年來耶和華見證人一直拒絕接受血。他們是否有先見之明呢？」——Ugeskrift for Læger(《醫生》周刊），1988年9月26日。

雖然大部分外科醫生均聲稱他們惟獨在絕對必需時才給病人輸血，但自從愛滋病開始迅速蔓延以來，醫生使用血的頻度卻急劇下降。《梅奧臨床程序》月刊（1988年9月）的一篇社論說，「這種流行病的少數裨益之一」是它「導致病人和醫生均採用各種方法去避免輸血」。一位血庫辦事人員解釋說：「經歷到改變的乃是：信息的強度，臨床醫生（由於更清楚看出風險所在）對信息的接納以及人們要求考慮其他的選擇。」——《輸血醫學評論》，1989年10月。

［第13頁的附欄］

「我們不得不認為，目前有許多接受血成分的病人不但沒有機會得到輸血的益處（病人並不需要血），反而有受到不良影響的重大危險。沒有任何醫生會蓄意要病人接受一種非但沒有幫助，反倒可能有害的治療法。但是醫生若不必要地給病人輸血，情形便正好是這樣。」——《輸血傳染的病毒疾病》，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