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在哪裡？

《儆醒！》雜誌駐西班牙通訊員報導

「宗教的致命傷莫過於冷淡。」

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西班牙北部當風的平原上有個稱為卡萊魯埃加的小鎮。在這個中世紀的小鎮裡，有一座巍峨的羅馬式女修道院。這座建築物已有700年的歷史，是為了記念多明我會的始創人多明戈·德古斯曼而興建的。卡萊魯埃加正是德古斯曼誕生的故鄉。在過去七個世紀以來，女修道院的修女甘願過著平靜、隱居的生活。

女修道院的屋頂滿是漏洞，古舊的牆垣日久失修，殘破不堪。然而，修道院女院長最擔心的卻是另一種更為嚴重的破落現象——宗教本身日漸式微。她說，「我在差不多30年前加入了女修道院，當時這裡有40個修女；可是現在只有16個，沒有一個是年輕的。看來神職工作似乎已經過時了。」

除了卡萊魯埃加以外，歐洲大部分地區也出現類似的宗教冷淡現象。這種現象並不是由什麼反宗教的浪潮所促成，一般人只是對宗教日漸漠不關心、淡然置之而已。歐洲若干著名的大教堂成了旅遊勝地，而不是當地「教徒」喜歡前往的地方。教會——不論是基督新教還是天主教——勢力一度非常龐大，但現正被宗教冷淡所淹沒。人民的生活集中在各種屬世而不是屬靈的事物之上。教會發言人把這種趨勢描述為世俗化。人民不再把宗教放在心上。歐洲的宗教氣候是否預示到，類似的沒落現象也快將橫掃世界的其他角落？

有多少人參加教堂的崇拜？

在北歐，宗教的冷淡現象並不稀奇。例如在斯堪的納維亞，只有百分之5的路德會教徒經常上教堂。在英國，自稱是聖公會信徒的人當中也只有百分之3的人做禮拜。現在，歐洲南部的天主教徒看來跟北歐國家的信徒也不遑多讓。

法國雖然主要是個天主教國家，可是現在每10名市民只有1名每週上教堂一次。25年前，百分之83的西班牙人自稱是「活躍的天主教徒」，可是這個比率現在卻跌至百分之31。1992年，西班牙大主教拉蒙·托雷利亞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西班牙已不再是個天主教國家；人民雖然出席復活節前的遊行和聖誕節的彌撒，可是他們卻不願意每星期都［望彌撒］。」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93年探訪馬德里時指出，「西班牙需要重新在基督的信仰裡扎根。」

教士和平信徒均受到這種漠視宗教的態度所影響。1988年，法國新任命的教士降至140名（比1970年少一半有多）；至於西班牙，8000名教士為了要結婚而放棄教士工作。另一方面，那些繼續從事神職工作的教士對於自己所傳的信息也滿腹疑團。在瑞典，只有百分之24的路德會教士認為自己能夠「懷著清白的良心」傳講天堂地獄的道理；此外，法國有四分之一的教士甚至懷疑耶穌有否實際復活。

把個人玩樂和喜好置於敬虔之先

宗教究竟給什麼取代了呢？許多家庭都讓娛樂置於崇拜之先。每逢星期日，整家人不是到海灘遊玩，便是登高旅行，他們甚少到教堂望彌撒。胡安是個典型的西班牙青年，他聳聳肩說，「上教堂悶得要命。」足球賽事或流行音樂會則大受歡迎；每逢這些場合，運動場均會座無虛席。宗教活動的受歡迎程度實在望塵莫及。

參加教堂崇拜的人數下降並不是宗教沒落的惟一明證。不少歐洲人均喜歡按著自己的好惡，去選擇信奉些什麼宗教道理。現今，人們的信念跟他們所屬教會的官方教條也許並不一樣。大部分歐洲人——不論是天主教徒還是基督新教徒——不再相信靈魂不死的道理；此外，在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逾百分之50的天主教徒並不相信奇跡。

宗教信仰上的混亂現象日益嚴重，教會的統治階層也苦無對策。這種混亂情況從教會的反節育運動便足以見之。1990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呼籲天主教的藥劑師不要售賣避孕藥物。他聲稱這些藥物「違反了自然律則，並且貶損了人的尊嚴」。《天主教要理問答》同樣也強調，「夫婦間的愛意附帶著雙重的義務，就是忠貞和生育。」

教會雖然制定了這些嚴格的規定，可是，以一般而言，天主教夫婦卻依然我行我素，把教會的規定置之不理。在歐洲南部的天主教國家裡，養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相當罕有；在西班牙，避孕套在二十年前差不多是一種黑市產品，可是現今電視廣告卻加以大肆宣傳；此外，法國只有百分之3的天主教婦女聲稱遵守教會就節育所作的規定。

歐洲人顯然對教會和教會規定置若罔聞。喬治·卡雷是聖公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就教會這種情況作出生動的描述：「我們正大量出血，奄奄一息。這是個非常迫切的問題，我們必須加以正視。」

自宗教改革運動引起的種種劇變以來，歐洲龐大的宗教勢力從未有過像現今這種搖搖欲墜的情況。何以這麼多歐洲人對宗教缺乏熱忱呢？宗教的前景將會如何？

教會何以失去影響力？

「每位斯多葛派學者都是個不折不扣的斯多葛派學者；可是，在基督教國裡，基督徒在哪裡呢？」

19世紀的美國作家和詩人愛默生。

一位年輕的母親說，「我是個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另一位青年說，「我並不把宗教放在心上。」以上的評論是歐洲年輕一代對宗教的典型看法。他們的父母——甚或祖父母——也許仍是教徒，可是，他們的宗教信仰並沒有世代相傳。

歐洲人世世代代對於宗教傳統推崇備至，那麼，他們現在何以會把宗教棄若敝屣？

不再懼怕

多個世紀以來，地獄永火和煉獄的道理對歐洲人影響深遠。宗教佈道煽人情緒，描繪永火地獄的圖畫恐怖駭人；平信徒就此認為，惟有虔誠的教徒才能避免下地獄的厄運。《天主教要理問答》進一步指出，「教會規定信徒『必須參與星期日和節日期間的禮拜儀式』。」a對於住在郊區的人來說，社會壓力也相當巨大，因為人人都期望別人會在星期日上教堂。

然而，時代改變了。現今人們想做就去做，他們再不受懼怕之心所影響。教會對於地獄的道理逐漸避而不談，反正歐洲大多數天主教徒都不相信這個道理。

事實上，教會不再把教友在星期日彌撒中缺席視為「大罪」。西班牙馬德里的天主教教士蒂爾索·巴克羅承認：「如果有一個天主教徒沒有在星期日望彌撒，那麼，我們真為他難過，這並不是因為他犯了罪，而是因為他錯過了跟天主和弟兄溝通的時刻。缺席本身只屬次要。」

不錯，懼怕之心不再能促使人成為虔誠的教徒。那麼，教會的道德權威和教會領袖又如何？信眾會順服教會領袖，樂於對他們表現忠誠嗎？

權威危機

隨著人們消除了宗教方面的恐懼，教會在道德方面的表現也大不如前。意大利歷史家焦爾達諾·布魯諾·格里埋怨說，「多個世紀以來，我們有……許許多多向人講授道德觀念的教師，可是有道德的教師卻少得可憐。」兩次世界大戰使基督教國元氣大傷。在兩場大戰裡，教會在道德方面欠缺承擔和沒有負起領導責任，教會在這方面的軟弱無能顯露無遺。歐洲各教會未能阻止屬下信徒全情投入血腥的戰爭中。更糟的是，交戰雙方的教會均積極參與戰事。

歷史家保羅·約翰遜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基督教各教派之間的一場內戰，這場內戰為基督教展開了一段可悲可恥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基督教會的道德情況造成更大的損害，程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嚴重。大戰把德國——宗教改革的搖籃——各教會的空虛狀況，以及教廷的怯懦和自私盡顯無遺。」

梵蒂岡與某些政權訂立協約也損害了教會的道德聲望；這些政權包括希特勒的納粹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教會雖然看風使帆，與政治結盟，可是最終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政教關係決裂

在20世紀，歐洲大多數國家最後均終止了政教之間的緊密關係。事實上，現在歐洲各主要國家並不承認天主教是它們的國教。

某些主要的教會雖然仍然由國家資助，可是它們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了。並非所有教士都接受這個現實。西班牙著名的耶穌會會士迭斯－阿萊格里亞認為，「［天主教］教會的領袖相信——他們當中不少人甚至誠懇地相信——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他們根本無法履行教士的職務。」

然而，政府不再是教會的後盾。西班牙便是一例。自1975年以來，該國不再是個「天主教國家」。近年來，西班牙的天主教統治階層為了教會的經費資助問題，跟社會主義政府展開了一場持續的鬥爭。西班牙特魯埃爾的主教最近向堂區教友訴苦，描述自己「是個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因為西班牙政府並沒有向教會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

1990年，西班牙的主教宣布，一場「良心及道德上的重大危機」正影響西班牙社會。他們把這場『道德危機』歸咎於誰呢？主教聲稱，「公共行政機構［西班牙政府］時常鼓吹一種模稜兩可的意識形態」，這正是導致危機的原因之一。主教顯然期望政府不但鼓吹天主教的理念，同時又向教會提供經濟上的資助。

教士言行一致嗎？

對於那些在貧困堂區工作的教士來說，天主教會的巨量財富一直都令他們尷尬不安。然而，令他們更為難堪的是，梵蒂岡銀行涉及一宗經濟醜聞，《時代》雜誌把這宗醜聞描述為「意大利在戰後最駭人聽聞的經濟醜聞」。1987年，意大利的裁判官發出拘捕令，緝拿一名大主教和兩名梵蒂岡的銀行職員。然而，鑑於梵蒂岡的特殊統治地位，受檢控的教士得以免受拘捕。梵蒂岡銀行強調教會並沒有涉及任何訛騙罪行，可是，他們卻無法消除教會言行不一的印象。——請參看馬太福音23:3。

傳媒大肆報導神職人員的性醜聞，這尤其大大損害教會的聲譽。愛爾蘭一位主教雖然立下了人所共知的獨身願，可是，在1992年5月，他懇求教區教友「原諒他」，並「為他祈禱」。後來大眾發現他原來已有一個17歲的兒子，並且挪用教會基金去支付兒子的教育費，他因而被迫辭職。在此之前的一個月，一名天主教教士在德國電視屏幕上出現，與他一起的還有他的「女友」和他們兩個孩子。他表示希望就許多教士現正暗中維持的祕密關係「發表一下講話」。

無可避免的是，這些醜聞為教會留下污點。歷史家圭里在他所著的《在天主教會管轄下的意大利人》一書中強烈表示，「多個世紀以來，教會的表現一直使意大利人的道德觀念大受損害。」他指出惡果之一是，「反教權主義的聲音四起，這種情況甚至在信徒當中出現。」憤怒的天主教徒也許想向教士提出使徒保羅曾向羅馬人提出的同一問題：「你宣講『不可偷竊』，自己竟偷竊嗎？你說『不可通姦』，自己竟通姦嗎？」——羅馬書2:21,22。

教士與平信徒之間的裂痕

教士與平信徒之間的裂痕雖不算太明顯，卻能大大削弱教會的影響力。主教發出的牧函不但沒有給堂區居民指導，反而令他們反感。據西班牙的一項調查透露，只有百分之28受訪問的人「同意主教的話」。另外也有百分之28的人表示「對主教的話毫不理會」。此外，百分之18的人指出，他們「根本不明白［主教］說些什麼」。西班牙馬霍卡的大主教烏韋達承認：「在非基督教化的過程上，我們身為主教的也必須負上一部分責任——非基督教化是個事實。」

教會由於沒有傳講清晰的聖經信息，這進一步使平信徒對宗教缺乏熱忱。《天主教先驅報》指出，「［法國］有許多教士紛紛介入政治事務，以期在社會的事務上擔當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堂區教友卻寧願教士把精神專注於屬靈事務之上。意大利的教士兼社會學家西爾瓦諾·布加拉西承認：「他們［年輕人］可能是看見了我們的壞榜樣，才跟天主疏遠的。我們給他們的是妥協、宗教和生意、自私和摻混的『大雜燴』。」難怪教士的社會地位正大為下降。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時常說，「我是個天主教徒，但我並不相信教士。」

有些天主教徒覺得自己很難信任教士，另一些教徒則對教會的教義深表懷疑，尤以那些看來不合理、不切實際的教訓為然。

難以理解的教義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天主教所提倡的地獄道理。《天主教要理問答》寫道：「教會的道理強調，地獄是存在和永恆的。」然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國天主教徒，以及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天主教徒相信地獄實際存在。

在道德的問題上，歐洲人同樣也傾向於做個「我行我素的基督徒」。米米是個信奉路德會的女孩，她認為道德方面的問題——例如養育私生子——純屬「個人決定的事情」。大多數法國的天主教徒也同意她的觀點。在面對人生的重大決定時，百分之80的天主教徒表示，他們寧願憑良心行事過於跟從教會的指引。

以往教會的權威足以遏制任何持不同意見的聲音。從梵蒂岡的觀點來看，情況並沒有改變。《天主教要理問答》肯確地聲明，「在解釋經義方面，教會操有最終的決定權。」然而，這種專制的管理方式並不能贏得信徒的支持。西班牙一位研究政治的教授安東尼奧·埃洛薩埋怨說，「這個關乎釋經權的爭論會無休止地持續下去。教會喜歡為自己築起圍牆，顯示它那歷史悠久的傳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在這道「圍牆」以外，教會的影響力及權力正不斷減弱。

除了屬靈上的衰落以外，某些社會現象也是促成人們對宗教態度冷淡的重要因素。消費者社會提供各種各樣的享受和娛樂，大多數歐洲人對於享樂趨之若鶩，想出各種消遣的方法。比較起來，在星期日早上到教堂去就顯得沉悶得多了。況且教會似乎未能真正了解及滿足人民的靈性需要。

在歐洲大陸，傳統宗教對信眾所操的影響力看來風光難再。宗教是否已經成為一種過時的力量，注定永遠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