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是禍是福？

基督教國熬過了劇烈的陣痛，宗教自由這個概念才得以誕生。在這場艱苦的鬥爭中，人們既要排除教條主義和偏見，也要抵抗不容異己的行為。宗教衝突頻頻爆發，可說弄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我們從這麼慘痛的歷史學到什麼教訓呢？

羅賓·萊恩·福克斯在《異教徒與基督徒》一書寫道：「在歷史上，基督徒遭受迫害絕對不是什麼新事。」早期的基督徒遭人誣告，說他們是異端教派，擾亂社會安寧。（使徒行傳16:20,21；24:5,14；28:22）有的基督徒因此吃盡苦頭，在古羅馬的角鬥場上慘遭野獸吞噬。面對著這麼殘酷的迫害，有些人懇求有關當局賦予人民宗教自由，神學家德爾圖良就是其中一個。公元212年，他寫道：「人人應當按照自己的信念信奉宗教，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准許基督徒和異教徒一同享有宗教自由，基督徒在羅馬帝國所受的迫害於是告一段落。「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得到法律認可，基督徒終於撥雲見日了。可是，到公元340年左右，一個自稱基督徒的作家卻號召群眾迫害異教徒。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頒布君士坦丁堡敕令，禁止異教信仰在帝國境內傳播。宗教自由剛剛萌芽，就被扼殺了。古羅馬定「基督教」為國教後，教會和國家就朋比為奸，大肆迫害異教徒。迫害的浪潮經久不息，在11至13世紀達到頂點，其間十字軍發動了多場血腥戰爭。此外，從12世紀開始，異端裁判所也極盡殘暴之能事。在那些黑暗的歲月，誰敢質疑國教的正統觀念，誰敢冒犯教會對教義所持的至高解釋權，誰就給加上異端分子的臭名，像行巫者般被人搜捕。這些行動背後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呢？

有些官員為宗教不容異己的暴行辯解，聲稱全民信仰一致可以為國家打下牢固的基礎，又說宗教分歧有擾亂治安的危險。1602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的一個大臣斷言：「國家一旦同時認可兩個宗教，社會從此永無寧日。」說實在的，下令禁止異教徒的活動既省事又方便，用不著花費工夫去查明，他們是否真的對國家或國教構成威脅。《天主教百科全書》評論：「不管是世俗的當權者還是教會的領導層，大家都不清楚，誰是危險的異端分子，誰是沒有危險的。」可是，這種情勢不久就改變了。

從痛苦的經歷學會寬容

基督新教的改革運動勢不可擋，在歐洲掀起了動亂，同時也引發了巨變。基督新教所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擴展神速，歐洲到處出現宗教分歧，信仰自由這個概念成了大眾議論的焦點。就以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領袖馬丁·路德為例。1521年，他為自己的主張辯護，說：「我的良心受制於神的聖言。」宗教分歧也成了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的導火線，在這段時期，歐洲戰火紛飛，生靈塗炭。

面對連年戰禍，許多人都醒覺到，戰爭實在為患無窮。為了使歐洲回復和平的局面，各國政府頒布了一連串的敕令，例如法國的南特敕令（1598年），但到頭來歐洲還是四分五裂。現代的寬容觀念就是從這些敕令逐步演變而來的。「寬容」一詞起初帶有負面的含義。1530年，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寫道：「假如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要是任憑異端教派自由發展，……我們就是縱容惡事，甚至可說是縱容大惡；不過，這樣的罪始終不及作戰殺人那麼罪大惡極。」考慮到「寬容」所含的負面意義，有些人索性避而不談，情願採用「宗教自由」這個片語，就像法國人保羅·德富瓦在1561年所做的一樣。

隨著時間過去，寬容的負面含義漸漸消失了，世人反而認為寬容有助於保障自由。在世人的心目中，寬容再也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是自由的保證。世人開始提倡信仰多樣化，又講求持異議的權利。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這樣的基本權利，狂熱主義分子終於失勢了。

到18世紀末葉，寬容跟自由、平等拉上了關係。這種關係是通過不同的法案和宣言表達出來的，例如法國的著名《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1789年）和美國的《人權法案》（1791年）。這些文件有助於拓寬世人的思想，從19世紀開始，寬容和自由不再被視為禍害了，而是美好的福分。

在16世紀的歐洲捍衛宗教自由的人士

在16世紀，宗教衝突使歐洲變成血海屍山，人民要求宗教自由的呼聲不絕於耳。這些訴求對宗教自由這個議題仍然深具意義。

塞巴斯蒂安·沙泰隆（1515年-1563年）：「何謂異端分子？但凡跟我們意見不一的，我們就稱他們為異端分子。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什麼分別。……在這個城區，你也許被人視為真正的信徒，但在別的城區，你就可能被人當做異端分子看待了。」沙泰隆是法國著名的聖經譯者，他積極維護信仰自由。在宗教自由的爭論上，他提到一個關鍵因素：誰來決定誰是異端分子？

迪爾克·福爾克特松·科恩赫特（1522年-1590年）：「我們讀到，昔日……在耶路撒冷有基督本人，後來在歐洲也有不少殉道者，……用他們的真理之言去擾亂［社會安寧］。……『擾亂』一詞的意思有必要按照清晰、正確的定義去解釋。」科恩赫特認為，宗教分歧決不可跟擾亂治安相提並論。他問道：「一絲不苟地遵守法律的公民果真對社會治安構成威脅嗎？」

皮埃爾·德貝萊瓦（1540年-1611年）：「認為國家寬容各種宗教信仰，只會引起騷亂，滋長不滿情緒，是愚昧的想法。」德貝萊瓦是法國的律師，在宗教戰爭時期（1562年-1598年）曾撰文論證，除非政府向宗教勢力低頭哈腰，國家的安寧秩序不是建立在宗教劃一的基礎上的。

托馬斯·赫爾韋斯（約1550年－約1616年）：「［國王］陛下的臣民要是忠實守法的話，陛下就沒有什麼可再要求了。」赫爾韋斯是英國浸信會的一個創始人。他發表文章贊成教會同政府徹底分離，又籲請國王給予所有教派宗教自由，安心治理百姓，務求國富民強就好了。他的著作喚起了大眾對以下問題的注意：國家對人民的靈性生活應該操有多大的控制權？

無名作家（1564年）：「假如國家只許個別的人不信從自己不喜歡的宗教，但又不許他信奉自己認同的宗教，這樣做其實不足以促進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