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弗羅伊登施塔特受到蓋世太保的滋擾，使我們不得不遷往另一個城市，我們於是在1936年前往斯圖加特。我在當地與我們的地下行政組織取得聯絡，並且馬上接獲『任務』。我會定期收到一些圖畫明信片，上面寫著一些問候的語句，這其實是一些暗語。我的工作是要將這些明信片帶到城裡一處隱密的地方。為了不致打草驚蛇，我接獲通知不可分派任何書刊。工作一切進行順利，直至1938年八月為止。

有一天，我收到一張卡片，吩咐我在某個晚上站在一間著名的教堂門前，然後我會在那裡接獲進一步的資料。我於是依約前往指定的地點，當夜，大地漆黑一片，一個男子上前自我介紹說他是朱利恩斯·里弗爾，我知道這是一個在地下工作的忠信弟兄的名字。他慌忙地通知我在某日前往巴特埃姆斯與某個人會面，然後很快便不知所終了。

可是，在巴特埃姆斯的月台上，只見蓋世太保等著我。究竟出了什麼亂子？原來是那個在教堂門前的男子——他其實是以前一位來自德累斯頓的弟兄，名叫漢斯·米勒，他對我們在德國的地下工作瞭如指掌，但後來卻與蓋世太保勾結——設計陷害我。但他的詭計並沒有得逞，因為在事發前不久，母親剛通知我，她患上輕微中風，而我亦回信答應會在某日返回巴特埃姆斯探望她，很慶幸的是，我所定的日期恰巧與我奉派執行『任務』的日期一樣。我們的信件在後來法庭的聆訊中成為我的不在場證據。令我大感詫異的是，我竟被宣判無罪。經過五個半月的監禁之後，我終於在1939年重獲自由。

響應他的友誼

當然，我無意在工作上緩慢下來，特別鑑於大部分弟兄都被關進集中營裡或囚禁在其他地方。

負責德國活動的弟兄在米勒的協助下被捕之後，路德維格·賽勒內克接管分派靈糧的工作。這位弟兄以前是馬格德堡伯特利的工作人員，剛從獄中釋放出來。他前來巴特埃姆斯探我，對我說：『瑪利亞，讓我們繼續工作吧！』他帶我返回斯圖加特，我在那裡找到一份俗世工作。可是，我的實際工作開始於1939年3月，任務是要將滿載在多個行李箱內的《守望台》雜誌複印本在斯圖加特及鄰近的地區分發出去。其他見證人亦無畏地分擔這項任務。

這時，賽勒內克弟兄除了東北部之外，他已做遍國內的所有地區。由於見證人的住宅都受到監視，他必須謹慎行事，有時甚至要在樹林裡過夜。他不時乘坐特別快車到斯圖加特來，向我口述一些有關我們在德國情況的特別報告。然後我會寫一些普通書信，將信息用隱形的墨水寫在書信行間的空隙裡，再用一個假冒的地址，寄往荷蘭的伯特利。

我的案件在1940年9月17日在斯圖加特開庭聆訊。由於我負責書寫及發出賽勒內克弟兄的信件，將我們的地下活動及所受的迫害通知住在國外的人，這是一項會招致死刑的嚴重叛國罪。但結果卻有如奇跡一般，縱然我在斯圖加特是主要的被告人，竟僅被判單獨監禁三年半而已！

我終於在1943年重獲自由，隨即接獲委派，負責接收來自霍爾格林根的神治資料，我需要步步為營。我將資料抄寫之後，將其藏在熱水瓶的瓶身內，再將瓶子盛滿咖啡，送到住在萊茵河沿岸及德國威斯特沃區的弟兄那裡。自那時直至大戰結束為止，工作一直都沒有受到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