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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爾多維亞一個勞動營的所有弟兄，被囚在這個營裡時都沒有錯過耶穌受難紀念聚會

「我們會分組來見你們」

弟兄時常祈求耶和華賜予智慧，好讓他們知道該怎樣善用當前的處境，努力推廣王國的工作。尼古拉接著說：「我們聽說不久我們就會被轉送到莫爾多維亞的勞動營，那裡離莫斯科不遠。我們離開之前，營裡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們想不到，看守耶和華見證人多年的某些官員和警衛對我們說：『我們想聽你們唱詩歌和談論你們的信仰。我們會分組來見你們，每次有10人、20人，也許更多人。』

「他們擔心如果其他人知道，可能對他們對我們都不利，於是說會安排人在會面的地方望風。我們說，既然在這方面我們更有經驗，所以也會安排自己的人把風。他們把風的方法跟我們的一樣，在警衛室和會面地點之間，每隔相當距離就有士兵站崗。你能想像這樣的情景嗎？一群耶和華見證人唱詩歌給一群官員和警衛聽，之後一個弟兄發表簡短的聖經演講，這情景就好像耶和華見證人在王國聚會所舉行聚會一樣！我們就這樣跟幾群感興趣的人舉行聚會。我們親身體驗到，耶和華不僅照顧我們，也照顧那些誠懇的人。」

尼古拉又說：「我們從這個勞動營帶了很多雜誌到莫爾多維亞的勞動營。很多見證人關押在那裡。弟兄給我一個手提箱，裡面有個暗格可以放書刊。弟兄想方設法，盡量使手提箱在檢查時不會引起警衛的注意。在莫爾多維亞勞動營，我們受到非常仔細的檢查。一個警衛拿起我的手提箱，大聲說：『這麼重！裡面一定有珍寶！』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的手提箱和其他東西放在一旁，開始檢查其他人的物品。檢查完後，另一個警衛說：『拿起你的東西，走！』我的箱子沒有被檢查，於是我能夠帶著新的靈糧進入營房，那裡的弟兄非常需要這些靈糧。

「還有，我好幾次把手抄的傳單藏在靴子裡。因為我雙腳很大，靴子可以藏很多傳單。我把傳單藏在鞋墊下面，故意在靴子上塗上厚厚的潤滑油。這種潤滑油很難聞又很滑，所以警衛都不走近我，要遠離我和我的靴子。」

「警衛看守我們，而我就看守警衛」

尼古拉繼續說：「在莫爾多維亞勞動營，弟兄派我督導複製聖經書刊的工作。我其中一個職責是要留意那些警衛，如果他們出現，就要讓抄寫書刊的弟兄有時間藏好所有的東西。警衛看守我們，而我就看守警衛。有些警衛決心要撞見我們抄寫書刊，所以經常突然衝進營房。要留意這些人的行蹤真不容易。其他警衛只是一天來營房一次，這些人比較寬容，不會為難我們。

「在這段日子，我們以書刊為底本來抄寫，然後將底本藏在安全的地方。有些藏在爐子裡，有些甚至藏在勞動營主管的辦公室的爐子裡。打掃主管辦公室的弟兄在爐子裡造了一個特別的小格子，許多珍貴的《守望台》底本就是藏在那裡。無論警衛搜查得多麼仔細，底本還是安安全全地放在主管的辦公室。」

弟兄很善於收藏書刊。窗台是藏書的好地方。弟兄甚至學會把書刊藏在牙膏管內。只有兩三個弟兄知道書刊的底本藏在哪裡，如有需要，一個弟兄會拿出底本，抄寫後又放回原處。這樣，底本一直都藏在安全的地方。大部分弟兄都認為抄寫書刊是一項殊榮，即使給人發現後會被單獨監禁15天。維克托·古特什米特說：「在勞動營的10年，大約有3年我被單獨監禁。」

用蜘蛛絲般纖細的字體抄寫《守望台》

弟兄看出，勞動營的官員已想出特別的方法，來搜查並沒收見證人的聖經書刊。有些官員尤其熱中這樣做。伊萬·克利姆科講述：「有一次，帶著獵犬的士兵把莫爾多維亞19號勞動營的弟兄帶到勞動營外面，進行徹底的搜查。每個見證人都脫光衣服，甚至腳上穿著的破布也要脫下。但弟兄已把抄寫了書刊資料的幾頁紙貼在腳底，所以士兵搜不到。還有，他們製了迷你冊子，可以夾在手指中間。當警衛命令他們舉起手來的時候，冊子就藏在手指中間，於是有些冊子就不致落在警衛的手中。」

弟兄還有其他方法保存靈糧。阿列克謝·涅波恰托夫說：「有些弟兄能寫像蜘蛛絲般纖細的字體。他們用筆頭削得很尖的鋼筆，在方格紙的每行抄寫三四行的字。用蜘蛛絲般纖細的字體抄寫雜誌，一個火柴盒可容納五六份《守望台》抄本。抄寫的人要有非常好的視力，也要有強壯的體魄。晚上，所有的燈都關掉，人人入睡之後，這些弟兄才躲在毯子下面抄寫書刊。惟一的照明來自營房門口那個昏暗的燈泡。弟兄連續幾個月這樣抄寫，視力就受到損壞。偶然有個警衛留意到弟兄在抄寫書刊，要是他對我們有好感，就會說：『還在寫寫……什麼時候睡覺啊？』」

克利姆科弟兄憶述：「有一次，我們損失了很多書刊和一本聖經。這些書刊都藏在一個弟兄的假肢內。警衛強迫弟兄脫下假肢，然後把假肢摔碎。紙張散落在地上，他們拍了照，刊登在勞動營的報章上。然而，這個報導仍然對見證人有利，因為讓許多人知道耶和華見證人只會致力於宗教活動。這件事過後，勞動營主管得意洋洋，對弟兄說：『你們的哈米吉多頓到了，你們還能做什麼！』可是，到了第二天，有人向他報告，耶和華見證人像往常一樣舉行聚會，唱歌和看書刊。」

跟檢察長談話

1961年年底，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檢察長來到莫爾多維亞的勞動營。當他在營裡視察時，走進了見證人的營房。檢察長允許弟兄發問。維克托·古特什米特回憶說：「我問他：『你認為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真的對蘇聯很危險嗎？』

「檢察長說：『不，我認為不是。』後來跟見證人談話時，他無意中說：『單在1959年，伊爾庫茨克州獲政府撥款500萬盧布，用來應付耶和華見證人。』

「他言下之意是，既然政府花了500萬盧布的國家刑事基金，來查清楚耶和華見證人這個組織，所以政府當局對見證人瞭如指掌。500萬盧布是許多金錢。那個時候，5000盧布就可以買到一輛很好的汽車或一所舒適的房子。所以，莫斯科當局一定清楚知道耶和華見證人不是危險人物。

「檢察長接著說：『假如我們任由蘇聯的人民對待見證人，他們會將你們全都殺掉。』他的意思是，蘇聯社會以整體而言，對見證人都沒有好感。他這番話使我們意識到，千百萬蘇聯人都受到無神論和共產主義的宣傳所影響。

「我們回答：『他們真的會殺掉我們嗎？當見證人在全蘇聯，從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舉行大會的時候，就會真相大白。』

「他說：『那時也許會有50萬人站在你們那邊，但其他人仍會留在我們這邊。』

「我們跟檢察長的談話到此為止。他差不多說中了，今天在前蘇聯境內，超過70萬人參加耶和華見證人的聚會，他們聆聽聖經真理的純潔語言，而不是誤導人的宣傳。」

「你們把勞動營改建成耶和華見證人的度假酒店」

維克托接著說：「勞動營的官員帶檢察長去看看見證人所種植的花草樹木，還有他們收到的包裹，包裹的東西依然放在他們的營房裡，沒有被人偷竊。檢察長看著這一切，掩飾不住驚奇的神色。但是後來我們得知，他命令勞動營的主管砍下所有花草樹木，並告訴主管：『你們把勞動營改建成耶和華見證人的度假酒店。』他禁止見證人接收包裹，也關閉了售賣食物的亭子，不准見證人購買額外的食物。

「可是，令弟兄高興的是，主管沒有執行所有的命令。舉例說，姊妹依然可以種花。秋天的時候，她們摘下花朵，紮成花束，送給勞動營的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孩子。孩子在勞動營門口等著爸媽，拿到鮮花後就蹦蹦跳跳地上學去，笑臉像鮮花一樣燦爛，這情景真感人。勞動營的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孩子都很喜歡見證人。」

維克托說：「1964年年初的一天，一個警衛告訴我們，他的兄弟在國安會工作，說蘇聯政府正計劃一個反耶和華見證人的大型運動。可是那年年底，國家元首赫魯曉夫突然被迫下台，迫害的浪潮隨後也減退了。」

在戒備森嚴的勞役營裡唱王國詩歌

20世紀60年代，莫爾多維亞的一個戒備森嚴的勞役營容許囚犯一年可以接收一次包裹，作為「特別的獎勵」。警衛經常搜查見證人。如果抓到任何人有抄著經文的紙條，就會將他單獨監禁10天。此外，勞役營的食物配給比勞動營的更少。在戒備森嚴的勞役營裡，所做的工作也更艱辛，見證人要挖樹墩，而這些樹墩都是又粗又大的。阿列克謝·涅波恰托夫說：「我們經常都筋疲力竭，但我們仍然時刻警醒，堅忍下去。弟兄保持喜樂的一個好方法就是唱王國詩歌。我們組成男聲合唱團，以幾個聲部重唱，即使沒有女聲和唱，歌聲也美妙無比。唱詩歌不僅令見證人精神振作，也使那些官員很開心，他們要求弟兄工作時唱詩歌。有一次我們砍樹的時候，卡車隊長來對我們說：『唱幾支歌吧，是地區的主管吩咐的。』

「地區的主管多次聽過弟兄唱王國詩歌。他這個要求來得正是合時，因為我們累得體力不支了。我們開始唱歌，歡歡喜喜地用我們的歌聲榮耀耶和華。通常我們在勞動營唱歌的時候，官員的家眷會從鄰近的房子走出來，站在門廊，留心聆聽，一聽就是很長時間。她們特別喜歡舊詩歌集的第六首詩歌《讓大地榮耀上帝》。這首歌歌詞動人，旋律優美。」

「這裡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有時候，見證人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機會，可以讓人看出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維克托·古特什米特回憶說：「辛勤工作了一週，週末快到了，我們坐在勞役營的院子裡歇一歇。就在那時，有些非常昂貴的電器運到來。負責運送貨物的司機不是見證人，而是我們營裡的一個囚犯，跟他一起的是來自另一個勞動營的採購經理。當時儲物室已經關門，負責人在休假，於是，他們倆就叫見證人點收貨物和卸貨。

「我們卸下電器，堆放在儲物室旁，那地方離我們的營房不遠。由於儲物室的負責人不在，所以沒有人簽收貨物，經理很不放心。但是司機向他保證：『不要怕，沒有人會偷東西的。這裡簡直是另一個世界，不管勞役營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在這裡你大可以脫下手錶，放在任何地方，明天回來，手錶仍會在原處。』可是，經理仍然不放心，因為貨物的幣值高達50萬盧布，不能沒拿到簽好的收據就離去。

「一會兒勞役營的主管人員來到，吩咐司機把卡車開走。一個主管人員叫經理把收據留下，明天早上才回來取。經理勉強同意。第二天他回來，要求進營取收據，但出乎他意料，守衛手上已有簽好的收據，並交給他。

「後來，守衛告訴我們，那經理頓時愣住了。他站在勞役營的大門口有半小時，看看大門又看看收據，轉身離去，又轉回來再看看。也許他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他把貴重的貨物送到目的地，簽署收據時他不在場，然而沒有人嘗試欺騙他。最有意思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戒備森嚴的勞役營裡，關在這裡的都是『特別危險的罪犯』。沒錯，不管傳媒對見證人作怎樣的負面報導，一旦有這樣的事發生，其他人都能清楚看出耶和華見證人是怎樣的人。」

「現在他們又再向人傳道了」

1960年，許多弟兄被轉送到莫爾多維亞的勞動營。見證人齊集在1號勞動營，過了幾天，超過100個見證人被挑選出來，關在位於烏達爾內村附近的10號勞動營。在這個特別的營裡，當局拿見證人來做「實驗」，試圖改造他們的思想。被囚的人要像納粹集中營的囚犯一樣，穿著有條紋的囚衣。他們要做不同的工作，還要在森林裡挖掘巨大的樹墩，每人規定每天至少要挖11-12個樹墩。可是，有時候，就算一組弟兄合力工作了整天，也不能將一棵橡樹的粗大樹墩挖出來。弟兄經常唱王國詩歌來互相鼓勵。勞動營的主官聽到他們的歌聲，有時會大叫：「耶和華見證人，你們唱歌？今晚休想有東西吃，看你們還唱不唱歌。我要讓你們明白什麼叫勞動！」一個弟兄憶述：「耶和華一直扶持我們。儘管處境艱難，我們仍能時刻警醒，保持靈性堅強。我們經常互相打氣，彼此提醒，在宇宙至高統治權的爭議上大家都已經表明立場，站在耶和華這邊。」（箴言27:11）

監獄裡有幾個「教官」，另外，每個囚房也各自有教官，他們是上尉級別或更高級別的軍官。教官的工作是要使見證人放棄信仰。任何見證人要是屈服，放棄信仰，就可以獲釋。教官每個月都為見證人寫品行報告，然後給幾個監獄的工作人員簽字。在見證人的報告上，每次教官都寫著：「不接受改造，仍堅守信仰。」伊萬·克利姆科說：「我十年的刑期，有六年在這個監獄裡渡過。我跟其他弟兄一起被列為『特別危險，屢犯不改』。教官告訴我們，當局特別為難見證人，就是想看看我們會怎樣做。」

約夫·安德羅尼克被關押在這個監獄五年。有一次，他問勞動營的指揮官：「我們會被關多久？」指揮官指著森林回答：「直到你們所有人死去，都埋在森林裡為止。」約夫說：「他們不想我們向其他人傳道，於是將我們隔離。他們密切監視我們。即使有一個見證人要到勞動營的其他地方，都會有警衛尾隨。幾年後，我們被轉送到戒備不甚嚴密的勞動營去，一些不是見證人的囚犯告訴勞動營的主管：『耶和華見證人勝利了。你們把他們隔離，可是現在他們又再向人傳道了。』」

一個官員認出自己的聖經

要把書刊帶進10號勞動營是極度困難的，帶聖經入營就更不用說了。對弟兄來說，將聖經帶進這個勞動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在這裡關押了幾年的一個弟兄說：「在耶和華，凡事都可能。上帝垂聽了我們的禱告。我們祈求讓囚禁在這裡的100個見證人至少擁有一本聖經，可是，我們卻有了兩本！」（馬太福音19:26）怎樣來的呢？

一個上校獲派做監獄的教官。可是，一個沒有任何聖經知識的人怎麼能夠「教育」見證人呢？他不知怎的找到一本破舊的聖經。休假前，他叫囚犯中一個年長的浸信會教徒把聖經重新裝訂好，並事先吩咐警衛不要沒收他的聖經。那個浸信會教徒向見證人誇口他得到一本聖經，還答應借給他們看看。弟兄一拿到這本珍貴的聖經，就馬上將聖經拆開來，分給營中所有見證人抄寫。在以後的幾天，每個見證人都在囚房裡忙碌抄寫，將每頁聖經抄寫兩遍。一個弟兄回憶說：「我們將所有紙張收集起來，就有了三套聖經書頁！上校拿回他那本裝訂好的聖經，而我們則有兩套抄本。一套用來研讀，一套放在『安全』的地方。我們在有高壓電纜的管道裡，找到藏書的好地方，警衛不喜歡走近這些管道，所以從不會有人到那裡搜查。這樣一來，看守我們書刊的，竟是這些高壓電纜。」

可是，在一次搜查中，上校找到一頁手抄的經文。當他明白到發生了什麼回事時，就懊恨不已，大聲叫道：「這些經文是我帶進來的啊！」

舉行耶穌受難紀念聚會

弟兄每年都設法在勞動營裡舉行主的受難紀念聚會。在莫爾多維亞一個勞動營的所有弟兄，被囚在這個營時都沒有錯過這個聚會。勞動營的主管當然想阻止弟兄舉行這個聚會。他們知道耶穌受難紀念的日子是在什麼時候；每當這日來到，他們就下令所有警衛要提高警惕，保持戒備。可是，由於沒有人知道舉行聚會的地點和時間，警衛整天都要嚴密監視見證人，到了晚上，大部分警衛都已疲憊不堪。

弟兄總會設法得到紅酒和無酵餅。有一次，在耶穌受難紀念日那天，警衛隊發現抽屜裡藏有酒和餅，於是沒收了。後來，另一個警衛隊來接班。一個弟兄打掃指揮官的辦公室時，趁著沒有人看見，就把酒和餅拿了回來，交給弟兄。那天晚上，在第三個警衛隊守衛時，弟兄舉行了受難紀念聚會。他們有酒有餅，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晚有一個弟兄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