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耶和華不會救你出來的」

彼得·克里沃庫爾斯克憶起1945年的夏天，說：「弟兄經審訊後，就被關進不同的勞動營。在我身處的勞動營裡，很多囚犯態度誠懇，對真理很感興趣。有一個囚犯是牧師，很快就看出所聽到的是真理，於是採取立場擁護耶和華。

「勞動營的情況非常惡劣。有一次，我被囚禁在一個非常細小的牢房裡，牢房細小得我差點兒站不起來。這種牢房被稱為『跳蚤室』，房內到處都是跳蚤，多到可以把人體內的血液吸乾。獄長站在牢房前，告訴我：『你的耶和華不會救你出來的。』我每天的糧食配給是300克的麵包和一杯水。室內空氣不足，我只好貼著像髮絲般細小的門縫，拼命吸入從門縫滲進來的空氣。我感覺到跳蚤吸食我的血液。關在『跳蚤室』的十天，我不斷祈求耶和華賜我力量，使我能夠堅忍下去。（耶利米書15:15）最後，牢房的門打開時，我卻暈倒了，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另一個牢房。

「之後，勞動營的法庭判我到戒備森嚴的刑事勞役營裡服刑10年，原因是我『煽動人反對蘇聯政權，並進行反政府的宣傳』。在刑事勞役營裡，人不會收到信件，也不准寄出信件。關在那裡的通常都是犯暴力罪行的人，如殺人犯。有人告訴我，如果不放棄信仰，這些罪犯會聽從命令惡待我。我的體重只有36公斤，舉步維艱。可是，甚至在那裡，我也找到誠懇的人，他們的心受聖經真理吸引。

「有一次我在灌木叢中躺下來，向上帝禱告，一個老人走到我跟前，問我：『你因什麼事來到這個鬼地方？』他知道我是耶和華見證人後，也坐下來，擁抱我和親切地吻我。然後他說：『孩子，我很久以前已想學習聖經！你可以教我嗎？』我高興得無法形容。我曾把福音書幾片殘頁縫進我的破衣服裡，於是我立即掏出來。老人的眼睛充滿淚水，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久。他告訴我他在勞役營裡的食堂做事，可以供給我食物。我們做了朋友。他在靈性上不斷進步，而我逐漸得到力氣。我相信這是耶和華的安排。幾個月後，他被釋放，我就被送到戈爾基州的勞動營去。

「在那裡，情況好得多了。不過最令我高興的是，有四個囚犯跟我學習聖經。1952年，勞動營的工頭查出我們有聖經書刊。我們等候審訊期間，受到盤問。我被關在一個密封的箱子裡，當我呼吸有困難時，他們就打開箱子讓我吸幾口空氣，然後又把箱子關上。他們想迫我放棄信仰。我們全都被判有罪。宣判刑罰時，我的聖經學生沒有一個驚惶失措，我是多麼的高興啊！他們四人全都被判關押在勞動營25年。我的刑罰更重，不過後來被改為在戒備森嚴的勞役營裡再服刑25年，之後就遭流放10年。聽完宣判後，我們感謝耶和華，因為他扶持我們。獄警很驚奇，不知道我們為什麼還這麼高興。我的聖經學生被送到不同的勞動營裡服刑，而我就被送到在沃爾庫塔戒備森嚴的刑事勞役營那裡。」

緊守基督徒中立，因而得救

勞動營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許多不是見證人的囚犯都熬不過艱苦，因而自殺。伊萬·克雷洛夫回憶說：「我從戒備嚴密的牢房出來後，在不同煤礦遇上服勞役的弟兄姊妹，並幫助他們彼此聯繫。凡抄寫過雜誌文章的人，都會把抄本傳給其他人。見證人在每個勞動營裡都向人傳道，不少人很感興趣。他們獲釋後，有些人在沃爾庫塔河受浸。

「我們對耶和華和他的王國的信心不斷受到考驗。1948年，在沃爾庫塔的勞動營裡，一些囚犯策劃一場動亂。帶頭造反的人告訴其他囚犯，如果他們按照國籍或宗教分為小組，動亂就很可能會成功。那時營裡有15個見證人。我們告訴造反的囚犯，耶和華見證人是基督徒，不會參與動亂。我們向他們解釋，早期基督徒都沒有參與反羅馬政府的叛亂。當然，很多人對我們的立場感到意外，可是我們堅定不移。」

這場動亂帶來可悲的結果。武裝士兵鎮壓了反抗行動，把造反的囚犯關進別的營房。他們往營房澆上汽油，然後放火燒了，裡面的人差不多全都燒死。士兵卻沒有傷害到弟兄。

伊萬接著說：「1948年12月，我在一個勞動營見到8個弟兄，他們被判監25年。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在煤礦工作又十分艱辛，可是我從弟兄的眼神看出，他們懷有堅強的信心和希望。他們樂觀的態度甚至激勵了那些不是見證人的囚犯。」

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儘管要面對政府殘酷的迫害，見證人依然熱心傳講上帝王國的好消息。這使莫斯科中央政府很不高興，國安會尤其惱怒。1951年2月19日，國安會在寫給斯大林的一份備忘錄中說：「為了鎮壓耶和華教派反蘇聯政府的地下活動，蘇聯國安部［國家安全部，後來的國安會］認為，已知的耶和華教派的成員和他們的家人，必須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州和托木斯克州。」國安會知道誰是耶和華見證人，他們請求斯大林批准把蘇聯6個共和國內的8576個見證人，流放到西伯利亞。這個請求得到准許。

瑪格達林娜·別洛希茨凱亞憶述：「1951年4月8日星期天，凌晨2點我們從睡中驚醒，有人砰砰地敲門。媽媽立即起來去開門。一個官員站在門前，他大聲宣告說：『你們因為信奉上帝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你們有兩個小時收拾一切，可以帶走房裡的任何東西，但是不許帶穀物、麵粉和麥片。家具、木製品和縫紉機也不可帶走。院子裡的東西一律不准帶。收拾好被褥、衣物、行李後就到外面去。』

「早些時候我們從書刊裡讀到，國家東部有許多傳道工作要做，我們知道現在是時候去那裡工作了。

「我們當中沒有人號啕大哭或低聲抽泣。那個官員很驚訝，說：『你們居然連一滴眼淚也不掉。』我們告訴他，從1948年起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我們請求他讓我們至少帶一隻活雞上路，但是他拒絕了。那些官員當著我們的面把雞分給自己，這個五隻，那個六隻，又有一個分得三四隻。籠子裡只剩下兩隻，官員下令把雞殺了，然後交給我們。

「我那八個月大的女兒睡在木造的搖籃裡，我們請求把搖籃帶走，官員卻下令將搖籃劈開，只把托著嬰孩的那部分交給我們。

「很快我們的鄰居知道我們被政府流放。有人拿了一袋烤脆的麵包，我們要走的時候，他把麵包扔到車上，看守我們的士兵發覺了，又把麵包扔回去。我們總共六個人：我、媽媽、兩個弟弟、我丈夫和八個月大的女兒。出了村子，我們立即轉乘一輛汽車。到了地區中心後，我們填妥文件，然後由卡車送到火車站去。

「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火車站人山人海，有被流放的人，也有來觀看的人。卡車把我們直接送到火車車廂前，我們的弟兄已經在那裡了。車廂滿了後，士兵來一一點名。我們的車廂共有52個人。火車開行之前，站上送行的人開始哭，有的甚至啜泣起來。此情此景令我們很驚訝，因為我們跟其中好些人素不相識。但他們知道我們是耶和華見證人，現在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火車發出響亮的鳴笛聲，弟兄姊妹就開始用烏克蘭語唱了一首歌：『願基督的愛與你們同在。將榮耀歸給耶穌基督，我們在他的王國裡再相見。』我們大多數人都滿懷信心和希望，堅信耶和華不會離棄我們。我們唱了幾段詩歌，場面非常感人，一些士兵也禁不住掉下淚來。火車就這樣開行了。」

「事與願違」

聖彼得堡赫爾岑大學的教授戈爾季延科博士在他的書裡，談到政府的迫害得到什麼結果。他寫道：「結果事與願違，他們原本是要削弱耶和華見證人的組織在蘇聯的力量，但事實上，他們反而使這個組織更加堅強。耶和華見證人到了新的地區居住，那裡的人從未聽過他們的宗教，於是見證人努力傳道，用他們的信心和忠貞不渝的精神來感染當地人。」

許多見證人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一些人數不多的會眾建立起來，並獲分派傳道地區。尼古拉·卡利巴巴說：「在西伯利亞有一段時期，我們挨家逐戶傳道，或說得更準確一點，就是做完一家，走過兩三家，到下一家傳道。可是，這樣做很危險。我們是怎麼傳道的呢？第一次探訪後，過了大約一個月，我們設法再去續訪。初次探訪時，我們會這樣打開話題，問對方：『你們售賣雞、山羊或牛嗎？』然後，我們漸漸把話題轉到王國之上。過了不久，國安會知道了這件事，很快報紙就登出一篇文章，警告當地居民不要跟耶和華見證人談話。文章說見證人挨家逐戶向人要山羊、牛和雞，但其實我們真正想要的是『綿羊』！」

加夫里爾·利維敘述：「雖然弟兄受國安會嚴密監視，但仍然努力傳道。蘇聯的人民要是覺得有人想跟他們談論宗教的話題，就馬上報警。儘管這樣，我們繼續傳道，雖然起初沒有什麼成果。但是，隨著時間過去，真理發揮作用，一些當地人開始改變了。舉例說，一個俄羅斯男子喝酒喝得很厲害，他學了真理後，使生活跟聖經原則一致，成為一個熱心的見證人。後來，國安會的官員把他叫去，對他說：『你整天跟誰在一起？那些見證人是烏克蘭人。』

「這個弟兄回答：『過去我喝得醉醺醺，醉倒街頭，你們也不管我。現在我改變了，做個奉公守法的公民，你們倒說不喜歡。雖然很多烏克蘭籍的見證人離開西伯利亞，但接受上帝教導、學習怎樣生活的西伯利亞人卻會留在這裡。』」

幾年後，伊爾庫茨克的官員寫信給莫斯科說：「這裡的幾個工人聲稱，所有［耶和華見證人］都應當被送到北方的一個地區，叫他們與世隔絕，使他們的思想受到改造。」西伯利亞當局也好，莫斯科當局也好，都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叫耶和華見證人噤口不言。

「都會把你們所有人槍斃」

1957年年初，當局採取新的策略，對付耶和華見證人。他們派人跟蹤弟兄，又搜查他們的家。維克托·古特什米特回憶說：「有一次，我傳道後回家，看見屋內所有東西都翻得凌亂不堪，原來國安會來找我們的書刊。他們逮捕了我，盤問了兩個月。那時，我們的小女兒尤利婭才11個月大，大女兒就只有兩歲。

「負責盤問的官員問我：『你不是德國人嗎？』那時候，許多人認為德國人相信法西斯主義，因此他們憎恨德國人。

「我說：『我並不熱衷於國家主義，但如果你所說的德國人，是指被納粹黨關在集中營裡的那群德國人，那麼我就為他們感到驕傲！他們在以往稱為聖經研究者，現在叫耶和華見證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說，沒有見證人發射過一顆子彈或大炮，傷害過任何人。這些德國人令我感到驕傲！』

「負責盤問的官員一言不發，我接著說：『我深信，沒有耶和華見證人參與任何叛亂或暴動。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就算受到禁止，他們還是堅忍不拔地崇拜上帝。見證人也承認政府的權柄，只要政府的法律跟造物主的要求沒有抵觸，見證人都會順服政府。』

「這時，官員出乎意料地打斷我的話，說：『我們從沒有這麼仔細地研究過任何團體，像我們研究見證人和他們的活動那樣。我們要是找到任何對你們不利的記錄，哪怕是流過別人一滴血，都會把你們所有人槍斃。』

「我想：『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勇敢無畏地事奉耶和華，他們的好行為救了蘇聯弟兄姊妹的性命。所以，我們在蘇聯忠心事奉上帝，也許對其他地區的弟兄姊妹有所幫助。』這個想法增添了我的力量，使我決心遵行耶和華的道。」

見證人被囚在五十多個勞動營裡

蘇聯的耶和華見證人嚴守中立、熱心傳道，激怒了當權的政府。（馬可福音13:10；約翰福音17:16）很多時候，由於弟兄立場堅定、忠貞不渝，結果受到不公正的刑罰，被監禁許多年。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在全球舉行的199個大會裡，46萬2936個出席大會的代表一致通過一項決議，後來這項決議提交給莫斯科的蘇聯部長理事會。以下是決議的節錄：「耶和華見證人被囚在五十多個勞動營裡，有的在蘇聯轄下的歐洲地區，有的在西伯利亞，還有的在北冰洋的地區，甚至遠達北極的新地島。……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耶和華見證人被人指為共產黨員；可是在共產黨國家，他們則被視為帝國主義者……共產黨政府指控他們是『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判處他們長達20年的監禁。但他們卻從沒有參與任何顛覆活動。」遺憾的是，這項決議並沒有使蘇聯的耶和華見證人的境況得到改善。

在蘇聯做父母的耶和華見證人，尤其在養育兒女方面遇到不少困難。弗拉基米爾·索斯寧來自莫斯科，有三個兒子。他說：「蘇聯政府規定，孩子必須上學。老師和其他學生向我們的孩子施加壓力，要孩子加入倡導共產思想的組織。我們固然希望孩子接受所需的教育，並且從旁輔導他們的功課。可是，學校提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做父母的，要幫助孩子養成愛耶和華的心，確實不容易。所以，父母要格外耐心，並堅忍地教導孩子。」

被誣告割下女兒的耳朵

家在西伯利亞的謝苗·科斯特列夫和達里婭有三個孩子。謝苗說：「那個時候，人們認為耶和華見證人是狂熱的教徒。1961年，我們的二女安拉上一年級。有一天她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有個孩子不小心弄傷了她的耳朵。第二天，老師問她怎麼回事，安拉沒有回答，因為她不想說出是那個孩子做的。老師知道我們是見證人，於是斷定我們打她，強迫她按照聖經原則生活。學校向公訴官員報告這件事。我工作的地方也獲悉這事。調查持續了約一年，最後於1962年10月開庭審訊。

「審訊前兩週，在文化宮大樓外懸掛著這樣一幅標語：『危險的耶和華教派即將受審』。我和妻子被指控的罪名是：按照聖經養育孩子和殘暴不仁。法庭聲稱我們強迫女兒禱告，而且用鐵桶的邊割下她的耳朵！這件案的惟一證人就是安拉，可是她已被送進了基廉斯克的孤兒院，就在我們居住的伊爾庫茨克以北約700公里。

「法庭裡擠滿了共青團員，當法庭退庭商議時，群眾騷動起來。我們被人推擠，受人咒罵，有些人要我們脫下『蘇維埃』的衣服。人人都呼喊說，『殺死他們』，有些人甚至想即時把我們殺掉。群眾越來越激憤，可是法官還沒有露面。退庭商議持續了一個小時。當人群湧上來的時候，一個姊妹和她不信主的丈夫就站在我們面前擋住人群，懇求他們不要傷害我們，這對夫婦設法向群眾解釋，所有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全靠他們，我們才得以死裡逃生。

「最後，一個法官和人民法庭的判事顧問走了出來，宣讀判決：我們失去做父母的權利。我被拘留，然後被送到勞動營監禁兩年，接受改造。我們的大女兒獲知，她要住進孤兒院裡，因為她的父母屬於一個危險教派，會危害她的成長。

「我們的兒子因為只有三歲，獲准跟達里婭一起生活。刑滿後我回到家。我們跟以往一樣繼續做非正式見證。」

「我們為孩子感到驕傲」

「安拉13歲時離開孤兒院，回家跟我們一起生活。1969年，我們看見她受浸象徵獻身給耶和華，心裡樂開了花！大約這個時候，市內的文化宮舉辦一系列關於宗教的演說。我們決定去聽聽他們會怎樣說。一如既往，他們談得最多的，總是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團體。有個發表演說的人舉起一本《守望台》，說：『這本雜誌既有害又危險，也破壞我們祖國的團結。』然後他舉了個例子：『這個教派的成員強迫他們的孩子讀這些雜誌和禱告。有一個家庭的小女孩不想讀這本雜誌，耳朵就被爸爸割了下來。』安拉非常震驚，因為她就坐在聽眾中聆聽演說，兩隻耳朵還好好的。她沒有吭聲，因為擔心會再次失去爸媽。

「我們的兒子鮑里斯13歲時，獻身給耶和華並受了浸。有一次，他跟幾個年齡差不多的見證人一起在街上傳道，那時我們的活動仍然受到禁止。他們沒有帶聖經，也沒有聖經書刊。突然，一輛汽車開過來，所有孩子都被帶到民兵站。民兵審問他們，並搜查一番，卻沒有發現什麼，只找到一張寫了幾節經文的紙條。孩子都獲准回家。鮑里斯回到家裡很自豪地告訴我們，他和其他弟兄怎樣為耶和華的名受到迫害。我們為孩子感到驕傲，在考驗的時候，耶和華扶持了他們。這事以後，有好幾次國安會傳喚了我和達里婭。一個官員說：『你們的孩子應該被送到少年刑事營去，不過很可惜他們還不到14歲。』結果，由於兒子傳道，我們要付罰款。

媽媽非常熱心傳道。由於差不多所有弟兄都被當局囚禁，媽媽就被委任做小組僕人。她的熱心也感染了我。

1950年，我因參與宗教活動被捕，法庭判我在勞動營監禁10年。我和四個姊妹被帶到西伯利亞－烏索利耶這個市鎮。1951年4月，我們開始築鐵路。我們要搬很重的枕木，兩個人扛一條。我們還要徒手搬運和安裝鐵軌，這些鐵軌每條長10米，重320公斤。我們累得筋疲力盡。有一天，我們放工，大家都疲憊不堪，正要回家的時候，有一列滿載囚犯的火車駛來，停在我們附近。一個男子從窗口探頭問道：「你們當中有耶和華見證人嗎？」我們一聽，馬上疲勞盡消，並大聲回答：「我們這裡有五個姊妹啊！」那些囚犯都是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從烏克蘭流放到這裡來。見到我們，他們都很興奮，並告訴我們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以及他們是怎樣流放到這裡來的。然後，孩子們把弟兄寫的詩念給我們聽。士兵沒有干涉我們，容許我們交談和互相鼓勵。

我們從西伯利亞－烏索利耶被轉送到安加爾斯克附近一個很大的勞動營，那裡有22個姊妹。她們已經組織好所有事情，包括安排傳道地區，這一切都幫助我們在靈性上保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