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决定获得洗雪
《儆醒！》杂志驻加拿大通讯员报导
以上的报章标题向世界揭露一位母亲勇敢地保护孩子免受一项危险而不必要的手术的戏剧性故事。
场面: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顿的一间医院。时间:1970年四月二日午夜一时三十分。一位医生准备强迫一个新生女婴接受输血。她的母亲莲恩·特华尔是一位耶和华见证人。特华尔太太曾请求医生采用较安全的光线疗法。但医生愤然拒绝。勇敢的母亲遂凭家人之助将婴儿从医院带走，虽然两名医生企图强留她们。
病人转换医生或医院的事时有发生。通常没有人会加以留意。可是这次却被人大为张扬。故事迅速传遍加拿大、美国和中美洲，直至英国和欧洲。报章、无线电和电视都将这件事大为渲染。许多大字标题声称婴儿被“攫去”和“拐走”。医生们发出可怕的预言。省政府的一个官员宣称政府已向法官控告婴儿的母亲，但后来又说没有提出控告。警方发出入屋搜查令。儿童保护协会请法庭签发监护令，但法官因没有接获正式通知而拒办手续，政府的检察官也承认母亲有权将婴儿带走。
这一切骚动的起因如何呢？一个女婴，婉妮·戴云娜·特华尔，于四月一日清晨在安大略省斯密城的圣佛兰斯医院出生，重8磅5安士。在该日较后的时候她显出血液不适合的征象，有一位医生说情形并不严重。
特华尔太太在生产之后的同日下午六时必须离开医院去法庭和遗离她的丈夫办理离婚手续。医院人员向她保证当她返回时婴孩会仍在那里。但她在两小时后回来时，婴孩已经不在了。经过查询之后她发现婴孩被儿童保护会带往六十哩外的京士顿医院。这位年青的母亲于是在父母兄弟陪伴之下驱车前往京士顿。她在那里发现婴孩未经她的同意便被交在特拉希尔医生手里，而这个医生曾在几宗案子中以强迫耶和华见证人儿童接受输血而闻名。
特华尔太太与特拉希尔医生讨论她的婴儿婉妮·戴云娜的病况。医生说婴儿的胆红素已增至每100公撮有18毫克。既然婴儿强壮活泼，这种情形并不表示有换血的必要，可是特拉希尔却表示绝无商量余地:“我要为孩子输血，即使为此而入狱也在所不惜，”他声称。特华尔太太请求他施行较少危险的光线疗法，但他悍然拒绝。
在面对如此迥异的意见时，谁应该作决定呢？母亲抑或医生？医生可能是对的，但他们也会犯错！这是谁的婴儿呢？若作了错误的决定，谁的损失最大——母亲还是医生？谁最关心为孩子的福利作最佳的选择？
有时当医生作决定时，他们并没有表现专业人士所应有的冷静和谨慎，正如加拿大医药协会的杂志有一篇文章承认:“在耶和华见证人的病例上，外科医生们往往变成感情冲动、惑乱而蛮不讲理。……他们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分子怀有很深的成见。”一位‘感情冲动和蛮不讲理’的医生可以为孩子作出最佳的决定吗？
医学上的考虑
在为特华尔太太的婴儿决定治疗时，医生应该考虑到什么医药因素呢？婴儿的情况究竟需要换血抑或运用光线疗法？
杰弗逊医药中心儿科主任及著名的医学杂志《北美儿科专刊》的编辑汉斯·奇杜教授曾分析在面临婴儿的胆红素增高时所应考虑的因素。在“未能完全体会换血的危险”这个标题之下，他作了以下的劝告:
“婴儿在出生一星期内胆红素若增至或接近每100公撮20毫克，医生循例会为婴儿换血，但这其实是最不幸的作法。［特华尔的婴儿胆红素量仅是18毫克］我们必须有勇气将全部真相及所牵涉的危险告诉父母。许多人认为宁愿冒机会甚微的脑损坏危险（倘若出生后一周内胆红素没有升至每100公撮25毫克超过一日以上的话），而不愿冒丧生的危险。（1965年，第12卷，210页）
特华尔太太想要有一个活的孩子而不愿冒换血的危险（此举可能致命），而且婴儿的胆红素也远未达到每100公撮25毫克的危险程度。
换血的危险相当大，但特华尔太太所要求的光线疗法（将病者暴露于强光或日光之下）却被医药刊物所推荐。J.A.罗西医生在1968年第41卷的《儿科》医学杂志上曾将这种方法誉为“简单，廉宜和安全。”
在坚持施行更危险的手术一事上，特拉希尔医生可说是合理吗？抑或仅是‘感情冲动和蛮不讲理’，正如加拿大医药协会杂志所描述一般？
毅然离去
既然医生拒绝考虑母亲的意愿，她遂决定往别处求医。特华尔夫人抱着婴儿。她的一位同伴说，“来，我们离开这里吧。”特拉希尔医生抓住那人的外衣答道，“不行，你不能走！”这引起了一番纠缠。两名女职员扭着母亲的手臂企图将婴儿抢走，她们愚蠢地危及孩子和扭伤了母亲的手臂。
特华尔太太紧抱着婴儿，在她兄弟卫护之下走入电梯（那时她在七楼）。电梯一开始下降警钟随即大鸣。她怎能通过大堂的守门人出去呢？可是她步出电梯时，守门人被铃声所惊动，急忙冲进电梯上七楼。于是母婴遂得以毫无阻挠地进入等待着的汽车里。这时特拉希尔医生正纠缠着与特华尔太太同来的男子们，甚至纠缠到行人路上以图阻止他们进入第二辆等候着的汽车中。
我们可以期望狱卒挺身阻止狱中的囚犯逃出，但这却是一间医院。这个医生无疑在医学礼貌上创下新的一页。
政府的反应
现在政府当局打算怎样呢？
报章宣传这名婴儿被拐走;警方受命追寻。有人在州议会中提出质问。社会家庭局长约翰·耶林哥宣称政府已向法庭控告婴儿的母亲。但与耶林哥先生同一部门的一位官员立刻否认曾提出控告。法院颁发入屋搜查令要搜查华特尔太太的家，但皇家检察官旋即下令将其取消。
儿童保护协会向法庭申请监护权，但因法官不许而大发怨言。法官加荣是一位重视法律的人，他想让父母有公平的发言机会而拒绝鲁莽行事。他记得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在判决耶和华见证人一件较早的案子时曾指出见证人也有受通知和审讯的权利。法官表示尊重高等法院的意见而拒绝在正式诉讼手续进行之前采取行动。
皇家检察官C.J.纽顿称赞斯密城亚殊威医生的行动，但却承认说:“婴儿的母亲有同等的权利将婴儿从医院带走。”
面对着这些纷耘的意见，《环球邮报》（多伦多）评论说:“昨日一个三日大的婴儿失踪引起了令人惑乱的法律争论。”
其实这种混乱是不必要的。母亲自然有权将婴儿带来。这是她的孩子。人们有权聘请和辞退医生。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上这乃是基本的道理，而明理的医生均会乐于尊重病人的权利。两者之间的互相信赖乃是关系的基础;这件事根本不应带有任何强迫的性质。
医院亦然。医院并不是监狱。一个病人或病婴的父母并不需要“主任”（医生）的许可才能离开医院。事实上，有些医院曾因为企图干预想出院的病人而被判赔偿损失。
医药界危言耸听
在这些事上医生们往往危言恐吓，说孩子若不接受输血，即使不死也会遭受脑损害。
他们没有向公众透露的是，婴儿接受输血后照例会在智能上遭受发育障碍，换血的死亡率极高（有人估计高达百分之十）更不在话下。
1970年一月六日的医药世界新闻在“换血的危险”标题之下声称:“成红血细胞增多症严重到需要换血的新生婴儿永无法追得上正常的儿童。”爱德华·史基星格医生在对接受换血的儿童作过试验之后报导说:“在两次试验中，最低分的儿童大多数是由于成红血细胞增多症而接受换血的儿童。”
鉴于这些不利的结果，同一文章继续说:“对儿科医生说来，换血的手术看来已不受欢迎了。”
替孩子接生的亚殊威医生也发出耸听的危言。“这个小女孩生存或免受无可医治的脑损害的机会与我今日赢得爱尔兰独赢马票的机会相等”他对电讯报如此说。可是，这种武断的言论却令人不禁生疑，因为亚殊威后来承认说:“老实说，我无法向你描述这种病症，因为我自己对这件事认识不深。”
现在婉妮·戴云娜怎么样呢？这位对于由她而起的一切争论毫无所知的孩子被母亲带往别处的朋友家里，在那里接受一位有经验的护士施行光线疗法。经过五天暴露于蓝光之下，她完全康复了。
为她作检验的一位医生发现她“活泼、发育良好而毫无不正常的迹象。”作此文时她和母亲在家里，从各方面看来都快乐、聪明和正常。
在这件事上最不高兴的大概是特拉希尔医生了。除了对孩子的健康提出通常的危言恐吓之外，他还责难保护儿童协会“疏忽”而没有设法将婴儿拘留;他又咎责安大略高等法院“在这问题上逃避责任。”
在四月三日接受《电讯报》记者访问时，他叙述牵涉到耶和华见证人孩子的另一个病例。孩子“患了白血球过多症。在医生施行输血之前，孩子的父母到京士顿医院将孩子带走。多伦多的医生决定听从父母的意愿不予输血，出乎意料地，”特拉希尔医生说，“孩子竟能生存。”
“出乎意料地，”特华尔的婴儿也一样。“出乎意料地，”每个为了避免输血而从医院带出来的耶和华见证人孩子也得以康复。可是绝不出乎意料地，在加拿大有六名耶和华见证人的孩子被当局从父母手中夺去以接受强迫的输血，结果完全死去。
在六月三日，母亲、婴儿和她们的法律顾问一同在渥太华电视上出现解释事情的经过及原因。虽然特拉希尔医生早已宣布这婴儿的“死亡机会甚大”，婉妮·戴云娜却大声而清楚地表明她正活着。后来这项节目在加拿大各地播出。
鉴于这件事的经过，我们不禁想到法律教授侯活·奥历在《医药世界新闻》（1969年十二月五日）所作的评论，他认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如果医生们不再行事仿佛自己是上帝的受膏者一般。”
许多好医生都尊重病人父母的意见，这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医生乐于接受病人父母所作的决定，这样双方才可以彼此协力合作和建立一种彼此有益的关系。
父母所作的决定是不容忽视的，从上述事件可以见之。婉妮·戴云娜受到一位敢不同意医生所为的母亲所保护。由于她发育正常、健康活泼和快乐，她母亲的决定终于获得了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