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宗教与战争
很不幸地，宗教战争并不限于既往。它们也发生于现代。例如，你也许在新闻报导读到关于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徒之战。”
自1969年以来，在这场斗争中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00，有数千人受伤。不久之前的报导说：“焚毁的商店、上了板的窗户、被炸弹损坏的货品廉售、空店橱窗内的破碎人体模型——这一切都是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市内战争所遗下的伤心残迹。”
但是十字军或“圣战”又如何呢？你也许会认为，今日的宗教决不会像以往一般发起十字军战争。但是宗教在现代确曾如此行。宗教领袖们也亲自承认这点。
例如，1969年七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爆发了猛烈的战争。据一本百科全书的年鉴说：“开战不久所造成的死亡和人间惨剧已达到在萨尔瓦多历史上罕见的程度。”谁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洪都拉斯的主教嘉伦萨指控萨尔瓦多的天主教教士以文字、言语和态度去煽动战争。他说他们称这场战争为“圣战”，并鼓励天主教徒参军。
这确是一件事实。近代的宗教与中古时代的宗教并没有多大分别，教士们一样鼓励教友‘去屠杀不信者。’例如，受人尊敬的教会历史家班顿评论说：“美国各教会特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十字军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圣战”吗？
很显然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许多世纪前的“圣战”有不同的起因。当时教会直接发起十字军收复“圣地”。在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起于政治因素。可是教会在这场现代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与在早期“圣战”中间担任的十分相似。
论到这点，克利门研究院宗教系主席候斯以伦敦主教温宁顿·英格姆为例说明。这位主教鼓励英国人说：
“去杀德国人——要杀尽他们;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拯救世界;将好人和坏人，青年人和老人，对我们的伤者表示仁慈和恶意的人都一律杀尽……我曾说过一千次，我把这场大战看作一场除恶务尽的战争，我把每个战死的人看作殉道者。”
敌方又怎样行呢？德国科伦的大主教对德军说了以下的话：
“亲爱的祖国同胞，夫主在这场正义战争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敌人作战。我们奉天主的名命令你们要为了国家的光荣战至最后一滴血。天主是智慧和公平的，他知道我们站在正义一边，因此必定会使我们得胜。”
这些话使我们想起教皇乌尔班的呼吁，“去与野蛮人作战吧”结果他发动了十字军。可是伦敦主教和科伦大主教的话绝非异乎寻常。反之，这样的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弥漫于双方的各教会中。
班顿教授论及美国的各教会说：
“美国的各教派从未试过像现在那么彼此团结及与国家同心合意。这是一场圣战。耶稣的肖像穿起了军装，瞄准着枪管。德国人是蛮子。杀了他们等于为地上除害。”
这样描述教士们的态度并无夸张之处。《幸福》杂志有一篇社论观察说：“对敌人的这种憎恨，被教会中人对德国所作的抨击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亚伯兰姆所著的《教士提倡武力》一书中，有一章题名为“圣战”;他在其中描述教士们如何全力拥护战争。例如，该书论及兰杜夫·麦金在华盛顿的教堂讲演上呼吁说：
“上帝召集我们作战。我们所打的是他的仗。……这场战争的确是十字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神圣的战争。它有圣战最深长和最真实的意义。……不错，正义的君王基督呼召我们与世上不洁和可憎的势力［德国］作殊死战。”
同时，《基督徒纪事报》的编辑狄芬伯克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说基督赞成［战争］。可是他会作战和杀人吗？……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杀敌的机会！他会拿起刺刀、手榴弹、炸弹和来福枪去杀死与他父的王国作对的仇敌。”
这些言论使你吃惊吗？然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教士和宗教刊物的言论。交战双方的宗教领袖们都很少反对战争和残杀。亚伯兰姆说他无法提出一名反战的教士。
因此可想而知，难怪英国陆军准将郝鲁滋亚说：“基督教会为我们制造出最佳的嗜血杀人者供我们大量运用。”
反过来又如何？
可是，倘若交战国中的各教会成功地教导会众晓得杀害同胞是不对的，特别是杀害同信仰的基督徒，则情形将会如何呢？既然那些国家的民众都自称为基督徒，战争自然无法打下去了！
论到这个问题，当时一位著名的犹太律法师惠锡尔说：“各教会和犹太会堂未能领导民众乃是导致现时战争的因素。”各教会无一例外地在领导民众扬弃战争方面完全失败。
各教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任何不同之处吗？据报基督新教著名的神学家尼布亚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许多美国基督徒放弃和平主义而承认与希特拉作战在道德上是必需的。”
现代历史家史托斯说：“以整体而论，各教会不但衷心地将自己投入战争中。……而且积极地拥护战争。有些甚至称之为宗教战争。”
在法国和英国，各教会也联合支持国家主义。例如，罗马天主教金伯利大主教称法国之战为“保卫文明、国家法律、人类道德、自由，总而言之，保卫人道的战争。显然各教派均领导民众参加抵抗德国之战。
可是德国的各教会又如何呢？它们拥护希特拉吗？它们有支持他的黩武主义吗？
支持希特拉
在1933年，德国与梵蒂冈签署了一项协定。协定的第16条款规定天主教会每个主教在任职之前必需“宣誓效忠”于纳粹政权。第30条款规定在每次大弥撒之后的祷告必须说“为了德国及其人民福利而作。”
在1936年，当各地风传天主教反对希特拉政权之际，大主教富哈伯在六月七日的传道演讲中说：“你们都目击这件事实，各教会在星期日和假日弥撒中的祷告均依照协定而行。……由于有人怀疑我们对国家的忠诚，我们感觉不胜愤怒。”
各教会将德国人带到那里呢？维也纳大学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教授希尔解释说：“在德国历史的冷酷事实中，十字架与卐字党徽保持紧密的团结，纳粹军的胜利消息甚至从德国大教堂的高塔传出，卐字旗在祭坛上飘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家、教士、信徒和政客都乐意与希特拉携手结盟。”
在1939年九月十七日，德军进侵波兰之后两星期，德国的主教们发表一封联合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说：“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晓谕天主教兵士们忠于职守，服从领袖和准备作个人牺牲。我们呼吁信徒一同热切祈求全能天主的圣恩，使这场战争大获全胜及为祖国带来和平。”
在1940年夏天，天主教的柏高斯基主教说：“德国人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德国知道所打的是正义的仗，是纯粹出于自卫的。”
《纽约时报》在1939年指出：“德国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各教会在定期刊物中发表许多晓谕性质的文章，解释军人卫国有责和劝勉德军要以圣米迦勒的精神作战，为德国争取胜利及赢得正义的和平。”
各教会将德国人带至何处岂不是显而易见吗？萨恩教授写道：“对于为希特拉作战，仰望宗教领导阶层予以灵性上的引导与指示的德国天主教徒所得的答案差不多与他们从纳粹统治者本身所得的相同。”
他们所作宗教的指导可以从教友全体支持战争一事见之。希尔教授解释说：“德国天主教徒为数约三千二百万——其中一千五百五十万是男子——祇有七个人公开拒绝服兵役。七人中有六名是奥国人。”德国基督新教徒的情况也与此相同。
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各教会都带领属下的教友参战。天主教徒在战场上杀戮天主教徒。新教徒残杀新教徒。战争双方的教会领袖都向上帝祈求胜利！
将上帝的名与这些恶行连接起来为上帝带来多大的羞辱！圣经的话正好适用于各教会之上：“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书1:16。
宗教与革命
教会领袖不但支持国际战争，而且支持国内革命。在1937年，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受许多教士怂恿去支持佛朗哥将军反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可是现在，主教和教士们不喜欢佛朗哥政权，于是近来又请人“原谅”教会以往对他所作的支持。
关于目前的看法，路德会神学家布鲁尔总括地说：“对于这件事，我们在神学家们当中发现一项显著的趋势，认为基督徒可以参加革命。”最近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主教们说：“不要仅是责备那些使用暴力反抗权威的人，也许权威人士犯了更大的暴力之罪。”
既然如此，你会感觉诧异今日的教友参加政治革命吗？美国德州柯士甸市爱德华大学的神学讲师薛利斯丁评论说：“基督徒正决心尽快改革不公平的制度。这意味到在有些事例上各教会可能要鼓吹暴力。”
因此，对于战争和暴力，世界宗教的记录是清晰而可怕的。世界宗教必须对启示录18:24所说“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负主要的罪责。
那末，世界的宗教对蔓延世界的不道德又负有什么罪责呢？它在这件事上担任什么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