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英雄成为基督士兵

路易斯·洛利奥口述

1944年8月16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盟军在法国南部的海滩登陆，我也跟着部队一起登陆。我们的坦克中队在地中海海岸作战了整个星期，然后就驶进马赛港，并朝着山上的加尔德圣母村教堂推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攻破德军阵地的防御工事。

战况如火如荼。我们的一辆坦克被击中，三位战友阵亡。后来，我坐的坦克的履带被地雷炸毁，无法运作。然而，在随后的数小时内，我们一直死守坦克，决心抗战到底。

后来战况稍为缓和了下来，我乘时一手拿着机关枪，另一手紧执法国国旗，与一名自由法国战士徒步前进。尽管疲惫不堪，全身也给火药薰黑了，我却终于把法国国旗插在通往加尔德圣母村教堂的入口。

解放

在随后的几星期，我们一直向北驱进，追击撤退中的德军。由于有许多狙击手在途中埋伏，加上敌军在路上拉起了不少高度及头的电缆，我们不得不把坦克的顶门紧紧关闭，向前驶进。

到10月，我们的分遣队抵达拉莫沙——位于法国东北部孚日山脉上的一个小镇，当时镇上看来一片死寂。我伫立在坦克的炮塔里，环顾四周，忽然间，一个火箭弹从某个窗户射进坦克里，然后爆炸，三名士兵当场丧生。我和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坦克也无法运作，必须由另一辆坦克拖行。虽然有17块炮弹碎片插进我的腿部，我仍然设法操作坦克。

这件事发生后，上级发出快信赞扬我的英勇行为。过了几天，法国第一军的指挥官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授勋给我，表扬我在马赛的功勋。他说：“不用多久，我们会再次见面。”

此后不久，我被委任为德塔西尼将军的私人专员。1945年5月8日，他代表法国到柏林出席德国的投降仪式，当时我也跟他同去。在随后的四年间，我一直是他的贴身随员。

你喜欢知道我为什么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学习宗教，也学习战争

我自小就受教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不但渴望事奉天主，也渴望为国效劳。1939年8月29日，也就是法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仅几天，我加入了机械化骑兵。当时我只有18岁。我在巴黎的军事学校受训五个月后，就被派往法国东部的前线当军士。

当时是一段所谓的虚战时期——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等待德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罢了，因为德军正忙于在其他战线上作战。后来德军终于发动攻击，我在1940年6月被捕入狱。两个月后，我逃出监狱，最后在北非跟法军会合。

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别名沙漠狐狸）的率领下，德军在突尼斯跟法军爆发激战。在这场战役里，我百分之70的身体给烧伤，昏迷了九天。我在西迪贝勒阿巴斯的一间医院里接受治疗三个月。这个地方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也就是法国的外籍军团总部的所在地。我在北非逗留期间获颁十字军功章。

天主教的随军牧师劝吁我们要履行自己身为“基督跟从者”的责任。为了听从他的劝告，我甚至甘愿为国捐躯。只要环境许可，我上战场以前总会领受圣餐。在战况激烈的时候，我总不忘向天主或圣母马利亚祷告。

我也尊重敌军，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些士兵的腰带搭扣刻上了“天主与我们同在”的字样。同一宗教的士兵互相攻击，但天主竟也垂听双方的祷告，这件事不是叫人百思莫解吗？

战后的转变

大战结束后，在1947年4月10日，我和蕾内结为夫妇。蕾内来自旺代的穆耶龙昂帕雷，亦即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的家乡。这位将军也是我们的证婚人。德塔西尼将军在1952年1月去世，我在他的国葬仪式里为他拿队旗。

1952年年底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我和妻子打算带小女儿望弥撒。就在那个时候，两位耶和华见证人到访我家。他们所传讲的圣经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和妻子虽然在宗教方面十分虔诚，但对圣经却所知不多，因为教会并不鼓励我们阅读圣经。其中一位见证人称为利奥波德·佐塔，他跟我们研读圣经。当时佐塔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法国的分社监督。通过研读圣经，我自童年以来一直大惑不解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例如，我对于主祷文就一直感到莫名其妙。身为天主教徒，我相信所有好人死后都会到天上去，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祈求天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马太福音6:9,10，《和合本》，强调字体本社所排。）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一些教士，可是，他们不是避而不答，就是说当人人都成为天主教徒以后，这个祷告就会得蒙垂听。我对于这个答案却不大满意。

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教士也无法给我满意的答案。根据教会的信条，这个天主教道理宣称：“父是真神，子是真神，圣灵是真神；然而并非有三位真神，而是只有一位真神。”因此，当我和妻子从圣经清楚看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全能的上帝本身，我们感到多么的畅快。——马可福音12:30,32；路加福音22:42；约翰福音14:28；使徒行传2:32；哥林多前书11:3。

我们首次觉得自己茅塞顿开，就像找着了一颗无价的珍珠，值得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马太福音13:46）我们意识到，为了得着这份至宝，我们必须作一选择。我们的看法跟使徒保罗一样，他曾“把一切都视为损失，因为……基督耶稣的知识是价值非凡的”。因此，我们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为上帝服务。——腓立比书3:8。

表明立场

我们跟见证人研读圣经只有几个月后，就在1953年4月，我接获命令加入法国的远征部队，到中南半岛作战。那时我的职位是巴黎参议院的副指挥官。可是，我既然明白圣经里有关中立的原则，我意识到必须作个决定。（约翰福音17:16）我通知上级我无法遵命到中南半岛作战，并且表明从今以后，我渴望不再参战。——以赛亚书2:4。

上级问道：“你可知道你这样做会为自己留下不良的纪录吗？你知道你在未来会丧失许多机会吗？”自那时以来，我就成了所谓的局外人。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保护，因为我无需再次被召从事任何军事行动。不少亲友都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会放弃这个在他们看来十分光彩的社会地位。

由于我在军事纪录上功勋卓著，因而受到当局的优待。他们虽然不同意我的信仰，却仍然对我表示尊重。在随后的两年间，当局延长了我的保健假期，而我也无需恢复任何军事活动。在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出席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的会众聚会，甚至把我们新接纳的信仰告诉别人。

最终成为基督的士兵！

到1955年初，我终于免除了所有军事义务。十五天后，亦即3月12日，我和妻子在凡尔赛一个大会里受浸，以象征我们对耶和华上帝的献身。我的职业已经改变了。为了照料家人的需要，我必须另谋生计。在随后的四年间，我在巴黎的阿尔中央市场当搬运工。要作出这样的调整殊不容易，但耶和华却祝福我的努力。

多年以来，我和妻子帮助了不少人接受圣经的信息。我曾向不同的军事机关或民政部门，解释基督徒在中立方面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对耶和华见证人都有偏见。然而，鉴于我曾从事军事职务，因此在克服偏见方面也较容易。这使我有机会向人表明，基督徒在各国战争上严守中立，并且指出早期的基督跟从者也采取同一的立场。例如，卡杜教授在他所著的《早期教会与世界》里写道：“至少到马可·奥勒利乌斯在位的时候［公元161至180年］，没有任何基督徒在受浸后担任军职。”

爱妻在1977年去世，这个打击令我悲痛欲绝。她去世前曾被恶疾缠磨了好一年，可是，她至死仍然勇敢地向人传讲她的信仰。复活的奇妙希望给我莫大的扶持。（约翰福音5:28,29）此外，正规先驱的工作也有助我克服沮丧的感觉（正规先驱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全时的传道员）。我是在1982年退休后参与正规先驱服务的。后来在1988年，我很高兴可以在先驱训练学校里担任导师的工作！

自从妻子去世以来，我间或也要应付抑郁的感觉。然而，灵性坚强的密友却帮助我重新振作。通过这一切考验，我深深感受到耶和华给我的力量和仁爱扶持，他确实照顾所有全心信赖他的人。（诗篇18:2）我也体会到，我们能够从考验获得训练，从而有能力继续从事属灵的战争。（彼得前书1:6,7）身为会众的长老，我也能够向抑郁沮丧的人伸出援手。——帖撒罗尼迦前书5:14。

我自小就梦想做个士兵。从某个意义来说，至今我仍然是个士兵。我离开一种军队，转而加入另一种军队，成为“基督耶稣的……士兵”。（提摩太后书2:3）现今，尽管健康欠佳，我仍然竭尽所能，继续做基督的士兵，打“那美好的仗”。这场战争终必胜利，为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带来荣耀和赞美。——提摩太前书1:18。

预备刊登本文期间，路易斯·洛利奥在1998年3月1日逝世。

［第13页的图片］

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出席我们的婚礼

［第15页的图片］

路易斯·洛利奥和妻子蕾内合影于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