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耶和华的组织

由李华格（S． A． Liwag）君自述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27:4。

这节经文充份地表现出我认识耶和华之后所怀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已随着悠长的岁月而愈加强烈。我曾看到耶和华怎样总是丰盛地祝福那些忠心而竭力拥护他的组织的人。同时，这样忠心地工作为个人带来了莫大的喜乐，另一方面亦使其他许多人得着帮助得以在上帝显形的组织中分享事奉耶和华这种无以言喻的权利。

忠贞早受试验

我对耶和华和他组织的忠贞很早并时常遭受试验。我在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可是我对于什么才是真理却极感兴趣。因此早在1930至40年间我在卡巴那图安城教学时我便对宗教有相当广泛的探讨。我发觉我在所研究的各种宗教书籍中并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就在那时偶然阅览到一些守望台社所出版的书刊。当我研读了这些书刊之后，我深知他们所说的就是真理。既然它是真理，我自当将它告诉他人。于是我遂将生命献给耶和华，时为1933年。

当我的知识渐渐增多时，我更清楚地明了到基督徒在这个事物制度中的立场。《王国，世界的希望》这本小册子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上帝的王国乃是人类唯一希望，是这个邪恶世界唯一救药这项真理。我想到我若去参加选举任何人为的政府，任何候选人或政党，那么，我便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对世事采取中立（约翰福音17:16），我便会在本质上未能对耶和华的政府保持忠贞，同时亦等于否认上帝王国是人类唯一希望这项重要的真理。那是我不能做，也不应做的。可是由于我不肯参与俗世的政治，我在家里造成一项危急，结果使我与家庭脱离关系，并且被逐出家门。

因为我是该地唯一的耶和华见证人，我发现祷告的权利乃是一项获得力量和安慰的来源。自知正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为公义的缘故而受苦也是获得力量和安慰的另一来源。当我说出像诗篇27:10般的话时，我感觉自己与耶和华上帝极为亲近:“我父……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忠实的上帝和天父正是这样行了。——箴言18:10。

在守望台社马尼刺分社办事处的督导下，我学习怎样更有效地作传道工作。我携带装满圣经的书籍的书袋逐家逐户地传道，先以一张见证卡介绍自己然后更详细地解说王国的信息和介绍辅助人研读圣经的书刊。

月复一月地我继续传道下去，我并不知道我已成为了一个在当地为人注目，尤其为我的同事们所注意，的一个人物。我面临了另一个难关，这一次则与我教书的职业有关。校方召我到督学组的办事处，叫我不要继续在周末逐户去传道，否则便不能在校教书。我解释每个人，包括公立学校的教员在内，都拥有以自己的方式去奉行其宗教的权利。但却未能收效，校方请我辞职。可是，我对校监说我不会辞职，他可以照他的意思去采取行动而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负责。

听从社方的劝告而得着祝福

我遂写信给当时的社长卢述福，告诉他我所遭遇的事。他非常仁慈地答复我，劝勉我若被校方解雇可以参加先驱传道员的工作。我照做了，自那时起我便一直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和教导工作，不论是在地上或地下工作，我都得着无限的喜乐。传道工作证明了比教书或作任何其他的工作给予人更大喜乐和满足。

1934年十月一日我以水浸礼象征献身耶和华上帝之后，社方委派我与另一先驱传道员到吕宋中部讲塔加罗语的地区传道。虽然当日的先驱传道工作不是以现在同样的方式进行，但是它所带来的激励和喜乐则不逊于今日。

当时那里所有的地区都是从未有人去传道过的处女地区。我们学习多种的方言，以求能够到每个区域去向当地的人讲道。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城镇时我们便先寻找住宿的地方。有的时候由于找不着住宿地方，我们便请求准许在镇公所借宿，即时是住在一间没有人住的牢房里也在所不计。然后在我们作逐户传道时便留意出租的地方，若找着房子，便迁进去。

我们通常总是先到政府的办事处，学校和我们所居住的市镇传道，然后尽量到更远的乡村地区传道。我们作充份的装备，带着满袋的书籍和好几捆额外的书刊。我们渡河，攀山，吃食路上所得来的食物，夜间随处借宿，直至将我们的书刊分派完为止。每当我们找到一处借宿的地方时，我们总必向屋主宣讲耶和华上帝和他的王国，以报答他们的款待。我们常常讲到深夜。然后当我们在第二天早晨要离去之前，我们总会将几本小册子送给他们作为礼物，如果他们还没有得过这些书册的话。

我们广泛地使用物物交换的制度，尤其是在乡村的地方，我们以圣经的书籍换得米、蛋、鸡、糖和其他的土产。我们实际的应验了耶稣在马太福音6:33的说话，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1936年二月社方派我到伯特利之家，在马尼刺的分社办事处工作。从这里我和我以前的先驱传道同伴被派到维萨雅斯和民答那俄作先驱的工作。不久我们又离开这里到菲律宾的第二大城市塞布城，在那里我们逐渐向各方向推行我们的工作。

逐渐有更多对于好消息抱善意的人结束真理而献身耶和华，参加我们的工作，于是我们的人数也愈来愈多以致有分为两组的必要。我那忠心的先驱传道员同伴带一队人前往东边的海岛波荷尔省，雷伊退省和马斯巴泰省。我则带领另一队人向西到内革罗，巴奈然后又到南边的民答那俄。

我们每到一处，该地的天主教教士和基督新教各教派的传教士都猛烈地攻击我们的传道工作。他们在讲坛上和他们的出版物里攻击我们。可是那些爱戴耶和华和他王国的人继续显露出来，许多时候往往是由于人们对我们的猛烈反对所直接带来的结果。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地下传道活动

1939年初我被召返马尼刺，在那里我们在马尼刺的大歌剧院举行菲律宾的首次大会。大会的高潮是卢述福弟兄所讲提名为“政府与和平”的演讲。我们有将近300人预先在马尼刺的商业市区宣传这个公众演讲。观察旁观者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是一件颇有趣的事——其中包括了钦佩，感觉有趣，讥嘲和仇视。有一个旁观者评论说:“我不知道这里原来有这么多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多到像蝗虫一样！”

1940年我和六个先驱传道员被派往北部的伊罗科斯和卡加茵作开发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因传道而入狱一个月，但是被释放后，我们又返回原先尚未做完的地方，继续在卡加茵谷的地区工作。

1941年初我再被召返马尼刺。当时社方委派我到南部的维萨雅斯和民答那俄的各小组工作。那年的十一月底我完成了在南部的任务，便计划在十二月八日买掉返回马尼刺。

我并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因为当我在托利尔，达画和城刚与一队先驱传道员聚会完，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已同时对此地发动一项致命的突击。

我们尽量将所有的书籍带到山上暂避，而日本兵则紧追在后。他们有的时候在我们前头攻占了一些要塞，于是我们便必须在夜间绕道盗贼出没的丛林地带越过没有栈道的山岭。我们个别和分组地继续前往尚未为日军占领的地区。

我们尽量研读上帝的道，不断地祷告祈求上帝指引，赐给我们力量和保护我们。我们不是等待机会去传道，而是造成机会将上帝的道中安慰人和生命的希望传给他人。由于我们存有的书籍愈来愈少，我们只好将小册子借给感兴趣的人阅读，然后回访他们建立起圣经研究。不久我们变成一个大约有二百人的流动性小组，其中一半是维萨雅斯人，一半是伊罗卡人，我们学习这些方言也大有用途。

我们多次陷入日本军队和当地游击队交战的危险地区或落在武装的土匪手中。但是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均得着上帝耶和华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当中只有一些由于患疟疾或其他的疫症或由于经历将近四年的磨难，体力不支而死去。

我们惊奇地注意到每当我们到达某一地方扎营的时候，我们若没有将所有可以工作的地区做完，我们如果想搬到另一地方便总是不能成功。可是，当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而希望住久一点，而所有可做的工作地区均已做完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一些事逼使我们不得不搬走。这岂不是耶和华的手在指引我们吗？我们对这点毫不怀疑。

由于情势紧张，我们与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弟兄失去了联络，我们被逼逃入民答那俄未经开垦的原始丛林地中心。日本军悬赏捕捉我，不论生存已死。

我们在丛林中住了两年多，我们好像一个离群孤立的社会，除了传道之外，我们与外界无接触。我们开垦土地，在未收割到谷物和甜美的马铃薯之前以植物的根，野果，野猪和猴子肉维生。我们安排由不同的家庭小组担任讨论当日的经文，通常是在黄昏，当日本兵或当地的游击队不太可能突击的时候。他们两方均由于我们不肯支持他们任何一方而敌视我们。每周我们以塞布·维萨茵文和伊罗卡奴文举行一次小组研经班。

后来我们大部份的书籍不是失落便是烂掉了，我们只剩下几部圣经。当时我们怎样作传道的工作呢？我们将弟兄们分成六至八个人一组。当一半人作传道时，另一半人便为全体弟兄预备一周的粮食。到第二周又调换另一半人作传道。每一组均有一两个成熟的弟兄能够发表一小时关于王国的圣经演讲。每小组有一两个孩童被训练在演讲之后作五分钟的演讲摘要。当一组人到达一间房屋或茅舍时，由组中一个人与屋主打招呼并解释造访的目的，然后介绍讲者和他的讲题。经过一小时谈话式的演讲之后，“主席”提议由一个年幼的传道员将该演讲作一摘要。摘要的演讲讲完后，主席邀请屋主发问，如果他们没有问题或害羞不愿发问的话，组中其他的人便会提出一些事先准备好而对屋主有益的问题。组中各分子均参加解答问题，这样各人都能够参加发言作见证。

当这种地下的传道活动快要结束时，有一次我们在丛林的秘密住处被袭击而我则落在日本侦察队的手中。我像一个危险的罪犯一样被递解出丛林，进入镇中的日本司令部，我庆幸我在被拘捕时身边携有一本袖珍的圣经，这是我唯一能够携带的东西。我被日本司令官借着翻译员严讯我。我以圣经解释耶和华见证人的中立立场以及献身给上帝的传道员如何对耶和华的属天王国政府持守忠贞。审讯长达几个钟头直至深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被释放了！我忽忽赶回我们那在丛林中亲切可爱的家。在那时弟兄们正在热切地祷告着，在看到我时他们的哀伤转为欢呼并对耶和华的仁慈奇妙行动而感激流涕。

战后的活动

1945年美国的解放部队来到，弟兄们便各归故乡。但是无论他们回到哪里，他们仍旧过着他们在战时与耶和华的百姓所学到的新生活方式。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在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后迅速发展的原因。战前他有373名见证人，在战后则剧增为2000多名见证人。

我忍痛与民答那俄的亲爱弟兄分手，以便与其他地方的弟兄联络，同时向马尼刺分社报到，在1945年底我抵达马尼刺。1946年我从事区务的工作。1947年社长诺尔和他的秘书韩素尔探访菲律宾。这次值得纪念的探访证明为菲律宾王国工作的一块里程碑，因为不久之后，总社委派几个受过基列训练的海外传道员到这里来。从此工作迅速发展，到1963年传道员增加到33737名！

1949年我和菲律宾两个弟兄被邀请到基列学校受训，并很高兴能参加1950年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举行的“神治的增加”大会。其后我被派回菲律宾。第二年我得到社方和其他弟兄的帮助能够参加在伦敦和巴黎所举行的“圣洁崇拜”大会。1955年我得到珍贵的权利参加在洛杉矶、纽约、伦敦、巴黎、纽伦堡、柏林和海牙所举行的“胜利王国”大会，在归途中，曾探访马德里、罗马、贝鲁特、曼谷和香港的弟兄。

在1956年我们更有荣幸得到诺尔弟兄再次探访，1957年则有副社长法兰兹的探访。后来1958年我是菲律宾八十一位代表之一，出席参加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和马球场举行的令人难忘的“上帝旨意”国际大会。1963年我们很兴奋地知道马尼刺也是举行耶和华见证人环球大会的城市之一。我们见到有37,806人参加聆听公众演讲，远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多高兴！自那时起，凭着耶和华的恩典我得以在开宋城的分社办事处工作，继续得享许多宝贵的工作权利。

是的，在耶和华的组织里生命的丰富是无与伦比的！我享受到的各种祝福，都是由伟大的上帝耶和华和他忠贞的组织对我们所施的恩惠；我要以挚爱和忠诚报答他。

假若儿时可再，我会作三十一年前所作的同一决定，而且会以更大的决心去作——忠贞地以全部时间与他伟大的组织一同事奉耶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