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耶和华的指引

由马田·普胜家（MARTIN POETZINGER）君自述

在这个世纪之初，我生于美丽的伊萨尔河畔的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就是巴威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它是天主教的中心和上演过许多历史大事的舞台，又曾一度是纳粹运动的首都。

我才十岁的时候，便已对某些问题感到兴趣，可是我的天主教老师却无法在这些问题上给我满意的解答;这些问题是:为什么人会死？死亡意味到生存的终止吗？

直至1926年我才初次接触到纯净的圣经真理，因为那年我的胞兄告诉我他参加一个圣经研究班的聚会。我亦开始参加。不久之后，我获得一本天主教所译的圣经

这样我遂开始阅读圣经。最初使我得到深刻印象的一节经文是阿摩司书8:11;这节经文说上帝的百姓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而遭遇到一场大饥荒。我意识到自己曾是大群饥民中的一个，但现在我终于得到充足的灵粮去滋养我的心灵了。

认识自己的责任

‘任何爱戴上帝的人都可以参加宣扬他的王国吗？’这是我最初怀有的问题之一。答案是肯定的。我于是请求社方派一个地区给我。我将五十本帮助人研究圣经的小册子装满我的袋之后便第一次单人匹马出去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很快我便分派了十二本小册子。然而这只是我从事王国传道工作的许多快乐时光的开始而已。

在同一年的秋天，我深信耶和华引导我踏了另一大步。社方作了安排在“克隆马戏团”的大帐篷里举行一个大会;大会中有一个演讲以以赛亚书6:8为主题。讲者请听众中一切听了而明白的人站起来一同向耶和华作一向严肃的宣布:“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时我内心充满了上帝的道，于是我与一大群人一同站起来复述先知的话语。我们都很认真。不久之后，我便受了浸。

我受浸那日的情形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特别记得我临离家时父亲对我所说的话:“我儿，你已将这个步骤考虑清楚了吗？”我肯确地告诉他我已考虑清楚了。他跟着所说的话是我永远难忘的:“我不想阻止你，但是你必须记得，一个人向上帝许了愿就一定要履行。”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我下次的假期是在巴威利亚的森林渡过的，但我不是在那里消遣而是取得以全部时间从事逐户传道工作的经验。

我知道传道活动是一项救生的工作，但是直到我在巴威利亚森林得到那次经验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件工作怎样能够实际救人的生命。那日当我只派剩一本书在我的书袋里时，我打算急忙赶回我在邻近一条村中的住所以避过一场将临的暴风雨。但是我骤然看见有一间小茅屋在山上。虽然看来在这个时候攀上那条陡峭的山路很不适当，我却受到一种责任感的推使向前行。当我爬到那里时，我看见那间屋锁了门。当我踌躇之际，我隐约听见谷仓里有些微弱的声音。我遂推开门，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他用厌倦的声调说，“你想怎样？”

当我向他解释我的来意时，他告诉我这些事对他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了。他承认他故意将所有的人派到田间去而留下他独自一人。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条绳而打算以此了结他的一生。我立刻取出我最后的一本书而开始向他指出上帝的道向厌世和悲伤的人所提示的希望。——一个和平公义的王国。现在这场暴风雨快到了。我等待着他的反应。经过几分钟之后，他抹去额上的汗，将绳挂回墙上说:“为了这个王国，我还有勇气生存下去。年青人，上帝在最后一分钟差遣了你来。我愿留下这本书而仔细读读它。”

全时间的传道工作

1930年十月一日是我终于开始从事经常的全时间传道工作的日子。社方派我和其他几个人远到瑞士边境的黑森林区，沿着君士坦斯湖深入巴威利亚的天主教地区工作。后来到1931年我们收到社方的邀请到巴黎参加大会，当时有二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到场参加。我们还在柏林参加了一个聚会及应邀参观守望台社在马德堡的分社办事处。

在1931年我们采用了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在每个门口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今日以耶和华见证人的身份来探访你，”别人的脸上不禁露出惊奇的表情。人们会摇头或问道:“但你们仍然是圣经研究者，岂不是吗？抑或你们加入了一个新教派呢？”但是在三十七年之后的今日，情形有多么大的改变！现在我还未开口说话，人们便会说:“你必定是耶和华见证人”了。

我记得1933年的全年总经文提醒我们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箴言18:10）我们无疑需要这种信心，因为当时好战的国家主义正在宗教势力支持之下迅速传播中。我们的传道工作受到禁止，聚会所被封闭，书籍被没收。我心爱的全时间传道工作就此停止了吗？劣迹昭彰的盖世太保来见我，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罪名，于是向我提出一项哀的美敦书:留在慕尼黑城里，不然就准备到达扣集中营去。

在其他国家传道

当时德国的情形日益恶化。在那年秋天，社方邀请我到保加利亚照料那里的王国事务。幸好当时当时社方印有一些卡片以各种文字向人介绍社方的出版物。这些卡片对我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有相当时间它们是我们与保加利亚人交谈的唯一工具。可是不久我便意识到迅速学会塞利尔文的重要，因为那里有许多人是文盲，以致甚至须要有人将卡上的字读给他们听。

这个地方的成年人经历过很多战乱，因此很少人受过学校教育。所以很多时我们须要请小孩子在煤油灯之下将卡上的字向一班老人读出来。许多人均从小孩的口中听到王国的信息。

最初那里有一个习惯使我感觉非常困惑，那便是保加利亚人以点头代表“不是”，以摇头代表“是”。这令人很难习惯，我时常以为别人摇头表示对我们的圣经信息不感兴趣而想转身离去。

不及一年，政府的压力大增，以致当地一切外籍的见证人均被驱逐出境。社方派我去的第二个国家是匈牙利。在那里我须要学习新的言语和新的习惯。在布达佩斯，我很高兴寻找到一群德国的先驱传道员（全部时间的传道员），他们经常举行研究圣经的聚会——我错过了一年多的聚会。由于当地规定外国人每次限能居留六个月，我遂前往斯洛伐克帮助伯拉第斯拉瓦一带说德语的见证人。

我在那里被误作间谍而被捕;监禁了三日之后，我被驱逐出境。于是我前往普拉格。在那里我接到社方的训示派我去南斯拉夫照顾当地的一群先驱传道员。我通过耶和华的神治组织获得他的指引，这的确是很奇妙的事。

我在那段时期有许多快乐的回忆:我们背着一袋书在农村地方步行周游传道;好客的村民以食物殷勤款待我们，甚至留我们歇宿;在星空之下步过匈牙利的平原，凉风从远处的农舍传来三弦琴的琴声;在晚间回到书库取一袋书以备翌日在新地区工作之用;在留我住宿的农家里过夜，对屋主和群集的邻舍传讲王国的安慰信息。

回到狮子坑里

一场大病使我在札格拉布的医院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出院后我觉得须要返回德国去。回国之后不久我便转入地下活动——不是政治运动而是耶和华见证人在全国推行的地下传道活动。在1936年有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影响到我的一生。在八月我与一个忠心的同工结婚，她是我在中欧传道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中的一个同伴。在那年，我同时由于拒绝放弃我的信仰及拒绝承认希特拉政府为最高权威而被捕。我被禁在达扣，而我的妻子则被关在另一个监狱里。

达扣集中营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当我看见囚犯们急步前往做苦工时——它好像一间疯鬼院一般。但是后来情形更糟，因为达扣改为一间募兵中心。我们遂被转送到奥国毛阜生的集中营去。在那个花岗石采石场里，我们须要竭尽全力才能保持信心。

当时有一百四十五个见证人在营里。盖世太保想尽千方百计破坏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不足糊口的膳食、甜言蜜语的劝诱、不人道的虐待、日复一日的罚站。双手绑在背后被挂在十尺高的柱上，鞭打——所有这些及其他难以言喻的侮辱我均受过。但是耶和华的指引却随时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记得他的伟大训示:“我儿要作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箴言27:11。

喜乐之晨

最后，我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纳粹集中营中梦魇般的生活过去了。美军将代替德国在毛阜生集中营守卫的维也纳警察解除武装。这些卫兵现在沦为囚犯了。对许多非见证人的囚犯来说，这是他们武装自己与昔日如狼似虎的卫兵算账的机会。结果演出了恐怖的一幕，在这场报复中有千多名囚犯丧生。

我们见证人却聚集在营中一条通衢大道上一同祷告。当武装的囚犯四处寻觅他们以前的仇人之际，耶和华保护他自己的子民，甚至不让其中一个受流弹所伤。没有任何人找我们算账，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基督徒。

最后我跟大队被送回我的家乡慕尼黑。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废墟中重新开始公开的王国传道工作。不久之后，社方吩咐我设法与奥国的见证人取得联络。有一个基督徒姐妹十分熟悉当地的路径，我借她之助得以到沙兹堡与当地负责的忠心见证人举行一个聚会，向他们提出社方对于恢复见证工作的提议。看见他们欢欣地致力于战后伟大的复兴工作令人感到多么喜乐！

祝福源源而至

当时的祝福接二连三而来。我与忠实的妻子经历过九年的监禁之后得以重聚。试想想我们当时喜乐的心情！社方安排了一系列的十个大会，以1946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大会为开始。耶和华获得一场多么大的胜利！著名的齐柏林伟斯曾一度是纳粹党举行集会的地方。但在那几天耶和华的子民却和平地集合起来考虑上帝的道。在同一日，有二十一个显要的纳粹党员以违反人道之罪被处决。

1950年参加纽约举行的大会及在1953年参观杨基运动场的大会为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喜乐。我还记得1958年社方邀请我们到基列学校受训时我们所感觉的兴奋;1959年春天离开南兰星的可爱校园时难忘的心情;然后我返回德国接受更多的工作权利;这一切经验使我们对耶和华的指引信心大增。

至今我们一共用了超过七十五年在顺境和逆境之下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我和我的妻子均忠心地对所有可以做得到的弟兄姐妹说，“作一个先驱传道员！”

如果有人问我们倘若我们在回复青春，我们是否会接受同一的指引，我们的答案是:会！只是我们不会等这么久才开始。一个人若能够在年青的时候便享有全时间传道工作所带来的喜乐和责任，他便有更多机会让耶和华去指引他的生活。我们若随时准备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响应耶和华的邀请，我们就可以在现今和将来的新规制里享有许多幸福;届时我们并且能够快乐地回忆以往耶和华怎样引导我们一生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