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以从“死亡进军”生还

路易·彼艾卓塔君自述

我的父母在一九二二年与其他许多波兰矿工一同抵达法国北部。像这些移民的大部分一样，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当我大约十一岁时，我的父母脱离天主教而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波兰天主教徒轻蔑地将他们称为“黄金时代者”。那时是一九二八年。因此，我自幼便享有与别人分享圣经的“好消息”的喜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我初次尝到先驱工作（全时间的传道）的滋味。我的同伴和我——一共五个祖籍波兰的人——在诺曼地沿岸的各城镇和乡村向人传播王国的信息。当时我们使用唱机和法文圣经演讲的唱片。

大战在一九三九年爆发之后，战争热狂大为高涨。在亚克拉巴他尔村，敌视我们的村民向警察指控我们。村民以为我们的唱机是相机。由于我们带有外国口音，警察以为我们是德国间谍，于是将我们逮捕及监禁在邻近的海滨市镇狄叶普中。拘留了二十四天之后，警方将我们带上手铐在街上游行，然后把我们带到法庭。充满敌意的群众想将我们抛入海港中。但法官很快便看出我们是无辜的，于是宣判将我们释放。

在禁令之下

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被政府宣告禁止。在此之后不久，我再次被捕而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非法宣扬上帝的王国。起初我在伯松恩的监狱中受到单独监禁而没有任何书刊可读。几个星期之后，我以为我会陷于精神错乱，但那时监狱的卫兵却给了我一本圣经。我多么感激耶和华！我将数以百计的经文和若干章圣经记在心里而能够背出来。这些经文在后来的日子对我有很大的强化力量。事实上，直至现今我仍然能够背得出我在伯松恩监狱中所记忆的经文。

一九四零年二月，我从伯松恩被解往法国南部的勒维纳营；法国当局将一些据称是“危险分子”的外籍居民囚禁在那里。

一九四一年春季，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到营里要将我带走。他们将我派返法国北部被德军占领的家乡，在那里开采煤矿。我自然利用我新得的自由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但是后来有一个新的见证人被捕，她不智地告诉法国警察她的圣经书刊是从我得来的，于是我再次被捕和被判在伯松恩监狱囚禁四十天。

我获释之后立即恢复见证工作。当我在卡隆利科特这个采矿小镇中从事见证工作时，我第四次被捕和被送返伯松恩监狱。德国人在那里将我逮捕，因为我拒绝在煤矿中超时工作及在星期日工作以支持纳粹的作战计划。

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被囚

德国人将我解往利尔附近的卢斯监狱。数周之后又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纪尔监狱。

在此之后，我在比利时列日附近汇伊城堡被监禁，最后则被送到荷兰的史亥杜根波殊集中营，也称为佛特集中营。我在那里被编为7045号囚犯，并且获得一套营中的制服，其上有一个紫色的三角标明我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我被派到17-A营。

起初我觉得很难穿着荷兰木屐向前迈步。我的双脚弄得皮破血流。但我稍为颠踬便有被德国卫兵蹴踢的危险。但不久我脚上的皮肤变得厚起来，于是我遂能像其他人一样急步前行了。

营里有其他十五位见证人。当局说只要我们肯签一份声明同意放弃自己的信仰，便可以立即获释。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此屈服。

最后我们从荷兰的集中营被带往德国。我们像牛羊一般被关在细小的货车卡内，每卡车有八十个人。我们被迫站着三日三夜，没有饮食也没有任何如厕的安排。最后，火车抵达奥兰尼安堡，位于柏林之北大约三十千米（十九英里）。我们从那里向十千米（6英里）之外的海因克尔飞机工厂进发，我们一慢下来便被德国卫兵的狼狗所咬。我们见证人得以留在一起。

在此之后不久，我们均被派往附近的撒生豪逊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我的紫三角旁边有一个新的号码：98827。

撒生豪逊营中的生活

当我们进入撒生豪逊集中营时，我见到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命人在营里用大字写着的一句口号：“工作使人自由”；我深深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讽刺。这是多么伪善！当然，我们享有纳粹党徒绝不知道的一种自由，基督教的真理所带来的自由。（约翰福音8:31,32）在其他所有方面，在撒生豪逊营中的生活可以说只是劳工、食不果腹、屈辱和堕落。

纳粹决心要使耶和华见证人屈服，不然就将他们消灭。他们的确杀死了许多见证人。但对纳粹党说来，这是个精神上的失败。对以身殉道的见证人说来，这是信心和忠诚的一场胜利。

至于我们其余的人，我们绝没有在灵性上被压倒；我们没有让营中使人堕落的环境令我们对崇高的属灵标准失去尊重。且以科特·巴佩弟兄为例。长官命令他加入在一间军火工厂工作的职工队，但他却断然拒绝。他声称他在过去十六年一直从事基督徒的战争而没有使用属血肉的武器，现在他绝不愿破坏他的忠诚。当然，他的拒绝使他有丧生的危险。出人意外地，营里的司令却容许他做其他工作。在另一次，巴佩弟兄因为我从营中的厨房私自取一些面包而责备我。我之所以这样行是要让弟兄们有多一点东西吃，但是巴佩弟兄告诉我，挨饥抵饿亦胜于被人发觉我偷窃而为耶和华的圣名带来羞辱。这使我获得很深的印象。我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为巴佩弟兄传译，因为他在一群俄国和乌克兰的囚犯中引起了他们对王国信息的兴趣。巴佩弟兄的确是个好榜样。很不幸地，他在我们获得释放之前不久在盟军的一场空袭中丧生。

“死亡进军”

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西方联军从西部向柏林地区推进，俄国人则从东面进迫。纳粹领袖们研究以各种方法消灭集中营里的囚犯。但是要在几天之内杀死几十万人，并且将他们的尸首消灭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把他们那丧心病狂的罪行显示出来——对这些像鬼魔一般凶残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太艰巨的工作。因此他们决定将老弱杀死，然后把其余的囚犯解往最近的海港，将他们赶到船上，开到海中沉没而使所有囚犯葬身海底。

我们计划从撒生豪逊步行二百五十千米（155英里）到路贝克。我们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晚起程。囚犯首先按照国籍被聚集起来。我们十分感激耶和华，所有见证人均奉令齐集在缝纫室里。我们一共有二百三十人，来自六个不同的国家。有些见证人有病在医院里留医。营中官员打算在开始撤退之前便将所有病人杀死；但我们的弟兄却冒生命危险将这些有病的见证人救出来抬到缝纫室里。

这时在其他的囚犯当中情形大乱。有许多人肆意偷窃。至于见证人，我们却举行一个“大会”而在灵性上彼此鼓励。可是，不久之后便轮到我们起程了。表面上说来我们是向一个聚集的营进发，其实当局却计划将我们在水中溺毙。不同国籍的囚犯分为六百人一队出发——首先是捷克人，然后是波兰人等——总共有二万六千多人。耶和华见证人最后出发纳粹卫队给我们一架手拉车去拖。后来获悉车上载有纳粹卫队从其他囚犯夺得的财物。他们深知耶和华见证人不会偷窃任何财物。这架手拉车对我们大有帮助，因为老弱有病的见证人能够坐在车上歇息一会儿。一个囚犯恢复体力之后，他便下车步行，于是另一个筋疲力竭的见证人上车休息。在死亡进军延续的两星期中，我们继续如此行。

这个旅程在每一种意义上说来均可说是“死亡进军”，因为不但我们的终点是要葬身海中，而且在沿途上随时有丧生的可能。任何无法跟得上的人均被纳粹卫队当场处决。在这场死亡进军结束时，有超过一万零七百个人以这种方式丧命。可是，借着基督徒的友爱和团结，没有一个见证人被撇在路旁受纳粹卫队处决。

最初的五十千米（三十英里）是个恶梦。俄军已如此迫近，以致我们能够听见枪声。纳粹卫队很害怕落入苏联人手中。因此从撒生豪逊至纽鲁平的第一程是一场延续了三十六小时的急行军。

我在开始时携带了几件很简单的行李。但是随着我在途中越来越筋疲力竭，我将所带的物品逐渐抛弃，直至最后我仅剩下一张薄毯供晚间作被之用。在大部分的晚上我们睡在户外，只有树枝和树叶阻挡地上的湿气。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却能够在一个谷仓内过夜。你可以想像我在茅草堆里找到一本《洗雪》（守望台社出版的一本书）时感觉多么惊讶！次日早上我们的主人给了一点东西给我们吃。但这种待遇是个例外。在此之后，有好几天我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我们只是在路旁摘了一些植物供晚上泡茶之用。我记得看见有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见到路旁有一只被杀死的马的尸体，遂扑上前去咬下马肉来吃，虽然当时纳粹卫队用枪柄猛击他们。

这时俄国人从一边，美国人从另一边向我们进迫。到四月廿五日，情势变得如此混乱，以致纳粹卫队不知道苏联军队或美国军队在什么地方。因此他们下令全体囚犯在一个森林地带扎营四天。我们在树林里以荨麻、树根和树皮为食。这个耽延证明是上帝的开恩，因为卫队若要我们继续前行，我们便会在德国军队崩溃之前抵达路贝克，于是我们便会葬身于路贝克湾的海底了。

最后一夜

四月廿九日，纳粹卫队决定驱赶囚犯向路贝克进发。他们希望在俄军和美军会合之前将我们带到该处。这项行程延续了数天，当时我们正行近距离路贝克约五十千米（三十英里）的殊华令城。纳粹卫队再次命令我们在树林中躲藏起来。这是我们被囚的最后一晚。但这是个多么惊险的一夜！

俄国人和美国人向残余德国军队步步进迫，发自双方的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越过。一位卫队长官劝我们自行前往大约六千米（四英里）以外的美军阵线。但我们对他的提议感觉怀疑。在向耶和华祷告祈求之后，我们决定留在树林中过夜。我们后来获悉接受军官建议的囚犯在试图前往美军阵线时被纳粹卫队所击杀。当晚大约有一千人毙命。我们多么感激耶和华的保护！

可是，我们在克列维兹树林中渡过的最后一夜却绝不安宁。当战火越来越迫近之际，纳粹卫队大起恐慌。有些在夜间偷偷溜走，其他的则将武器和制服藏起来，穿上他们从丧生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制服。被人认出的则被囚犯以他们所寻得的武器击杀。混乱的情形达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人们到处奔跑，处处均子弹横飞。但是我们见证人却聚集在一起，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度过这场风险，直至次日早晨。

我们在一九五零年五月三日通过一项决议对耶和华表示感激。我们在十二日之内步行了大约二百千米（一百二十四英里）。在离开撒生豪逊集中营参加“死亡进军”的二万六千个囚犯中，仅有大约一万五千人生还。可是离开集中营的二百三十个见证人却人人都得以活着度过这场艰险。这是一场多么奇妙的拯救！

继续向前迈进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我与美军取得接触；五月廿一日，我返抵法国北部哈尼斯的家乡。我从“死亡进军”得以生还，我的感觉无疑与大卫在诗篇23:4所表达的一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们正穿越目前的事物制度向永生的目标迈进，从撒生豪逊出发的“死亡进军”只是这项旅程的一段而已。自那时以来，我在与人分享“好消息”方面获得很多喜乐。既然耶和华容许我从这个可怕的经历生还，我所热切祈求的乃是我能够与妻子和三个儿女继续行走永生的窄路而避免落入路旁左右的陷阱中。——马太福音7:13,14；以赛亚书30:20,21。

［第9页的图片］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死亡路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十一日

从撒生豪逊集中营及海因克尔劳工营撤退

殊华令

克列维兹树林

克列维兹

撒普尔树林

贝鲁树林

雷文士布鲁克

韦斯托克

纽鲁平

奥兰尼安堡

撒生豪逊

海因克尔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