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的珍贵圣经抄本

来自芬兰的一个旅行团正在俄国观光。当他们在列宁格勒之际，访者和他的妻子并不期望在与圣经有关的方面有任何特别经历，因为观光局发行的小册说：“游客不可携带任何宗教书刊入境。”可是在这个城里，在与圣经这本书有关的方面，他却获得一项令他极为振奋的经历。

列宁格勒有许多教堂建筑物，但是只有很少几间仍然拨作崇拜之用。其中许多已被转变为博物院。这包括矗立市内的圣以撒大教堂在内；这间教堂使人想起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俄国政府对宗教所怀的官方态度从列宁格勒的主要通道尼夫斯基大道上的卡山大教堂中所设的展览足以见之。这间宏伟的大教堂被转变为宗教与无神主义历史博物馆。在教堂的地窖中展出宗教历史，按照年代先后一直伸展到现今。参观者可以见到在异端裁判所时代所用的苦刑工具。特别令人获得深刻印象的是异端裁判所法庭施行审判的景象，其中有与真人相若的蜡像。不幸的牺牲者带着锁链跪在指控者和身穿黑袍的僧侣面前。行刑官站在附近准备随时动手。

在尼夫斯基大道卡山大教堂的对面设有城中最大的书局。在书局的二楼，芬兰的访者见到许多图片和口号，看来目的是要鼓励人唾弃宗教。一张海报画着一些状若老妇形的鱼，头上带着头巾。这些鱼被一个鱼钩上的饵所诱，饵子注明是“天国的车票”，鱼钩则注明是“各教派”。

沿着尼夫斯基大道向东行，在抵达加德琳二世的肖像之前向右转，访者来到著名的沙尔提可夫-施克得林国立图书馆面前。这间图书馆在规模方面于苏联境内居第二位，是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所藏的项目超过一千七百万件。访者向图书馆职员查询馆内所存的最著名的抄本；职员提出了几个有礼貌但却深入的问题。然后职员离去，不久带着一个赭色的盒子回来。他将盒子放在台上，打开盒盖。展露在眼前的是成于一零零八（或一零零九）年的列宁格勒抄本。但这是怎样的一部抄本呢？为什么这部抄本如此珍贵呢？

列宁格勒抄本

你喜欢看看一部被人用作圣经翻译的基本经文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吗？这部抄本便是列宁格勒抄本。但是你也许纳罕：希伯来文圣经岂不是在基督之前已完成了吗？但这部抄本怎会是迟至公元一零零八年才抄成的呢？若想清楚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对马所利人有点认识。

马所利人（希伯来文Baalei Hamasorah，意即“传统之主”）生活在基督之后的各世纪中，他们是希伯来文圣经小心的抄写者。他们从不更改经文，反之他们留意到较早的文士所作的更改，并在希伯来经文旁边的空白地方注明。他们也发明了一套母音点和重音符号以帮助读者获知正确的读音。鉴于马所利人的精细和小心，他们所写的经文的确宜于供翻译圣经之用，即使这些抄本的时间距离原作写成的时间超过一千年。将马所利抄本与早得多的经文抄本，例如死海的以赛亚抄本，比较之后证实了马所利抄本的正确性。

可是，没有一部抄本是完全可靠的，因为抄写员均有时会犯错误。由于这缘故，有些学者将不同的抄本加以比较之后开始编成希伯来文圣经的新版本。例如在一九零六年，德国学者鲁道夫·吉图出版了他那著名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他以雅各·宾·蔡音的马所利抄本为主要根据。除此之外，他在注脚中将其他许多抄本的不同文句加以比较。

宾·蔡音的经文版本成于公元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吉图和他的承继者德国教授保罗·卡尔很热心地找寻较古老的马所利抄本。在叙利亚亚立普的薛化丁犹太会堂中有一部极好的马所利抄本。这部抄本是由著名的宾·亚设家族编写的，大约在公元九百三十年完成。但他们却无法运用这部抄本，因为正如卡尔教授说，“抄本的主人不肯让人摄影一部副本，”因为害怕这会将抄本损污而使抄本的拥有者受到诅咒。

可是，还有另一部马所利抄本也是由宾·亚设家族编写的。这部抄本含有整部希伯来文圣经，事实上，卡尔教授已决定将其用作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第三版本的主要根据。这部抄本于一零零八（或一零零九）年在旧开罗城写成。正如抄写员撒母耳·宾·雅各提及，所根据的乃是由大师亚伦·宾·摩设·宾·亚设所校正的版本。这部抄本的拥有者不像亚立普抄本的拥有者一般害怕由于让人抄写圣经而受咒诅。他们将抄本借给吉图和卡尔两年。这部抄本便是现今存于列宁格勒国立图书馆中的抄本B19-A号。

我可以拍张相片吗？

列宁格勒抄本原本被钉作书本形式，但由于用显微胶片摄影过，现已被拆成散页。每页的大小约相当于四开（九×十二英寸），只是稍为阔一点，摸起来像很厚的纸，几乎像薄的纸板一般。有些书页的边缘已被磨损，但写成三栏的经文本身却非常清晰。

访者问道：“我可以为这部抄本拍张相片吗？”图书馆职员进入一间内室请示过之后回来说他可以如此行。访者于是从附近的书架取了几本厚重的书，放在最近的窗口前面，然后拿出他的袖珍三角架，将相机置于其上，然后拣出抄本的第二页，将其拍下来。

访者留意到上帝的名字，四字神名（耶和华或雅威），在这页抄本上，从现今称为创世记的地方开始，出现过数次。上帝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出现过六千九百六十次。这无疑表明一些擅自用“主”一词去代替上帝名字的圣经译者是不对的。

在参观的末了，图书馆的职员向访者指出几本置于玻璃柜中的珍贵抄本，包括著名的奥斯特鲁米尔福音在内。这是现存注明日期的最古老的俄文（古保加利亚文）抄本，写成于一零五六年。

在一个不准人自由运入圣经的国家里见到像列宁格勒抄本这么珍贵的一部抄本受到小心的保全的确是个意外的惊喜。这部抄本乃是许多现代的希伯来文圣经译本，包括守望台社出版的《新世界译本》在内，所用的主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