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护卫我们

埃里克·凯特纳(Erich Kattner)君自述

砰！一本书敲落在我头上。这是我初次接触到圣经，它本来是在一个天主教教士手上的。为什么会落在我头上？因为我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教士正在教授天主教的教理问答，并且试图鼓励我们几个男孩追求教士职分。为了加强说服力，他使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的经文，其中说有些人会“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心里怀着不少疑问，因此问道：“为什么你说教士们可以直接升上天堂，而使徒信经却说耶稣曾去过阴间？”（使徒行传2:31）接着圣经就敲落在我头上了。

渴望知道

但我的确诚心寻求答案。我虽然那时年少，却很渴望事奉上帝。我习惯经过教堂就进去祷告，可是却未感满足。我总是为了所看见的事感到愤怒，例如有些人大拜偶像，或有些教士行为粗鄙等。

我在只有8岁时就读到第一本书。那本书题名为《巴西的基督教化》。我读后大感震骇。在我看来，书中的情节有如凶杀故事，人们奉宗教之名肆意杀害印第安人。获知这样的事使我对许多事情改变了主意。

一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我在1919年8月19日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双亲的独子。到了6岁，父亲受聘于捷克北部说德语的苏台区，任职电气工程师。我们举家迁移到那里，最后在一个名叫云斯道夫的小镇定居。

我对天主教会十分失望。有一天，我又再次被教士惩罚而颇为气恼，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不禁哭起来。当时我经过田间，想起所见所闻的丑恶事情竟是那么多，就自忖不可能有一位上帝存在。

不久，耳畔传来鸣禽的歌声，我又留意到花朵、蝴蝶和所有美丽的创造物。我憬然而悟，仁慈的上帝必然是存在的，但那些所谓“属上帝的人”其实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也许上帝对人已不再存有什么期望了。于是我在首次对上帝所作的真正、衷心的祷告中恳求上帝帮助我认识他，如果他还关心人类的话。那时是1928年。

大约一个月后，母亲由于外祖母60岁生辰而前往维也纳和家人团聚。母亲在那里见到当时住在南斯拉夫马利堡的兄弟理察·陶特兹。他在不久之前成为一位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母亲回家之后为了获知的圣经真理而大感振奋。看来耶和华的手正在庇荫我们。——诗篇121:5。

将所学的付诸实行

后来，圣经研究者从德国前来，在我们的地区展开传道工作。几个月之后，他们在德国边界的一个小镇开始举行经常的聚会，我们步行数哩，越过边界前往参加。我就在那时结识了鄂图·埃斯特曼(Otto Estelmann)，后来曾有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同工。

1932年，我们举家迁往维也纳45哩（72公里）以外的捷克城市布拉迪斯拉发。当时在那里并没有其他的见证人。我决定展开传道活动，于是拣选了一处自己认为最难做的地区。那是一个有许多分层大厦的住宅区，大部分住客是政府官员的家眷。当地所说的语言有四种：斯洛伐克语、捷克语、德语和匈牙利语。

我携带着印有四种文字的简短传道演讲卡单独前往大厦各家叩门。我的父亲——那时尚未成为见证人——有时会站在对面街上看着我摇头叹息。但不久之后，他也采取坚定立场拥护耶和华了。

1935年2月15日，我们与周游监督在家里举行特别聚会，我和其他几个人在浴缸里受了浸。那一年我刚从商科学校毕业，本有优薪工作可做，但却同时接获邀请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守望台分社办事处工作。与父母作过恳切的商谈之后，我在祷告中把事情交托给耶和华。因此，1935年6月1日，我尚未到16岁就开始从事全时的传道工作。

在艰难的时候奋力工作

我在布拉格的分社办事处学懂运作排字机和铅版印刷术。我们为德国的弟兄们印制传单——当时他们已被希特勒禁止活动——同时以多种文字印制《守望台》杂志。可是，那时我们在欧洲的工作正遭遇困难，最后在1938年12月，当局下令关闭我们的分社。

我返回布拉迪斯拉发家中，当地已由亲纳粹的政府执政。我小心翼翼地做了两个月的逐户传道工作。大约在这时候，守望台社设于瑞士伯因市的中欧办事处来函说，我若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从事先驱工作，就可以往伯因报到。

我接受了这项邀请，毅然离家。自那时以来，我便再没有与父亲见面了，和母亲重逢也是30年以后的事。但耶和华护卫我们三人，使我们渡过以后的许多困难。例如，后来我才知道声名狼藉的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在我离开布拉迪斯拉发时跟踪着我。在旅途中，纳粹爪牙知道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曾企图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边界把我拘捕。但耶和华保护了我。——诗篇48:14；61:3。

我在伯因市获知行将奉派前往中国的上海传道，但后来却改派往巴西。我在伯因的分社办事处工作，直至获得巴西的入境证为止。这时欧洲的动乱日益厉害，许多国家的边境都关闭了，因此在1939年8月，社方吩咐我前往法国去。8月31日，有一艘巴西商船(Siqueira Campos)从法国的勒阿弗尔港启程，我便乘搭这艘船。商船启碇之后四小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与我同在二等船舱内有十多名乘客，我后来才获知他们都是纳粹特务。他们绝不喜欢我的传道工作，因此多次企图使我离船。到了西班牙的维哥港，友善的船长警告我不可在那里登岸。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纳粹党徒窜改报告板上的开船时间，企图使我被撇在当地。但耶和华再次护卫我。（诗篇121:3）我在1939年9月24日黄昏抵达巴西的圣特斯市，翌日便前往分社所在地的圣保罗市。

在巴西服务

1939年9月，在巴西只有127位见证人，当时人口大约有4,100万。在圣保罗市住了一周之后，我被派往巴西最南端的里约格兰德工作。我要和几位住在僻远森林地区的波兰裔说德语的见证人一起居住。

火车行程需时四天。铁路的终点是格鲁亚，那地仿佛是北美早期的西部小镇。我从格鲁亚仍然要再行20哩（32公里）才能到达见证人所居的森林区。有一辆送货汽车载了我一程，在一条泥路上吩咐我下车。我步行了一哩左右，穿过原始的森林和涉水行过小河，终于抵达目的地。

由于地处僻远，我的先驱工作只限于有人用小马车接送我的时候才能进行。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包括数天的行程，在泥路上睡眠以避免蛇咬，或在下雨时睡在篷车底下。我们也前往例如格鲁斯阿达等小镇传道。

1940年社方把我改派到里约格兰德州的首府波多阿力格利传道。我在那里和童年挚友埃斯特曼会合，他也是奉派前来巴西的。当局看来是亲纳粹的政权。我们不久就被拘捕而被迫要作出一项选择，若非签署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就得在当晚乘搭火车前往乌拉圭的边境入狱。我们选择了后者，于是乘搭当晚的火车前行。

在禁制之下

我们在边境一间屋里被拘留了差不多两年之久。但耶和华又再次救助我们。有几个犹太商人提供协助。结果，我获准从事世俗工作而不再受软禁，虽然仍时刻受到严密监视。我们无法与分社办事处取得联络。

可是，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先驱弟兄，他是奉派在乌拉圭传道的。他刚巧来边境旅行。多么快乐的重叙！他给了我一本德文圣经和一本英文《守望台》。于是我开始学习英文。

后来在1942年8月22日，巴西对德国和义大利宣战，我们的处境也随之改变。我们被遣送回波多阿力格利，稍经盘问之后就获得释放。此后，我遇见几位青年见证人，是在先前的森林工作地区认识的。我于是能够和分社办事处取得联络，再度从事先驱工作。四位青年先驱成为我的同工，我们找到许多人接纳王国的信息，不少人至今依然热心传道。

新的政府当局对我们很友善，因此在1943年，我们得以在波多阿力格利举行第一个小型大会。出席听众共50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便衣警探。在一年之后的1944年，我们举行了另一个大会。此后我奉命在分社办事处服务，而当时分社已从圣保罗市迁往里约热内卢。

基列学校及其后

1950年，我应邀前往纽约的南兰星，在第16届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1951年2月毕业之后，我奉命在纽约的南布隆克斯小组作临时特别先驱，但后来又派回巴西。

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担任社方的周游代表，包括作区务监督和环务监督。后来在1953年2月，我被召回里约热内卢的分社办事处担任翻译工作。从1961年9月至1963年9月，我有权利在纽约布洛克林总社从事一项特殊的翻译工作。我在那里遇到在巴西认识的一对夫妇。丈夫同意在他们所住的旅馆与我研究圣经，并且相信所获知的确是真理。

几个月之后，我回到巴西与他再次联络。他的态度颇为自满。于是我告诉他说：“保罗，你是个土木工程师，假如我以土木工程师的身份告诉你屋顶将在你头上塌下来，你会怎样行？作为一个圣经‘工程师’，我现在告诉你，除非你把所知的付诸实行，否则便会有祸。”

不久，他便受了浸，现今作基督徒长老已有数年之久。他在圣保罗市薛沙利奥兰泽的新分社大厦的建筑工程方面有很多贡献。现时有480人在那里工作，照顾巴西数目日增的见证人的属灵需要。

继续增加

1945年，守望台社的诺尔社长与当时的副社长法兰兹初次探访巴西，在圣保罗市的柏金布体育馆举行大会。我为他们作传译员，与会人数共765人而是当年的最高峰。

我还记得诺尔社长望着与体育馆相连的大型运动场，纳罕是否会有一天在其中坐满大会的听众。我们终于在1973年12月做到了，在当时举行的“上帝的胜利”大会中，9万4,586名听众挤满了柏金布运动场。但与会人数的这个最高记录却被1985年8月的“紧守忠诚者”大会所打破，它在圣保罗市的莫林比运动场举行，听众达16万2,941人。在同一时候，另有8万6,410人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一个运动场举行的大会。后来还有23个大会举行，使巴西的“紧守忠诚者”大会的听众总数达38万9,387人之多！

多年以来，我曾有权利为来自纽约布洛克林总部的弟兄作传译员。不久之前，其中一位弟兄在与我同行时留意到历向与我研究圣经的许多人上前跟我打招呼，他打趣说：“我从未见过一个独身男子有这么多的儿女。”

使我一生平添许多姿采的是，我曾往其他国家参加多个国际大会。1969年在德国纽伦堡的国际大会中，我与30年未见的母亲重逢。她在1973年逝世。父亲未能获准出国参加大会，因此在我离家之后就无法和他再见了。我在1978年有权利在奥国维也纳的国际大会发表公众演讲，那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在该地参加大会。

在巴西服务了这么多年以来，我感到耶和华的确是“使它生长”的那一位。（哥林多前书3:7，《新译》）1948年，巴西初次突破1,000个传道员的大关。此后，传道员数目在1958年增至1万2,992人，在1970年增至6万零139人。虽然王国传道员在1939年九月只有127位，到1986年八月却已增至19万6,948人。不错，“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的圣经预言也在这里实现了。——以赛亚书60:22。

但巴西的人口也不断增长，从1939年的4,100万人增至目前的1亿3,500万人。我们仍有许多活动的余地。我个人也能够以有分参与耶和华使之增长的工作为乐，这项工作是多么令人振奋！因此我能够衷诚向一切渴望以全时事奉耶和华的人作出推荐：要勇往向前！不要害怕会有什么不测发生，因为“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诗篇121:7,8。

［第25页的精选语句］

“我现在告诉你，除非你把所知的付诸实行，否则便会有祸”

［第24页的图片］

1945年，诺尔社长在巴西圣保罗市发表演讲，埃里奇·凯特纳担任传译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46: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