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在工作受禁制的情况下看顾我们——第2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所穿着的纳粹士兵制服的皮带扣上铸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对我来说，这只是教会参与战争和流血事件的另一个事例而已。我对此深恶痛绝。后来有两名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的林巴赫－奥伯弗罗纳跟我交谈，当时我对宗教十分反感，并且已成为无神论者和进化论者。

我对上门探访的见证人说：“休想我会成为基督徒。”但他们所提出的论据却使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位上帝存在。由于好奇的缘故，我买了一本圣经，后来更开始跟他们研读。当时是1953年春天，见证人在东德的活动已被共产政府禁制了差不多三年。

《守望台》1953年8月15日刊（英文版）论及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处境，说：“尽管经常受到监视和威胁，尽管要首先确定没有被人跟踪才会彼此探访，尽管一旦被发现藏有守望台社的书刊便会以‘分发煽动性刊物’的罪名入狱二至三年，尽管数以百计负责带头的成熟弟兄正系身囹圄，耶和华在东德的仆人却仍然继续传道。”

1955年，我和内子莉珍娜出席在西德纽伦堡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翌年，我们两人一起在西柏林受浸。当然，这些事发生在柏林围墙于1961年竖立，将东德与西柏林隔开之前。可是，甚至在我受浸之前。我对耶和华上帝的忠贞已受到考验。

负起责任

我们起初与林巴赫－奥伯弗罗纳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众交往，他们需要有人到西柏林领取圣经书刊。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儿女，并且正经营一门小生意，但事奉耶和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焦点。于是我们将自己的旧车改装，使其可以收藏60本书。做信使是一件冒险的工作，但我却借此学会倚赖耶和华。

驾车从东柏林通过前往西柏林的关卡绝非易事，我时常纳罕自己怎能顺利过关。每次我们一抵达自由地区，便将所领得的书刊藏好在车厢内，然后越过边界返回东德去。

有一次，我们刚将书刊收藏起来，一个陌生人从一幢住宅大厦走出来，高声喊道：“你们这几个人！”我大吃一惊。他一直在留意我们所做的事吗？他接着说：“下次最好到其他地方去做。东德警察的无线电通讯车就停泊在路口，他们可能会看见你们。”我不禁舒了一口气。最后我们顺利通过边境的关卡，四个人高兴得一路唱着诗歌回家。

为孤立作准备

1950年代，东德的弟兄倚赖西部的弟兄提供书刊和指引。但在1960年，社方作了若干调整去帮助东德的见证人跟住在自己区内的同工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在1961年6月，社方在柏林举办了首届为长老而设的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我也有分出席这个为期四星期的首届训练课程。仅六个星期之后，柏林围墙便竖立起来了，使我们突然与西部中断了联系。现在，我们的工作不但必须暗中进行，而且更被孤立起来。

有些人担心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的活动会就此告终。可是，组织在差不多一年前所作的调整帮助我们在灵性上保持团结和力量。此外，长老们参与首届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所得的训练亦装备他们将这项训练传授给其他长老。所以耶和华已装备我们去应付孤立的环境，正如他运用1949年的区务大会去装备我们应付1950年临到的禁制一般。

由于与西部断绝通讯，我们必须自行设法使组织继续运作。我们写信给西柏林的基督徒弟兄，提议跟他们在东部一条可让西部访客使用的公路上会面。我们在指定的地点假装汽车失灵。几分钟之后，弟兄们驶车抵达，将一些圣经书刊交给我们。我很高兴他们也将我的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教科书、我所做的笔记和我由于安全理由留在柏林的圣经一并带来。能够复得这些东西实在令我兴奋！当时我没有想到，在接着的几年我多么需要这些书刊。

地下训练班

几日之后，我们接获训示要在东德全境举办多个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有四位弟兄获委任为指导员，包括我在内。但在我看来，要在工作受禁制的情况下训练所有长老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了掩人耳目，我决定将训练班设计成仿佛到郊野露营度假似的。

每班包括四位学生，由我担任指导员，第六位弟兄则充当厨师。我们的妻子儿女也会同行。因此，通常一队有15至20人。在普通的营地扎营，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和家人遂四出找寻合适的地点。

有一次，我们驾车经过一个乡村，看见一条小径通往一个远离大路的树林。这看来是个理想的地点，于是我去见市长，解释说：“我们想找一个适合的地点跟几个家庭一起露营两个星期；我们想单独在一个地方扎营，好让孩子们可以随意跑跳，玩个痛快。我们可以借用那边的树林吗？”市长答应了，于是我们便作出所需的安排。

我们在营地四周搭起帐幕，把我的活动房屋车放在中央，形成一个与外界隔开的四方营地。我们利用活动房屋车作为课室，在其中聚集举行为期14天的深入研究，每日上课8小时。我们在营地内摆了若干椅子和一张桌子，以备在不速之客到访时使用。情形果然正如我们所料！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确体会家人所作的仁爱支持。

我们上课的时候，家人便充当守卫。有一次，他们看见市长——他也是当地共产党的书记——正沿着小径朝树林的方向走来，于是守卫便按动接通活动房屋车内警钟的开关。我们立即跳出车外，在桌子周围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坐下，装作玩纸牌的模样。我们甚至在桌上放了一瓶松子酒，使场面看来更为逼真。市长友善地作过探访之后便回去了，丝毫没有对实际发生的事有任何怀疑。

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从1962年的春天至1965年年底在全国各地陆续举行，长老们所获得的充分训练，包括有关如何应付东德的特别局势的训示，装备他们负起督导传道工作的重责。为了出席训练班，长老们不但牺牲了自己的假期，还要冒着下狱的危险。

从训练班所得的裨益

政府当局不断仔细侦察我们的活动。1965年年底，大部分长老均已训练完毕，当局企图对我们组织的活动予以致命的打击。他们逮捕了15名他们认为在工作上带头的见证人。这次行动是经过周详策划的，逮捕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再次，许多人以为见证人必然在工作上瘫痪下来了。但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按局势作出调整，使工作得以如常进行。

无疑，长老们在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所获得的训练，以及他们在受训期间互相交往所养成的彼此信任特别使这事成为可能。组织的确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顺服地切实跟从组织的训示是多么重要的事！——以赛亚书48:17。

在接着的几个月，事实表明政府当局虽对我们发动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所生的不利影响却不大。过了短暂的时间之后，我们便能够恢复举办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了。后来当局发觉我们的工作仍如常进行，于是被迫改变策略。耶和华赢得了一场多么重大的胜利！

在服事职务上保持活跃

那时，每个会众书籍研究班大约由五个人组成。每人都从书籍研究班取得所需的书刊，传道工作则由这些细小的研究班加以统筹。耶和华一开始便祝福我和莉珍娜，使我们遇到许多渴望研究圣经的人。

为了保护我们不致受侦察和逮捕，我们在逐户传道工作上作出若干调整。我们探访了一个住户之后，会越过几间房屋才再敲另一道门。有一次在一个门口，一位女士请我和莉珍娜入内。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圣经题目之际，她的儿子走进来。他说话非常率直。

他问道：“你们见过上帝吗？我老实告诉你们，我只相信我所看见的东西。别的都是废话。”

我答道：“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你见过自己的脑袋吗？但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显示你有一个脑袋。”

我和莉珍娜举出其他许多东西为例，证明有些东西虽然是肉眼所不能见的，但却可以接受，电流便是个例子。这个青年人非常留心聆听，结果我们与他和他的母亲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后来两人都成为见证人。事实上，跟我和妻子研读圣经的人当中，有14个人成为见证人，其中一半是我们在逐户探访时遇到的，另一半则是在从事非正式见证时认识的。

家庭圣经研究一旦经常举行，而且我们认为对方信实可靠，我们便会邀请他参加聚会。可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学生会不会危害上帝子民的安全。因此，我们有时会先观察圣经学生一年左右，然后才邀请他们出席聚会；有时观察的时间甚至长得多。我还记得，一个与共产党的高层官员有密切关系的知名人士，读了九年圣经才获准出席聚会！如今这男子已是我们的基督徒弟兄了。

政府当局仍不放过我们

1965年之后，当局没有再次大举逮捕见证人，但我们的处境仍非全无困难。当局仍密切注视我们。大约在这时候，由于我在组织的事务方面颇活跃，所以受到官方特别注意。他们曾多次将我带到警署盘问。他们会对我说：“你不要再妄想享有自由了，准备好入狱吧。”但他们最后总是将我释放。

1972年，两位官员来见我，谈话间，他们不自觉地恭维我们的组织。他们曾经出席我们会众的《守望台》研究班。他们评论说：“我们觉得文章非常令人反感。”他们显然担心，其他人若阅读当时我们所讨论的文章，就会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失去信心。他们说：“毕竟，《守望台》杂志的销数达五、六百万本之多，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都阅读它，它显然不是一份普通的小报。”我不禁自忖：‘你说得真不错！’

到1972年，我们的工作已被禁制了有22年之久。耶和华的确仁爱和明智地指引我们。我们一直仔细跟从他的指引，但东德的见证人还要再等18年才获得法律认可。今日，我们已能够在事奉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方面享有奇妙的自由，我们的确为此深深感激他！——赫尔穆特·马丁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