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威尔弗雷德·约翰自述

缅甸卫兵从河的两岸向我们进迫。兵士手拿上了刺刀的步枪，踏进及腰的水中，枪口朝着我们，当时我们正在公路大桥底下，发觉自己被兵士所包围。

我和同伴都惊恐万分。究竟出了什么乱子？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们很快便看出他们的意思了——我们正受到逮捕。我们仅腰缠毛巾，便被押到邻近的警署去接受一位操英语的军官盘问。

当时是1941年，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原来警方怀疑我们是从事破坏活动的分子。经我们解释清楚我们的基督徒传道工作的性质之后，这位军官向我们指出，我们是在同类事件中少数侥幸得以生还的人，因为大部分被怀疑的人通常都不经盘问便遭枪杀。我们为此感激耶和华，并且听从军官的吩咐，以后不再在桥底下徘徊了。

我是怎会在缅甸有这样遭遇的呢？让我来解释一下，并提供一些我自己的背景。

在年轻的日子作出选择

我于1917年在威尔斯出生，六岁那年跟父母和弟弟迁往新西兰，我在家父经营的乳牛场内长大。一天，家父从旧书摊买了一堆旧书回家，其中包括两册由守望台圣经书社出版、题名为《圣经的研讨》的书。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家母的至爱。像提摩太的母亲友妮基一样，她将一个热望灌输到我的心里，那便是：要运用自己年轻的日子为耶和华王国的权益服务。——提摩太后书1:5。

1937年，有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接手管理家父的乳牛场，抑或像预言者以赛亚一样向耶和华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我那时年轻力壮，又没有其他责任缠身；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作全时传道员（先驱）的经验。既然如此，我该作什么选择呢——在乳牛场内工作，还是做先驱？

来自耶和华见证人澳大利亚分社的一些讲者无疑给我很大鼓励。他们探访新西兰我们的地区时劝勉我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用来事奉上帝。（传道书12:1）于是我跟父母商讨这件事，他们明智地赞成我把上帝的旨意置于首位。我也仔细思念过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话：“你们要先求他［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

于是我毅然作出决定！由于当时新西兰还未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分社办事处，所以社方邀请我到悉尼的澳大利亚分社办事处服务。1937年，我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开始成为耶和华上帝手下一位全时服事者。

我不禁纳罕：‘我会接获什么委派呢？’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在实际上向耶和华说过：‘我在这里，请随意差遣我。’有两年的时间，我负责帮忙安装当日耶和华见证人用来向住户播放圣经演讲的留声机。然而，我在分社接受的训练主要是照管存书的仓库。

启程到新加坡去

1939年，我获派前往远东地区，在社方设于新加坡的书库工作。这是一个存书中心，负责接收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运来的书刊，然后转运往亚洲各国去。

新加坡是个多语言的城市，是东西文化的汇集点。马来语是一般人用来沟通的语言。为要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我们外地人不得不学习这种语言。至于其他语言，我们预备了一些见证卡，每张卡都以一种文字印有一个简短的王国信息。

我起初先将马来语见证卡上的内容记熟在心，然后逐步增加我的字汇。但我们也带备其他文字的圣经书刊。例如，对印度居民，我们会运用孟加拉文、古吉拉特文、印地文、马拉塔文、泰米尔文、乌尔都文的刊物。对我来说，遇到说这么多种不同语言的人士实在是一项崭新的经历。

我还清楚记得1939年9月的惊人宣布——大战在欧洲爆发。我们不禁纳罕：‘战事会升级，以致将远东地区牵涉在内吗？’对我来说，这看来是哈米吉多顿的前奏；我以为这已是适当的时间了！既然我正从事着全时服务而善用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十分心满意足。

除了在书库工作之外，我也出席会众的所有聚会，并全力参与外勤传道工作。我也主持多个圣经研究，有些学生有良好反应而进至受浸的地步。我们把这些人带到就近的海滩去，在新加坡暖和的港湾中受浸。我们甚至决定举行一个大会，于是便暗中把邀请信分发给感兴趣的人士。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当日竟有大约25人出席聚会。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哈米吉多顿之前的最后一个大会了。

由于战争的缘故，各分社之间的联系受到严重限制。例如，我们在新加坡所设的书库曾收到一个简短的通知，说有三位德国籍的先驱会在某个日子乘坐一艘不知名的客轮途经新加坡，前往某个未经透露的地区服务。几星期之后，他们果然抵达，并且跟我们欢聚了十小时。虽然大家在语言上有隔阂，我们却获悉他们正被派往上海去。

我在上海的工作委派

一年之后，我也奉派前往上海服务。但社方却没有给我任何地址，只给我一个邮政信箱号码。我在邮局受过反复查问之后，终于得以证明自己是社方的代表，使对方愿意将社方的地址交给我。可是，住在该处的一位中国男子却告诉我，分社已经搬走了，且没有留下新地址。

我不禁纳罕：‘我该怎么办呢？’我惟有默祷求上帝指引。怎料我一抬起头来，便看见三个男子迎面而来；他们比一般途人稍高，样子也略有不同。他们看来好像那三位曾途经新加坡、逗留了几小时的德国人。我于是上前截住他们。

我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他们停下来，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我问道：“新加坡。耶和华见证人。记得我吗？”

一会儿之后，他们答道：“噢！对了，记得，记得！”我们不期然互相拥抱，我高兴到禁不住流下泪来。人海茫茫，他们三个人怎可能竟在这刹那刚巧经过这个地方呢？我只能够说：“感谢你，耶和华。”当时上海只有三个中国家庭、三位德国人和我是见证人。

先往香港，然后去缅甸

我在上海服务了几个月之后，社方将我调到香港去。社方原本安排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先驱作我的同伴，可惜他却未能如期抵达。于是我只好孤身一人，在这个殖民地上展开见证的工作。我再次提醒自己，我曾向耶和华许下诺言：“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传道的主要对象是一些懂英语的中国人，可是我发觉自己很难通过大闸进入他们的住所，因为守门的仆人通常只晓得中文。所以我只好学会几句中国话，以两种最常用的方言讲出来。这的确奏效！我用几句中国话跟守门的仆人展开交谈，然后出示我的名片。通常他们都会乐于替我传达。

有一次，我在一间学校用这个方法，试图跟校长谈话。一位小学教师在大堂迎接我，我跟着她行过几个课室，与学生作过礼貌的招呼之后，便准备谒见校长。教师敲过门之后将门打开，稍往后退，示意我进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有礼貌地请我进入厕所！看来对方误解了我的中国话。后来校长告诉我，她误以为我是个检查卫生设备的督察。

工作了四个月之后，我接获香港警方通知，我们的传道工作已被禁止。因此我要不是就停止传道，不然就要被递解出境。我选择离境，因为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让我继续传道。我在留港期间总共分发了462本书，并且帮助了两个人参加传道工作。

社方将我从香港调到缅甸去。我在仰光从事先驱工作，并协助照管书库。其中最有趣的经历之一便是沿着从仰光到曼德勒，然后伸延到中国边境腊戍市的公路，在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传道。我和先驱同伴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操英语的社区，我们取得了数百份《安慰》杂志（即现今的《儆醒！》杂志）的订阅。但可以顺带一提的是，这条从仰光通往曼德勒的主要公路后来成为著名的缅甸公路；在大战期间，美国便利用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中国。

我们要在尘埃漫天的公路上行走，所以时常需要好好沐浴一番。这导致了本文起头提及的事件。我们便是在天桥下的河里沐浴时被逮捕的。不久之后，由于战争和患病的缘故，我们被迫返回仰光去。我得以留在缅甸，直至1943年。当时由于战争升级，我被迫返回澳大利亚。

重返澳大利亚

在这段时期，耶和华见证人在澳大利亚的活动受到禁止。可是，禁令不久便解除了。最后，我再次受到邀请在分社办事处工作。后来在1947年，我跟碧蒂·莫斯结为夫妇，她原本已在澳大利亚的分社办事处服务。碧蒂的父母都是先驱，他们一向鼓励碧蒂和她的哥哥比尔以先驱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碧蒂年仅14岁时，在离开学校的那天便加入先驱行列。我深信我们可以合作无间，因为她也跟我一样对耶和华说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婚后一年，我获邀从事环务工作，周游探访耶和华见证人的多群会众。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工作确实是一项挑战。骤发的洪水往往造成许多交通障碍，尤其在湿滑的泥路上。在夏天，阴暗地方的气温也高达摄氏43度。我们住在帆布帐幕里，炎热的夏天热得难以忍受，在冬天则寒风刺骨。

当时澳大利亚只有两个区，所以从事区务工作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唐劳·麦克连负责照顾一个区，我则负责另一个。然后我们会调换工作地区。我们探访过许多地区，获知其中各会众的近况实在是令人鼓舞的事。圣经真理的种子确已发芽结果！

返回起初的工作岗位

1961年，我有特权成为基列海外传道学校迁返纽约布洛克林之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此之前，我也曾数次接获邀请，但可惜由于健康不良的理由无法接受。在为期十个月的课程完毕之后，我所接获的委派是到新西兰去。

因此，自1962年1月以来，我和碧蒂一直在新西兰工作。这是位于大洋洲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很多时被人誉为太平洋上的一颗珍珠。在神治活动方面，能够从事环务和区务工作的确是赏心乐事。在过去14年，自1979年4月以来，我们一直在新西兰的分社办事处工作。

我和碧蒂都已年届70有多了，我们两人合共有116年连续从事全时王国服务的记录。碧蒂在1933年1月开始先驱工作，我则在1937年4月开始。我们得以目睹自己的属灵儿女和孙子孙女正做着我们年轻时所做的工作，那便是，听从传道书12:1所说的话：“你趁着年幼，……当记念造你的主。”这实在令我们大感欣慰。

我们能够运用差不多自己的整生从事宣扬上帝的王国好消息和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工作，借此表明我们切实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这实在是一项莫大的特权！（马太福音24:14；28:19,20）我们的确很高兴自己能够效法预言者以赛亚在很久以前对上帝的邀请所作的响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