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的组织一同向前迈进

格兰·苏特君自述

1922年，当时我年仅14岁，父亲举家从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市迁往加利福尼亚州。我们顺道探访在爱达荷州的老朋友，从他们口中得知加州有些人声称按照圣经，有数以百万当时活着的人可以永远不死。

抵达加州后不久，我们从报章看见关于“千百万现在活着的人会永远不死”的宣布。这是在圣约瑟市举行的一个公众演讲的题目。这样父亲遂找到了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自此以后，他开始带我们参加他们的公众聚会。

母亲希望我参加教堂的主日学。虽然父亲对各大教派的教士一直都甚为不满，但他却同意这样行可能会对我有益处。因此我便经常参加循道会的主日学。我后来成为班里的会计和加入班的篮球队。与此同时，我们整家人也参加离我们在圣大克拉拉的家不远，由圣约瑟市的圣经研究者主办的公众演讲。

父亲渴望社会情况有所改善，因而积极支持某些候选人从事政治竞选，他甚至把其中一位候选人的名字髹在我们的福特牌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在聚会中，圣经研究者仁慈地向他指出人类的真正希望并不在于人为的政治努力，反之乃在于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上帝王国。父亲在大体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却说上帝的王国会改善人类的将来，但同时他希望运用政治手段尽量改善现今社会的情况。然而，后来我的整家人——母亲、父亲、姐姐和我——都对圣经的真理以及上帝的道的要求养成更大的体会。

属灵的成长

后来我的良心不再容许我继续参加循道会的主日学，因此我便毅然退出。1923年，我们再举家迁往数哩之遥的奥克兰市，我父亲在那里开设了一间细小的杂货店，我则继续念高中。我获悉圣经研究者都不吸烟，于是试图劝服爸爸不在店里售卖香烟。他不赞同我的提议，但却与一位圣经研究者，罗拔·格尔，商讨此事。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父亲决定把全盘生意出售，然后离开奥克兰。当时有些人唆使父亲贩卖私酒谋利，但他知道这与他在奥克兰圣经研究者的“艾克列西亚”（Ecclesia，小组）里学到的真理有所抵触；这加速了他作出决定。大约在这个时候，由于学校里不道德的风气十分猖獗，我取得父母同意在高中只念了一年半便中途辍学。

我们迁往距离圣约瑟市不远的山景镇，这更方便我们参加当地艾克列西亚的聚会。父亲重操故业，开设另一间商店，我分文不受地在店里全职协助父亲。爸爸订阅《守望台》和《黄金时代》（现时称为《儆醒！》）杂志，我尤其喜欢阅读《黄金时代》！我感到即使我继续高中的学业所学到的知识还不及从这份杂志所获得的多。

艾克列西亚的聚会愈来愈引起我的兴趣。我对《守望台》1925年3月1日刊一篇题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文章印象尤深。文章显示圣经研究者在对于耶稣基督所统治的耶和华王国业已于1914年在天上建立一事的了解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这段期间我家与山景镇的圣经研究者成为密友，并经常在他们的家里一起交往。

后来我们获悉圣经研究者并非只在艾克列西亚的聚会里才祷告，他们在私人家里也是经常祷告的，包括进食前的感谢祷告在内。值得称赞地，父亲渴望对祷告获得正确的观点。他一度把所有祷告均视为虚伪的造作。我记得有一次当一位圣经研究者到店里探访他时谈及有关祷告的事，当时我也在场。访客指出应该如何为我们所获得的祝福向耶和华上帝致谢。可是父亲却向他质询，指出我们既不会为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而指责他，又怎么需要为所获得的祝福向他致谢呢。可是，最后我们整家人都清楚了解祷告的意义，并充分运用这项仁爱的安排。

艾克列西亚一项使我大为得益的安排是先知训练班。这是一个专为训练长老和其他男性，装备他们作公众演讲的聚会。学生作出他根据指定的题目而准备的演讲，其他人则向他提出有益的建议。然而，我从这个训练班所获得的建设性的批评远不及父亲在聆听完我所作的一个演讲后给予我的私下劝告那么率直。

我和家人从守望台社的周游代表的探访获益良多。各艾克列西亚每年均向社方请求派出周游代表轮流作探访。我对J.A.布纳提特别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我有很大帮助。他的性格使他深受某些人所喜爱，但对另一些人则适得其反。他深爱耶和华而且为人谦逊，可是他的这种品质却在一个粗犷的外表下深藏不露。

受浸以及基督徒的传道职分

布纳提弟兄在山景镇一位圣经研究者家里所发表的演讲对我一生影响深远。当我聆听他讲述事奉耶和华的权利和这件事所牵涉的责任时，我意识到自己应当怎样行和渴望做些什么事。因此我向耶和华作了一项个人献身；与此同时，我的家人亦同样行。1926年10月1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约瑟市，我们整家人借着水浸礼象征我们献身给耶和华。

当时的浸礼与今日所举行的方式大异其趣。主持浸礼的长老对我说：“格兰弟兄，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归入耶稣。”每个受浸者均穿上一件半袖黑袍，从颈部伸至及膝。浸袍的底部边缘坠了一些铅块，这样行是为了确保浸袍在水中保持向下和适当地遮蔽受浸者的身体。

浸礼完毕，我们穿上衣服，父亲向主持浸礼的长老说：“你们都带着书刊出去传道，岂不是吗？我们现在也要做这件工作。”这样我们全家便开始参加组外传道工作。

一位长老，H.O.罗兰士，安排和我一起作我首次的组外传道。他给我一些小册子，驾车把我送到圣约瑟的地区。我满以为他会和我一起逐家逐户地向人传道，可是他却吩咐我走下车，说：“现在你沿着这条街一直做过去。”然后他驾车绝尘而去。我惟有遵嘱从街口开始逐户向人传道，我分派了三本小册子，一共获得捐款二角五仙；这使我大感兴奋。由于我有分执行基督徒的传道职分，我真正觉得自己是上帝的组织的成员。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每月的工作指南，称为《通报》，（现时改称为《王国传道月报》），指示我们向屋主谈及有关魔鬼的组织一事。因此每逢屋主声称不感兴趣而试图打发我离去，我便会坚持要告诉他们世上有魔鬼的组织存在和它行将遭受毁灭。这与现今我们通常向人谈及不用死亡而永远生活在地上乐园里的希望大异其趣。

圣约瑟的艾克列西亚的传道员不惜长途跋涉向人宣扬王国的信息。称为游说队的传道员经常深入圣大克拉拉谷以及附近一带的山岭。我犹记得极目所见尽是繁花盛放的果园。我们带备午餐准备全日工作，有时要行车75英里（121公里）或以上才可以抵达传道地区。

奥克兰的KFWM电台曾在多年间一直被用作广播王国信息的工具，邻近的各艾克列西亚轮流在周末为电台提供节目。我曾有权利通过KFWM的设备发表圣经演讲，例如在1927年7月24日所为一般。这个电台的简称恰巧与英文‘统治人类世界的王国’这句话(Kingdom For World of Mankind)的首字母一样。

扩展所作的服务

有一天，当我们在聚会后驾车回家时，罗兰士，带我首次从事传道工作的弟兄，给我一张往纽约市布洛克林总社服务的申请表。较早时候，在我们受浸之后不久，我无意中听到父亲向母亲说他若和我易地而处，便会立志以耶和华的工作为终身事业。这正是我的愿望，我感到接获伯特利服务的申请表正是我这样行的大好机会。

1928年5月15日刊的《守望台》宣布圣经研究者将于7月30日至8月6日在密昔根州的底特律市举行国际大会。我极欲参加，结果家人和朋友合力成全我的这个愿望。在大会期间，社长J.F.卢述福的秘书当奴·哈士利在台上宣布伯特利需要更多弟兄加入服务。他说打算报名申请的人将获卢述福弟兄亲自接见。我即时响应呼召，填写了另一份申请表；后来卢述福弟兄吩咐我于1928年8月13日到伯特利报到。

当时一共有13人于8月13日，底特律大会之后仅一星期，向伯特利报到。当时有95位伯特利成员在新近落成位于亚当士街117号的新工厂大厦内的书籍生产和船运部门工作。我在伯特利最初的工作是当小册子的封面在机器上钉装完毕和复摺后把小册子拿走。我在印刷部工作不足两周便被调往传道服务部的办公室工作。能够有权利参与这项工作的确使我感到自己正与上帝的组织一同向前迈进。

1929年，我获得首次的假期，但我没有往外地度假而只是留在伯特利里。因此当卢述福弟兄在布洛克林的共济会礼堂发表有关耶和华容许罪恶存留以及洗雪他的圣名的演讲时我得以在场。在此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因此卢述福弟兄的演讲对这个重要和基本的题目作了一项令人振奋的澄清。

在1930年代向前迈进

1931年的真正高潮是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这使上帝的百姓获得一个统一的名称。翌年，用来标明上帝百姓的群体的名称从艾克列西亚改为“群”（英文company），这是个基于诗篇68:11（《钦订本》）的名字。因此在普世各地我们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群”而不再称为“班”或“艾克列西亚”。

1932年，父亲结束了在加州的生意，他、母亲和姐姐均相继加入先驱的行列。他们建造了一间汽车活动房屋，在随后的20年间它成为我双亲的先驱之家。我姐姐葛蕾丝与父母一起，直至1939年她应邀成为布洛克林伯特利之家的成员为止。她一直在这里服务，到1959年她成为西蒙·奎克的妻子。

社方的工厂经理，罗拔·J·马田于1932年9月23日逝世，卢述福弟兄委派弥敦·H·诺尔接任其遗缺。诺尔弟兄较早前是在统筹部门工作的。

上帝的百姓在随后的一年遭遇很大的麻烦。亚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成为德国首相，不久守望台圣经书社设于马德堡的分社办事处被政府搜查和封闭。教皇庇护士十一世宣布1933年为“圣年”；在此之后不久，卢述福弟兄向55个电台发表演讲，题名为“圣年对和平与繁荣的影响”。我当时有权利向听众宣布这个节目。

1930年代早期我们所遭遇的反对日渐加剧，结果掀起了广泛的迫害。耶和华见证人组织成若干个“分区”以便在有麻烦的地区作一个彻底的见证。德国境内的迫害变成如此猛烈，以致于1934年10月7日，许多国家中上帝百姓的“群”纷纷发出电报给希特勒，警告他早日终止对见证人的迫害。

大约在这个时候，上帝的百姓热烈讨论启示录7:9所提及的“大群人”究竟是谁的问题。他们当时相信这是一个次要的阶级，是信心稍弱的一个属天阶级。在一次由T.J.苏利云弟兄主持的伯特利研讨会中，我问道：“既然大群人可以赢得永生，这群人岂不也保持忠贞吗？”弟兄们提出很多评论，但却没有获得肯定的答案。当他们要求我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我说我只是希望获得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而已。

不错，卢述福弟兄在1935年5月31日于美都华盛顿举行的大会里对这个题目发表演讲。我当时坐在楼上的厢座而可以望见下面的听众。当他的演讲把这个阶级的身分清楚辨明出来时，所有人都万分兴奋！演讲根据圣经指出，大群人将会渡过大灾难而享有永远生活在地上乐园里的希望。不错，这个演讲对‘千百万现在活着的人会永远不死’一事提出更进一步的澄清。

1937年7月12日，卢述福弟兄任命我为伯特利仆人。我有权利在卢述福弟兄在世的最后四年半期间紧密地与他并肩工作。1937年后期，《黄金时代》易名为《安慰》，当时卢述福弟兄曾以此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有一天我驾车接载他驶经宾雪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这个地方与《安慰》杂志的编辑C.J.乌活夫(C. J. Woodworth)的家乡很相近。当时驾车驶经该处相当困难，而乌活夫弟兄常被人简称为“乌地”(Woody)，故此卢述福弟兄打趣说：“住在这样的地方，难怪‘乌地’需要安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九月爆发。同年十月，巴黎的分社办事处被封闭，见证人在法国的工作受政府明令禁止。翌年，加拿大政府也禁止我们工作。1940年夏天，卢述福弟兄抱恙在身，我们不清楚他能否出席在密昔根州底特律市所举行的大会。他终于前往出席，但当他发表公众演讲的时候，他派人通知我他事后要马上返回伯特利，吩咐我为他作妥安排。

翌年夏天在米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行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耶和华见证人历来规模最大的大会。我被派负责点收茶水部的一切物资供应，结果只能在最后一日当宣布《儿女》一书发行时才有机会进入会堂聆听节目。在同一个大会里社方也发行了题名为《为耶和华的仆人辩护》的小册子；它提供资料帮助我们应付由宗教人士在背后煽动警察干预逐户传道工作的行动。

这本刊物出版得非常合时。那年较后的时间，父亲因为参加组外传道活动而被逮捕和监禁。孤身留在汽车活动房屋里的母亲遭受暴徒围攻，虽然她没有受到身体伤害，暴徒却把活动房屋捣毁，以致母亲被迫迁到区内的见证人家里暂住。

1941年10月1日，在卢述福弟兄缺席的情况下，我有权利主持宾雪法尼亚州守望台圣经书社的年会。在会议中我被选为社方宾雪法尼亚州的法团机构的董事。

两个月后，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N.H.诺尔，G.E.韩南和我在长岛做完组外传道驾车回家。途中我们听到汽车收音机播出令人震惊的宣布，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这件事对耶和华的百姓来说含有严重的意义——美国已投入大战，社长正病重垂危；此外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大施压力，企图完全遏止我们的传道活动。

虽然卢述福弟兄于一个月零一天后去世，宣扬王国的工作却继续向前迈进。诺尔弟兄当选为继任的社长，他在一年之后的1943年2月1日宣布成立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以训练海外传道员。

1945年5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德国已经投降。美国在同年8月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投下原子弹，于是战后的时期便临到了。

战后的发展

纽约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收回我们在哥伦比亚山道伯特利之家伸展至富曼街的后部分以便兴建行人道和公路。可是，社方却能够在哥伦比亚山道另置物业用以扩展伯特利之家。1946年10月11日，政府批准这项建筑工程。1947年1月27日，工人开始拆卸位于富曼街的建筑物的后部分，伯特利的新建部分则于1948至1949年期间动工。此座优良的大厦于1950年举行奉献礼。亚当士街117号九层高的新工厂大楼亦相继于同一期间落成。

社方的秘书和司库，W.E.梵·安布，由于年老患病不宜于任职，于是向社方请辞。我在1947年2月6日获选接任他的职位，安布弟兄于翌日便病逝了。

不久，在1947年春季，社方委派我往欧洲探访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几个国家。能够与不久之前才自纳粹集中营获释的耶和华忠心仆人交往的确是一项权利。我很高兴能够在当时举行的大会中以主要讲者的身分向他们提供属灵的鼓励。

自从我在1928年加入伯特利服务以来，至此我从未返回过加州。我父母大部分时间均在东部从事先驱工作，因此我间中也有机会见到他们，特别在有大规模的大会举行时。然而在1947年夏季，我终于有机会返回加州一行。有一个大会安排在8月13至17日于洛杉矶举行。社方为那些在伯特利之家服务了15年或以上的成员提供交通工具。这次旅程和大会均令人十分愉快！

特别的服务权利

多年来我曾在上帝显形组织的扩展方面享有过一些难能可贵的权利。在我有分协助守望台社洽购众多的物业中，最近期的是1983年年初在布洛克林珍珠街175号和富曼街360号的新置物业。我衷心希望这些宏大的新设备能够用来进一步扩展在全球宣扬王国的工作。

我曾周游各地，足迹不单遍及美国，也曾到过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向大群上帝的百姓发表演讲鼓励他们努力紧守基督徒的传道职分。例如在1963年“永远的好消息”国际大会的环球旅行团中，我以社方代表的身分参加和发表演讲；这只是我曾享有的众多权利之一而已，为此我十分感激耶和华。我曾在耶和华见证人于杨基运动场举行的多次历史性大会中担任讲者，例如在1958年有超过二十五万人出席的大会中发表演讲；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权利。

不断向前迈进的组织

人生的际遇变幻莫测，有时不如意的事会令人十分难过，父亲于1954年12月31日在他最后的先驱委派地区伊利诺州去世时，情形便是如此。在随后的一年，姐姐葛蕾丝和我把母亲从伊利诺州接到纽约定居，直至她于1962年5月6日去世为止。然而在1956年5月12日，当一位热心的先驱爱迪芙·韦杜丝成为我的贤妻时，这为我带来了愉快的转变。她自那时以来一直忠贞地与我一起在伯特利服务。

我在耶和华的显形组织的总部作了多年的服务，特别使我满心喜乐的是目睹上帝明显地继续祝福他吩咐他的百姓在末日未临到以先将王国好消息传遍地极的工作。（马太福音24:14）我目睹治理机构在1971年的扩展以及在1974年的再度扩展，此后我有权利参与一些影响到各地的分社和普世传道工作的重大决定。我亦亲眼看到普世王国宣扬者的数目从我于1928年加入伯特利时的44,080人增至今日约有2,500,000人从事这项工作。上帝的组织的确不断向前迈进，而我十分感激上帝让我在这项伟大的最后见证工作上享有这么多的服务权利。

我比以前更坚信圣经论及上帝的公义政府以及它为地球带来永远幸福的应许。我若能够重头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同一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五十五年来能够与世上最奇妙、最庞大的基督徒家庭一起在伯特利服务，这实在是何等的喜乐和权利！

当以上的文章正准备付印时，苏特弟兄在布洛克林伯特利的房间里严重跌伤，以致脊椎骨受到重创。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他在守望台社伯特利的附设医院中受到一切可行的仁爱照顾。他的情况虽然稳定下来，但仍属于危殆。我们恳切祷告祈求耶和华照顾这位忠心的弟兄，并在他的伤残期间为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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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深受J.A.布纳提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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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和姐姐一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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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这间活动房屋里度过二十年的先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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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7年接替W.E.梵·安布继任守望台社的秘书和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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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许多大规模的大会中发表演讲——图示1958年在杨基运动场演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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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6年以来爱迪芙成为我的忠心良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