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监狱里七年——却仍然保持坚强的信心！
被单独囚禁七年无疑是一段悠长的日子。在你一生中有任何东西你会深信到足以令你甘为它抵受这样的一场考验而不愿妥协以苟求自由吗？宁愿受到若干年的监禁而不愿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一定是信心十分坚强的。但是被囚禁于牢房中那段漫长和孤寂的岁月中，他怎样充实他的思想以保持坚强的信心呢？
去年10月30日上午10时在纽约杨基运动场有34,708个听众聚集来聆听一位身历这种考验的人讲述他的经验。四天前这些人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然而他们不辞跋涉，由美国东北各地，有些甚至由加拿大，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赶来参加。
前来聆听的人大多数并不认识这个人，只知道他的名字是钟志丹（Stanley Ernest Jones）。他们来是因为这人是他们的基督徒弟兄，而他刚从共产中国的监狱释放出来。他们深信他要告诉他们的事是属灵力量的来源，而这力量是他们在将来的艰难时期中对上帝保持忠诚所必需具有的。他们来也是要利用这机会向耶和华的一个忍受这样长时期考验的仆人表示真挚的爱。
10月30日星期六早上，天气睛朗而寒冷，温度在摄氏表六度左右。听众坐满杨基运动场的低层和中层，他们都带备毛毡和热水瓶来御寒。这群热心的听众肃静地听讲者说话，他开始的几句话紧紧地打动了他们底心弦:
“弟兄们，我被单独囚禁之后，不能与耶和华见证人谈话已经七年了，今天早上我在这里面对你们这么多的人讲话，确实使我感动得难以表达。我最后一次与这么多的弟兄一起是在1946年，我参加克利夫兰大会的时候。”
在上海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在叙述中，钟弟兄将他底听众的注意力带到中国的上海——他和他的同伴金海露弟兄毕业于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之后，1947年被委派到那里工作。中国人很友善，对他们的传道工作有良好的反应。可是中国是一个饱经内战摧残的国家。1949年底，共产党军队已抵达这个沿海的城市——上海。一天晚上，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这两个海外传道员听到枪声由远而近，后来又归于静寂。翌晨起来他们看见共产兵士站满街头。他们正处身于“竹幕”之后了！
数以千计的其他宗教传教士均速速离开中国。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怎样呢？‘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会怎样呢？’在钟弟兄说完这句话之后，听众都这样想。
“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要留下来帮助我们的弟兄，抑或像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一样离开这里呢？我们毫不犹疑地作了一个决定。我们要留下来，因为我们爱那里的弟兄。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未成熟的，我们感觉假如在这时候离去便好像牧羊人看见有危险征象时便离弃羊群而逃跑一样。
“我们自由地工作大约有十二个月，工作继续扩展。1951年我们被召往警局，当局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停止逐家逐户传道’。但我们仍可以在王国聚会所传道和主持圣经研究，只是‘不准作逐户的传道工作。’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中国的弟兄，并高兴地见到他们有这样的反应:‘这命令只应用在你们外国人身上；并不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会继续作这种传道工作，或者当我们找到感兴趣的人时，你们便可以教他们读圣经。’我们真的这样行。因此，由于弟兄们的热心，我们的工作不但没有减缩，反而继续加增，以致当局大感惊异。”
困难增加
钟弟兄说到1955年，他们的聚会所地方太小，聚会时十分挤迫，于是租下一个较大的礼堂来聚会。但是当他们正欲使用它的第一个星期日，警察来阻止他们说:“你们有一个礼堂，你们只可在那里聚会。”政府显然决心要进一步阻挠他们了。
共产主义推行在每一角落——在工厂，办事处，学校，医院，家庭和街道上。政治委员会每周开会灌输共产主义。为要改变人们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改造运动”亦开始推行。它不独企图要民众的思想前进，改良工作方式，并且，特别要清除人们的旧政治思想而接纳共产制度的观念。共产党告诉工人们应该互相批评，以前对共产政权有任何不满的批评应该公开坦白。他们强逼工人不断地攻击其他人，使这些人不堪其扰，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过，并公开表明要痛改前非。
但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又怎样呢？有许多教会被当局命令与外国断绝关系。至于牧师，有些被逐出教会，其他则受命参加特别班，学习共产政治。于是它们遂演变成一个“爱国的”教会运动和教会组织。
“耶和华见证人处于这样境况之下并没有参加这些运动。我们的弟兄明白这件事，而保持纯洁的立场。正如耶稣对我们说，我们‘不属世界’正如他不属世界一样。我们若‘与世俗为友，’便是‘与上帝为敌’了。——约翰福音17:16；雅各书4:4。
“这样，我们传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日渐增加，那些作逐户传道的弟兄常常被一些政治委员拉上警局。最初在一两小时之后便获得释放，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三位基督徒姊妹竟被拘留四日之久。我们忧虑中国的弟兄对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令我们十分欣慰的是他们被释放之后，竟因他们被算‘配为这名受辱’而深感高兴。（使徒行传5:41）他们决心继续同样地传道。我们嘱咐他们小心避免任何可以避免的困难，但是他们自信可以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
“不久袁南茜（Nancy Yuan）姊妹在作逐户工作时被警察当局拘留，留下四个儿女，其中最年幼的才一岁。我往见一个律师求他帮忙，他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落在警察手里的事，我们是不能干涉的。’她的母亲把一本圣经送往给她，但被遣回。这姊妹被拘留四年之后才被提出庭受审。至于她受到什么判决，我不知道。另一位姊妹是一间学校的教师，也是四个儿女的母亲，也被逮捕。”
整个运动场的听众听到这些事都发出同情的叹息。
钟弟兄说他曾努力试图参加1958年耶和华见证人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大会；但是中国政府不作解释便拒绝发予出境证。大会后一位香港的弟兄来上海探望他们，但是当局不准他上岸。他们只得乘一小轮在他的船旁驶过。向他招手和问候而已。这弟兄是数年来从外处来探望他们的最后一位。
海外传道员被捕
“一天早上当我们正要进早餐的时候，”他继续说，“金弟兄向窗外望，看见有些警察跑进小巷来。他说:‘他们要往那里呢？’顷刻间，门口响起一阵猛烈击门声。我们把门打开，他们站在门口。‘盗匪’似的用枪指着我们，叫我们举手，并把我们加上手铐。然后将整座房屋彻底搜查，把守望台社的出版物放在袋中，用汽车把我们解往临时拘留所。在那里我一直是单独被扣留在一个牢房里。”
从那时起钟弟兄和金弟兄受到不停的审讯，他们被控告‘从事反中国人民政府的活动’。这包括两方面。第一:他们的道理和传道活动。第二:他们个人在过去九年间所说所谈的话。警方显然早已搜集资料置于档案以控诉他们。钟弟兄解释他们的方法:
“他们反对我们传扬上帝的王国是人类唯一希望。他们说他们早已把古旧的帝国主义铲除，现在国家已落在人民之手。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一个‘新中国’和一个‘新世界。’所以他们坚持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如果你们教人保持中立，那么你们便是反政府。’”因此传扬王国的人就是破坏份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以为拘捕我们便可以阻止王国信息的发出和打击上帝建立王国统治全球的旨意，但是我们深知没有任何政府——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上帝的仆人——能够阻止上帝的王国被传扬于普世，也不能阻止它毁灭所有的仇敌。我们并知道这日子已迫近眉睫。堂堂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的大国竟以区区五十个耶和华见证人为一项威胁而要采取这种行动是多么可笑！”
共产中国政府的这种愚蠢态度引起听众一阵笑声，钟弟兄继续描述共产党怎样努力以从轻判罪来诱使他认罪。
“他们的方式是要求坦白。我告诉他们我不觉得自己曾犯任何罪。但是他们说:‘你细想一下你以前的罪行。’这个主意是要使我开始想:‘我真的作了些坏事吗？我有犯法吗？’他们以为这样或者囚犯会感觉有些事做错了，便会供述出来，于是他们便可以知道多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所以他们让囚犯有时间去思想。如果他仍无话可说他们便会提及一些事。他们对我说:‘你曾诽谤中共的报章。’什么时候呢？怎样诽谤呢？他们没有说。他们要我自己思索。然后，过了一个时候，他们便说当中共的报章报导美军在韩国使用细菌战的时候我诽谤他们。
“现在我想起若干年前，有一次报章报导在北韩发现一只带有传染菌的老鼠。当时报章说这证明美军曾把这只老鼠掉在北韩，使细菌在民间散布开去。当时有人向我谈及这件事，我大概曾说；‘在我听来，这恐怕是宣传而已。’但是现在他们要我承认我所说的是诽谤，是犯罪。
“同时，我曾经和一个妇人研究圣经。有一次，在开始研究之前，她问我曾否到过香港。我告诉她没有。她说:‘听说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希望有一天能到那里渡假。’现在警方为这几句无心之言竟说这人不满祖国的生活，不满政府而打算逃走，这就是反政府行动。当然在一个仅称得上‘言语自由’的国家内没有人会因这些事而被监禁的。
“但是他们必需找一个理由才能拘捕我们的中国弟兄和禁闭我们的组织，所以他们向社方提出控诉，说守望台社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它是‘美国政府的特务’；社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我被派来中国，不是传道而是反共产主义，他们把这些事列在一张问答表上，把我的答词和他们所要我说的话填上，然后将它读给我听。当然我拒绝在这纸上签署。他们便对我说:回到你的房去再考虑一下。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半夜间摇醒我带我到审讯室，把这张纸向我再读一遍。但是我清楚地向他们解释守望台社是一个传扬上帝王国好消息的宗教组织，他们带我回牢房内叫我再作考虑，并给我一张纸，嘱我把那些事写下来。但是我只写下一些为社方辩护和解释我们在上海工作的话，递给他们。他们非常愤怒，但是以后他们再没有叫我在那张纸上签署了。”
四个月之后，他们告诉钟弟兄他们会带他到在一个“美丽花园”内的“愉快之家，”让他在那里静思六个月。但是那里每日晨早五时，邻近田野的扩音器便开始大声地播放音乐，向家里和田里的农民训话和演讲，直至晚上九时才停止。六个月后，他的健康开始受影响，他倒高兴回到上海那龌龊的拘留所。跟着是施行一年强化的“政治教育”。他的“讲师”技巧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错误和罪恶，并指明共产主义是人类难题的救星。在这环境下钟弟兄怎样想呢？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想；你们见到它的缺点和失败，知道改变是必需的；但是你们没有解救的方法。我可以看出你们亦有你们的缺点。你们有你们特别的罪行。人也需要从你们的压制下被拯救出来。当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老是想及王国是我们真确的希望。所以这种主义完全不能渗入我的脑海里。我以上帝王国的知识来护卫自己，确信它，对它没有一丝的怀疑，因此我绝不会被动摇，我相信你们也不会。
“很多时我试图在这境况下向他们传道，我切欲如此行。然而每当我提及圣经时他们便立刻阻止我。有一个人说他是宗教和圣经的权威。我以为我可以向他解释或许他还有点天良。但是他立刻板着面孔说:‘你不能向我传教’！样子变得十分凶狠。在这境地向共产党徒传道是不可能的，但我总尝试过。我时常为此而感觉满足:‘我仍然是一个见证人，我仍然传道或试图去传道，’那时，我便为此而自感安慰。我知道当你们逐户传道而没有人聆听时，也许你亦会有同感:你已经尽力而为；无论如何，你仍然是一个见证人。”
共产党的审讯
“在狱中过了两年，当我在被押出庭之前，他们对我说:‘你可以延聘一个律师协助你；但他不能为你辩护，’他们说；‘他可以讲求法庭从宽判刑，法庭会听他说的。’初审时，并没有人旁听，我的律师也没有出庭，翌晨我被带到法庭，那里大约有八十人。法官没有问我认罪不认罪，他只是审问我。他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你是由帝国主义者诺尔（Nathan Knorr）派来中国的吗？如果你的教会被关闭，你有组织从事地下活动工作吗？你有将一些人名寄至香港使他们可以收到《守望台》杂志吗？’
“我只是照事实作答。也准备接受任何判决。我知道这件事完全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所以我并不担心。我感觉自由；我感到耶和华上帝在控制这事，结果如何都是他的旨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再被带出庭，法官将宣判读出来。金海露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然后被遣出境，我被判入狱七年后，也被逐出境。”
狱中漫长的岁月
“上海监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那里有九座大监仓，每座至少能够容纳一千个囚犯。其灰暗阴沉使我惊异。囚犯们没有穿制服；他们都是穿自己的衣服，经年累月，他们的衣服千疮百补，以致不复看到原来的样子，他们在地上踱圈子，显出一副忧愁沮丧的样子，尤其是当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操步——其实是拖着脚步——作运动的时候，更显得瘦骨嶙峋，十分可怜。
“监房外面有一条走廊，由走廊至牢房要经过许多门闸，铁栅。牢房只像一个大柜，没有窗洞，只有一扇门在前面。牢房有八尺长，四尺半阔，大约八尺高。地上有一个木台占了大部份的地方，只留下些小地方开门。晚上我需要在这台上铺开被褥睡觉。虽然起初觉得不舒服，但没有办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渐渐习惯了。我对墙上的每一道裂缝，地台上的每一个隆起部分我都熟识，我开始感到熟落，所以，后来当他们把我调到另一个牢房的时候，我反而感觉有些陌生，要自己习惯另一个新家。
“夏天那里非常炎热，在入狱的头四年我受到蚤虱的困扰，以致难以入睡。很多时由于失眠和被审讯，我开始感觉昏眩，而需接受药物的治疗。后来倒没有什么了。在冬天那里又十分寒冷，没有火炉，因此我需要穿很多衣服，——即如你们今早一样。我习惯穿上厚的羊毛内衣，四件羊毛线衫，一件棉背心和一件短棉袄，有时我仍然觉得冷。”
主要的问题:时间
“我手上有的是许多的时间。我问管理人取一本圣经；他有些困窘；他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刚在那时候，一位英国政府代表来探望我，我问他可否送一本圣经给我。他照做了，但可惜我从收不到。
“我开始想起许多的经文，跟着我把它们写下来。我记得我常常想到彼得前书4:12,13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节经文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有时一个人总会奇怪为什么自己会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与及会因好消息而被判罪。这一切控诉都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圣经给我保证并吩咐我:不要以它为不寻常，在患难中反要喜乐。
“另一节经文在启示录2:10:‘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们必受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勇气。它首先向我保证不是上帝不喜悦我而是魔鬼不喜欢我。他把主的子民下在监里，我们不应惧怕任何他可以做到的事。总之，我们必受难‘十日。’换句话说，这患难总会终结。万事都有尽时，因此我们只要忍耐，上帝会引领我们渡过困苦。
“我亦时常想及彼得前书1:7说信心被试验比黄金更宝贵。被监禁就是我们底信心的试验。上帝会常与我们同在吗？我们会平安地出狱吗？鉴于这些经文，我认为会。我相信任何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会从这些经文得到安慰和保证。”
每日经文，祷告，阅读
“我把相当多的经文写下来之后，便每日选一节作为当日的经文，将它抄下来贴在显著的地方，这样我可以终日思想它。
“那时候我可以阅读中文报纸，而这些报纸都是记有阴历的日子，我于是能够知道新月的时候。由此我可以推测到纪念耶稣受难的时间。当我想到各地小组开始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时，我通常坐在牢房里祷告上帝，然后在脑里翻温所有与耶稣受难纪念有关的经文。我想到弟兄们怎样聚在一起，我想及各小组会怎样在二十四小时内举行耶稣受难纪念仪式。这样行可以帮助我不断想及王国和我们的弟兄，使我感觉身在他们中间；因为我最怀念的就是弟兄的交谈，他们在上帝的道上给我的鼓励。
当时我收到在英国的妹妹寄来的报纸，这些报纸有时会载有一节经文，其中一份报纸常刊载一位牧师的讲道。我经常读这些演讲希望找到些经文。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人写的讲词往往是连一节经文也没有引用的。
我在报章上找到一节经文。这经文在我未来的岁月中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就是罗马书12:12。
它这样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认为这是十分适切的。即使我处于一个似乎绝望的境地——还要渡过一段悠长的岁月——但是在我前头还有一个王国的希望。如果我死去，我还有复活的希望。圣经对我说:在指望中要喜乐。我愈想及将来的指望，我愈感到快乐，我变得更坚强。所以，这样我可以遵照圣经所说而行:在患难中要忍耐。
“如果我愿意妥协以取悦他们的话，我是可以早些出狱的，他们时常说如果我肯让步便减轻我的刑期。但是我知道妥协是无可能的。他们得寸进尺，一定会使你说出反对弟兄的话为止。我们既不能如此行，所以不能作一步的妥协。任由他们不悦罢，我必须站立稳固，等候耶和华的拯救。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接受圣经的忠告和‘恒切祷告。’
“初入狱的时候，我非常热切地祷告耶和华上帝，但是由于缺乏弟兄的鼓励，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渐渐有一种倾向，感觉到我的祷告重复，因此没有多大功效。这种倾向会使人忽视祷告。这是经过若干年后会发生的事，但是有一节经文说:‘要恒切祷告；继续祈求，你的祷告是有效的，它是你底力量。’它真使我坚强，当跌倒的时候，它扶持我，使我继续前进。
“我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怎样渡过时日。我由早上五时半起床开始，就面对着悠长的一整天。他们把一些杂志给我阅读，但是都是充满政治色彩，我从不看它们。于是我决心尽力找些教科书来研读。我得到些关于数学和电学的书，便开始研读。圣经吩咐我们思念善良的，清洁的，有益的和公义的事。（腓立比书4:8）当然这些都是指灵性上的书。但是在原则上，我感觉研究这书也是善良和有益的。它们不会使我想及不健全和无益的事。即使在若干年后，也许我学非所用，但是目前它至少可以使我有所寄托。于是我努力研究它，力求明白，我觉得它使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磨炼。我很喜爱这种研究。事实上，我是那么专心力求解答数学和电学上的难题，以致我要提醒自己不可忽视圣经的研读。有时我试把经文译成中文来锻炼我的思想，也使自己免致忽略上帝的道。
“我每月可以收到一封家书，他们告诉我他们寄了什么给我，而我亦告诉他们我收到什么。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寄到，也知道什么被没收了。”
在中国大陆的耶和华见证人
普世的耶和华见证人都会关心到当海外传道员被拘捕之后，中国的弟兄姊妹会怎样。现在钟弟兄把他所知道的向大会的听众报导。
“我知道有些其他的弟兄也被拘捕，我时常很留心观望他们。有一次当我被带去拍照时，我看见我们的三位姊妹，其中一位是四年前被捕的，显然地他们把她拘留四年还没有释放她，他们解她出庭，宣判她的罪，把她关在监牢里。我很高兴见到这三位姊妹。虽然我们不能谈话，但是至低限度我们可以点头微笑。我颇感安慰的是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交谈。我亦凭种种方法探听到我们有五个弟兄被捕，他们也同在一起，仍然坚守信心，满怀希望和喜乐，同时他们非常渴望知道我和金弟兄的情形。我确信时至今日，这些弟兄仍然坚守真理和保持忠诚。”
听众听到这个喜乐的讯息都一致热烈鼓掌。当说到以下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又发出一阵掌声。钟弟兄对他们说:
“从我的牢房望出走廊可以望到下面的庭阶。犯人入狱或出狱我都能够看到。有一日，我偶然望出窗外，看见一个囚犯，他肩上托着一个大箱，然后跟着还有两个箱子，我心中想，‘我以前似曾见过这些箱子；我认得了，它们是金海露的，’然后我见到走在这些箱子后面的果然是金海露，他恢复自由了。
“我非常高兴。当然我会想到‘我又怎样呢？他们会让我早日恢复自由吗？’”
最后两年
中国的官员又再开始向钟弟兄发动心理攻势。首先他被调到金海露弟兄曾经住过的牢房。他们开始对钟弟兄表示关心，甚至安排一个狱卒和他谈话。但是不久，他们把政治扯入谈话中，当钟弟兄拒绝加以讨论时，他们便停止谈话。他们专意使他相信他不久便会重获自由。到他刑期的第六年他们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表示快获得释放。之后，他们又不再理会他，于是他估计他至少还要被囚一年。他说:
“当时事实是这样。监狱当局曾经写一封信给法庭说他们满意我的行为，并且提议释放我，但是法庭没有批准。原因是在我的书信中从不提及共产主义。但是有许多中国囚犯在写信时，为了取悦政府，他们在信中便常会这样写:
“‘相信你们会高兴知道我现在已革面洗心，现在我正跟着我们伟大的首领毛泽东工作和听从他的教导，我要支持共产政府，我希望在同胞的关怀中作一个工人。’
“他们会在未说及家事之前写出这些话。这无疑是他们在开会时所学到的。事实上，这些囚犯都非常熟识共产主义，只是它没有打动他们的心和改变他们的行为而已，我清楚这点，因为我从日常的观察中可以知道；狱卒们也会知道。虽然这些狱卒喜欢他们这样写，但是有时由于他们所写的过于装假，我听到狱卒对他们说:‘当你们写信时，不要这样写了，因为你们的心里根本不是这意思！’我从来不会这样写。我常常说我为我所受的感谢他们；我尊重他们，但是我不会卑躬屈节去取悦他们。因此他们不会提早释放我。
最后，大约在他七年刑期结束之前三周，中共官员带钟弟兄出外五次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公社，工业展览，艺术中心，和工人的村舍。他评论说:
“我看见这些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他们诚然有不少的建设。但是他们没有做一些其他国家没有做的事。
“到1965年10月13日便是我获释的日期，我以为我会在早上被释放，但是他们等到晚上八时半才释放我。他们的意思是要我完全服满七年刑期，只放早了十个半钟头。”
钟弟兄出狱之后，由一个警察带他到一间旅店。然后乘两天火车到广州，在那里他被当局安置在一间旅店里——一切的费用都由他自己支付。翌晨他被护送到中国和香港交界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的情形说:
“我被送到边界，有英国的警察驻在另一边。我同时看见一个英国人走近边界看我:他迟疑地摇摇手，我也犹疑地招呼他，因我并不认识他。后来他再和查理士弟兄一同行前来。我立刻便认得查理士弟兄。英国官方告诉这些弟兄说:‘上来迎接钟先生，但是脚不要跨过这条白界。’他们照做了。
在“竹幕”的另一面
“过了边界之后，我十分欣慰能够再和弟兄们一起。经过多年的单独监禁之后，这是个欢欣难喻的经验。当他们告诉我有些新闻记者等着见我时，我反有点不安了。在被囚禁的七年中，我从没有想到会有人特别关心我的情形。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关心我，我很感激你们的关怀，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祷告是有助于我的。
“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时我要面对新闻界的感觉。你们可以想到，七年被囚在一个要小心说话，甚至无心之言也被算作犯法的地方，自然地你就会守口如瓶。现在我虽是处身自由之地，但是要我立刻一无禁忌地尽享自由倒不是容易的事。香港的弟兄们尽力协助我。我甚至有机会和他们一同作逐户工作，这是我十四年来第一次参加逐户传道。”
当时杨基运动场的34,000多个见证人都好像跟着钟弟兄被释放而与他同感喜乐，他们常常热烈地鼓掌以表示他们为他高兴。他述及在日本渡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在名古屋向230人演讲，后来在东京向大约一千人演讲。他踏进美国的第一站——夏威夷的檀香山，——在那里约有一千人聆听他演讲，他说:
“他们以前未曾见过我；我也未见过他们；但是他们亲切地欢迎我使我感觉到离开中国之后，好像重回到充满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当中。生活在新世界社会里是多么的喜乐和幸福！”
钟弟兄在三藩市——那里有二百人欢迎他——停留两小时之后，便抵达纽约市，他说想起二十年前他在曼哈顿作四个月的全部时间传道员，和在守望台社的印刷厂工作几个月的时候与今日的情形真有天渊之别。但是杨基运动场的听众料想不到钟弟兄因他所见的而发表下面一番谦虚的说话:
“我所见的变迁使我深深感动，”他说，“因为过去七年来我一事无成。在那七年中我完全没法传道。我来到这里体会到你们在七年中非常勤恳工作。你们日复一日地传道。主已经祝福你们使你们大有增加。我出来之后所见到的一切对我说来委实是一个大大的鼓励，促使我赶快努力。
“当然首先我需要多作研读工夫。从《乐园》一书出版后所有的书我都要读。我知道在旅途中，不会读得很多，但是在我重返英国，与隔别十九年半的双亲相聚后，我必定努力研读。”
对众人的良好训勉
“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不会令你们担心，觉得如果这些事临到你们，你们定活不了。我在香港时，有一个新闻记者说:‘我绝不能忍受孤单，如果把我单独囚禁七年我定会神经错乱。’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有所寄托。我们的内心有灵粮维持我们，使我们可以保持坚强的信心。当然，我们首先要研读。我们若不研读便没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最重要的是不断研读圣经，参加聚会来造就自己。然后，当困难来到时，你们便能够‘站立稳固。’
“听过我的叙述，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什么英勇事迹。它只是一件‘忍耐，对上帝保持信心’的实例而已。我确信你们也会这样做。
“在檀香山一位姊妹走来静静地问我:‘请不要因我的问题而见怪，只是我想切实知道，在那七年中你可曾感到忧愁和沮丧？’我对她说:‘有！我曾感到！’有时我感觉无聊，没有作为，和荒废光阴。一个人只要动用思想去研读，他便常常得到研读的乐趣；他可以想及些有益的事。但是经过相当的时间，他总需要休息一下，那时便会产生怎样可以使脑子不胡思乱想的难题。一个人处于这种情形下是会觉得沮丧的。
“但是在这境况下我从没有想到要采取别的方法。我绝没有想到要改变行径或妥协。我知道我一定得到解救。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突然，我底思想又可以再次贯注在其他事物上。于是我再次感到快乐再次忙碌起来。我即使再会困倦，觉得无精打采，但我深知必能再克服它，而重振精神。
“所以我可以说:我们是人，我们具有人的情感，人的软弱。如果有时我们会情绪低落，这并不是罪过，因为甚至情绪低落也不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信念。我们仍然怀有同样的希望。我们只要忍耐，上帝便会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有些弟兄问我恢复自由后的感想。我对西方国家的进步有什么想法？它与中国大陆的生活情形有什么差别？
“二者之间的差异极大。今日的中共要求她的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朴素，单调和受管制。现在我走入自由世界，看见人们的衣着五光十色，非常华丽。这里充满生气，活力，自由的行动和各样繁荣的征象。我宛如从一个世界进到另一个世界中。我自己开始想:这些华贵的汽车——我得到一部岂不是很好吗？华丽的家，——也是好的——好的衣着，精美的电视机，电台播送的高度传真音乐，等等。我留意到这一切的物质繁荣，但也体会到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一个陷阱。
“我清楚知道世俗的人将他们的快乐寄于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上。如果突然失去这些资财，他们的快乐便随之消失，他们便不能活下去。
“但是我们无疑不会这样。诚然拥有一部优良的汽车和生活的奢侈品并不是错事。只要我们不把这些东西视为快乐和幸福的来源，它们对我们是有利无害的。换句话说，我们若将属灵的事置于适当的地位——首位——我们自然不会过份重视它们。
“这就是我进入这个不同的世界的感想。我看到这里的繁荣，也察觉我们须小心提防这种繁荣会成为绊倒我们的绊脚石。”
数万听众都热烈地鼓掌，表示他们非常感激他这合时的忠告和赞同他的说话，他们同时很高兴接受钟弟兄代表香港，日本和檀香山的弟兄们转达的热爱和问候。他结束的几句话更深深地感动他们。
“最后，我相信那几位仍然在中国大陆的弟兄若知道我今日在这里跟你们谈话，他们亦会希望我向你们表示他们对你们所怀的爱和厚望。”
这两小时的聚会在响彻整个运动场的掌声中结束。在唱诗和祷告之后散会。各人踏上自己的归程，他们得益不少。真好，数万人的嘴唇和内心会虔诚地为那些仍然在共产中国坚忍地保持信心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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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丹在杨基运动对34,708人发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