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

耶稣说过一个撒种的比喻，种子落在好土上，代表那些喜爱上帝话语的人。他们虽然饱历艰辛磨难，却仍旧忠贞不二，继续宣扬上帝的信息，从而“忍耐着结出果实”。（路加福音8:11,13,15）在乌克兰，这种情形尤其显而易见。在这个国家里，耶和华见证人遭政府禁制，饱受残酷迫害达50多年之久。可是，他们不但历劫犹存，而且日益兴旺。

在2001工作年度，这个地区创下了12万零28个传道员的新高峰，其中5万6000人是在过去五年内认识圣经真理的。过去两年，弟兄们分发了5000多万本杂志，数目相当于全国的人口。每个月，分部办事处平均收到一千封信，要求索取更多的资料。在几年之前，这种情形实在很难想象。纯真崇拜的确节节得胜！

我们回顾乌克兰的历史以前，让我们先看看这块土地。乌克兰不但拥有耶稣所说的属灵好土，境内的泥土也十分肥沃。差不多有一半的陆地都覆盖着肥美的黑色土壤，气候也相当温和。在这些有利条件下，乌克兰是世上农产丰富的国家，盛产甜菜头、小麦、大麦、玉米和其他农作物。自古以来，乌克兰一直享有欧洲面包篮的美誉。

乌克兰由东至西约1300公里，从南至北约900公里，面积比法国稍大。从本书123页的地图上，你可以见到这个国家位于东欧，在黑海之北。乌克兰北部遍布森林，稍南是肥沃的平原，再南则是壮丽的克里米亚山脉。西部的山麓丘陵伸延到巍峨陡峭的喀尔巴阡山脉，猞猁、熊、野牛等动物常在这一带出没。

乌克兰约有五千万人口。人民性情谦和、慷慨好客、刻苦耐劳。许多人都能说乌克兰语和俄语。如果你应邀作客，主人很可能会以杂菜汤和小面团飨客。你享用过美味的饭餐之后，还可能有耳福欣赏民歌，因为乌克兰人都喜欢唱歌和弹奏乐器。

乌克兰人接触过不同的宗教信仰。公元10世纪，东正教传入乌克兰。后来，奥斯曼帝国把伊斯兰教引进乌克兰南部。在中世纪时，波兰贵族前来传播天主教。到了20世纪，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很多人成为无神论者。

全国各地都有耶和华见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耶和华见证人都住在乌克兰西部，那里分为四个地区：沃伦、夏利希纳、外喀尔巴阡和布科维纳。

真理种子落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以前的名称）的活动已经有一个世纪了。1891年，作领导的圣经研究者查尔斯·罗素探访欧洲和中东许多国家。在前往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他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稍作停留。后来在1911年，罗素在欧洲多个大城市，包括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发表一系列的圣经演讲。

罗素弟兄乘火车抵达利沃夫，租了个大礼堂（称为人民礼堂），准备在3月24日发表演讲。他在当地七份报纸刊登了九个广告，也在各处贴出大海报，邀请人前来聆听演讲。讲题是“预言中的犹太复国主义”，主讲人是“纽约来的著名讲者”——牧者罗素。罗素弟兄原本打算发表两次演讲。可是，美国有个犹太教士猛烈反对罗素，教士发了个电报给他在利沃夫的伙伴，要他大力抨击圣经研究者。结果，有些人受到误导，试图阻止罗素发表演说。

当天下午和晚上，礼堂里座无虚席，反对者也在场。据当地的《新世纪报》指出：“［罗素的］传译员一开口，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大吹口哨，高声呼叫，不容讲者说下去。牧者罗素只好走下讲台。……晚上八点钟的那一次演讲，情况更为混乱。”

可是，许多人其实很想听听罗素弟兄有什么话要说。他们对他的信息感到兴趣，纷纷索取圣经书刊。后来，罗素弟兄评论他这次探访利沃夫，说：“上帝容许这些事发生，只有他才知道要达成什么旨意。……［犹太人］这么激动，也许促使有些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在较平静的环境下，这些人也许反而没有这么留意。”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即时对圣经信息作出响应，但真理的种子却已经撒下了。后来，在利沃夫和乌克兰各地，有许多圣经研究者的小组纷纷建立起来。

1912年，德国的圣经研究者在乌克兰一个畅销月历上刊登了一幅大广告，促请人阅读德语版的《圣经的研讨》。事后，德国分部收到了大约50封来自乌克兰的信，索取《圣经的研讨》和订阅《守望台》杂志。分部办事处跟这些感兴趣的人保持联络，直到1914年爆发大战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乌克兰被邻近四个国家所瓜分。乌克兰中部和东部被共产俄国夺去，并入苏联的版图。乌克兰西部则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夏利希纳和沃伦并入波兰，布科维纳归入罗马尼亚，外喀尔巴阡则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容许人民享有较大的宗教自由，准许圣经研究者继续传道。因此，许多结出果实来的真理种子，都是在乌克兰西部撒下的。

初苗

20世纪早期，许多乌克兰家庭移居美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些人读过我们的圣经书刊后，寄给家乡的亲友看。有些家庭认识了圣经研究者的信仰之后，返回本国，向家乡的人传道。结果，有几个圣经研究者小组建立起来，后来更发展为会众。20年代早期，波兰有些圣经研究者在夏利希纳和沃伦撒下了不少真理种子。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弟兄则把真理传到布科维纳区。

这为未来的扩展，奠下了良好基础。1921年12月15日的《守望台》（英语版）报道说：“最近，我们有些弟兄探访［布科维纳］，……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星期，结果成立了七个研经班，现正研读《圣经的研讨》和《圣幕影子》。其中一个研经班更有70人。”1922年，在布科维纳的科林村，斯捷潘·科尔察接受了真理，受浸后开始向人传道。据我们所知，他是乌克兰第一个受浸的弟兄。后来，有十个家庭也加入他的行列。外喀尔巴阡区也有类似的增长。1925年，韦利基卢基村和邻近的村落，已经约有一百个圣经研究者。在此之后，第一批全时传道员开始在外喀尔巴阡展开工作，并在圣经研究者的家里举行聚会。有不少人受浸。

阿列克谢·达维尤克是个资深的耶和华见证人，他描述当日的人是怎样认识真理的，说：“1927年，一个村民带了一本圣经书刊到沃伦区的兰科韦村去。几个村民看过之后，很想知道地狱和灵魂的真相。既然书上载有圣经研究者在波兰罗兹的分部地址，村民于是写信给分部办事处，希望有人接触他们。一个月后，一个弟兄来到那个村落，并且设立了一个研经班。当时有十五个家庭参加。”

早在那些日子，很多人对真理有很好的反应。例如，夏利希纳区一个读者写信给布鲁克林总部，表示感谢说：“你们的书治好了我国人民的许多创伤，也带给我们光明。请多寄一些书刊来。”另一个感兴趣的人写道：“我请你们寄些书刊来，因为这里没有这样的书。我们有个村民原本有你们几本书，还没有机会阅读，就给别人抢去了。目前，他正查问各个村民，希望找回他的书。”

由于人们反应热烈，圣经研究者在利沃夫的佩卡沙基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收取夏利希纳和沃伦寄来的索取书刊信件，并把这些请求转交布鲁克林总部处理。

20年代中期，真理种子已纷纷在乌克兰西部萌芽生长。有许多小组建立起来，其后有些更发展成为会众。有关当日的活动，我们的记录不多。据现有的报告显示，在1922年，夏利希纳有12人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1924年，据《守望台》报道，在乌克兰南部的萨拉塔镇，有49人出席纪念聚会。1927年，外喀尔巴阡有370多人出席纪念聚会。

1925年12月1日的《守望台》（英语版）报道世界各地的传道工作，其中一段说：“今年，美国有个弟兄被派到欧洲的乌克兰去。……在这个受波兰管治的乌克兰地区，弟兄做了不少善工。当地对圣经书刊的需求很大，而且与日俱增。”几个月后，《黄金时代》（即现在的《警醒！》）报道说：“仅在加利西亚［夏利希纳］，就有二十个班［会众］。有些已在周中举行聚会，有些只在星期日聚会，有些仍在筹备阶段。我们希望成立更多的班，只要有人负责领导就行了。”事态发展显示，乌克兰的属灵土壤十分肥沃。

早期的传道活动

在外喀尔巴阡，沃伊捷赫·谢希于1923年受浸，后来到别列霍夫地区从事全时的传道工作。他出去传道的时候，手里常常挽着一袋书，另一袋则系在脚踏车上，背上还背着一大袋书。他说：“我们要到24条村传道。这里只有15个传道员，为了每年探访两次，分发书刊，我们要很努力工作才行。每个星期日清晨四时，我们齐集在一条村里，然后步行或乘公共汽车走15至20公里，向区里的人传道。我们通常在早上八点钟开始挨家逐户探访人，直到下午两点钟。我们时常步行回家，在当天晚上的聚会里，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讲述传道经历。我们时常要穿越丛林和河流，还得忍受天气好坏，但从来没有人发怨言。能够为造物主服务而荣耀他，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的弟兄不惜步行40公里路去参加聚会或传道，别人的确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在传道工作上遇到不同的人。有一次，我介绍《王国——世界的希望》小册给一个妇人看。她说她很想要，却没有钱捐献。当时我正饿，于是提议她用一只熟鸡蛋换取小册。她得到了小册，我则有鸡蛋吃。”

圣诞节期间，外喀尔巴阡的居民挨家逐户地歌颂耶稣基督的诞生。当日，弟兄也利用这个习俗，带着书刊，来到住户门前，唱歌表达自己的信仰！许多人很喜欢这些歌曲。住户时常邀请弟兄进内，要他们多唱几首。有时，别人会给他们赏钱，弟兄就以圣经书刊回报。因此，在圣诞节期间，会众的存书时常空空如也。由于罗马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在不同的日子庆祝圣诞节，弟兄的唱歌活动可以延续两个星期。可是，到了20年代后期，圣经研究者看出圣诞节其实是来自异教的，于是唱歌活动就不再有了。弟兄们努力传道，满心喜乐，新的小组纷纷在外喀尔巴阡各地成立。

首次举行大会

1926年5月，外喀尔巴阡区首次举行圣经研究者大会，地点在韦利基卢基村。大会有150人出席，20人受浸。次年，圣经研究者在同区的乌日哥罗德市中央公园举行大会，有200人参加。不久之后，外喀尔巴阡的其他市镇也陆续举行大会。1928年，利沃夫首次举行大会。后来，夏利希纳和沃伦也举行大会。

1932年初，圣经研究者在外喀尔巴阡的索洛特诺村举行大会，地点就在一个房子的院子里。他们平常在那个房子举行聚会。这个大会约有500人参加，德国有些作领导的弟兄也出席这个大会。当地会众的长老梅赫阿罗·蒂尼卡回忆说：“德国和匈牙利的弟兄前来发表优良演讲，令我们十分感动。他们忍着泪，勉励我们在将临的磨难中保持忠心。”后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猛烈的试炼果然临到。

1937年，弟兄们包了整列火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参加大会。火车从索洛特诺村出发，并在外喀尔巴阡每个火车站接载参加大会的人。每个车厢外边都有牌子写着：“耶和华见证人大会——布拉格”。这给当地居民作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年长的弟兄姊妹至今还记忆犹新。

兴建崇拜地方

随着圣经研究者小组的数目逐渐增加，他们感到需要兴建自己的崇拜地方。1932年，第一个聚会所在外喀尔巴阡的特勃瓦村落成。后来，邻近的索洛特诺村和比拉采瓦村，也分别兴建了自己的聚会所。

大战期间，有些聚会所被战火所毁，有些则被没收。可是，弟兄仍想有自己的王国聚会所。目前，特勃瓦村有8幢王国聚会所，邻近六个村落则有18幢。

翻译书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许多乌克兰家庭移居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有些人在新国土上接受了真理，结果有很多乌克兰语小组建立起来。早在1918年，《上帝的历代计划》也出版了乌克兰语。然而，为了供应灵粮给全球说乌克兰语的人，弟兄还得作出更大努力才行。到了20年代初期，组织看出需要任用胜任的弟兄作翻译，以求定期出版乌克兰语书刊。1923年，加拿大的埃米尔·扎里斯基接受这个任务，投入全时服务。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圣经书刊译成乌克兰语。他也安排时间，探访美加各地的乌克兰语、波兰语和斯洛伐克语小组。

埃米尔生于乌克兰西部的索卡利镇，后来跟父母移居加拿大。他娶了个乌克兰女子，名叫玛丽亚，并生了五个孩子。家庭担子虽然不轻，夫妇俩却仍然能够履行各项属灵职责。1928年，守望台社在加拿大的温尼伯购下一所房子，作为乌克兰语翻译工作的总部。

在那些早期日子，弟兄挨家逐户传道时，运用手提留声机播放圣经演讲的唱片。扎里斯基弟兄应邀到布鲁克林灌录乌克兰语的圣经演讲。在30年代，守望台社透过温尼伯的电台，播放了一些半小时的乌克兰语节目。埃米尔·扎里斯基和其他有经验的弟兄，在这些节目里发表有意思的公众演讲。这些演讲伴以四重唱，诗歌采自1928年出版的歌集。不少听众致信和打电话给电台，表示十分欣赏。

埃米尔和妻子玛丽亚孜孜不倦地履行翻译工作，达40年之久。在这段日子，每期《守望台》都译成乌克兰语。1964年，组织委任莫里斯·萨兰丘卡弟兄作翻译部的监督。在此之前好几年，萨兰丘卡弟兄和妻子安妮一直协助扎里斯基弟兄的翻译工作。

外援到达

有多年时间，热心的传道员在乌克兰各地撒播和浇灌真理的种子。可是，要到1927年，传道工作才正式在外喀尔巴阡和夏利希纳组织起来。在此之前，传道员已经分发了大量的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书本和册子，可是这些数字却没有记录下来。小组开始发展成为会众，传道员也定时挨家逐户传道。在那些日子，弟兄分发了很多圣经书刊。1927年，乌克兰第一个书库在外喀尔巴阡的乌日哥罗德市设立。1928年，德国的马格德堡分部负责照料外喀尔巴阡区（当时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会众和派书者。

1930年，组织在离乌日哥罗德不远的别列霍夫设立办事处，负责督导外喀尔巴阡区圣经研究者的工作。沃伊捷赫·谢希是该办事处的监督。这个新安排，对当地的传道工作有很大好处。

布拉格和马格德堡分部有些弟兄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时常长途跋涉，深入喀尔巴阡山脉的僻远地方，把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传遍这个景色宜人的地区。马格德堡分部的阿道夫·菲茨克是其中一个热心弟兄。他奉派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拉希夫区工作。这位弟兄忠心耿耿，性格谦和。直至今天，当地许多见证人还十分怀念他。2001年，这个地区有四群会众。

30年代，弟兄在外喀尔巴阡的许多村镇放映《创世影剧》。这部影片长达8小时，由幻灯片和活动电影组成，并且配上唱片旁白。埃里希·弗罗斯特从德国前来，协助当地弟兄放映这部影片。放映之前，弟兄分发传单，张贴海报，邀请公众人士前来观看。人们的反应十分热烈。在别列霍夫镇，观众很多，有一千多人不得不在街上等候。警方见这么多人聚集起来，恐怕引起骚乱，无法控制。他们曾考虑取消见证人的活动，但后来却决定不加干涉。放映之后，许多人把自己的地址交给弟兄，要求再看一次。民众的兴趣，令当地的宗教领袖大起恐慌，于是千方百计制止宣扬好消息的工作。即使这样，耶和华上帝没有停止赐福给他的子民，传道工作仍然欣欣向荣。

在20和30年代，位于罗兹的波兰分部负责督导沃伦和夏利希纳的传道工作。1932年，波兰的弟兄很努力开拓这些地区，续访所有订阅《守望台》的人。这些订户地址是布鲁克林总部转交给他们的。

当时的波兰分部监督威廉·沙伊德尔回忆说：“乌克兰人十分热爱真理。在夏利希纳的各城各村，感兴趣的人突然纷纷出现，恍如雨后春笋一样。有时，这些小组的人数越来越多，差不多包括全个社区的人。”

虽然一般弟兄都很穷，但他们却甘愿作出牺牲，以求获得书刊和留声机唱片，好帮助他们传道和灵性进步。在夏利希纳，米科拉·沃洛希在1936年受浸，家里养了两匹马。他卖了其中一匹，好买个留声机供传道之用。请想想，对农夫来说，卖去一匹马是多大的牺牲！他要养育四名子女，却认为只有一匹马，也能维持生活。许多人听过留声机播出的圣经演讲和王国歌曲之后，得以认识耶和华而事奉他。

威廉·沙伊德尔用数字说明30年代时，夏利希纳和沃伦的增长十分迅速。他说：“1928年，波兰的传道员达到300人。到1939年，我们已经有1100个传道员了，其中一半是乌克兰人。虽然乌克兰的地区（夏利希纳和沃伦）起步较迟，但他们的增长却十分迅速。”

为了照顾这样的增长，波兰分部委派卢兹维克·基尼茨基到夏利希纳和沃伦探访各群会众，好协助当地的传道工作。他的家庭原本居住夏利希纳的乔尔特科夫，后来在20世纪初移居美国。基尼茨基弟兄是在美国认识真理的。后来，他决定回国帮助当地的人。他很热心传道，又乐意助人，许多弟兄姊妹都很怀念他。1936年秋天，波兰语的《黄金时代》受到禁制，杂志编辑也被判处一年监禁。守望台社于是另外出版《新时代》杂志，以代替受禁制的《黄金时代》，而基尼茨基弟兄则奉派作编辑。1944年，他被盖世太保（秘密警察）逮捕，给送进毛特豪森集中营。他死于狱中，一直忠于耶和华。

上帝吸引各样的人

在20年代初，一个名叫罗拉的圣经研究者返回他在夏利希纳的家乡佐洛特波。他运用自己的圣经向人传讲好消息。他毁了自己的一切宗教偶像，因此别人都说他疯了。当地的教士企图阻挠罗拉传道。教士去见警察说：“如果你能使罗拉走不了路，我就送你一瓶威士忌酒。”警察回应说，打人不是他的职责。后来，罗拉要到邮局收取美国弟兄寄来的书刊。教士又去见警察，说邮局收到一个包裹，里面尽是共产主义的书。次日，警察在邮局等候，看谁来领取包裹。当然是罗拉。罗拉被带到警察局，教士也被召前来。教士大声叫嚷，声称这些书是来自魔鬼的。为了弄清楚这是否共产主义宣传品，警察把其中一些交给当地的法庭审查。其余的，他则留下来自己看。他读过之后，看出书中所说的都是真理。不久，他和妻子开始参加圣经研究者的聚会。后来，他更受了浸，很热心传道。教士本想制止弟兄使人做基督的门徒，但反而无意中帮助卢兹维克·罗达克接受了真理。

大约这个时候，利沃夫一个希腊天主教教士带着妻子移居美国。不久，他的妻子死了。他十分悲伤，很想知道妻子的灵魂到哪里去。他有个纽约招魂术士的地址，打算向他们求助。可是，他却摸错了门牌，到了另一层楼，结果参加了圣经研究者的聚会。他在那里明白了死者的真相。后来，他受了浸，有一段时期在布鲁克林伯特利的印刷厂工作。最后，他返回夏利希纳，在当地继续热心宣扬好消息。

光照乌克兰东部

上文显示，在早期的日子，传道活动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西部。圣经真理是怎样传到其余的地区呢？这些地方的属灵土壤，会像乌克兰西部那样，有丰硕的收成吗？

20世纪初期，特伦皮弟兄是瑞士的一个圣经研究者，他来到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区做工程师。据知，他是该区的第一个圣经研究者。他在20年代努力传道，结果有一个小组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利贝斯基村成立起来。

1927年，另一个西欧弟兄也来到采煤的卡利尼卡村做工程师。他带了满满一箱的圣经书刊来，遇到一小群浸信会的信徒，他们对王国希望很感兴趣。过了若干时间之后，这个弟兄返回本国，当地已有一小群人成为圣经研究者。1927年的《守望台》报道，卡利尼卡村有18人，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邻近的叶皮凡尼卡村则有11人出席。除此之外，在那一年，利贝斯基村也有30人参加受难纪念聚会。

布鲁克林总部的弟兄密切留意苏联的局势发展，设法使王国工作取得法律认可。为了这样，加拿大的乔治·扬格弟兄在1928年前往苏联。他到达了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市，并跟当地的圣经研究者举行了一个三天的大会。后来，当局大加反对，他只有离境。他指出，当时在基辅和敖德萨也有圣经研究者的小组。

扬格弟兄向布鲁克林总部报告苏联的情况。总部采纳了扬格弟兄的建议，委任乌克兰的达尼·斯塔鲁欣作为乌克兰和全苏联的圣经研究者的代表。扬格弟兄前往苏联之前几年，斯塔鲁欣弟兄曾跟苏联的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举行辩论，大力维护圣经。扬格弟兄在致总部卢述福弟兄的信中写道：“达尼·斯塔鲁欣性格积极，十分热心。他15岁的时候，曾跟一个教士辩论圣经。教士老羞成怒，用十字架猛击他的头，把他打晕了。至今，他头上仍有疤痕。达尼本来要判处绞刑的，但由于他未成年，所以改判入狱四个月。”斯塔鲁欣弟兄试图替当地会众注册，并且希望能够在乌克兰印制圣经书刊，但苏联当局却不批准。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苏联政府大力提倡无神论。人们践踏宗教。人向别人传教，就被视为“祖国的敌人”。1932年，乌克兰大丰收，但当局却把农民的粮食全部没收。在那一年，有600多万人在这场人为饥荒中丧生。

报告显示，在这段艰难的日子，耶和华的仆人虽然跟外国的弟兄失去联络，但他们却屹立不移，紧守忠义。有些弟兄为了信仰缘故，要在监狱度过多年的岁月。特伦皮一家、豪泽一家、达尼·斯塔鲁欣、安德里·萨文科和沙波瓦洛夫娃姊妹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深信，耶和华“必不忘记［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他］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希伯来书6:10。

猛烈考验的时刻

30年代末期，东欧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有重大改变。纳粹德国和苏联都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迫使弱国就范。

1939年3月，匈牙利在纳粹德国支持下，并吞了外喀尔巴阡。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随即被禁，所有王国聚会所都被查封。当局用残暴的手段对待见证人，许多弟兄被投入狱中。在乌克兰的贝奇基夫村和科比波利亚村，大部分见证人都给关在狱里。

苏联在1939年占据夏利希纳和沃伦，乌克兰西部的边境就关闭了。这样，乌克兰弟兄跟波兰分部的联络就中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弟兄化整为零，以小组形式举行聚会，传道时也更小心谨慎。

后来，纳粹军队入侵乌克兰。在德国占领期间，教士煽动群众攻击耶和华的子民。在夏利希纳，迫害十分猛烈。耶和华见证人住宅的窗户被人打破，许多弟兄遭人毒打。有些弟兄只因不肯划十字手势，就在严寒天气下被迫浸在冷水里几个小时。有些姊妹则受到杖打50下。若干弟兄更为了信仰而杀身成仁。例如，喀尔巴阡山区的全时传道员伊利奥·霍夫恰克就被盖世太保处决了。霍夫恰克弟兄热心宣扬上帝的王国，一个天主教教士就把他交在盖世太保的手里。这的确是猛烈考验的时刻。然而，耶和华的仆人却不屈不挠、毫不动摇。

耶和华见证人彼此帮助，互相扶持，即使十分危险，也在所不惜。在斯坦尼斯拉夫市（现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一个犹太妇人和她的两个女儿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她们住在犹太人的社区里。弟兄们得知纳粹军打算杀死市内所有犹太人之后，设法营救三个姊妹逃离该区。在整个大战期间，见证人甘愿冒生命危险，把这三个犹太姊妹隐藏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西部的弟兄一度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对某些问题看得不很清楚。有些人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开始。有一个时期，这个看法在弟兄当中引起了不少误解。

种子在战火中萌芽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乌克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忧伤。有三年的时间，整个国家沦为一个大战场。战火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城镇乡村都被彻底摧毁。在短短几年间，就有1000万人丧生，其中550万是平民百姓。在战争的阴影下，许多人感到生无可恋，于是放浪形骸，把道德标准置诸脑后。然而，社会风气虽然如此，也有人认识了真理。

1942年，在外喀尔巴阡，有个名叫梅赫阿罗·达恩的青年人被征入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听过耶和华见证人的信息，很喜欢他们的道理。一次军事演习时，天主教教士发给每个士兵一本宗教小册。册子说，他们只要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就可以上天堂。这样的道理，叫梅赫阿罗大感困惑。在战争期间，他见过教士杀人。这一切一切，令他相信耶和华见证人才拥有真理。战后，他返回家乡，找着耶和华见证人，并在1945年底受浸。

后来，达恩弟兄在苏联的监狱里受了不少苦。他获释之后，被委任为长老，现在是外喀尔巴阡一个会众的主持监督。论到先前提及的册子，他笑说：“我连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杀过，所以自问没有希望上天堂。我只想永远生活在大地乐园里。”

在集中营里结出果实

我们在开始时说，肥沃的土地，对农业收成十分重要。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竟把那里的黑土运到德国去。一车一车的沃土，从乌克兰的中部运走。

可是，火车所运走的，还包括属灵的沃土。约有250万青年男女被送到德国做苦工，很多人最后给关进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们有机会认识到德国的见证人。由于保持政治中立的缘故，这些基督徒被囚在集中营里。即使在集中营里，耶和华见证人也没有停止向人传讲好消息。他们身体力行，过模范的生活。一个囚犯忆述：“耶和华见证人跟营里其他人很不同。他们待人友善，态度乐观。他们的言行表明，他们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其他的囚犯。”在那些年间，许多乌克兰人从集中营里的德国见证人认识了真理。

阿纳西娅·卡扎克是在德国的史托杜夫集中营接触到真理的。大战快要结束时，有几百个囚犯，包括阿纳西娅和14个耶和华见证人，被人用船送到丹麦去。当地的弟兄找着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属灵帮助。同一年，阿纳西娅（当时19岁）在哥本哈根的大会受浸，然后返回乌克兰东部，继续热心撒播真理的种子。后来，卡扎克姊妹由于传道工作而再次被囚禁了11年。

卡扎克姊妹给年轻人的忠告是：“无论有什么事发生，是患难、反对还是其他难题也好，千万不要放弃。要不断祈求耶和华的帮助。我的经历说明，耶和华从不舍弃事奉他的人。”——诗篇94:14。

战时的考验

战争是可怕和残酷的，为军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亡。耶和华见证人也不能幸免。他们虽然在世界里，却不属于世界。（约翰福音17:15,16）他们仿效他们的领袖耶稣基督，严守政治中立。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这个坚定立场表明他们是真的基督徒。世人尊崇他们的战争英雄，但耶和华所尊重的，却是那些勇敢无畏、紧守忠贞的人。——撒母耳记上2:30。

1944年底，苏联军队夺回乌克兰西部，并且征召全民入伍。这个时候，乌克兰游击队正跟德军和苏军战斗。乌克兰西部人民被迫加入游击队。在中立问题上，这对耶和华的仆人构成了一个新考验。由于拒绝参与战斗，有些弟兄被人处死。

伊万·马克西穆和儿子梅赫阿罗从伊利奥·霍夫恰克获悉真理。在战争期间，他们拒绝拿起武器杀人，游击队把他们拘禁起来。在此之前，游击队也俘掳了一个苏联士兵。游击队命令伊万·马克西穆杀死这个苏联士兵，否则就不会释放他。马克西穆弟兄不从，游击队竟把他虐待致死。他的儿子梅赫阿罗也受到同一对待。此外，尤里·弗雷乌和17岁的儿子米科拉也惨遭杀害。

有些弟兄不肯加入苏联军队，因而受到处决。（以赛亚书2:4）有些则判处了十年监禁。狱中生活十分艰苦，弟兄生存下去的机会实在很微。战后，乌克兰的粮食极其短缺，不少人饿死，监狱里的苦况可想而知。1944年，迈克尔·达舍维奇因为中立问题而被囚禁十年。在此之前六个月，他饱受警方盘问，以致心力交瘁。监狱的医生给他进食一个“高热量餐”，就是在粥糊里加一茶匙的油。达舍维奇弟兄重获自由之后，在苏联督导委员会工作了23年，然后派到乌克兰督导委员会工作。

1944年，布科维纳一个会众的七位弟兄不愿参军，分别被判三至四年监禁。有四人在狱中活活饿死。同一年，邻近一个会众也有五位弟兄被判到西伯利亚的拘禁营服刑十年。他们只有一人得以回来，其余的都客死异乡。

《1947年鉴》评论这些事说：“1944年，纳粹军队被迫向西撤退，乌克兰西部则总动员起来，要协助俄国赢得战事。我们的弟兄再次紧守永约，保持中立。若干弟兄为了对主保持忠贞，结果以身殉道。另外还有千多人再次被解送到东部大片的内陆去。”

尽管经历巨变，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1946年，乌克兰西部有5218人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其中4人是受膏基督徒。

暂时的舒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弟兄历尽艰辛，对上帝保持忠贞。战后，他们不忘向人传讲振奋的信息，为从战场回来的人带来希望和安慰。士兵和战俘战后归来，对现实大感失望，很想知道人生的意义。结果，许多人都欣然接受圣经的真理。例如，1945年底，在外喀尔巴阡的比拉采瓦村，那里有51人在蒂萨河受浸。年底，当地的会众已有150个传道员。

那时，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互相仇视。他们形成了许多帮派，有时更把对方整条村的人杀尽。很不幸，我们有些弟兄也死于这些屠杀中。

后来，苏联和波兰达成协议，把乌克兰西部80万波兰人送回波兰，而波兰东部50万乌克兰人则返回本国。大批迁徙的人当中，有不少是耶和华见证人。有些会众要一起离开，弟兄接获新的工作，把这次迁移视为开发新的传道地区。《1947年鉴》评论说：“这次人流，有助于开拓传道地区，把真理传到通常很少到达的僻远地方。因此，就算是逆境，事情也能显扬耶和华的圣名。”

乌克兰西部的边境关闭以后，弟兄们着手组织乌克兰和苏联的属灵活动。在较早时候，帕夫洛·齐亚特弟兄已被委任为督导委员会仆人，负责照料乌克兰和苏联的传道活动。后来，两位热心弟兄，斯坦拉夫·布拉克和彼得罗·托卡尔，奉派协助他。为了躲藏行踪，他们秘密地住在利沃夫一个基督徒姊妹的家里，并且印制书刊，供应灵粮给全苏联使用。弟兄把书刊从波兰偷运进来，并在利沃夫翻译和印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时，有些弟兄姊妹获准到波兰探亲，他们回程时暗中把书刊带进来。有一个时期，一个火车司机把书刊藏在蒸汽炉内的金属箱里！

1945年底，齐亚特弟兄被捕，判处十年监禁。布拉克弟兄接替他，成为督导委员会仆人。

迫害之火重燃

1947年6月，在利沃夫，一个弟兄正运送书刊给其他弟兄，却在街上被截查逮捕。公安人员声称让我们的团体正式注册，条件是弟兄必须交出他送交书刊的见证人的地址。弟兄信以为真，就把30个弟兄的地址交给他们，包括督导委员会仆人布拉克弟兄的地址。事后，这些弟兄全部被捕。闯祸的弟兄十分后悔，承认自己不该听信公安人员的花言巧语。

弟兄被捕之后，给囚在基辅的监狱里，受进一步的盘问和审讯。不久，布拉克弟兄死于狱中。可是，他在被捕之前，已经联络上沃伦的区域仆人米科拉·齐巴，委托他督导乌克兰和苏联的工作。

苏联的公安人员一次过捉拿了这么多领导弟兄和地下印刷工人，这还是第一次。苏联官员认为我们的书刊是反苏的，又抹黑我们，说我们的活动破坏国家的秩序。许多弟兄原本被判处死刑，后来当局却把判决改为25年徒刑。

弟兄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服刑。他们问律师，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律师开玩笑地说：“也许你们要在那里传讲你们的上帝。”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被他说中了！

1947年到1951年，许多领导弟兄被人逮捕。当局拘禁耶和华见证人，不但由于他们印制书刊，也因为他们不参与军事活动，不投票选举，也不让儿女加入共青团。人只要是耶和华见证人，就足以被捕入狱了。在法庭上，常有不诚实的证人出来指控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大都是见证人的邻居或同事，受到公安人员威吓或收买，而出庭作证。

有些官员其实是同情耶和华见证人的，但他们没有公开说出来。伊万·西丘被单独囚禁了六个月。囚室里一片死寂，连街上的声音也听不见。伊万受到查问时，调查人员竟然教他怎样回答。“不要说你的打字机和书刊是从哪里得来的！不要回答那些问题！”他被人带去盘问时，调查人员甚至鼓励他，说：“伊万，要支持下去，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有些村落，当局不容许耶和华见证人挂上窗帘，好叫邻人和警察可以清楚见到他们是否在阅读书刊或举行聚会。可是，弟兄想出办法来吸收灵粮。有时，《守望台》研究班主持人所用的“讲台”很别出心裁。主持和诵读《守望台》的弟兄会坐在桌子下面，上面铺着一张垂地的大台布。“听众”则环桌而坐，留心聆听和发表评论。外面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正在举行宗教聚会！

庭上见证

上文提过的梅赫阿罗·达恩，他在1948年底被捕。当时，他结了婚，有个一岁大的儿子，妻子又怀了孕。审讯期间，检察官要求法庭判他25年徒刑。达恩弟兄最后答辩的时候，引用了耶利米书26:14,15的话：“我在你们手里，你们看怎样好，怎样对，就怎样处置我好了。只是你们必须知道，你们如果把我处死，就让自己和这座城，连同城里的居民，都承担杀害无辜人的血债，因为我告诉你们的这一切话，确实是耶和华差我来宣告的。”这番话果然见效，法官不得不谨慎起来。他们商议过后，判处达恩弟兄监禁10年及放逐到俄罗斯的偏僻地区5年。

达恩弟兄被控卖国，他得知这罪名后对法官说：“我生于乌克兰，当时是捷克政府掌权。后来，匈牙利人又来统治。现在，这里已归入苏联版图。以种族来说，我是罗马尼亚人。请问，我到底出卖了哪个祖国呢？”法官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审讯结束后，达恩弟兄收到女儿出生的喜讯。这叫他有力量忍受俄罗斯东部监狱和苦工营的种种艰辛。40年代后期，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有许多弟兄在苏联监狱里饿死。达恩弟兄的体重也轻了25公斤。

姊妹也受迫害

在苏联统治下，不但弟兄饱受迫害和长期监禁，连姊妹也受到残酷的对待。玛丽亚·托米尔科就是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认识了真理。后来，她返回乌克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传道。1948年，她因传道工作而被判处25年监禁。

另一个姊妹也被判处20年监禁，她回忆说：“在等候审讯期间，我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当中已有许多罪犯。可是，我并不害怕她们，甚至向她们传道。出乎意料，她们竟很留心听。牢房十分拥挤，大家都睡在地上，挤得像罐头沙丁鱼一样。晚上如要转身，就得开口要求，大家一起转动才行。”

1949年，扎波罗热市一个浸信会领袖向公安部告发我们的五个姊妹。她们全部被捕，罪名是从事反苏活动，结果各判监禁25年，财物全被没收。她们在俄罗斯北部熬过了七年的艰苦岁月，后来获得特赦。其中一个姊妹，莉迪娅·库尔达什，忆述：“我们每年只准写两封信回家，信的内容还要被彻底审查。那些日子，我们没有任何圣经书刊可读。”可是，她们却始终对耶和华保持忠心，继续宣扬王国好消息。

援助摩尔达维亚的弟兄

虽然生活艰难，但耶和华见证人却彼此相爱。1947年，邻近的摩尔达维亚有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乌克兰的弟兄虽然自己也很穷，却立刻对摩尔达维亚的信徒同工伸出援手，运送面粉救济他们。乌克兰西部的见证人更邀请一些摩尔达维亚见证人到他们家里暂住。

摩尔达维亚一个弟兄回忆说：“我是个孤儿，本可每天领取政府配给的200克面包。可是，因为我不是共青团的成员，我得不着援助。乌克兰西部的弟兄给我们送来面粉，让每个传道员都可得到4公斤，我们十分高兴。”

尝试申请注册

1949年，沃伦区的三位长老（米科拉·皮亚托哈、伊利亚·鲍比丘和梅赫阿罗·丘马克）向当局提出申请，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法律认可。不久之后，丘马克弟兄遭逮捕。米科拉·皮亚托哈弟兄说，他们初次申请时，得不着任何回音。因此，他们向莫斯科提出申请。当局把文件转交基辅处理。当地官员接见弟兄时，告诉他们耶和华见证人必须跟政府合作，才能得到注册。当然，弟兄们不能妥协，放弃中立的立场。不久之后，这两位弟兄也被逮捕，分别判处25年监禁。

莫斯科发了一份特别公文给沃伦的有关部门，指出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极端教派”是“反苏维埃的，所以不许注册”。公文下令当地的宗教事务部要严密监视耶和华见证人，并向国家公安部提交报告。

政教合作

1949年，外喀尔巴阡的一个浸信会领袖向当局投诉，说耶和华见证人抢走了他的信徒。结果，当地会众的长老梅赫阿罗·蒂尼卡被捕，判处10年徒刑，留下家中的妻子独力抚养两个年幼子女。

宗教领袖这样做，有时反而帮助了心地正直的人了解和赏识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1950年，外喀尔巴阡有个年轻的浸信会女信徒，名叫瓦瑟娜·比本。她获知教堂的牧师向当局告发当地的两个耶和华见证人，结果导致他们被捕，判处六年监禁。后来，他们出狱回家，却没有仇恨那个牧师。瓦瑟娜看出，见证人的确是有爱心的人。她深受感动，于是跟见证人学习圣经，然后受浸。她说：“我很感激耶和华，他让我找着永生的道路。”

放逐到俄罗斯去

耶和华见证人所传的圣经真理，跟共产政权所鼓吹的无神思想格格不入、无法相容。见证人组织起来，暗中印制和分发书刊，宣扬上帝的王国。此外，他们也向邻人和亲属传播圣经的教训。从1947年到1950年，当局逮捕了1000多名见证人。可是，弟兄们的数目却有增无减。因此，当局在1951年秘密拟定一项计划，企图把上帝的子民一举消灭。他们把剩下的见证人放逐到5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去。

1951年4月8日，6100多个见证人从乌克兰西部放逐到西伯利亚去。那天清晨，士兵来到每个见证人的门前，只给他们两小时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只准携带贵重财物和个人用品。家里各人，不论男女老幼、年老体弱，都无一幸免，通通要被放逐。行动十分迅速，仅在一天之内，他们全都被赶上火车，送到远方去。

当时刚巧不在家的人，当局没有搜捕他们。他们有些人向当局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跟被放逐的家人团聚。可是，当局却对这样的请求一概不理，也不透露他们的亲属被送到什么地方去。

除了乌克兰之外，摩尔达维亚、白俄罗斯西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见证人也被放逐。这六个地区，一共有9500多个见证人遭到放逐。他们由士兵押送，拥进平时用来运牛的火车上路。

见证人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在漫漫长路上，他们唱诗祷告，互相帮助。有些人把布条挂在车厢外面，说明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例如：“我们是沃伦的耶和华见证人”或“我们是利沃夫的耶和华见证人”等。火车在途中停站时，他们见到其他火车也挂出类似的布条，说明是从乌克兰西部哪个地区来的。这样，弟兄们明白到其他地区的同工也遭到放逐。这些“电报”令弟兄们勇气大增，有力量忍受两三个星期的艰苦旅程。

当局以为这样放逐见证人，可以使他们长期留在西伯利亚，永不再回来。见证人虽然没有受到监禁，却要定期向有关当局报到，否则，就会被判处监禁几年。

有些见证人被带到树林里，只得到一些斧头用来伐木建屋，干活谋生。在头几个冬天，见证人时常要住在地洞里，上面铺上草皮，以度过寒冬。

赫里·梅尔克是克里米亚的一位长老，他回忆说：“姐姐在1947年被捕之后，我也时常被抓去盘问。他们用木棍打我。有好几次，他们要我站在墙边16小时，目的只为了迫我作假口供陷害我姐姐，因为她是耶和华见证人。当时我16岁。由于我不肯指控姐姐，当局很不高兴，也想除掉我。

“1951年，当局把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起放逐到西伯利亚去。虽然我们是孤儿，当局也不放过我们。我们父母双亡，哥哥和姐姐被判十年监。我只有20岁，就得负起照顾三个弟妹的责任。

“我时常回想西伯利亚头两年的生活，那时我们只靠马铃薯和清茶维生。当时，茶杯很缺乏，我们只好用汤盆来喝茶。但我们的属灵健康很好。我到了那里几天，就开始主持公众聚会，后来也举行传道训练班。照顾弟妹已叫我感到吃力了，再加上其他职责，实在不容易应付。”尽管历尽艰辛，梅尔克一家始终忠于耶和华和他的组织。

为了阻止居民跟见证人接触，当局竟然散布谣言，说食人族快要来了。见证人抵达之后，往往要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获配村里的房子。他们只好在结了冰的丘雷姆河河边坐下来等候。虽然已是4月中旬，地上还有不少积雪。弟兄们生火取暖，唱诗祷告，分享旅途上的经历。没有一个村民前来接触他们，令他们感到很奇怪。家家户户都重门深锁，没有人邀请见证人进家里坐。直到第三天，有些比较大胆的村民才拿着斧头，上前跟见证人交谈。起初，他们真的以为有食人族来了！但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1951年，当局原本打算放逐外喀尔巴阡的见证人，连空的火车卡也预备好了。可是，不知什么原由，他们改变了初衷。结果，在禁制期间，外喀尔巴阡成为了印制书刊的一个主要地点，供应灵粮到苏联全国各地。

保持团结

既然大部分弟兄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留下来的见证人大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络。例如，在切尔诺夫策，玛丽亚·赫热希纳跟组织和同工失去联系有六年之久。可是，她全心倚赖耶和华，继续保持忠心。从1951年到60年代中期，鉴于大部分弟兄都给关在监里或放逐外地，许多姊妹不得不负起照料会众的责任。

迈克尔·达舍维奇目睹事情的经过，他回忆说：“弟兄们给放逐到西伯利亚时，我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因为当时我仍在俄罗斯坐牢。我获释返回乌克兰之后不久，发觉区内的见证人大都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因此，我要四出寻找跟组织失去联络的见证人，然后把他们组成各个书籍研究班和会众。我在无人吩咐之下，像分区监督那样负起各样职责。我每个月都探访各群会众，收集传道报告，把手头上的书刊给各群会众传阅。姊妹时常要负起会众仆人的工作。在有些地区，由于缺乏弟兄，姊妹甚至做着分区仆人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区内的会众仆人聚会，都在夜间的坟场里举行。一般人都是害怕死人的，所以相信没有人会来坟场打扰我们。在这些聚会里，我们通常都低声耳语。有一次，我们的音量可能高了一点，把两个路人吓得拔腿狂奔。他们一定以为死人在说话呢！”

1951年的放逐事件之后，督导委员会仆人米科拉·齐巴仍然藏身于一个秘密地方印制圣经书刊。1952年，公安人员发现了他的藏身之所，随即逮捕他。齐巴弟兄坐了许多年的牢。他一生保持忠心，并于1978年去世。除了齐巴弟兄之外，他的好几个助手也被当局逮捕。

在那些日子，弟兄跟外地的同工失去联络，以致无法取得最新的书刊。有一次，几个弟兄获得了一些罗马尼亚语的《守望台》，是1945年至1949年的。当地弟兄于是把这些杂志译成乌克兰语和俄语。

在乌克兰，没被放逐或囚禁的见证人深深关注他们的信徒同工。他们花了很大努力，列出一份被囚见证人的名单，好把寒衣、食物和书刊寄给他们。例如，外喀尔巴阡的见证人一直跟苏联境内54个拘禁营的弟兄保持联络。许多会众另设捐款箱，用来帮助狱中的弟兄。每当收到狱中寄来的感谢信和传道报告，外间的忠心弟兄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情况稍为改善

苏联总理斯大林死后，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态度稍为改善。1953年，政府颁布特赦，有些弟兄得以获释。后来，政府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复核犯人的刑期。结果，许多弟兄提早获释或削减刑期。

几年之后，被囚的见证人大都获得释放。可是，特赦的人却不包括1951年被放逐的人。在有些监狱和拘禁营里，新的见证人人数，甚至比当初入狱的见证人还要多。这样的增长，给弟兄很大的鼓励。他们看出，他们坚守立场，的确蒙耶和华赐福。

弟兄获释之后，许多都得以返回故乡。弟兄作出很大努力，把失散了的同工找回来。沃洛耶夫住在顿涅茨克区，他回忆说：“我在1958年再次被捕。但在此之前，我却能够找着160个见证人，帮助他们跟组织恢复联络。”

政府虽然颁布了特赦，但弟兄却没有获得更大的传道自由。不少弟兄姊妹获释之后不久，又再次被捕入狱。例如，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玛丽亚·托米尔科本来判监25年，但由于1955年3月的特赦，她只坐了8年的牢。可是，三年后，她又被判入狱10年和放逐5年。为什么呢？法庭的判决书说：“她藏有和阅读耶和华派的书刊和手稿”，并“在邻里间散布耶和华派的信仰”。七年后，她因身体残障而获得释放。托米尔科姊妹坚忍不拔，忍受各种艰辛和试炼，至今保持忠贞。

爱是永恒的

当局刻意要拆散耶和华见证人的家庭。公安部时常强迫见证人只取其一：上帝还是家庭。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耶和华的子民即使经历极大的艰辛，也对耶和华紧守忠贞。

汉娜·博科住在外喀尔巴阡，她的丈夫努楚由于热心传道而被警方逮捕。她回忆说：“我的丈夫在监狱里受尽凌辱。他被单独囚禁了六个月，牢房里没有床，只有一张椅子。他受到毒打，常常要挨饿。只是几个月，他已变得骨瘦如柴，体重只得36公斤，足足轻了一半。”

努楚的妻子只好独力抚养幼女。当局强迫博科弟兄背弃信仰，跟他们合作。他们要他在家庭和死亡之中选择一个。博科弟兄不肯背弃信仰，继续忠于耶和华和他的组织。他在狱中渡过了11年的岁月。他获释之后，继续致力于基督徒的活动，起初作长老，后来更成为分区监督，直到他在1988年去世为止。他说诗篇91:2的话时常给他很大力量：“我要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庇护所，是我的城堡，是我的上帝；我信赖你。’”

请看看另一个忍受艰辛的榜样。尤里·波普沙是外喀尔巴阡的一位监督，奉派探访各群会众。他新婚仅十日，就被捕了。他的“蜜月”就在俄罗斯莫尔多维尼亚的监狱中度过，一关就是十年。他的贤妻玛丽亚探望他14次，每次来回要3000公里。目前，波普沙弟兄在外喀尔巴阡的一个会众里做长老，爱妻玛丽亚全心全力支持他。

另一个坚忍不拔的榜样，是扎波罗热市的奥列克西·库尔达什和妻子莉迪娅。1958年3月，他们的女儿哈利娜出生之后17天，他俩被警方拘捕。在那个地区，也有14人一同被捕。库尔达什弟兄被判25年监禁，妻子则判处10年。他们被迫分离，奥列克西被送到莫尔多维尼亚的拘禁营，莉迪娅则带着小女儿到西伯利亚去。

由乌克兰到西伯利亚，一共要走三个星期的路，库尔达什姊妹描述当中的苦况说：“情形可怕极了。我们有六人一同上路，包括我和小女儿，纳迪娅·维舍尼亚和她那几天前才在监狱里出生的婴儿，另外还有两个姊妹。我们六人就挤在一个小车厢里，原本只能容纳两个囚犯的。我们把孩子放在下铺位，自己则屈身坐在上铺位。我们只有面包、干鱼和清水充饥，而且只是配给我们四个成年囚犯的，孩子没有配给任何食物。

“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和孩子就被送到监狱医院去。我在那里见到一些姊妹，告诉她们审问我的人恐吓我，要送我的女儿到孤儿院去。姊妹把我的处境通知西伯利亚的弟兄。后来，年仅十八的塔玛拉·布里亚克来到监狱医院，要带走我的女儿哈利娜。塔玛拉虽是我的基督徒姊妹，但要把爱女交给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仍然是很痛苦的事。幸好，营里的姊妹告诉我，布里亚克一家都十分忠贞，令我安心下来。我把小女儿交给塔玛拉照顾的时候，她才只有5个月零18天。七年之后，我才能跟女儿团聚！

“1959年，苏联颁布了一次特赦。女犯人如有七岁以下的儿女，就都可以提早释放。可是，监狱当局却要我先放弃信仰，才会释放我。我不依从，结果仍被监禁起来。”

库尔达什弟兄在1968年获释，当时43岁。为了真理，他一共坐了15年的牢，其中8年更是关在高设防的监狱里。最后，他终于能够返回乌克兰，跟妻子和女儿重聚。一家人得以团圆。哈利娜见到爸爸，就坐在父亲膝上，说：“爸爸！我许多年都没有机会坐在你的膝上，现在可要坐个够了！”

可是，库尔达什一家的考验还没过去，当局仍然不断驱逐他们。起初，他们住在乌克兰东部，后来搬到格鲁吉亚西部和北高加索。最后，他们迁到哈尔科夫，直到现今。哈利娜也结了婚，整家人继续忠心事奉上帝耶和华。

信心的典范

基督徒的信心会受到猛烈的考验，有时延续几个月、几年，或甚至几十年。请看看一个例子。尤里·科帕斯生于外喀尔巴阡的胡斯特镇附近，那里景色宜人。1938年，他在25岁的时候成为耶和华见证人。1940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肯加入支持纳粹政权的匈牙利军队，因而被判入狱八个月。那个时候，外喀尔巴阡的法律不容许宗教犯人被处决。因此，当局把弟兄送到前线去，因为那里实行纳粹的法律，容许这类囚犯被处决。1942年，士兵押送一批犯人到俄罗斯的史太林格勒的前线去，打算把他们处决，其中包括科帕斯弟兄和另外21个见证人。可是，他们抵达之后不久，苏联军队开始反攻，俘掳了不少德国士兵，弟兄们也落在苏联军队手中。苏军把这些见证人送到苏联的一个拘禁营里，直到1946年才释放他们。

科帕斯弟兄回家之后，很努力传道。由于这缘故，苏联政府在1950年判他25年监禁。后来，政府颁布特赦，他只坐了六年的牢就出来了。

科帕斯出狱时已44岁了，打算跟汉娜·许什科结为夫妇。她也是耶和华见证人，刚坐完十年监出来。他们申请注册结婚。可是，在结婚的前夕，他们再次被捕，被判入拘禁营十年。然而，他们始终挨过了这一切艰辛。他们的爱，的确叫他们凡事忍耐，一直等了十年。（哥林多前书13:7）他们在1967年获释之后，终于结为夫妇。

他们的磨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73年，科帕斯弟兄当时已60岁，又再次被捕，判处五年监禁和五年放逐。他跟妻子汉娜一同放逐到远离家乡胡斯特镇5000公里的西伯利亚。那里十分僻远，没有公路或铁路直达，只有飞机才可到达。1983年，科帕斯夫妇终于得以返回故乡胡斯特镇。汉娜在1989年去世，科帕斯弟兄继续忠心事奉耶和华，他在1997年逝世。科帕斯弟兄坐了27年的牢，另有5年的时间被放逐，两者合共32年。

这位弟兄虚怀若谷，在苏联监狱和苦工营里度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这么优良的信心榜样，有力地说明无人能够破坏上帝忠贞仆人的忠义。

分裂的问题

人类的大仇敌魔鬼撒但运用许多手段，要攻击奉行纯真宗教的人。除了迫害和虐待之外，他也企图在我们弟兄当中引起怀疑和纷争。在乌克兰，耶和华见证人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在5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不断受到攻击。当局常常搜查见证人印制书刊的地点。领导的弟兄接二连三地被逮捕。由于这缘故，负责督导工作的弟兄时常需要替换，有时只几个月就要有人接替。

公安人员眼见放逐、监禁、殴打和苦刑，都无法使耶和华见证人沉默下来，于是采用别的诡计。他们企图使弟兄互不信任，以致造成内部分裂。

50年代中期，公安人员不再立即拘捕领导的弟兄，而是改为监视他们。这些弟兄时常被召到公安部问话。官员告诉弟兄，他们只要跟当局合作，就可生活无忧；如果不合作，就得坐牢吃苦。有少数人对上帝没有信心，在恐惧或贪心之下，作了妥协。他们仍留在组织里，却把见证人的活动暗中告诉公安人员。此外，他们也奉行当局的指令，陷害忠心的弟兄，使弟兄看来像是内奸。结果，弟兄当中出现了一些互不信任的情况。

这种毫无根据的猜疑令不少弟兄受害，帕夫洛·齐亚特是其中一人。这位谦卑、热心的弟兄曾被监禁了多年，一生忠于耶和华。

在40年代中期，齐亚特弟兄担任督导委员会仆人。后来，他被逮捕，在乌克兰西部坐了十年的牢。他在1956年获释，并在1957年恢复督导委员会仆人的职务。当时的督导委员会成员还有另外八位弟兄，四位在西伯利亚，四位在乌克兰。这些弟兄负责督导全苏联的宣扬王国工作。

他们相距很远，又不断受到迫害，因此很难保持良好沟通，也无法经常见面。后来，有人开始散播谣言，中伤齐亚特弟兄和委员会其他成员。他们说齐亚特弟兄跟保安部合作，挪用公款为自己盖造大房子，甚至说有人看见他穿着军装。有人把这类报道收集起来，编成一本剪贴簿，交给西伯利亚的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传阅。但这些指控，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

后来，在1959年3月，西伯利亚有些分区监督不再把他们的传道报告寄给督导委员会。离心弟兄没有向总部了解实情，就擅自这样做。此外，他们也没有听从当地领导弟兄的指示。有好几年的时间，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出现了这个分裂情形。

有些离心弟兄也游说了一些分区监督步他们后尘。结果，有些分区的传道报告给寄到离心弟兄那里，而不是寄交督导委员会。由于会众的弟兄大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因此会众的活动没有受到很大影响。齐亚特弟兄曾亲自到西伯利亚走几趟，有些分区再次把传道报告寄给督导委员会。

回归上帝组织

1961年1月1日，齐亚特弟兄从西伯利亚回来，并在火车上被捕。他再次判监十年，这次却被囚在俄罗斯莫尔多维尼亚的一个“特别”拘禁营里。这个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弟兄被囚在不同的拘禁营里，总有机会向其他囚犯传道，结果使不少囚犯成为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情况使当局大为头痛。于是，他们把带头的见证人关在一个营里，这样他们就不能对别人传道了。50年代末期，当局从苏联各处的拘禁营把400多个弟兄和100个姊妹关在莫尔多维尼亚的两个拘禁营里。他们当中有督导委员会的弟兄，也有跟耶和华组织分离了的分区监督和区域监督。这些弟兄见到齐亚特弟兄也一样被囚，才明白以往什么跟公安人员合作的谣言，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鉴于齐亚特弟兄已经被捕，组织委派了伊万·帕什斯基接替督导委员会仆人的工作。1961年中，帕什斯基弟兄跟波兰的领导弟兄会晤，透露苏联的弟兄出现了分裂的情形。他请求布鲁克林总部的诺尔弟兄写一封信，表明组织是支持齐亚特弟兄的。后来在1962年，帕什斯基弟兄收到诺尔弟兄写给苏联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962年5月18日。这封信说：“我不时收到报告，知道苏联的弟兄有很大的决心，要继续做耶和华上帝的忠仆。可是，你们有些人却未能跟弟兄保持团结。我认为问题在于大家缺乏沟通，加上有些反对耶和华上帝的人恶意散播谣言所致。因此，我写信让你们知道，社方认可帕夫洛·齐亚特弟兄和跟他共事的弟兄，他们是督导苏联传道工作的基督徒监督。妥协和过激的看法，都是不该有的。我们要思想健全、通情达理，能适应环境，也要紧守上帝的原则。”

这一封信和齐亚特弟兄被判监十年一事，使苏联的见证人恢复团结。在监狱和拘禁营里，许多离心弟兄纷纷重投组织的怀抱。他们终于知道齐亚特弟兄并没有出卖组织，而且总部也全力支持他。这些弟兄写信给家人和朋友时，鼓励当地会众的长老联络忠心的弟兄，请他们提交传道报告。在随后十年，一度离心的弟兄大都听从这个忠告。可是，弟兄们要团结合一，还有好些困难要克服。我们稍后就会见到。

在拘禁营里保持忠贞

拘禁营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可是，营里见证人的心境常比其他囚犯的好，原因是他们有良好的灵性健康。见证人有属灵的书刊可读，也从成熟的信徒同工得到鼓励。这使他们有较好的心理状态，灵性也能继续进步。在一个拘禁营里，姊妹把书刊好好收藏在地里，外人根本不能找到。有一次，一个检察员说，如要清除营里所有的“反苏宣传”，他们就得翻开全营的泥土，把两米深的泥土仔细筛过才行！营里的姊妹仔细研读杂志。事隔50年之后，有些姊妹仍能背出某些《守望台》内容。

弟兄姊妹虽然历尽艰辛，却对耶和华紧守忠贞，没有背弃圣经原则。玛丽亚·赫热希纳因为传道的缘故，被关在拘禁营里五年，她说：“我们读到《守望台》‘借着尊重血的神圣以保持清白’这篇文章之后，决定不吃营里所供应的肉食，因为那些肉类通常都没有放血。后来，监狱长查明见证人在某些日子不吃午餐的原因后，就想强迫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他下令早午晚三餐都要有肉。结果，有两个星期，我们只吃面包，其他的都不吃。我们全心信赖耶和华，深知他鉴察万事，知道我们能够维持多久。我们吃了这种‘营养餐’两个星期，监狱长终于改变主意，让我们有蔬菜吃，有牛奶喝，甚至给我们一点黄油呢。我们清楚看出，耶和华真的照顾我们。”

获得帮助，保持坚忍

弟兄们对前景保持乐观，跟其他的囚犯大为不同。由于这缘故，他们有能力抵受苏联监狱的非人生活。

奥列克西·库尔达什弟兄被囚多年，他说：“我所以能够保持坚忍，全赖对耶和华和他的王国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参与狱中的属灵活动和经常祷告，也对我大有帮助。另一点是，我坚信自己所做的，是耶和华喜悦的。我也尽量保持忙碌。狱中的枯燥生活，会叫人厌烦，而这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品格，甚至叫人精神失常。因此，我尽量在属灵的事上保持忙碌。此外，我也向监狱的图书馆借阅有关世界历史、地理和生物学的书，尝试找出支持我的人生观的资料。就这样，我得以强化自己的信心。”

1962年，谢尔·拉夫柳克给单独监禁了三个月。他不许对任何人说话，甚至对狱警说话也不行。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尝试回忆所读过的经文。他记起了一千多节经文，并用铅笔的石墨写在纸上。他把石墨藏在地缝里，不让人知道。他也记起一百多篇《守望台》文章的题目，是他以前读过的。他也自行计算出以后20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期。由于这样做，他能够保持精神平衡，灵性健康，对耶和华的信心也更坚强了。

狱警的“服务”

虽然受到公安人员的百般阻挠，我们的书刊仍能够通过一切障碍，甚至达到监狱的弟兄手里。狱警也知道这种情形，因此不时彻底搜查所有牢房，达到“无孔不窥”的地步。此外，为了搜出书刊，狱警也时常更换囚犯的牢房。囚犯会受到彻底搜查，如果找到书刊，就立即没收。弟兄怎样收藏书刊，不致被狱警发现呢？

通常，弟兄把书刊藏在枕头、床垫、鞋子里和衣服里。在有些营里，他们用小字体抄写《守望台》文章在纸张上。更换牢房的时候，弟兄有时用塑料把纸张包起来，藏在舌头下面。这样，他们能够把一些灵粮保存下来，继续得到属灵的营养。

为了真理的缘故，瓦瑟利·本哈曾入狱多年。他和同室的彼得罗·托卡尔弟兄在木匠的工具箱里造了一个暗格，把偷运进监狱里的书刊藏在里面。这两个弟兄被派做木匠，每逢要工作时，狱警就发给他们工具箱。他们领取了工具箱之后，就把杂志拿出来抄写。当天工作完了，他们把杂志放回工具箱里，交还狱警。监狱长用三个锁锁上工具箱，并放在一个双重门的房间里，门都分别上了锁。因为他们恐怕锯子、凿子和其他工具会被囚犯用来做武器。因此，当狱警搜查圣经书刊时，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这个由监狱长保管的工具箱。

本哈弟兄也找着别的地方收藏书刊。他视力不良，所以有好几副眼镜。每个囚犯每次只许使用一副眼镜，其他的则须由狱警保管；囚犯要使用时，才提出请求。本哈弟兄造了几个特别的眼镜盒，把微型书刊藏在里面。弟兄要抄写杂志时，本哈弟兄只须请求狱警给他另一副眼镜就行了。

有时看来只有天使的帮助，书刊才不致落入狱警的手中。本哈弟兄记得有一次，切斯拉夫·卡济劳斯带了20块肥皂进监狱里，其中一半藏有我们的书刊。狱警用针刺穿其中10块，竟没有刺中任何一块是藏有书刊的！

努力保持团结

从1963年起，督导委员会的弟兄已能够把传道报告寄给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也作出安排，让弟兄收到书刊的缩微胶卷。当时，全苏联有14个分区，其中4个在乌克兰。随着敬拜上帝的人渐渐增加，乌克兰划分为七个区域。为了安全理由，每个区域用女性名字命名。乌克兰东部称为艾拉，沃伦称为乌斯京娜，夏利希纳称为柳芭。外喀尔巴阡分为三个区域，分别称为卡佳、克里斯季娜和玛莎。

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企图破坏耶和华见证人的团结。国安会一个官员向上级报告说：“为了加紧分裂耶和华派，我们一方面大力镇压他们的头子的活动，另方面使他们在同党当中失去威信，从而营造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国安会已派人从事破坏工作，要把这个教派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一派由跟从耶和华派领袖齐亚特的人组成，齐亚特目前在监狱服刑；另一方则是反对派。这个情势对我们有利，足以在平信徒当中做成意见分歧，甚至使这个教派进一步解体。”但报告却承认，国安会的阴谋并不顺利，说：“耶和华派最反动的头子正设法抵消我们的行动，以求巩固组织的团结。”弟兄们不断努力巩固组织的团结，他们的辛劳，无疑蒙耶和华赐福。

国安会伪造了一封诺尔弟兄的信，交了给离心弟兄。信中引用亚伯拉罕跟罗得分手的事例，同意他们另起炉灶，另立一个组织。这封信在苏联各地传阅。

忠心的弟兄把一份副本寄给布鲁克林总部。1971年，他们收到回信，指出这封信根本是伪造的。诺尔弟兄写了一封信给离心弟兄，说：“社方所运用的唯一沟通渠道，就是你们国内受委任的监督。除了这些受委任的监督之外，没有人有权领导你们。……耶和华的真正仆人是紧密团结的。因此，我衷心希望你们所有人跟基督徒会众恢复团结，接受受委任的监督所领导。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一致地向人作见证了。”

这封信团结了弟兄们。可是，有些人仍然不信任组织所任用的代表，自行跟总部接触。这些离心的弟兄作了个试验。他们寄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给布鲁克林总部，请弟兄把钞票分成两半，分别寄回乌克兰：一半寄给离心弟兄，另一半则交给总部所任用的代表。

于是，总部把钞票的一半邮寄给离心的弟兄，另一半则派人直接交给督导委员会的成员，然后转交给外喀尔巴阡的领导弟兄，让他们去见离心的弟兄。可是，有些离心弟兄仍然以为督导委员会的成员跟公安人员暗中勾结，他们还是不肯信任这些弟兄。

然而，离心的弟兄大都重投组织的怀抱。撒但和国安会企图分化和消灭苏联耶和华见证人的诡计却未能得逞。耶和华的子民人数日增。他们团结合一，把真理种子撒播到新的地区去。

瓦瑟利·卡林说：“当局运用许多手段打击我们，不许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可是，我们继续向其他被放逐的外人传道。他们为了各种原因和罪行而被放逐外地。许多人都对我们的信息很感兴趣，有些更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公安部和当地的行政机关都大力迫害我们，却不为所动，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

受禁止下的生活

基督徒在受禁止下是怎样活动的，让我们看看。1939年，乌克兰全面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可是，传道工作和会众活动仍然继续下去，弟兄们在向人作见证时，却要十分谨慎。传道员探访感兴趣的人时，最初不会透露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教导人学习圣经，时常只用圣经。许多人就是这样学习真理的了。

会众的聚会也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在许多地方，弟兄每周聚集几次，每次在晚上或深夜举行。他们在煤油灯下学习，也挂上厚厚的窗帘布，以免被人发觉。通常，每群会众只收到一份手抄的《守望台》。后来，弟兄开始收到用复印机印刷的杂志。弟兄在私人家里举行《守望台》研究班，每周两次。国安会决意找出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地点，好惩罚领导的弟兄。

弟兄也利用婚礼和葬礼的场合见面，互相鼓励，聆听优良的圣经演讲。在婚礼上，年轻的弟兄姊妹朗诵圣经诗歌，或演出圣经戏剧。对在场的非见证人宾客来说，这无疑给他们作了个美好的见证。

在40和50年代，许多弟兄只因参加聚会就被逮捕和拘禁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些改变。公安人员抓到见证人举行聚会，通常记下在场的人的名字，并且惩罚户主半个月的工资。有时，当局过分执行这个政策，达到不合理的程度。有一次，米科拉·科斯秋克和妻子到儿子的家里坐坐。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并记下“所有在场的人”。后来，科斯秋克弟兄的儿子收到罚款通知，因为他家里举行“耶和华派的非法集会”。既然根本不是举行聚会，科斯秋克家庭向有关部门投诉，结果当局撤消了罚款。

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人要应付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实在不容易。可是，我们的弟兄却没有气馁，继续经常举行聚会。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尤其不容易安排。在受难纪念前后，国安会特别留意我们的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聚会大概在什么日子举行。他们以为只要严密监视见证人，就可发现举行纪念聚会的地点。这样，公安人员就能够“结识”新的见证人了。

弟兄早已洞悉这些伎俩，因此在纪念聚会当日十分谨慎。他们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举行纪念聚会。他们也不会预先向感兴趣的人透露举行的日期和地点。见证人通常会在那天到他们家里，亲自带他们到聚会的地点。

有一次，外喀尔巴阡的弟兄在一个姊妹家中的地窖里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地窖里水深及膝，没有人想到那里会有人聚集。弟兄造了个平台，高出水面，让这个地方可以用来举行聚会。各人虽然要屈身坐在平台上，他们却能够不受打扰，高高兴兴地举行纪念聚会。

另一次，在80年代，一个基督徒家庭一早就离家出外，以便在晚上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黄昏时候，他们跟其他弟兄在一个森林里举行纪念聚会。当时正滂沱大雨，弟兄姊妹张开雨伞，环立在讲者四周，手里拿着蜡烛照明。祷告结束之后，弟兄各自离去。这个家庭返回住所时，发觉院子的闸门大开。显然，曾有警察或公安人员来找他们。他们虽然又湿又累，却很庆幸及早出门参加纪念聚会，得以避开当局的留难。

在基辅，弟兄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一点也不容易。有一年，弟兄们决定在车上举行纪念聚会。一个弟兄是一家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于是弟兄们租了一辆大客车。客车只接载耶和华见证人，驶往郊外的一个森林去。弟兄姊妹把受难纪念的饼和酒放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也预备了一些食物。突然，有警察出现了。可是，他们却没有理由要打扰弟兄，因为弟兄不过在一天工作之后，在车上吃晚餐罢了。

在乌克兰的其他地区，警方常在耶稣受难纪念聚会那天到弟兄家里搜查。日落时分，就有三四个警察乘着警车来到见证人的家里，看看弟兄到底在家里，还是准备出外参加宗教聚会。见证人已预备好会有这些突击搜查。他们先穿好整齐衣服，然后再穿上旧的工作服，如常做着各种家务。这样，他们看来打算留在家里，并不会出外参加宗教聚会。警察一离去，他们就立即除掉旧衣服，马上到举行纪念聚会的地方去。当局满以为他们已完成任务，殊不知我们的弟兄仍能顺顺利利地参加纪念聚会。

暗藏书刊

在40年代后期，耶和华见证人家里藏有圣经书刊，就会被判入狱25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后，这个刑期减为10年。后来，谁私藏见证人的书刊，就得罚款，书刊则被没收和毁去。因此，在受禁止期间，弟兄很小心收藏书刊。

有些人把书刊寄存在不是见证人的亲戚或邻人家里，或放在塑料袋子和金属箱子内，埋在花园的地里。外喀尔巴阡的长老瓦瑟利·古佐忆述，在60年代，喀尔巴阡山区的一个森林是他的“属灵藏书室”。原来他把书刊放进牛奶罐中，埋在森林的地里，罐的盖子露出地面，以作识别。

一个弟兄由于从事基督徒活动而坐了16年的牢，他回忆说：“我们把书刊藏在任何可以收藏的地方：地下室、地里、墙壁、箱子的暗格、狗窝的暗格。我们也把书刊藏在扫帚和中空的擀面杖里（通常用来收藏传道报告）。此外，还收藏在井里、厕所里、门里、屋顶里和柴堆里。”

地下印刷室

虽然共产党的密探和当局对耶和华见证人严密监视，饥渴慕义的人仍继续获得灵粮的供应。敌视真理的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阻止我们的书刊流入苏联。1959年底，苏联铁路工人出版的《汽笛报》甚至声称，耶和华见证人用气球偷运书刊进入苏联！

当然，我们的书刊并不是用气球运入乌克兰的，而是在当地的私人家里印制的。后来，弟兄们发觉，印制书刊最实际、最安全的地方是在不起眼的地下室进行。他们把地下室建在地窖里和山上。

在60年代，弟兄在乌克兰东部建了一个地下室，内有通风设备和电力供应。地下室的入口十分隐蔽。有一次，警察用金属棒在其上猛击拨弄，花了一整天也发现不到什么。

有一次，公安人员严密监视我们一个地下印刷室。他们怀疑见证人就在那里印制书刊，希望把其中的人一网打尽。弟兄们面对一个困难：他们怎样把纸张带进房子里，并把书刊运出来呢？他们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一个弟兄把纸张放在婴儿毯子里，像抱婴孩那样抱在怀里，然后进入房子。他一进内，就把纸张留下，并把刚印好的杂志放在毯子里，抱着这个“婴孩”离去。国安会的特工看见弟兄出入房子，却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在顿涅茨克区、克里米亚、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弟兄所获得的书刊都是来自这个地下印刷室的。几个年轻弟兄也在沃伦区的新沃里斯克镇建了一个类似的地下室。这些弟兄一直没有透露这个地下室的位置，直到我们在乌克兰的活动获得解禁之后九年，他们才让其他弟兄参观这个地下印刷室！

在喀尔巴阡山区的深处，那里也有一个地下印刷室。弟兄们把附近一条小溪的水引入地下室，推动一台小型发电机，产生电力供照明之用，印刷机则是人手操作的。这里印刷了不少书刊。后来，国安会注意到当地有许多圣经书刊流通，于是大举搜查该区。他们甚至假扮地质学家，到山上各处搜索。

后来，弟兄察觉当局快要找到地下室了。伊万·齐亚科自愿到那里操作印刷机，因为他还未婚，即使不幸被捕，也无后顾之忧。1963年夏末，地下室终被发现，当局立即把齐亚科弟兄就地处决。当地政府喜出望外，并且安排居民前往参观，声称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用无线电跟美国通消息的地方”。这个声称虽不是实情，但无形中却对该区所有人作了一个见证。许多人反而对我们的信息感到更大兴趣。目前，喀尔巴阡山区约有20多群会众。

父母言传身教

耶和华见证人面临许多考验，他们的书刊被没收，他们要交罚款，遭监禁，受苦刑，甚至被害。除此之外，有些父母更经历骨肉分离的痛苦。莉迪娅·佩列基那住在乌克兰东部，她有四名子女，丈夫是内政部的官员。1964年，她丈夫因妻子是耶和华见证人而申请与她离婚。法庭的裁决，剥夺了佩列基那姊妹的子女监护权。她那对七岁大的孪生子女交由丈夫照管。不久，丈夫就带着他们迁到1000公里外的乌克兰西部居住。法庭裁定其余两个儿童由孤儿院照料。莉迪娅向法庭说：“我深信耶和华有能力把孩子带回我身边。”

裁决结束后，莉迪娅果然看出耶和华的指引和关怀。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当局没有把莉迪娅的儿女送到孤儿院去，反而让他们留在母亲身边。有七年的时间，莉迪娅趁着放假的时候，前去探望她的孪生子女。虽然前夫不准她见儿女，她却没有气馁。她来到儿女所住的城市后，就在火车站过夜，然后乘着儿女上学的时候，跟他们见面。她抓紧这些机会，向儿女谈及耶和华。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莉迪娅忠贞地“流泪撒种”，把真理深植在儿女心里。她终于能够“欢呼收割”。（诗篇126:5）孪生子女在14岁的时候，决定返回母亲身边，跟她一起生活。莉迪娅尽力教导儿女学习真理，可惜其中两人却另有人生目标。莉迪娅和她的孪生子女则忠心地事奉耶和华。

情势转好

1965年6月，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纯属宗教性质，并不含反苏宣传。这虽然只是针对某宗案件的裁决，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局虽因见证人传道而把他们监禁起来，却不再拘捕阅读圣经书刊的人。

1965年下半年，另有一个重要改变发生。苏联政府颁布政令，把1951年给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见证人全部释放。他们虽然不能领回政府没收了的房屋、牛畜和财物，却不受限制，能够在苏联境内自由行动。可是，鉴于恢复户籍的手续十分繁复，只有很少人返回原居地生活。

那些在1951年给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弟兄，他们陆续迁到苏联各处居住，例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北高加索等地方。也有些人散居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把真理的种子带到这些地区去。

不畏压力、保持坚定

情势虽然转好，但国安会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国安会运用各种手段，要迫使见证人放弃信仰。例如，他们把弟兄从工作的地方带走，拘禁在国安会的地方或旅馆里几天。在拘留期间，三四名国安会的人对弟兄极尽威迫利诱之能事。他们轮流拷问，使弟兄无法睡眠。然后，他们释放弟兄，但一两天之后又再重施故技。国安会也用这种手段对付姊妹，只是不那么频繁。

弟兄不断被召到国安会问话。为了迫使见证人放弃信仰，公安人员企图在组织里培植更多内奸。此外，如果弟兄不肯就范，他们就设法向弟兄诉诸感情压力。例如，曾在外喀尔巴阡任分区监督多年的梅赫阿罗·蒂尼卡回忆说：“有一次，公安官员来找我谈。他们身穿军服，却十分和气，甚至请我到附近的餐厅吃饭。但我只向他们微笑，并把50卢布（大约半个月的工资）放在桌上，说他们可以自己去吃饭，不用我同去了。”蒂尼卡弟兄清楚知道，如果跟这些穿着军服的人一起吃喝，他们一定会拍摄下来，好用来“证明”他已背弃了信仰。这样，弟兄就会大起疑心，不再信任他了。

对许多弟兄来说，他们要忍受几十年的忠贞考验。在外喀尔巴阡，贝洛·迈泽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在1956年初次被捕。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年轻弟兄无意中签署了若干声明，结果使一些弟兄被公安部抓去问话。后来，迈泽弟兄明白自己做错了，于是恳求耶和华不要让这些弟兄坐牢。迈泽弟兄被判入狱八年，但那些弟兄却没有被捕。

他出狱回家之后，有两年的时间不准离开自己的村庄，而且每星期一要到警察局报到。1968年，他因为不肯接受军训而被判入狱一年。他出狱之后，继续在家乡里热心事奉耶和华。1975年，他再次被捕，当时已47岁了。

五年之后，迈泽弟兄刑期满了，又被放逐到俄罗斯的雅库茨克区五年。由于没有公路通往该区，当局用飞机送他去。在途中，押送他的年轻士兵们问他说：“老头儿，为什么你是个危险罪犯呢？”迈泽弟兄就向他们阐述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谈论上帝对地上人类的旨意。

迈泽弟兄抵达之后，当地官员鉴于文件说他是个“特别危险的罪犯”，起初很害怕他。后来，他们见到迈泽弟兄的基督徒好行为，就对公安官员说：“如果你们还有这样的罪犯，尽管送到我们这里来好了。”

1985年，迈泽弟兄返回家乡，当时他已57岁了。他坐牢的21年间，贤妻雷吉娜一直住在外喀尔巴阡的家里。为了到监狱探望丈夫，她不惜长途跋涉，走了14多万公里的路，用了不少路费。

迈泽弟兄获释之后，住在拉科什诺村，但警察和公安人员仍不时上门找他。这引起了一个笑话。90年代初，督导委员会的弟兄陪同中央长老团的杰拉斯弟兄探访外喀尔巴阡区的乌日哥罗德市。在返回利沃夫的途中，他们决定顺道探望迈泽弟兄。住在附近的一个姊妹看见三辆汽车来到迈泽弟兄的小房子前，有九个人从车中出来，不禁大吃一惊。她连忙跑到一个弟兄那里，气喘喘地说国安会的人又来捉拿迈泽弟兄了！虚惊一场之后，相信她会转愁为喜！

组织的转变和改善

1971年，总部委任迈克尔·达舍维奇为督导委员会仆人。当时，督导委员会的成员有六人，三位在乌克兰西部，两位在俄罗斯，一位在哈萨克。他们也兼任探访会众的工作。除此之外，各人还要做世俗工作，以维持家人的生活。乌克兰西部三位弟兄所照管的地区，距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远。斯捷潘·科热亨巴负责探访外喀尔巴阡。阿列克谢·达维尤克探访乌克兰西部的其余地区，也探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达舍维奇弟兄则探访乌克兰东部、俄罗斯中西部、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督导委员会的弟兄定期探访上述各区，跟分区监督和区域监督开会，鼓励当地的见证人，并且收取传道报告。

这些弟兄也跟外地来的信使保持联络，他们以游客身份入境，带来了书刊和信件，交给督导委员会的弟兄。从60年代后期到1991年获得宗教自由期间，反对者一直未能 阻止这些信件往来。

1972年，中央长老团发出指示，要委任弟兄做长老，就须提交书面推荐。有些弟兄拿不定主意，担心这份名单会落入警方手里。在此之前，会众也没有这样的名单。通常，弟兄也不知道各人的姓氏。起初，很多弟兄不愿意接受推荐做长老，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上。后来，弟兄们见这安排没有什么不妥，于是改变了主意。他们接受推荐，忠心地负起会众长老的职责。

耶和华的保护

一天早上，警察来到瓦瑟利·本哈弟兄的家搜查。当时，本哈姊妹在家，她那四岁大的儿子正在睡觉。突然有人大力敲门。本哈姊妹意识到警察来了，急忙把传道报告和其他传道资料扔进火炉里，然后开门让警察进来。警察冲到火炉前，小心翼翼地把烧过的报告拿出来，放在桌子的报纸上。报告虽然烧过，但字迹仍然清楚可见。警察搜遍房子之后，带着本哈姊妹到谷仓搜查。他们不在房子的时候，本哈姊妹的孩子睡醒了。他看见桌上有烧过的纸屑，于是拾起来，全抛进垃圾桶里，然后返回小床上。警察回来的时候，不禁大为惊愕和沮丧，因为他们不易得来的“物证”一下子就都没有了！

1969年，警察再次搜查本哈弟兄的家。这次本哈弟兄在家。警察找到了会众的传道报告。可是，他们却粗心大意，把报告留在桌子上，让本哈弟兄有机会把报告毁去。他这个行动，换来了15天的牢狱。其后，公安部迫令本哈弟兄离开当地。结果，本哈弟兄也曾在格鲁吉亚和达吉斯坦居住和传道。后来，他返回乌克兰，继续忠心事奉上帝，直到1999年去世。

公安部安排的“传道旅行”

在60和70年代，公安人员迫令许多弟兄迁徙。为什么呢？原来当地的公安人员不想他们的基辅总部知道他们在镇压宗教方面弄不出成绩来。他们意识到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逐年增加。可是，他们想在提交基辅总部的报告里，显示见证人的数目并没有 增加。当地公安人员于是迫令弟兄迁徙外地。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报告里说见证人没有增加了。

见证人被迫迁徙各处，结果反而把真理种子撒得更远。这些见证人通常都是很热心工作的。他们可说是受到当局“鼓励”，迁到“更需要传道员的地区”去。他们努力耕耘，结果建立了新的会众。

伊万·马利茨基本来住在捷尔诺波尔附近，后来被迫离开家园。他到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那里只有很少见证人。1969年，克里米亚只有一个会众，但现在已有60多群会众了！伊万·马利茨基继续在那里作长老。

禁制的尾声

1982年，苏联有新的领导人上台，触发了另一场迫害浪潮，大约为期两年。这次迫害，其实不是苏联的新领导层授权的。他们只是要求属下的加盟共和国作出改革。可是，乌克兰有些地方政府却过度热心，擅自把一些带头的见证人监禁起来。这次迫害虽然没有怎样影响大部分的弟兄，却对有些见证人造成身心的伤害。

1983年，外喀尔巴阡的伊万·米加利被判入狱四年。这位弟兄是个长老，当时58岁。苏联当局没收了他所有的财物。公安人员搜查米加利弟兄的住宅，找到了70本见证人出版的杂志。米加利弟兄为人谦和，很多人都知道他很热心传讲圣经。他藏有圣经书刊，又热心传道，当局就以这两条罪逮捕他。

1983至1984年间，乌克兰东部进行了一连串的集体审讯。许多见证人被判入狱四至五年。他们大都不用放逐到寒冷的西伯利亚或哈萨克，而是被囚在乌克兰境内。有些弟兄也在监狱里受到迫害，被指违犯监狱条例。当局这样做，是要加重他们的刑罚。

有些监狱长更把弟兄送进苏联的精神病院去，企图迫使他们患上神经病，不再敬拜上帝。可是，耶和华的灵却支持弟兄，叫他们继续忠于耶和华和他的组织。

节节胜利

在80年代的后半期，当局的政策比较宽了。会众的传道员人数不断增加，书刊的供应也多了。有些见证人离境探亲之后，带来不少书籍杂志。对有些弟兄来说，尤其是曾被关在拘禁营里的弟兄，这还是首次亲手拿着一本原版的圣经书刊。原版的《守望台》竟能冲破铁幕，来到他们手中，实在叫他们难以置信。

当局为难了耶和华见证人多年，态度终于开始软化。当地宗教事务部的官员约见我们的弟兄。有些官员甚至愿意跟布鲁克林总部来的代表会晤。起初，弟兄们不免有点怀疑，担心这是个圈套。可是，情势的确改变了。1987年，当局陆续释放狱中的见证人。后来，有些弟兄尝试出席在邻国波兰举行的区域大会。他们填报的出外理由是探望亲友。当局批准了他们的旅游申请，令他们大感意外！波兰的弟兄很慷慨，送给他们许多属灵书刊。乌克兰的弟兄回国时，海关官员大都没有没收他们的圣经书刊。这样，弟兄带了不少圣经和书刊回国。

次年，慷慨好客的波兰弟兄邀请更多的乌克兰弟兄前往波兰。1989年，有几千人低调地出席了波兰的三个国际大会，并且把更多书刊带进乌克兰。同年，宗教事务部允许耶和华见证人收取外国寄来的宗教书刊，但只限于每样两本。此后，德国的弟兄开始定期寄来书籍和杂志。以往，弟兄只能在地下室，或于深夜时分在家中的地窖复印杂志。现在，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到邮局领取书刊了。这好像做梦一样！对老一辈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的感受有如获释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就恍如做梦一样。”（诗篇126:1）但这只是美“梦”的开始而已。

华沙大会

1989年，布鲁克林总部的弟兄建议督导委员会跟当局接触，好让我们的工作得以正式注册。再者，布鲁克林伯特利的韩素尔和杰拉斯正探访乌克兰的弟兄。次年，当局正式批准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出席波兰的大会。弟兄填写旅游申请时，堂堂正正地说明要到波兰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大会，而不是探望亲友而已！

对乌克兰的弟兄来说，华沙的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跟其他同工相见，收到用自己母语写的彩色书刊，能够自由地参加聚会，令他们高兴得流下泪来。波兰的弟兄表现爱心，慷慨接待乌克兰的访客，供给他们一切所需。

许多劫后余生者在华沙的大会里重逢。莫尔多维尼亚拘禁营曾经囚禁了几百个见证人。在华沙的大会里，他们有一百多人再次见面。大家相遇时，最初只是望着对方，然后喜极而泣。摩尔达维亚的一个见证人曾跟贝洛·迈泽一起被囚禁了五年，却认不出他来。为什么呢？他惊叹说：“我只记得你穿着囚衣的模样，但现在你却西装笔挺，还打上领带呢！”

终于得到宗教自由！

1990年底，司法机关开始替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平反，恢复他们的权利。与此同时，督导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小组，代表见证人与政府官员见面。德国分部的维利·波勒负责领导这个小组。

见证人跟莫斯科和基辅的政府官员作过漫长的讨论之后，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自由。1991年2月28日，乌克兰的耶和华见证人正式注册为宗教团体。在苏联境内，这还是第一趟。一个月之后，在1991年3月27日，见证人的组织也在俄罗斯联邦注册。这样，在长达50多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耶和华见证人终于得到了宗教自由。不久，苏联在1991年年底解体，乌克兰也宣告独立了。

好土产生美好收成

1939年，乌克兰约有1000个传道员，他们宣扬上帝的王国，把真理的种子撒播在好土上，即人们的心里。在受禁止的52年期间，弟兄经历到各种考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放逐到西伯利亚，毒打、折磨和处决。可是，这段艰辛的岁月过后，“好土”却产生了25倍的收获。（马太福音13:23）1991年，乌克兰有2万5448个传道员，258群会众。此外，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也有2万个传道员，他们主要是从乌克兰的弟兄认识到真理的。

有这么好的泥土，我们要用圣经书刊加以“施肥”。因此，我们的工作得到注册之后，弟兄随即安排德国的塞尔特斯分部运来书刊。第一批书刊在1991年4月17日到达。

弟兄在利沃夫设立了一个小书库，运用货车、火车，甚至飞机，把书刊运往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这促成了进一步的属灵增长。1991年初，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哈尔科夫市只有一个会众。但到了年底，这个会众已有670个传道员，并且一分为八。目前，这个城市已有40多群会众！

虽然苏联已在1991年瓦解了，那里的督导委员会仍然运作，继续照料前苏联15个共和国的地区。到了1993年，委员会跟中央长老团的弟兄商议过后，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照料乌克兰，另一个照料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13个共和国。乌克兰的督导委员会原本有四位成员：迈克尔·达舍维奇、阿列克谢·达维尤克、斯捷潘·科热亨巴和阿纳尼·赫罗胡，现在再加上三位：斯捷潘·赫林斯基、斯捷潘·迈克维奇和罗曼·尤克维奇。

鉴于乌克兰语书刊的需求日增，组织需要设立一个翻译组去处理这个问题。上文提及，加拿大籍的弟兄埃米尔·扎里斯基和莫里斯·萨兰丘卡，连同他们的妻子，合力担任这件工作。这个小组勤恳工作，翻译了不少书刊。1991年，乌克兰语翻译组的人数已增加了，并且设在德国。1998年，翻译组迁往波兰一段时期后，现在设于乌克兰本国。

区域大会

1990年，杰拉斯弟兄在利沃夫跟弟兄会晤，然后视察市中心的运动场。他说：“明年，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区域大会。”弟兄们笑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当时我们的组织还没有注册，弟兄们也从未筹办过大会。可是，第二年，组织就获准注册了。1991年8月，有1万7531人出席这个运动场所举行的区域大会，有1316人受浸！组织邀请波兰的弟兄前往乌克兰协助筹备这个大会。

那年8月，组织也计划在敖德萨举行一个大会。但在大会前数天，俄罗斯的政局出现不稳，敖德萨的市政府官员通知弟兄不能在当地举行大会。弟兄们一面请求官员批准大会举行，一面为大会作妥最后准备，全心信赖耶和华。最后，市政府官员吩咐弟兄在星期四下午去见他们，到时就会知道他们有什么决定。当天下午，弟兄们收到通知，可以举行大会。

那个周末，共有1万2115个见证人聚集起来，并有1943人受浸，大家都惊喜不已。大会之后两天，弟兄去见市政府的官员，感谢他们批准大会举行。他们送了一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给市政府的主席。他说：“我虽然没有在场，却对大会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有秩序的集会。我可以答应你们，你们以后什么时候想举行大会，我都很乐意批准你们的申请。”自那时以来，弟兄不时在敖德萨这个美丽的城市举行区域大会。

难忘的国际大会

另一件大事，是1993年8月在基辅举行的“上帝的教诲”国际大会。出席的人数高达6万4714人，是乌克兰历来最高人数的大会。有数以千计的代表从30多个国家前来参加。英语的节目即时传译为16种语言。

五个座位区的弟兄姊妹一同站起来，回答受浸前的两个问题。与会者看见这情景，都十分兴奋。在接着的两个半小时里，7402人分别在六个受浸池里受浸。在上帝子民的现代历史上，大会的受浸人数，以这次为最多！耶和华见证人永不会忘记这件盛事。

当时，基辅市只有11群会众，又怎能筹办这么大型的大会呢？像往年一样，波兰的弟兄前来协助，照料住宿部的工作。他们跟基辅的弟兄并肩工作，尽量预订旅馆和宿舍的房间，甚至租用了一些内河船作临时居所。

最大的问题，就是租用场地。除了举行体育活动之外，运动场还在周末用作临时市场。从来没有人获准关闭市场。可是，当局却批准见证人这样做。

市政府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协助弟兄筹备大会。委员会成员包括警方、运输和旅游部的官员。他们作了特别安排，协助与会者来回大会。大会预先支付车费给运输机构，好让挂上大会胸章的与会者不用上车时交费，而是在抵达大会场地之后才缴交。这样，弟兄们就能够迅速登车，往返会场了。大会在里帕布利克运动场（现称奥林匹克运动场）举行，是东欧最大的运动场之一。为了方便与会者，运动场附近也开设了一些面包店，好让弟兄迅速购得次日所需的食物。

大会秩序井然，令警察局长大感惊讶。他赞叹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你们的好行为，比你们的传道工作，更令我感动。人们也许会忘记所听过的，却不会忘记亲眼见过的事。”

有几个女子在会场附近的地下火车站工作，她们特地到大会的行政部，要为与会者的好行为表示谢意。她们说：“我们在这里工作，见过不少体育活动和政治集会举行。但在这个大会，我们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彬彬有礼、笑容可掬的人。他们都对我们很好，乐于跟我们打招呼。在举行其他集会的时候，很少人会这样做。”

大会过后，基辅的会众仍然忙个不了，因为约有2500人通知大会，想多点明白圣经。现时，基辅有50多群热心的会众！

一些弟兄在前往基辅大会途中不幸遇劫，失去一切财物。可是，他们却继续上路，不想错过吸收灵粮的机会。他们到达大会场地的时候，身上已一无所有了。这时候，来自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弟兄刚带来了一批衣物，要送给有需要的人。大会的行政部获知事情之后，立即让遇劫的弟兄得着所需的衣物。

提供物质援助

弟兄表现这么不自私的爱心，并不是偶一为之。1991年，中央长老团建议西欧几个分部捐出粮食和衣物，接济东欧的同工。弟兄们很乐意伸出援手，反应比预期中更热烈。许多人送来食物和旧衣，有些更捐出新衣。西欧的分部收集了弟兄送来一箱箱的物资。货车把数以吨计的食物和衣物，从奥地利、丹麦、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瑞士运往利沃夫。弟兄时常捐出他们的货车，给东欧的弟兄从事王国工作。边关官员也十分合作，迅速签发文件，让弟兄顺利通过。

运送物资的弟兄受到热情接待，令他们十分感动。荷兰一些弟兄运送赈济品到利沃夫，他们报道：“有140个弟兄在场等候，准备卸下物资。但在开始工作之前，这些谦卑的弟兄一起祷告，表明他们全心信赖耶和华。工作完了，他们再次聚集起来，祷告感谢耶和华。当地的弟兄虽然生活清苦，却十分好客。他们送我们到大路上，在路旁作个祷告后，才跟我们话别。

“在回程中，我们别有一番感受。我们想到德国和波兰弟兄的慷慨捐输，也想到利沃夫的弟兄，他们那坚强的信心和敬虔态度。他们虽然物质短缺，却乐意款待我们。他们团结合一，表现感恩精神，实在叫人感动。我们也想到自己国家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十分慷慨。”

一个丹麦弟兄说：“我们发觉，我们带返的比带去的更多。乌克兰弟兄所表现的爱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令我们的信心大受强化。”

很多捐出的物资，也送到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俄罗斯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有些物资更用集装箱运到7000公里以东的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受惠的弟兄写信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信的内容很感人，振奋人心，促进团结。人人都感受到耶稣的话一点不错：“施与比接受更快乐。”——使徒行传20:35。

1998年底，外喀尔巴阡发生天灾。据官方统计，6754所房子被水淹没，895所住宅遭泥流冲毁。见证人有37所房子损毁了。利沃夫分部立即派出一辆货车，把食物、食水、肥皂、床铺和毯子运往灾区。后来，加拿大和德国的弟兄也送出不少衣物和家用物品。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见证人则提供食物，也运来了建筑材料，好重建损毁的房屋。当地的弟兄也前来协助重建工作。见证人预备食物、衣服和木柴给信徒同工，也给别人。他们也为其他居民清理院子和修理房屋。

提供属灵帮助

可是，弟兄们所获得的，并非仅限于物质援助。受禁50多年之后，乌克兰的见证人重获自由，却不懂得怎样在新环境下组织属灵工作。因此在1992年，德国分部派出弟兄前往乌克兰，协助当地重组传道工作，为分部和伯特利的未来工作打下了基础。后来，加拿大、德国和美国也派出弟兄，指导分部成员照料使人成为基督门徒的活动。

乌克兰也十分需要有经验的弟兄领导传道工作。起初，有些从组织事务训练班受训的波兰弟兄前来照料会众，后来更担任分区和区域的工作。此外，有些夫妇从加拿大和美国前来协助，目前从事着分区探访工作。也有些弟兄来自意大利、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乌克兰做分区监督。这样，当地很多会众受到协助，得以在神圣职务上更符合圣经的标准。

喜爱圣经书刊

90年代的下半期，见证人作了一些分发书刊的特别运动。1997年的《王国消息》35号单张运动之后，分部收到一万张回条，索取《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册子，或想见证人联络他们。

很多人都很喜爱阅读我们的书刊。有一次，弟兄探访一所产科医院，院方请他们每周带来12本《家庭幸福的秘诀》。为什么呢？原来院方想在签发婴孩出生证书时，给每对父母一本！

过去几年，许多人都有机会认识我们的杂志，而且十分赏识。例如，见证人在公园里传道，分发了一本《警醒！》杂志给一个男子。男子谢过后，问道：“要多少钱？”

弟兄说：“我们的工作是由自愿捐款维持的。”男子捐了一雷纳（当时约值美金5角4分），就坐在长凳上开始阅读。弟兄继续向公园里的其他游人传道。15分钟之后，男子走到弟兄那里，再捐一雷纳。弟兄继续传道，男子则返回长凳上，继续阅读杂志。过了一会儿，男子又到弟兄那里，再给他一雷纳。他告诉弟兄，杂志非常有趣味，很想经常阅读。

优良教育，促进增长

当地解禁之后，工作急速发展。可是，传道员也遇上一些新问题。起初，有些人很难适应挨家逐户的传道方法，因为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他们都只是做非正式见证。然而，凭着耶和华的灵的帮助，弟兄姊妹终于适应了这种“新”的见证方法。

会众也能够安排每周的五个聚会了。对于传道员来说，聚会大大促进他们的团结，也激励他们更努力工作。弟兄们学得很快，在许多方面都大有进步。乌克兰的见证人从各样的训练班得到优良的教育。例如在1991年，所有会众都设立了传道训练班，培训见证人做传道工作。1992年，长老和助理仆人参加王国职务训练班，使他们在传道、教导和牧养羊群方面大得帮助。

1996年，乌克兰首次举行先驱训练班。头五年，有7400多个正规先驱接受了这项为期两周的课程。他们怎样得益呢？一个先驱写道：“能够成为耶和华手上的泥土，受他塑造，我很高兴。”另一个先驱说：“参加过训练班之后，我开始‘发出光来’。”一个先驱班写道：“参加过训练班的人，全都感到十分有福。我们学会了怎样更关心别人。”一连57个月，乌克兰的正规先驱人数不断增加，这个训练班实在功不可没。

既然经济情况十分恶劣，许多人很想知道先驱怎可维持生活。一个先驱也是助理仆人，他要养育三个孩子。他说：“我和妻子精打细算，只购买必需的东西。我们生活简朴，全心信赖耶和华。正确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发觉，少少的钱就已经够用了，连自己也感到意外。”

1999年，乌克兰也开办组织事务训练班。头一年，约有一百位弟兄接受这个训练。对许多弟兄来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参加这个为期两个月的训练班委实不容易。可是，耶和华给了这些弟兄所需的支持。

一个弟兄在偏远的地区做正规先驱，他接获邀请，参加组织事务训练班。他和先驱同伴原本省了一点钱，用来购买食物和煤，以度过严冬。现在他既然获邀参加训练班，他们就得作个决定，把钱用来买煤，还是买火车票，让他参加训练班。他们商量过后，决定他应当参加训练班。此后不久，弟兄的妹妹从外国寄了一点钱给他，作为礼物。这笔钱刚好可作旅费。弟兄受训完毕之后，被委任为特别先驱。

耶和华的子民受到各样装备，更有效地从事传道工作和照料会众。传道员学会怎样作更好的见证，长老和助理仆人学会怎样给会众更大的鼓励。结果，“各群会众信心日益稳固，人数天天增加”。——使徒行传16:5。

迅速扩展，带来改变

自从注册以来，乌克兰的见证人数目增加了三倍。国内许多地区都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增长，很需要能干的长老。会众一有第二位长老，就往往一分为二了。有些会众竟然多达500个传道员。鉴于增长迅速，组织不得不在治理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

60年代以前，乌克兰的工作由波兰分部提供指导和协助，其后改由德国分部负责。1998年9月，乌克兰设立分部，直接受布鲁克林的世界总部所指挥。分部委员会也随即成立，以照料组织的事务。

由于增长迅速，分部的设施也需要扩充。从1991年开始，利沃夫成为存书中心，供应前苏联属下15个共和国的需要。次年，德国分部派了两对夫妇到利沃夫，以提供协助。不久，那里就设立了一个细小的办事处。一年以后，组织购置了一所房子，给全时的工作人员使用。1995年初，由于乌克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迅速增加，他们再次需要搬迁。新的办事处位于一个综合的建筑物内，那里有6个王国聚会所，供17群会众使用。弟兄们一直都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兴建自己的分部？分部会在什么地方？”

兴建分部和聚会所

早在1992年，弟兄们已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兴建分部之用。几年间，他们看过一些地点。弟兄们不断祷告，深信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地方。

1998年初，弟兄在景色宜人的松树林里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利沃夫以北约5公里、一个名叫布里霍夫奇的小镇上。在工作受禁止期间，这个松树林里曾有两群会众举行聚会。一个弟兄感叹说：“上一次在这松树林里聚会，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绝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也在这里参加聚会，只是环境完全不同了，现在是在我们新分部里的聚会所！”

1998年底，第一批国际仆人抵达当地。德国塞尔特斯分部的区域工程部弟兄辛勤地工作，预备所需的建筑蓝图。1999年1月初，工程获得政府批准，弟兄正式开工。有22个国家的250多名志愿工人前来参与建筑工程。每逢周末，当地也有多至250个弟兄姊妹加入义务工作。

许多人很珍惜参与建筑工程的机会。在周末，常有会众租用公共汽车到布里霍夫奇加入工作。他们常常整夜赶路，以便准时抵达工地，开始工作。劳动了一天之后，他们就在当天晚上乘车回家。他们虽然疲倦，却十分开心，希望有机会再来。有20个弟兄坐了34小时的火车从乌克兰东部的卢汉卡来到，只为了参与8小时的伯特利建筑工程！为了这8小时的工作，每个弟兄都要请两天的假，并且花上半个月的工资去买火车票。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叫伯特利建筑工人和伯特利成员深受鼓励。工程进行得很快，分部得以在2001年5月19日举行呈献礼。当日，有35个国家的代表在场观礼。在次日的特别聚会上，杰拉斯对利沃夫的3万零881名听众发表演说，格里特·勒施则在基辅对4万1142名听众讲话。听众的总数达7万2023人。

王国聚会所又怎样？1939年，外喀尔巴阡有几个聚会所被人毁去。自那时以来，乌克兰没有任何正式的王国聚会所。到了1993年，在外喀尔巴阡的特勃瓦村，有四幢相连的王国聚会所落成。这些聚会所宽敞美观，只花了8个月就盖成了。不久之后，其他地区也有六幢聚会所落成。

由于传道员人数激增，王国聚会所的需求很大。可是，由于手续繁复、通货膨胀、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在90年代，只有110幢王国聚会所落成。乌克兰还需要几百幢的聚会所！因此在2000年，分部落实了一项新的王国聚会所建筑计划，现在已开始见到成效。

努力收割，再接再厉！

2001年9年，乌克兰共有12万零28个耶和华见证人，1183群会众，39位分区监督！弟兄多年来努力撒播真理的种子，现在已产生了大量美好的果实。有些家庭，五代都是耶和华见证人。可见“土地”的确肥沃。许多人“怀着美好良善的心听了话语，［就］紧紧持守”。过去多年，弟兄们时常流泪“栽种”，其他人在好土上“浇水”，耶和华则“促成生长”。乌克兰的见证人忠心耿耿，“忍耐着结出果实”。——路加福音8:15；哥林多前书3:6。

在有些地区，见证人与当地人口的比率很高。例如，外喀尔巴阡区有八个说罗马尼亚语的村落，那里有59群会众，组成3个分区。

宗教和世俗的人运用放逐和迫害手段，企图消灭乌克兰的耶和华见证人，但他们的恶谋却未能得逞。事实证明，这个地区的人接受真理，结出美好的果实来。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的收成十分丰富。

阿摩司先知预告，“犁地的必赶上收割的”。（阿摩司书9:13）由于耶和华赐福，土地的出产力很强，收割还没有完成，下一造的犁地时候已到了。乌克兰的耶和华见证人体验到这个预言的实现。在2001年，有超过25万人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这显示，增长必定会持续下去。

在阿摩司书9:15，耶和华应许说：“我必把他们栽种在本地上，他们不会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连根拔起。”上帝的子民继续撒播真理的种子，收取丰富的成果。他们热切期待耶和华使这个应许完全实现。与此同时，我们举目观看田地，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庄稼了。——约翰福音4:35。

［第140页的精选语句］

“达尼本来要判处绞刑的，但由于他未成年，所以改判入狱四个月”

［第145页的精选语句］

“耶和华见证人跟营里其他人很不同。他们的言行表明，他们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其他的囚犯”

［第166页的精选语句］

1951年4月8日，6100多个见证人从乌克兰西部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第174页的精选语句］

“姊妹时常要负起会众仆人的工作。在有些地区，她们甚至做着分区仆人的工作”

［第183页的精选语句］

他不但没有机会度蜜月，反而坐了十年的牢

［第184页的精选语句］

“要把爱女交给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仍然是很痛苦的事”

［第193页的精选语句］

公安人员眼见放逐、监禁、殴打和苦刑，都无法使耶和华见证人沉默下来，于是采用别的诡计

［第207页的精选语句］

国安会伪造了一封诺尔弟兄的信，交了给离心弟兄

［第212页的精选语句］

在受难纪念前后，国安会特别留意我们的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聚会大概在什么日子举行

［第231页的精选语句］

弟兄们首次亲手拿着原版的圣经书刊

［第238页的精选语句］

“你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你们的好行为，比你们的传道工作，更令我感动。人们……不会忘记亲眼见过的事”

［第241页的精选语句］

“乌克兰弟兄所表现的爱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令我们的信心大受强化”

［第249页的精选语句］

为了这8小时的工作，每个弟兄都要请两天的假，并且花上半个月的工资去买火车票

［第124页的附栏或图片］

古今的圣经译本

有一段时期，乌克兰人使用古教会斯拉夫语圣经，这是一部公元9世纪的译本。后来，随着语言的演变，这部译本已有若干修订。15世纪末，大主教根纳季斯大幅修改了这部圣经。后来，译本再次修订，并且成为第一本印行 的斯拉夫语圣经。这部译本称为奥斯特罗格圣经，于1581年在乌克兰出版。今天的学者仍然十分欣赏它的优美印刷。这部译本，也成为了后来乌克兰语和俄语译本的母本。

［图片］

1581年，伊万·费奥多罗夫印制乌克兰语的奥斯特罗格圣经

［第141页的附栏或图片］

瓦瑟利·卡林自述

出生年份：1947年

受浸年份：1965年

简介：1951-1965年被放逐。1974-1991年，用照相方法印制书刊。自1993年以来，在俄罗斯分部服务。

我的父亲曾生活在不同的政制和政府之下。例如，德国人侵占乌克兰西部的时候，他们以为我的父亲是个共产党员而毒打他。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教士告诉德国官员，耶和华见证人不上教堂，所以是共产党员。后来，苏联接管乌克兰，父亲和其他人再次受到迫害。他们说他替美国做间谍。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跟当时盛行的宗教信仰很不同。由于这缘故，父亲和家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最后父亲死在那里。

［第147-151页的附栏或图片］

伊万·莱沃克自述

出生年份：1922年

受浸年份：1942年

简介：1944-1946年坐牢。1947-1953年被囚在俄罗斯偏北的苦工营。

1947年，我因不参与政治活动而被当局逮捕。他们把我关在乌克兰卢茨克一所最森严的监狱里。我要挺腰盘腿坐着，双手放在膝上，足足坐了三个月。一个身穿黑色外套的人盘问我，要我供出领导的弟兄是谁。他知道我认识那些弟兄，但我却不肯告诉他。

1947年5月5日，军事法庭判我十年监禁，囚在一个偏远的高设防拘禁营里。我当时年纪还轻，因此他们把我列为第一类囚犯。这一类囚犯全是青年人，有的是见证人，有的不是。他们用运牛的火车把我们送到俄罗斯偏北的沃尔库塔去。我们在那里转乘汽船，航行了四天，来到卡拉海峡。

那里一片荒芜，只见青苔和北极小桦树。卫兵强迫我们走了四日四夜。当时我们还年轻力壮。他们给我们吃干面包皮和烟驯鹿肉，此外也给我们碗子和厚毛毯。当时下着很大的雨，我们拿着的毛毯都湿透了，十分沉重。我们要二人合力拧干毛毯，以减轻重量。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我原本想着：“还有一会儿，就有地方可以歇息了！”但我们却是来到一片荒芜的青苔地。卫兵说：“放下行装吧，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了。”

有些囚犯不禁哭起来，有些则咒骂政府。我没有埋怨任何人。我默祷说：“耶和华上帝啊，你一直保护我，求你现在也保护我。”

那里没有铁丝网，他们就用绳子把营地圈起来。营外设有哨兵守卫。他们通常都在看书。他们警告说，如果囚犯走近他们两米之内，他们就会开枪。我们睡在青苔地上，晚上倾盆大雨。我在晚间醒来，看看四周的1500人，只见一片水气笼罩着他们。我早上起来，发觉自己躺在水里，身下的青苔都满了水。我们没有东西吃。卫兵告诉我们，我们要筑好一条飞机跑道，让飞机升降，运来食物。卫兵配备一辆拖拉车，运来自用物资，但我们却得不着什么。

我们用了三日三夜建造跑道。我们也须清除青苔，好让飞机降落。一架小型飞机运来了面粉。他们把面粉混和了水，我们只有这些东西吃了。

我们工作得很辛苦。我们筑了一条路，并放上路轨。我们有如活动输送带一样，搬着重重的石头。在冬季，整天都又黑又冷。

晚上，我们睡在露天的地方，一下雨就全身湿透。我们饥寒交迫，但幸好年青，还有点体力挨得住。卫兵叫我们不用愁，不久就会有栖身之所了。后来，一辆军车运来了帆布，可供400人使用。我们张开帆布，但还是要睡在青苔地上。大家捡了一些草来，放在帐幕里做床铺。但这些草后来腐烂了，成为堆肥，我们就睡在堆肥上。

此后，营内长满了蚤子，我们被咬得要死。我们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蚤子，连衣服里也有。情形可怕极了。我们劳动了一天回来，想躺下休息一下，蚤子就来咬我们，令人痒不可当。我们睡着后，蚤子就更肆无忌惮。我们对主管诉苦说：“我们要被蚤子咬死了。”他说：“放心好了，我们会有办法消灭蚤子的。”

当局要到天气暖一点，才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气温通常是摄氏零下30度。后来，天气暖和一点，他们就设立了一个流动消毒站。当时的气温是零下20度，我们的帐篷也破烂不堪。卫兵命令我们：“快脱下衣服。你们要洗澡，衣服要消毒。”

就这样，我们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脱光衣服，躲在破烂不堪的帐篷里。他们带来一些木板，给我们做地板。我坐在木板上，看着自己的身体。真难看！我看看旁边的人，也是一样。人人都只是皮包骨。我一点气力也没有，连爬上货车也不能。可笑的是，我却被列为第一类囚犯——年轻力壮的人。

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很多人死去，都是年轻的男子。我身陷绝境，恳求耶和华帮助我。有些囚犯（不是见证人）故意让手脚冻僵，好砍下来，不用再做苦工。情形实在恐怖。

有一天，我站在哨岗附近，看见一个医生站在那里。我被捕之后，曾跟他一起上路，并向他作见证，告诉他上帝王国的真理。他本是个囚犯，但已获得特赦。我走上前看清楚，发觉他看来已经自由了。我依稀记得他叫萨沙，于是呼喊他。他望着我，说：“伊万，是你吗？”我听见他这样说，禁不住痛哭起来。他对我说：“立即到医疗部去。”

我到了医疗部，他们除去我第一类囚犯的身份，但我仍要留在营里。我被列为第三类囚犯，给送到疗养区去。指挥官对我说：“我没有调你到这里来。你既来了，就得守规矩，好好干活。”我的生活渐渐好过了，不用再做苦工了。

我在1953年8月16日重获自由。他们说：“现在你可以走了。”他们让我到任何地方去。我首先到树林去，感谢耶和华拯救了我。我走进那个小树林，跪下来，衷心感谢耶和华保存了我的性命，让我活下去，好为他服务，荣耀他的圣名。

［第148页的精选语句］

“还有一会儿，就有地方可以歇息了！”

［第151页的精选语句］

我走进那个小树林，跪下来，衷心感谢耶和华保存了我的性命

［第155,156页的附栏或图片］

洛米尔·列夫丘克自述

出生年份：1930年

受浸年份：1954年

简介：1946-1954年因政治活动被囚。在莫尔多维尼亚的苦工营里遇见耶和华见证人。

我热中于乌克兰民族运动。由于这缘故，1946年，共党政府判我15年监禁。拘禁营里有不少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向我传道，我立刻看出他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没有圣经，因为那是一座高设防的拘禁营。我搜集纸张，然后做成一个小本子。我请弟兄把记得的经文和出处告诉我，然后写在本子上。新到达的见证人，我也询问他们经文。如果弟兄知道什么圣经预言，我也写下来。我收录了不少经文，并且用在传道之上。

我开始传道的时候，营里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小伙子。我的年纪最小，只有16岁。我对那些年轻人说：“我们受苦，实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冒生命危险，完全是不值得的。世上没有什么政治理念会给我们好处。你一定要拥护上帝的王国才行。”然后，我引述一些背熟了的经文。我的记忆力不差。我很快就说服了我的同辈。他们开始来找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后来更成为我们的弟兄。

［第157页的附栏或图片］

耶和华见证人所受的刑罚

国内流放：犯人被放逐到远方去（通常是西伯利亚），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不能离开当地，并且每周或每月要向警察局报到。

禁闭室：三至十个囚犯被关在一个上了锁的牢房里，每天得到食物两三次。每天或每星期，他们获准在监狱院子散步一会儿。犯人无须做苦工。

拘禁营：这些营大都位于西伯利亚。数以百计的犯人一起住在营房里（一个营房通常住了20至100个犯人）。犯人每天要在营地或其他地点工作至少八小时。工作十分辛苦，包括兴建工厂、铺设铁路、砍伐树木等。犯人往返工作地点，都有警卫看守。工作完了，犯人可以在营内自由走动。

［图片］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1953年，被放逐的乌克兰见证人的儿童在砍柴

［第161,162页的附栏或图片］

费奥多尔·卡林自述

出生年份：1931年

受浸年份：1950年

简介：1951-1965年遭放逐。1962-1965年被监禁。

我在狱中受审查的时候，耶和华为我行了奇事。国安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拿着一份文件进来。审查员坐着，起诉人坐在他身旁。国安会主任对审查员说：“给他看这文件！好让他知道他的美国弟兄干的好事！”

他们把文件给我看，原来是一份大会决议。我看过一遍，然后再细读一次。起诉人很不耐烦，对我说：“卡林先生！你打算背下来吗？”

我说：“起初，我只是匆匆读过罢了。现在我想进一步明白文件的内容。”我心里高兴极了。我读完决议文件之后，交还给他们，说：“我很感谢你们，但更感激耶和华，因为是他使你们这样做的。读过这份决议之后，我的信心强多了！我跟这些见证人心连心，坚决赞美上帝的圣名。无论在营里、监里，还是任何地方，我都要向人谈论上帝。这是我的使命！

“你们怎样苦待我，都不能叫我闭口不言。在这个决议里，见证人没说他们要发动什么反叛。他们只是声明，不论有什么遭遇，甚至最猛烈的迫害，他们也继续事奉耶和华，深知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保持忠心！我祷告求耶和华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信心坚定，站立得稳。

“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决议大大强化了我的信心。就算你们现在把我枪毙，我也不会改变。耶和华定能把我复活过来！”

我可以看出，审问我的官员很后悔给我看决议文件。他们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决议不但没有削弱我的信心，反倒增强了我的决心。

［第167-169页的附栏或图片］

玛丽亚·波波夫克自述

出生年份：1932年

受浸年份：1948年

简介：关在监狱和苦工营里六年。帮助了十多人认识真理。

我在1950年4月27日被捕，当时有了五个月的身孕。7月18日，当局判我十年监禁，原因是我向人传道，告诉人圣经真理。我们有七人一起被判刑，四个是弟兄，三个是姊妹，各人都被判十年监禁。8月13日，我生下了我的小儿子。

我虽然坐牢，却没有灰心放弃。我从上帝的话语圣经学到一点，我如果因为做基督徒（不是因为杀人偷窃）而受苦，那就可以快乐了。我的确满心喜乐。我虽被单独囚禁起来，却在牢房里来回行走，唱歌赞美上帝。

一个士兵打开小窗子，对我说：“你落得如此地步，还有心情唱歌吗？”

我说：“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只是把窗子关上。他们没有打我。

他们说：“你放弃信仰吧。看看你的情形多惨。”他们的意思是，我何苦要在狱中产子。可是，我却感到很快乐，因为我是为了相信上帝的话语而坐牢。这是值得我自豪的事。我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我也知道是因为信耶和华的缘故而要受这些苦。这就是我能够常常喜乐的理由。

后来，我在营里干活，双手生了冻疮，要到医院治疗。女医生对我很好，她说：“你的身体不好，不如来我这里工作吧。”

当然，舍监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对那医生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女人呢？选择别的人吧。”

医生说：“我要的不是随便一个人，而是老实可靠的人。我知道她不会偷东西，也不会吸毒。”

他们信任我们。他们尊重有信仰的人，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这对我们大有好处。

最后，医生说服了舍监让我在医院工作。舍监想留住我，因为我是锯木能手。耶和华的子民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忠实勤恳的工人。

附注：玛丽亚的儿子是在乌克兰文尼察的监狱里出生的。最初两年，他被送到监狱的孤儿院照料。其后，亲属把孩子送到他父亲那里，当时他的父亲已被放逐西伯利亚。波波夫克姊妹出狱的时候，她的儿子已经六岁了。

［第168页的精选语句］

“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第175页的附栏或图片］

玛丽亚·费杜自述

出生年份：1939年

受浸年份：1958年

简介：1951-1965年遭放逐。

我们上了火车，安顿下来，开始上路，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我们会唱一些诗歌，于是唱起歌来。凡是我们记得的诗歌，我们都唱了，全都是在歌集里的。

起初，我们只是听见自己车厢里的歌声。后来，我们的火车停下来让其他列车越过时，我们发觉别的火车上也有我们的弟兄。我们听到其他火车也传来歌声，有摩尔达维亚的弟兄，也有来自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弟兄。来回的火车很多，并在不同的地点相遇。我们留意到车上全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记得很多诗歌，也在车上写了不少诗歌。这些诗歌给我们很大鼓励，叫我们思想正确，细想耶和华。

［第177页的附栏或图片］

莉迪娅·斯塔希沙自述

出生年份：1960年

受浸年份：1979年

简介：她就是208-209页的玛丽亚·佩利皮的女儿。

我还小的时候，外祖父是会众的长老，负责照料会众的事务。我记得他每天的习惯是：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然后祷告。他打开圣经，我们都坐下来读每日经文，也读出整章经文。外祖父常常要我把一些重要文件（包起来或放在袋子里）带给另一位长老。这位长老住在市郊，我要爬过一个小山才能到他家里。山坡相当陡峭，爬上去很吃力，所以我不喜欢这件差事。我总是说：“外公，我不想去！我可以不去吗？”

外祖父总是回答说：“你一定要去。你把文件送去吧。”

我心想：“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又提醒自己说：“我一定要去，也许有些重要的事，要靠这份文件才办得成也说不定。”我常常记住这一点。我其实不想去，但仍然去了。我知道我不去，就没有人能去了。虽然我常做跑腿，但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职责。

［第178,179页的附栏或图片］

帕夫洛·鲁拉克自述

出生年份：1928年

受浸年份：1945年

简介：在监狱和拘禁营囚禁了15年。目前是乌克兰东部阿尔乔莫夫斯克一个会众的主持监督。

1952年，我被囚在苏联卡拉干达一座高设防的拘禁营里。营里有十个见证人。那里的日子过得很慢，我们很难受。我们虽然保持喜乐和希望，却得不着灵粮。我们干活之后，互相交谈，说出从“忠信睿智的奴隶”所学得的知识。——马太福音24:45-47。

我写信给姐姐，告诉她营里的情况，让她知道我们没有灵粮。囚犯是不准写这样的信的，因此，怎样把信寄出去，是很伤脑筋的事。无论如何，信件终于到达姐姐手里。她寄了一个包裹给我，里面放了一些脆面包和一本《新约圣经》。

营里的检查制度很严密。当局很少把包裹直接交给囚犯。他们通常会打开包裹，仔细检查。例如，他们会打开罐子，看看是否内藏暗格。甚至是干面包，他们也不放过。

日子终于来到，我留意到自己“榜上有名”，有包裹给我。我高兴极了，但绝没想到姐姐竟寄了一本《新约圣经》给我。那天当值的检查员，是最严厉的，囚犯都给他“蛮牛”这个外号。我上前领取包裹时，他问我说：“你的包裹是从哪里寄来的？”我报上姐姐的地址。他拿起一支短铁撬，把盒子打开。

他一掀起盒盖，我就看见那本《新约圣经》放在食物和盒边之间！我立即默祷：“耶和华啊，给我这本书吧。”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检查员竟然对我说：“快点拿走这个盒子！”我简直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于是赶快盖上盒子，带回营房里去。我取出《新约圣经》，藏进褥子里。

我告诉弟兄我收到一本《新约圣经》，没有人肯相信我。这的确是耶和华的奇妙作为！他给予我们属灵的支持，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根本无从得到其他帮助。我们感谢天父耶和华恩待我们，照顾我们。我们阅读圣经，灵性得到强化。我们多么感激耶和华给我们这个帮助！

［第180,181页的附栏或图片］

莉迪娅·布佐夫自述

出生年份：1937年

受浸年份：1955年

简介：1949-1965年遭放逐。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父亲在身边，感到很痛苦。小孩子一般很敬爱父亲。我和伊万很不幸，连跟父亲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因为当时我们正在田里收割小米。

我们从田里回来，妈妈说爸爸给逮捕了。我很伤心，若有所失。但我没有惊慌，也没有恨意。这样的事是迟早会发生的。我们常常把耶稣的这句话谨记在心：“他们要是迫害了我，也会迫害你们。”（约翰福音15:20）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懂得这节经文了。我们熟悉这节经文，就像熟悉“模范祷告”一样。我们也知道，既然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自然不会爱我们。当局所做的事，是由于无知的缘故。

当时，摩尔达维亚受到罗马尼亚统治，父亲知道他有机会在法庭上自辩。我们获准到法庭旁听。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高兴的日子。

父亲作了一个很有力的见证。没有人有兴趣听起诉人说什么，却聚精会神地聆听父亲的证词。他说了1小时又40分钟，论据清晰易明，为真理作了有力的辩护，连法庭内的工作人员也感动得流下泪来。

父亲能够在法庭上自辩，公开维护真理，令我们十分自豪。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失望。

附注：1943年，德国政府逮捕了布佐夫姊妹的父母，声称他们跟苏联勾结，而判以25年徒刑。不及一年，苏联军队来到，释放了他们。后来，苏联政府又来逮捕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总共坐了20年的牢。

［第180页的精选语句］

小孩子一般很敬爱父亲。我连跟父亲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

［第186-189页的附栏或图片］

塔玛拉·拉夫柳克自述

出生年份：1940年

受浸年份：1958年

简介：1951年遭放逐。帮助了100人认识真理。

以下是哈利娜的故事。1958年，她只有17天大的时候，父母就被捕了。她和母亲给送到西伯利亚的拘禁营去。在头五个月内，当局让她留在母亲身边，由母亲哺乳。然后，母亲就要出去干活，她则由育婴室照顾。我们一家住在附近的托木斯克省。弟兄写信给我们的会众，询问谁人可以领养女婴，直到她的父母获释为止。会众读出这封信的时候，人人都很难过。一个婴孩竟然有这么不幸的遭遇。

弟兄给我们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什么回复。我们人人都有本身的困难。第二个星期，哥哥对妈妈说：“我们领养这个小女孩吧。”

妈妈说：“瓦夏，你知道自己说什么吗？我已经老了，身子又不好。你也知道，照顾别人的婴孩，责任可不小。这不是一只牲畜，不是一头牛，是个小娃娃，而且还是别人的小宝贝呢。”

哥哥说：“妈妈，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更该这样做。她不是牲畜，我们不能忍心不理她。试想象营里的情形，婴孩怎么活得下去！她还这么小，这么可怜。”他又说：“如果将来有人对我们说：‘我病了，我在监里，我饿了，但你们却没有帮助我。’这不是有可能吗？”

妈妈说：“不错，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要照顾别人的婴孩毕竟不是小事。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我们又怎能担当得起呢？”

哥哥说：“可是，她在营里也有可能出事，那又怎样呢？”哥哥指着我，说：“塔玛拉可以帮忙，由她带孩子回来吧。我们合力照顾这个小孩。”

我们仔细考虑之后，最后决定由我去领那婴孩回家。于是我到马林斯基营去，要带这个小女孩回家。弟兄给我一些书刊，好带进营里。他们也给我一架照相机，好给女孩的母亲拍照，以后用来辨认她。守卫不准我带照相机进营，却没有发觉我带了书刊。我买了一个罐子，把书刊藏在里面，上面盛了一些油。我进入营地的时候，守卫没有仔细检查油下面有什么东西。结果，我很顺利把书刊带进营里。

我跟女婴的母亲莉迪娅·库尔达什见面，还在营里过了一夜，因为有些批文还未预备好。第二天，我把哈利娜带回家去，当时她才五个月零几天。我们很小心照顾她，但她却病得很厉害。我们请了一些医生来，他们却找不出她有什么病。

医生以为女婴是我的女儿，就质问我说：“你不懂得做母亲吗？怎么不好好喂她？”我们不敢告诉医生她是从监狱领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是哭泣，没说什么。医生斥责了我一顿，又责骂妈妈，说她不该让我这么年轻就嫁人，我自己还乳臭未干呢。当时我18岁。

哈利娜病得很厉害，有呼吸困难。我走到楼梯下，祷告说：“耶和华上帝啊，如果这个小女孩一定要死，就让我代替她吧！”

孩子在医生面前不断喘气。他们说：“没有希望了。她一定活不了，她一定活不了。”他们当着我和妈妈面前这样说。妈妈哭了起来，我不断祷告。可是，孩子竟然活下去。她跟我们一起生活，直到她的母亲出狱为止。女孩在我们家里住了七年，那次大病之后就没有再病了，连一次也没有。

现时，哈利娜住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她是我们的姊妹，也是个正规先驱。

［第188页的精选语句］

“耶和华上帝啊，如果这个小女孩一定要死，就让我代替她吧！”

［图片］

由左至右：塔玛拉·拉夫柳克（父姓布里亚克），谢尔·拉夫柳克，哈利娜·库尔达什，梅赫阿罗·布里亚克和玛丽亚·布里亚克

［图片］

由左至右：谢尔和塔玛拉·拉夫柳克，米科拉和哈利娜·库伊巴达（父姓库尔达什），奥列克西和莉迪娅·库尔达什

［第192页的附栏］

1958年，分区监督的报告

“每个弟兄大约受到十个共青团成员所监视。由此可见，弟兄们的处境多么困难。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应付以下考验：出卖他们的邻人、虚假的弟兄、四周的警察、法庭的重判（监狱或拘禁营的25年刑期）、放逐到西伯利亚、长期的苦工和拘禁，有时更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人只要稍为谈及上帝的王国，就有可能受这一切苦。

“可是，传道员却坦然无惧。他们对耶和华上帝怀有无限的爱；他们的态度像天使一样；他们从没有放弃打美好的一仗。他们深知，这是耶和华的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大功告成为止。弟兄们很清楚知道为谁紧守忠义。在他们看来，为耶和华受苦是喜乐的。”

［第199-201页的附栏或图片］

谢尔·拉夫柳克自述

出生年份：1936年

受浸年份：1952年

简介：在监狱和拘禁营度过了16年的岁月。曾被迫搬家七次。帮助了150人认识真理。他的妻子塔玛拉的经历载于186-189页。谢尔现在是哈尔科夫市附近罗昂会众的长老。

我在莫尔多维尼亚住了七年。虽然这是个监视严密的拘禁营，我在那里的时候，弟兄们却在营内分发了不少书刊。有些守卫把书刊带回家看，还给家人和亲属看。

有时，守卫会在第二班当值时找我，说：“谢尔，你有吗？”

我回答说：“你要什么？”

“只是想有点东西看。”

“明天会有搜查吗？”

“有的。在第五单位。”

“好的。某张床铺上会有一本《守望台》，用毛巾盖着。你可以拿去。”

守卫果然来搜查，把《守望台》拿去。其他守卫却搜不出任何书刊来，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他们会来搜查。就这样，有些守卫暗中帮了我们一把。他们其实喜欢真理，却害怕失去差事。弟兄被关在营里多年，守卫见到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有理性的人可以看出，我们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可是，守卫却不敢说什么，否则就会被认为同情耶和华见证人，而遭解雇了。事实上，他们已经间接帮助了我们。他们接受和阅读我们的书刊。由于这缘故，迫害没有那么猛烈。

1966年，莫尔多维尼亚大约有300个弟兄。管理层知道我们会在哪一天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那一年，他们决定阻止我们这样做。他们说：“我们已经容许你们研读《守望台》了。纪念聚会一定不可以。你们什么也不准做。”

各单位的守卫都要留在岗位上，直到发出解散信号为止。监察人员、行政人员、营的指挥官，全都要当值。

我们各人走到早晚点名的操场上，分为一个个小组，环绕操场漫步。每一组都有一个弟兄边走边说，其他人则留心聆听。

我们没有受难纪念用的饼和酒，只有一个演讲。当时营里没有受膏的基督徒。到了晚上九点半，每一组都举行完纪念聚会了。

我们所有弟兄都很想一起唱诗，于是齐集在浴室旁边，这里距离入口检查站是最远的了。试想象，300人聚集在晚间的针叶林，80至100人一起高歌。他们的歌声引起多大的回响！我还记得，我们唱的是旧歌集里的第25首，歌名是“我为你而死”。人人都会唱这首歌。有时，连塔楼上的士兵也大叫我们：“请唱第25首！”

那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唱诗，营里的看守人员纷纷跑出办公室，走到浴室旁边要制止我们。可是，他们来到之后，却没有办法使歌声停下来。没有唱诗的弟兄都把唱诗的弟兄团团围着，不让人闯进去。结果，守卫气得乱走，直到我们唱完为止。然后，众人各自散去。守卫根本分不出谁人唱歌，谁人没有。他们也无法把每个人都关进单独监禁的牢房里！

［第203,204页的附栏或图片］

维克托·波波夫克自述

出生年份：1950年

受浸年份：1967年

简介：生于狱中，是167-169页的玛丽亚·波波夫克的儿子。1970年被捕，因为传道而被判入狱四年。在三天的聆讯中，有35人出庭作证，指控波波夫克弟兄曾对他们传道。

耶和华见证人所受的对待，不能单凭人为因素去衡量。上帝的子民饱受迫害，不能完全归咎政府。大部分官员只是奉命行事罢了。一旦有新政府上台，官员也改变了效忠对象，但我们的立场却始终不变。我们知道，只有圣经才把我们受苦的真正原因透露出来。

我们不认为自己只是反对者手下的无辜受害人。我们清楚明白伊甸园里的争论（即上帝统治权的争论），大大有助于我们保持坚忍。这个争论还未彻底解决。我们知道自己有机会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的统治权。我们采取明确立场，不但涉及个人益处，也跟宇宙至高主宰有关。对于事情所涉及的真正争论，我们具有深刻得多的了解。由于这缘故，我们能够保持坚定，甚至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能紧守忠义。我们所着眼的，不仅限于与人的关系。

［第203页的精选语句］

上帝的子民饱受迫害，不能完全归咎政府

［第208,209页的附栏或图片］

玛丽亚·佩利皮自述

出生年份：1934年

受浸年份：1952年

简介：1951年到西伯利亚探望放逐当地的姐姐。玛丽亚在西伯利亚认识真理，后来跟当地一个被放逐的弟兄结为夫妇。

父亲死后，警察来找我们。乡议会和区议会都派来了很多警察。他们警告我们不可唱诗，也不可祷告。我们回答说，法律并没有禁止人祷告。他们问丧礼在什么时候举行。我们如实告诉他们，他们就走了。

丧礼那天，弟兄们很早就到了。当局禁止我们聚集，但出席丧礼却是可以的。我们早点开始，因为知道警察会来。一个弟兄开始祷告时，满车的警察就到了。弟兄祷告之后，我们一起到墓地去。

警察跟着我们，但准我们进入墓地。弟兄作另一个祷告时，警察就想逮捕他。但我们姊妹却决心不让警察得逞。当时有许多警察在场，我们于是手牵手围着弟兄，不让警察走近他。在混乱之中，一个姊妹把弟兄带出墓地，穿越房屋，走进村子里。突然，有个熟人驾车经过，弟兄上车走了。警察到处找他也找不着，只好收队而去。

一般来说，是弟兄保护姊妹的，可是，姊妹反过来保护弟兄的情况也有不少。

［第208页的精选语句］

有时，姊妹反过来保护弟兄

［第220,221页的附栏或图片］

彼得罗·弗拉斯克自述

出生年份：1924年

受浸年份：1945年

简介：1951-1965年遭放逐。弗拉斯克弟兄被放逐之后不久，他的儿子不幸染病死了。次年，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却因并发症而死去。弗拉斯克弟兄要抚养这个年幼的婴孩。他在1953年再婚，新妻子协助他照顾孩子。

1951年，我们一些见证人从乌克兰给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可是，我们并不害怕。耶和华使我们弟兄满怀信心，放胆发言。没有人会选择到这个遍远地区传道。耶和华上帝却容许政府把我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后来，当局说：“我们实在失策了。”

弟兄们问：“怎样失策呢？”

“我们把你们放逐到这里来，谁知你们竟叫这里的人也归信你们的宗教！”

弟兄们说：“你们还会再一次失策。”

政府的第二次失策是，他们释放我们之后，却不准我们返回家乡。他们说：“你们到哪里去也不打紧，只是不可以回乡。”后来，他们发觉这样做只是弄巧成拙。由于政府的这个政策，好消息得以传遍俄罗斯各地。

［第227页的附栏或图片］

安娜·沃夫丘克自述

出生年份：1940年

受浸年份：1959年

简介：1951-1965年遭放逐。十岁那年给放逐到西伯利亚。1957-1980年从事地下工作，印制圣经书刊。

国安会的人时常想我们暴露弟兄的身份。他们会把一些相片给我们看。我通常说：“对你们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谁也不认得。”我们总是这样回答他们。后来，我结了婚。有一次，我走到安加尔斯克的市中心，遇见当地国安会的头子。他以往常常抓我去盘问，所以很认识我。

他对我说：“你曾说你不认识斯捷潘·沃夫丘克这个人，现在怎么嫁了给他？”

我回答说：“是你把他的相片给我看，我才认识他嘛。”

他拍拍双手，说：“你瞧，这次又是我们不对了！”

我们都禁不住笑起来。这一天，我的确很开心。

［第229,230页的附栏或图片］

索菲娅·沃夫丘克自述

出生年份：1944年

受浸年份：1964年

简介：1951-1965年遭放逐。七岁那年跟母亲、姐姐、哥哥一起给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当局送我们去西伯利亚的时候，说我们休想活着离开那里。我们从没有想到会重获自由。我们从《守望台》读到其他国家举行大会时，禁不住向耶和华祷告，求他让我们也有机会参加一次大会，就像其他国家的弟兄那样。耶和华果然叫我们如愿以偿。1989年，我们能够出席在波兰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我们心花怒放，个中的喜乐实在无法形容。

波兰的弟兄姊妹热烈欢迎我们。我们在那里四天，真的参加了一个大会！能够对耶和华有更深认识，听到上帝话语的教诲，实在是赏心乐事。我们开心极了。我们不断向人谈论自己的经历。各人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大家却亲如兄弟！我们走到会场各处，内心充满安宁。过去多年，我们一直生活在禁制之下，现在就像活在新世界里一样。我们听不见任何粗言秽语，一切都那么洁净，那么美好。节目结束之后，我们都舍不得立即离去。我们留下来跟弟兄姊妹交谈；如果听不懂对方的话，就请人替我们传译。即使我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也彼此亲吻问好。我们快乐极了。

［第243,244页的附栏或图片］

罗曼·尤克维奇自述

出生年份：1956年

受浸年份：1973年

简介：由于政治中立缘故，被囚在拘禁营里六年。自1993年以来，一直在乌克兰的分部委员会服务。

真理打动人心，推使人扶助别人。1998年，我们更感受到这句话的真实性。那一年，外喀尔巴阡洪水为患，一夕之间，数以百计的人失去家园和财物。

两天之内，一批弟兄抵达现场，成立了赈济委员会。他们衡量每村每户的见证人家庭需要什么援助。瓦尔和维什科夫这两条村的灾情，尤其严重。仅在两三天之内，委员会已作妥计划，给各家庭所需的帮助，并且安排谁人前来协助。我们弟兄陆续乘坐货车抵达，着手铲去泥泞。

他们也带来了干木材，令当地的人感到意外。其他村民也大为惊奇。弟兄清除泥泞的时候，维什科夫一个姊妹正在现场。一个新闻记者上前问她说：“你认识这些人吗？”

姊妹回答说：“我个人并不熟识他们，因为我们说的语言不同，有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乌克兰语和俄语。但有一点我是确知的，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来帮助我的。”

两三天之内，弟兄已经提供了援助，给予受灾家庭所需的照顾。这些家庭暂时安置到其他地方居住。半年之后，见证人的房子全都重建起来。他们是最先返回家园，住在新房子的村民。

［第254页的附栏］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乌克兰的正规先驱（1990-2001年）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1

［第254页的附栏］

（见出版物）

乌克兰的耶和华见证人a（1939-2001年）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1939 1946 1974 1986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1

［脚注］

［第123页的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乌克兰

沃伦

夏利希纳

利沃夫

外喀尔巴阡

布科维纳

基辅

哈尔科夫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卢汉卡

扎波罗热

顿涅茨克

敖德萨

克里米亚

黑海

土耳其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摩尔达维亚

波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

［第118页的整页图片］

［第127页的图片］

沃伊捷赫·谢希

［第129页的图片］

1932年8月，首个大会在夏利希纳的鲍里斯拉夫村举行

［第130页的图片］

1932年，外喀尔巴阡的索洛特诺村举行大会

［第132页的图片］

埃米尔·扎里斯基和妻子玛丽亚孜孜不倦地做翻译工作，达40年之久

［第133页的图片］

1927-1931年，乌克兰第一个书库设于乌日哥罗德市的这个房子里

［第134页的图片］

1935年，一群传道员准备乘坐公共汽车，往喀尔巴阡山脉的拉希夫传道：（1）沃伊捷赫·谢希

［第135页的图片］

早期的留声机唱片，乌克兰语的“宗教与基督教”

［第136页的图片］

1938年，科斯马奇会众：（1）米科拉·沃洛希卖了一匹马来买留声机传道

［第137页的图片］

卢兹维克·基尼茨基热心传道，弟兄姊妹都很怀念他。他对耶和华保持忠贞，死在纳粹集中营里

［第142页的图片］

伊利奥·霍夫恰克（上图左）跟奥穆弗里·赖丘卡在山区传道。右图是伊利奥和妻子帕拉斯卡。一个天主教教士把伊利奥交给盖世太保处死

［第146页的图片］

阿纳西娅·卡扎克（1）和其他耶和华见证人，曾被囚在史托杜夫集中营里

［第153页的图片］

伊万·马克西穆（上图，与妻子叶多基娅合照）和儿子梅赫阿罗（右图）紧守忠义，不愿妥协

［第158页的图片］

早期的乌克兰语圣经书刊

［第170页的图片］

赫里·梅尔克20岁的时候，就要负起责任，照顾三个弟妹

［第176页的图片］

玛丽亚·托米尔科忍受了15年的监禁，一直保持忠贞

［第182页的图片］

1960年，努楚·博科在狱中与女儿短暂相见

［第185页的图片］

莉迪娅和奥列克西·库尔达什（上）被捕，给关在不同的拘禁营里。当时他们的女儿哈利娜出生才17天。三岁大的哈利娜·库尔达什（右）：摄于1961年，当时她的父母仍在狱中

［第191页的图片］

在婚礼前夕，汉娜·许什科和尤里·科帕斯被捕，被判入拘禁营十年。十年后，他们终于结为夫妇

［第191页的图片］

尤里·科帕斯在苏联监狱和苦工营里度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

［第194页的图片］

帕夫洛·齐亚特献出一生为耶和华服务

［第196页的图片］

诺尔弟兄写给苏联弟兄的信，日期是1962年5月18日

［第214页的图片］

供应乌克兰和苏联的书刊，都是在地下室印制的。图示一个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地下室

［第216页的图片］

上：喀尔巴阡山区森林，伊万·齐亚科在这里照料一个地下室

［第216页的图片］

中：梅赫阿罗·迪奥洛坐在地下室的入口，是他供应纸张给伊万·齐亚科的

［第216页的图片］

下：伊万·齐亚科

［第223页的图片］

贝洛·迈泽坐牢的21年间，他的贤妻雷吉娜为了到监狱探望他，一共走了14多万公里的路

［第224页的图片］

1971年，迈克尔·达舍维奇获委任为督导委员会仆人

［第233页的图片］

1991年2月28日，苏联的乌克兰耶和华见证人首先得到注册

［第237页的图片］

1993年的基辅国际大会，有7402人受浸，是上帝子民历来最高的受浸人数

［第246页的图片］

1999年初，利沃夫举行第一届组织事务训练班毕业礼

［第251页的图片］

上：1995-2001年，伯特利家庭所用的王国聚会所

［第251页的图片］

中：1994-1995年，伯特利家庭所用的房子

［第251页的图片］

下：纳德维纳镇的王国聚会所。这是乌克兰新王国聚会所兴建计划落实以来，建成的第一个聚会所

［第252,253页的图片］

（1-3）乌克兰的新分部

［第252页的图片］

（4）分部委员会（由左到右）：（坐着）斯捷潘·赫林斯基、斯捷潘·迈克维奇、（站立）安德里·谢姆维奇、罗曼·尤克维奇、约翰·迪杜和于尔根·凯克

［第253页的图片］

（5）2001年5月19日，乌克兰分部举行呈献礼，杰拉斯弟兄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