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个看守基督徒的狱卒

《儆醒！》杂志驻韩国通讯员笔录

在1930年代的后期我在汉城的监狱作狱卒。那时韩国在日本统治下。我是被派往女子监狱看守的六名韩国妇女之一;我们在六名日本女狱卒的手下工作。我完全不知道不久我便会成为一些忠心的基督徒的看守人。

在1938和1939年间，我在报上读到日本政府拘捕了几名国际圣经研究者（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日本和韩国的名称）的主管人。后来，当见证人被拘捕之后，我负责看守六名妇女，她们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传福音者。她们归于我看管之下。

我在监狱的责任是教囚犯读日文，教她们编织或做点手工，试教文盲识字，纠正她们的思想，准备释放时成为好人。我也带囚犯到监房外面运动。除了监管职责之外，我还负责执行监狱的规则。

人人都要下拜

监狱的规则之一便是每天早上所有囚犯（连狱卒在内）都要在狱长命令之下向东京下拜。这是日本崇拜天皇的国家仪式，也是神道教的一部分。我们韩国人都被迫参加。我后来获悉这六名见证人妇女之所以被囚部分原因是由于她们拒绝向东下拜。她们在狱中也为了宗教理由拒绝向东下拜。

这件事被呈报到监狱当局，后者企图说服她们下拜，但却未能成功。她们因此受到惩罚。最后她们被扣上铁炼。这些铁炼沉重到很难提起来放在她们背上。这几个见证人妇女每日差不多二十四小时都带着锁炼。

当时我认为她们仅为了宗教理由坚持这种反抗态度以致饱受严惩是十分愚蠢的。许多时我试图说服她们和我们众人一同向东下拜免得继续受这样的磨折。

被她们的信心和勇气所感动

可是我与这些女子交谈愈多便愈为她们的信心所感动。她们是快乐的一群，在其他事上她们都极服从和易于应付。我对其中一位妇女特别心仪，因为这位张太太的境遇和我很相似。她和我一般曾受过高等教育，且和我一样是个独女。若有任何工作委派给她，她必定尽快做好。她的常识十分丰富。我特别对她表示同情，因为她结婚不久便入狱了。

无论什么时候，我检查这六位见证人妇女所住的监房时，总是发现这些基督徒在研读或讨论圣经。我看出这便是她们信心的来源;一本书能够灌输这么大的信心实在令我大惑不解。

有一天我带这些见证人到监房外运动时，张太太询问我外边有什么新闻。我告诉她日本在菲律宾战胜美国以及在星加坡战胜英国等。张太太向我解释圣经的预言，弦外之音使我领悟到她认为日本终会失败。a 我对于她敢作这种暗示大为震惊;倘若被别的看守人听到，她便会受到重罚，包括削减口粮在内。我严重地告诫她不可再对任何人说这样的话。

几日后当我从小窗递送膳食入她们的监房时，张太太向我解释更多圣经预言。她说圣经将世上一切政府描述为野兽，并预言它们均会被上帝的王国所毁灭。本来我可以离开那小窗的，可是我对她所说的话深感兴趣。我可以惩罚她，但我无意如此行。我很佩服这些见证人妇女，她们的信心使她们甚至在为信仰受苦时仍然放胆向人讲论圣经。

当我单独与她们一起时，有时我解除她们的锁链一会儿，但这样行要十分小心。后来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了。

六名妇女中有一人病得很重。在她被判入狱时她的儿子被关进同一间监狱里。可是他变节屈服而向东下拜。他没有被释放，但在狱中只做些轻松的工作。他的母亲却忠贞不移。她在弥留之际要求见儿子一面。我代她提出请求，结果得以从男子监狱带她的儿子前往探视她。母子相会时我也在场。她已十分危殆，却鼓励儿子保持忠心。他没有听从，反而要求母现妥协以便放出监狱外才逝世。五天之后她死去了。儿子获准参加狱中的丧礼。他泣不成声，我也不禁潸然泪下。

大感失望和持久的信心

后来我决意转换职业。我在官立女子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成为监狱看守入，而我本来是有资格作教师的。当我仍然在学时，我曾往监狱参观;我对狱中人的无助处境深感同情。借着成为狱卒，我认为不但可以教导这些不幸的人而且可以予以协助。因此我遂提出申请而获准在狱中任职。可是多年来我见过这么多的可怜人，我发觉到所能给她们帮助的竟是这么少。

诚然，我有时收到出狱囚犯的来信感谢我的教导，这使我十分欣慰。可是我看出自己对她们有许多无能为力的地方;从仅是人道的观点看来，我因为无法改变事态去帮助她们而感觉失望。自从那位女性见证人死后，我发觉没有信心来支持我，好像她的信心能够支持她一般。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便辞去汉城监狱看守人之职。

我自己的宗教背境并不能灌输给我这样的信心。我的家人都是佛教徒。我以前常常跟随母亲去佛寺。可是作为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中学生，我深知母亲所作的偶像崇拜仅是迷信而己，于是我一独立自主便不再作这样的崇拜了。

1945年日本对韩国的占领终止了;我记得张太太以前告诉我的话，因此对圣经预言的真确大感惊异。我甚至试图与张太太取得联络，可是我到监狱打听消息时，她和其他四位妇女都已获释了。

大韩共和国在1948年成立，在此之前的几年中，我忙于为美国驻军机关工作，后来又从事其他职业。邻近有一位基督教国的教会执事邀请我到教堂去。我依言而行。可是我立刻看出他们的伪善，于是便不再上教堂了。我那时仍然没有真正的信心来支持我。

与忠心的见证人妇女再度取得联络

几年来时常有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我有时也接受些杂志。可是我没有时间和他们交谈及讨论。直至1969年春天，有一位见证人迁到隔邻。她开始和我谈论圣经。我问她耶和华见证人是否像我所识的张太太一般，即是国际圣经研究者。她说是的。我并且从她探悉张太太已迁往仁川，于是我去仁川探访她。

我们详细讨论关于圣经和见证人的信仰。经过长谈之后我决定与耶和华见证人研究圣经。于是我安排了一个经常的圣经研究，由我的新邻人主持。

我在圣经知识上很有进步，1969年十月我在汉城的长春体育馆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地上和平”国际大会。在这里我遇到其他四名因信心入狱的女子。再度与她们取得联络使我们大为喜乐。她们对待我好像多年不见的老友而不是以前的看守她们的狱卒。我在大会中所见的一切使我大为感动。

我继续研究圣经和经常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王国叙会所的各种叙会。然后我作了决定;我也希望具有这些忠心的基督徒妇女一般的信心。因此我在1970年七月廿四日耶和华见证人所举行的“善意的人”区务大会中受浸。在会中我对别人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春中路小组在苏地文区的工作区域包括一个小山，从那里可以俯瞰汉城监狱。每当我和基督徒姐妹们一起在这区域传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时，我均不禁忆起当年的往事。我十分庆幸得以与这些亲爱的姐妹们持有同一的信仰，这种奇妙的信仰竟能支持她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渡过七年的狱中生活。

［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