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上帝的工作置于首位

我的父亲是芬兰西部的农夫，大约在1911年，他从圣经学生获得一些刊物，这些圣经学生当时声称1914年将会是世界改变的重要年份。到1912年，他订阅芬兰文的《守望台》而接获第一份用芬兰文印成的《守望台》，1912年12月1日刊。

我仍存有父亲始于创刊第一期的芬兰文《守望台》杂志。从1914年及以后发生的事，父亲明显看出预言得到应验。于是，父亲成为一位热心的圣经学生，这乃是耶和华见证人当时的名称。

我在1914年9月7日出生，童年最早的回忆充满父亲在传道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他在市政事务上颇为活跃，且运用他在社区中的影响力将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向人宣扬。甚至星期日他骑着去作公众演讲的那匹灰色马也成为众所周知。

早期交往的影响

我满了十三岁的时候便离开家庭，到另一个地区求学。结果，我与父亲教导的直接接触中断了，而俗世的教导开始完全影响我的思想，虽然我在内心十分敬重父亲的为人，我却运用在学校中学得的知识试图否定他那以圣经为根据的信仰。

1935年，我进入赫尔辛基工业大学进修。耶和华见证人在芬兰的总部设于赫尔辛基。那时他们刚有一间空房，我的父亲既是见证人，我便得到许可在那里暂住，并同时攻读大学。

我的研读和大学生活虽占去我大部份的时间，但与伯特利之家（总社工作人员的总称）的成员频频接触却对我产生莫大的影响。在这里我可以直接见到圣经的真理在人们生活上所生的奇妙影响。在伯特利弥漫着的基督徒精神开始逐渐模铸我的态度。最后，在1939年九月，我终于受浸以象征我献身事奉耶和华上帝。自此以后，我的一生充满了耶和华的祝福和恩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

那年秋季较后的时间，芬兰对苏联宣战。我的信心屡次受到考验，因我要解释为何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参加政治或战争的活动。我终于在赫尔辛基的国营铁路部找到一份适合我身为土木工程师的职位。

敌人利用战时状况的机会使耶和华见证人的公开传道工作差不多完全陷于停止。法院下令解散我们的基督徒组织。我们的杂志被禁止流通，书刊被没收，分社监督被拘留，很多见证人都被监禁。耶和华见证人之有这一切遭遇乃是因为他们严守中立不参与战事之故。

但是，仍然自由的见证人继续在能力范围之内努力工作。例如，我们当中有一小群人代表被囚禁的人执行一项特别的工作。这一群人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委员会”，在其他时候有别的名称。这一群人成就了什么特别工作呢？

在战争期间，我们传递请愿书给所有人，从共和国的总理到国会中的每一个议员。这些请愿书要求除去政府加于耶和华见证人身上的禁令，或帮助受逼迫的见证人，当战争继续进行之际，效果往往不易见到。但我们显然在作见证方面有很大的成功。我们探访过的官员仍然尊重我们，甚至对我们表示佩服。

擧例来说:战事结束时，南斯拉夫的三位见证人被判死刑。见证人委员会与芬兰外交部长面谈这事，但他说他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于是我们去见国防部长，由于过去几次的会谈，我们与他已相当熟悉。出乎意料之外，他同意给予帮助，于是他为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写了一封私人的信给狄托总理，死刑的判决终告撤销。

数年前，这位前任的国防部长，现时是芬兰国内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讲者，邀请我前去与他会谈。他仍清楚记得当时他为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写信给狄托总理的事。他对我解释说，即使他一生没有作过什么善举，至少他在这件事上挽救了三个人的性命，他迄今仍为此而高兴。

战时的聚会

战争期间，我们的基督徒聚会也被禁止。虽然如此，聚会仍经常举行。我们甚至举行大会。你可能纳罕，我们如何这样行呢？

聚会是以私人宴会的形式擧行。例如，我发出一张由我签署的邀请给一个人，这人是由两位信实可靠的见证人所担保的。于是，只需很短的时间，整个赫尔辛基地区的见证人都接获这项邀请，参加一个“私人的宴会”，这些聚会经常在某个学生组织的会议室中举行。大会也以同样方式来安排，既然聚会从没有受到阻碍，我们感到耶和华的确保护这项安排。

我们甚至间中从这些聚会发出信件给政府官员。一群见证人，共有580人，寄出一封信之后两、三天，国家警察传召我去盘问。审问者手里拿着我们的信，他追查关于擧行聚会的资料。他说他们的消息如此灵通，以致街上的人彼此说些什么话，他们差不多全都知道。然后，他追问道:“你们怎可能在赫尔辛基举行一个这样的聚会，而我们竟然一无所知？”而这个聚会是在离警察总部仅几条街之遥的地点举行的！

成家立室

1941年，战事仍在进行中，我和凯莎·亚拉斯泰罗结为夫妇。我们成为见证人的时间一样久。她曾是一个“先驱”传道员，（每月要至少用一百小时从事传道工作）。过了相当时候，我们的家庭扩张到包括四子一女在内。我们现时面对的挑战是将对上帝的爱心及事奉他的热望灌输到儿女心中。

我力求帮助他们养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耶和华及他的子民怀有深刻的体会，每日早上我们讨论圣经一节经文，然后祷告。除非有病，否则，从不错过小组的聚会。每当妻子对儿女的同情心，使她忽视了以儿女的最佳利益为念时，她就以“感情用事导至丧命”这句座右铭自勉，我们得到多么丰盛的祝福！

当我们的长女满十三岁时，她请求我们容许她成为先驱传道员。我们允准她的请求，但条件是她不能荒废学业或忽视健康。在她从事先驱工作及同时上学的两年间，她的学业或健康都没有受到不利影响。1957年，她离开学校及家庭到遥远的芬兰中部从事特别先驱工作。后来她结了婚，现时和丈夫一同在芬兰的伯特利之家服务。

搬到新的地区去

在195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被邀请迁往对王国传道员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我们一家人间中会讨论这事。但是，我有一份优良的工作，而我们在赫尔辛基幽美的市郊有一所漂亮的房子。这是个教养儿女的理想地点。但后来有一天，报章上刊登工程师参加国家铁路工作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铁路方面有些经验，而空缺的职位正在一个仅有少许见证人的城市中。我们若真正考虑搬到需要较大的地区去，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960年冬季，一天一架巨型货车来到已有十载是我们的家园的屋子前，载上我们的家具财产。我们搬到赫尔辛基西北大约250哩（400公里）的圣那约基。那儿有一个细小的铁路交叉点。当时在这个有20,000人口的小镇中有一个由十二位见证人构成的小组，新工作的月薪仅是稍为多过以前薪金的三分之一而已。但这并没有削减我们一家人的快乐。翌年，我们建筑了一间房屋，并在同一条街道上帮助小组建筑了一间细小的王国聚会所。

儿子们很成功地转换到新的学校，而郊区的环境比赫尔辛基的环境对健康更有益，我们继续鼓励儿子们以先驱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当我们的长子在1961年离开学校，驾着我们买给他的小型旧车出发前往芬兰北部开始先驱工作时，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喜乐而不禁流下泪来。过了相当时候，他的弟弟也跟从他的榜样。轮到第三个儿子时，显然两位长兄携手合作，他们告诉他说，“你若不从事先驱工作，我们便不会与你行在同一条行人道上。”

我们的幼儿在一岁时患了非常严重的病，随着日子的过去，他的疾病愈加严重。现时他已二十岁，但仍卧病在床，他智力衰退，不能说话。我们在家中照料他，直到九岁那年，照料他的工作变成非我们所能胜任。我们于是将他送入附近一间现代化的医院中，经常前往探访他。于是，当我们其他的儿子都离家从事先驱工作后，我的妻子在1970年再有机会开始先驱工作。她怀有这个目标有相当久的时间，全家人都深深体会她事奉耶和华的热心。

体会耶和华的丰盛祝福

我常渴望能帮助家人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而我也怀着同样的目标来调整自己的俗世事务。1967年，铁路局的局长邀请我回去赫尔辛基管理一个部门，并加入铁路局的董事会，我在两个条件之下接受了这项邀请。

首先，在周末我要尽早下班以便有充份时间回家去参加小组周末的聚会，其次，当我认为自己已完成了必需的组织改革后，我会恢复以前在圣那约基的职位。然而，六个月后我被派担任副局长，我在先前提出的同样条件之下接受了这项升擢。

新的职位给我很多机会向平时无法接触到王国讯息的人作见证。此外，我从事先驱工作的儿女从国家的各处来到赫尔辛基探访我们或参加大会时，我在那儿租用的屋便成了他们暂居的地方。同时，我仍能照顾我在圣那约基小组中的责任（虽然这牵涉到极多的往返来回）而我的妻子亦有许多时间从事先驱工作。

但是，过了数年后，我觉得重返圣那约基定居的时候已到了，于是，我提醒局长我们先前订立的协约，而他一点没有忘记。但他从不相信我会放弃一个如此有名望的职位来恢复旧职。我在1973年果真如此行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结果，在芬兰畅销的几本杂志均刊登赞赏耶和华见证人的文章。

圣那约基的小组获得极之优良的增长，以致1961年在我们居住的街上所建筑的王国聚会所已变成太细小。于是，去年春天，我们小组的六十位王国传道员开始在一块从政府租来的空旷地上建筑新的王国聚会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宽敞，美观的聚会所竟在六个月之内，在九月初便大功告成。

聚会所的呈献礼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感人的场合。我环顾挤满了人的王国聚会所，见到有八位家人在场，包括我和我的妻子，三位儿女和他们的配偶。我们一家人中，有六位从事先驱传道工作，并有两位在伯特利服务！

现在我回顾过去，我可以说我和内子事奉上帝而真正享有一个充满意义的快乐生活，如我父亲过去所行一般，也如我的儿女现时所行一样。我们期望在上帝的工作上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若接受耶和华的邀请去事奉他，他无疑会实现他的应许，正如他古代的先知所记载一般:“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直至再没有匮乏］。”（玛拉基书3:10）——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