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守诺言，终生事奉上帝

弗朗茨·古德利基埃斯自述

我们本来有百多名队员，现在除了我们四个士兵之外，其余的都阵亡了。在危急关头，我跪下来向上帝许下诺言，说：“只要我能够大难不死，我答应永远事奉你。”

这是我在五十四年前许下的承诺。当时是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苏军倾尽全力进攻柏林。我们驻守在奥德河畔的塞洛镇附近，距离柏林不及65公里。敌军动用重型大炮，不分昼夜地炮轰我们。连番激战之后，我们一队人几乎全军覆没。

我呜咽着向上帝求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上帝祷告。我记起虔诚的妈妈常挂在口边的经文：“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50:15）在大敌当前、枪林弹雨之下，我感到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正如上文所述，我向上帝许下诺言。可是，我怎能够履行我的承诺呢？究竟我是怎样加入德军、踏上战场的呢？

在立陶宛长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立陶宛宣布独立，由民主政府执政。1925年，我在波罗的海附近的梅梅尔（现今的克莱佩达）出生。该区在我出生前一年被纳入立陶宛的领土。

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童年过得十分快乐。爸爸跟我们情同密友，常常和我们一起做事。爸妈都是福音派教会的成员，但他们从不参加教会的礼拜，因为妈妈觉得教会里的教士伪善势利。不过，妈妈仍然深爱上帝，经常研读圣经。

1939年，德国夺得立陶宛部分地区，我家一带开始受德国管治。1943年初，我被召加入德军。后来，我在一场战役中受伤，伤愈后给调回打东线战事。就在这时候，战况急转直下，苏军连连胜利，德军却节节败退。结果正如文章起头所说，我险些儿战死沙场。

坚守承诺

大战期间，双亲迁到德国境内，在莱比锡东南面的奥沙茨住下来。由于战后局势混乱，我一时间无法找到父母的下落。幸好后来我们终于一家团聚！不久之后，1947年4月，我跟妈妈一起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聆听麦克斯·舒伯发表的公众演讲。妈妈听过演讲后，相信自己已寻得纯真的宗教，而我参加过几次聚会之后，也同意这是真理。

过了不久，妈妈从梯子堕下重伤，几个月后不幸伤重去世。在妈妈死前，有一次我到医院探望她。她柔声地鼓励我说：“我时常祷告求上帝帮助我至少有一个孩子认识真理。我知道上帝已应允我的祷告。现在我可以安心离去了。”将来妈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她准会发觉自己的祷告已实现了。我热切期待这一天来到。——约翰福音5:28。

1947年8月8日，也就是听过舒伯弟兄的演讲之后四个月，我在莱比锡的大会接受了水浸礼，表明自己献身事奉耶和华，借此实现我向上帝所作的承诺。我受浸后不久成为先驱（耶和华见证人的全时传道员）。那时候，大约有四百个先驱住在后来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境内。

早期的信心考验

在奥沙茨，一个邻居设法拉拢我支持马克思主义。他替我取得州政府资助的大学学位，条件是加入德国社会团结党（以下简称SED）。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正如耶稣也曾拒绝撒但的引诱一样。——马太福音4:8-10。

1949年4月，一天，两名警察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把我带走。他们把我解往苏联情报局在当地的办事处，指控我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效力。他们说除非我一面做传道工作，一面为他们通风报信，把抨击苏联或SED的人和参加聚会的人通通揭发出来，才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不肯跟他们合作，于是他们把我锁在牢房里。后来，我被带到军事法庭受审，被判到西伯利亚坐苦工监15年！

我听见判决之后保持镇静，令官员颇感意外。他们对我说，我的刑罚可以缓期执行，但必须每星期向警方报到一次，直至我愿意跟他们合作为止。我想听听其他成熟见证人的意见，于是前往马格德堡守望台分社办事处查询。一路上我受到严密监视，好不容易才到达马格德堡分社。分社法律部的厄恩斯特·维亚弟兄对我说：“抵抗才会胜利，妥协就会失败。这是我在集中营里学到的教训。”a这番话帮助我紧守诺言，继续事奉上帝。

受禁与被捕

1950年7月，社方委任我做周游监督。可是，8月30日，警察突击搜查社方在马格德堡的物业，随即禁止我们公开传道。之后，我接获一个新任务，社方派我和保罗·希施贝格尔探访大约五十群会众。我们在每群会众逗留两三天，协助当地的弟兄组织起来，在禁制下继续执行服事职务。在随后几个月，我六次逃过警方的追捕！

后来，一群会众里有个内奸把我们的行踪告知国家安全局。1951年7月，我和保罗在街上被五个持枪男子拘捕。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并没有全心顺服耶和华的组织，因为有些年长弟兄早已叮嘱我们不要结伴同行。我们却过度自信，结果失去了自由！我们还犯了另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预先商量被捕时该说些什么话。

我独个儿坐在牢房里，流泪恳求耶和华帮助我不要出卖弟兄，也不要背弃信仰。后来我睡着了，突然保罗的声音把我吵醒，原来保罗正在楼上的房间受国家安全局盘问。那晚天气闷热潮湿，他们打开了阳台的门，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的对话。不久官员来盘问我，我提出的答案跟保罗的一模一样，他们都大感惊讶。盘问期间，我不住想起妈妈最喜爱的经文：“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这节经文给我很大鼓励。——诗篇50:15。

经过一轮盘问之后，他们把我和保罗扣押在国家安全局的拘留所等候审讯。我们总共在拘留所关了五个月，起初在哈雷，后来在马格德堡。我有时从马格德堡的拘留所遥望已关闭的分社办事处。我真渴望自己身在分社而不是呆在拘留所里！我们在1952年2月受审，被判“入狱10年，并剥夺公民权20年”。

在狱中紧守信仰

凡是要服刑十年以上的耶和华见证人，囚衣上都有个特别的标志作为识别——裤脚上和外衣的袖子上缝了一条红带。此外，也有一块红色小卡纸贴在牢房外的门上，目的是提醒警卫，我们是危险的罪犯。

当局认为我们是最顽劣的囚犯。我们不准拥有圣经，因为正如一个狱吏说：“耶和华见证人手上有圣经，就等同罪犯手里有一支手枪。”为了搜集圣经的片段，我们阅读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很喜欢引用圣经，我们每逢找着经文，就用心记着。

我在1951年跟埃尔莎·里默尔订了婚，那时我还未被捕。埃尔莎经常来监狱探望我，而且每月寄来一个包裹。包裹内常常暗中藏有灵粮。一次，她在香肠里塞了几篇《守望台》文章。通常狱吏会切开香肠检查一番，看看里面藏了东西没有。但这次他们没有检查香肠，因为包裹刚巧在下班前一阵子到达，狱吏懒得去查看。

囚室里除了我和卡尔·海因茨·克莱伯之外，还有另外三个非见证人。那么，我们怎样阅读《守望台》，才不致给人发现呢？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把《守望台》文章夹在另一本书里阅读，乍看起来就像在看另一本书。我们也在狱中秘密传阅这些宝贵的灵粮。

我们把握机会在监狱里传讲上帝的王国。我很高兴见到其中一个囚犯后来成为上帝的敬拜者。——马太福音24:14。

重返全时服务的岗位

过了大约六年的铁窗生涯之后，我终于在1957年4月1日获释。出狱后不及两星期，我跟埃尔莎共谐连理。国家安全局一知道我重获自由，就千方百计要把我送回监狱去。为了避免危险，我和埃尔莎决定越过边界，逃到西柏林去。

我们抵达西柏林之后，分社询问我们有什么计划。我们说打算其中一人做先驱，另一个从事世俗工作。

不料分社问我们：“你们喜欢两人一起 做先驱吗？”

“要是真的可能，我们愿意马上就开始。”

就这样，我们在1958年成为特别先驱，社方每月给我们小量的生活费。目睹圣经学生在生活上作出重大改变，最后成为耶和华的敬拜者，实在叫我们心花怒放！随后十年的特别先驱服务使我们学会夫唱妇随、紧密合作。埃尔莎常伴我左右，甚至我修理汽车，她也在我身旁。我们也一起看书，一起研读，一起祷告。

1969年，社方派我们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每周探访不同的会众，鼓励会众的成员。约瑟夫·巴尔特弟兄在周游探访的工作上经验丰富，以下是他给我的忠告：“如果你想探访发挥最大功效，就千万不要以周游监督自居。”我尝试把劝告付诸实行。结果，我和信徒同工能够保持融洽亲密的关系，他们也乐于接受我提出的劝告。

1972年，埃尔莎证实患了癌症，需要接受手术。后来她又患上风湿病，饱受顽疾折磨，但她仍然周复一周陪伴我探访会众，跟其他姊妹一起从事外勤服务。

作出调整

1984年，埃尔莎的父母需要有人长期照顾，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岗位，回去照顾两位老人家，直至他们在四年后去世为止。（提摩太前书5:8）埃尔莎在1989年一度病重，幸好后来她康复过来。自此以后，所有家务都由我一手包办。到现在我仍然学习怎样照顾长期饱受痛楚煎熬的病人。这段日子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很大压力，但我们对属灵事物的喜爱却始终如一。

目前我们仍是先驱，这当然值得高兴。可是，我们体会到，最重要的不是以什么身份为上帝服务，也不是能够做多少，而是继续对上帝保持忠贞。我们渴望永永远远事奉耶和华上帝，而不是短短几年。人生的种种经历往往可以训练我们为未来作妥准备。不管环境多么艰辛，耶和华都赐我们力量去继续赞美他。——腓立比书4:13。

［脚注］

［第23页的图片］

我被囚在马格德堡的狱中

［鸣谢］

Gedenkstätte Moritzplatz Magdeburg für die Opfer politischer Gewalt; Foto: Fredi Fröschki, Magdeburg

［第23页的图片］

摄于1957年我们结婚的日子

［第23页的图片］

跟埃尔莎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