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在耶和华的工作中蒙祝福
由亚单·德利斯君自述（ATHAN DOULIS）
从人的观点来看，我生在一个穷困的环境中，前途如意的希望十分渺茫。我生于阿尔巴尼亚北伊庇鲁斯的一条小山村里，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因为他死后三个月我才出生。凭我的记忆，我依稀记得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妇人，对她所学得的圣经教训很专心。但她在我八岁的时候便死了。我唯一的姐妹结了婚，我和哥哥则被送出国到伊斯坦堡去。
我由一个叔父按照他那希腊正教的信仰将我教养成人。他是教长家中的常客，常常出入于伊斯坦堡的许多教堂。他将我带在左右，以为这样便可以代替正常的教育了。但是我觉得未能得到其他所有年青人所受的教育总是一件憾事。幸好我找到表哥所抛弃的一些旧学校课本，于是我便实行自修。
1923年，我以难民的身份到萨罗尼加去，两年后，我回到阿尔巴尼亚与我的兄长重聚。在抵达老家时，我见不到我的兄长，因为他在大约二百里以外的地方工作。但是我看见《守望台》、圣经、七卷《圣经的研讨》及讨论圣经问题的其他小册子。书中有些题目，例如“地狱”、“我们的主的复临”等，吸引了我的视线，我便开始阅读。我的嫂嫂试图打消我的兴趣，说:“你会变成像你哥哥一样，他因这些书变成非常顽固而不肯去教堂或守节日。”我没有理会她，因为我知道我的兄长是个识字明理的人。后来当我与他见面时，我发觉他与以前判若两人；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
早期的快乐
最初我感到这些道理很新和很难明白，因为我从未读过圣经；事实上我虽然与希腊正教接触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几乎连圣经是什么都不知道。在那遥远的山区有些圣经研究者，后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去过美国，对圣经很熟识，并且非常喜欢读它。他们的谦虚和忍耐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
我记得在那些日子，我对于自己是否有资格或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甚感怀疑。我似乎觉得自己比兄长的品德较低，可是他对我说没有人生来便具有高尚的节操，反之这些美德是须要培养才能获致的。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会享有基督徒的许多权利。
到1925年，在阿尔巴尼亚有三个小组，此外在全国各地尚有若干孤立的圣经研究者和感兴趣的人。他们中间的友爱与他们四周的人的斗争、自大和竞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并发觉与他们交往为我带来真正的喜乐。
我在1926年离开阿尔巴尼亚，但经历相当的困难才成行，因为我是来自土耳其的难民而没有护照。我在希腊的哥库岛上岸。我很高兴在那里找着大约三十个圣经研究者。在那里我首次尝到向人传扬上帝的王国的喜乐，因为在那时我开始参加逐户的传道工作。当时的工作包括分派书籍给对我们的信息感兴趣的人。回访和主持家庭圣经研究尚未成为我们的基督徒工作的主要部分。顺带可一提的是，在哥库有些“圣者”的遗物被教士们尽量利用。
有一日，我逐间商店向人介绍圣经书刊，有一个宗教狂热者向我袭击；他手拿一把屠刀，高喊着当地一个守护神的名字。但耶和华保护我，借着附近一个人排解而使我不致受这个被鬼魔利用的人所伤害。又有一日，我和我的同伴在一条僻远的乡村中遇到反对。幸而当地的人发生分歧的意见，村长袒护我们，教士则反对我们。后者召集一群暴民用石头掷击我们。虽然我同伴的背部和我的脚被石头掷中，我们却得以安然离去。
希腊正教在哥库的大主教终于得遂其愿；三个月后，他将我驱逐出境，解往阿尔巴尼亚，旨在使我遭受更多困难和被监禁。但是他报复的阴谋并没有完全成功。当我所乘搭的船抵达圣太瓜伦达时，一个圣经研究者（他是镇长的秘书）在场迎接我。他使我不致被投入狱，甚至打电话给亚基罗加斯特隆市的市长，借着后者的鼎力帮助，我领到一纸护照。于是在四日后，我便返回哥库再向当地的居民宣扬上帝的信息了。
感激上帝的引导
不久我离开哥库到雅典去，并在那里住下来。试想想后来当我获悉那个曾予我协助的市长竟受浸成为耶和华的基督徒见证人时，我感到多大的喜乐！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回教重要人物当中作了一个有力的见证。
雅典的小组当然比较大得多。我从他们的交往和聚会感受到莫大的温暖。我对上帝的旨意和他名下的百姓的历史认识日深。这是耶和华向他的子民透露他在圣殿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从他那属天的圣殿有闪电、宣布和雷轰发出，由此洁净了他在地上的‘圣殿’阶级。（启示录11:16-19）这也将“恶仆”阶级从忠心的见证人行列中除去。（马太福音24:48-51）忠心的人帮助我与上帝子民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络。
在当时，我们这些新人与历史较久的见证人享有甜蜜的交往，正如路得和拿俄米一样。（路得记1:16,17）在星期日聚会之后，我们会继续与他们盘桓，从他们寻求圣经的解释和加深我们对上帝在地上的仆人组织的认识。我们获悉罗素和卢述福访问希腊的经过及其他的特出事件。
在那些日子，我们亦听闻1922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杉树角所举行的一系列精采的国际大会。事实上，在这些大会之后直至1931年，我们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大会。其中一个在1926年举行，那时我达到我一生中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借水浸礼象征我献身给上帝。这时我已很努力参加聚会和做逐户的传道工作，大约每日做两小时。
虽然见证人大受迫害，书籍被没收，和受法庭审讯及监禁，他们的人数却不断增加，小组亦纷纷建立。磨炼和试探亦随着许多权利和王国工作的喜乐而来。我记得我在受雇的酒店里像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诱惑一般受到试探。（创世记39:7-12）回顾当年，我可以为此而高兴，因为我已受到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所强化而能够应付这个试探。
享受到快乐的权利
1930年，我被邀到雅典守望台分社的伯特利之家服务。当时的伯特利之家不像我们现在的伯特利之家那么美观。当时我们住在库文努迪街与朗巴度街交界处的一座建筑物里。当时伯特利的成员包括嘉兰拿索斯弟兄和他一家、嘉肯斯弟兄和泰安特非路普鲁斯弟兄。希腊、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传道工作均受雅典的分社所指挥。
另一项令我惊喜的祝福在1934年来到。社方的布洛克林总部决定扩展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传道工作。有两个人被派到塞浦路斯去，我则被派往土耳其。虽然当时我感觉我实在没有资格负起这项任务，我却记得耶和华的话:“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
我于是来到伊斯坦堡，在那里住下来向当地分属许多国籍、说不同语言和守不同习俗的居民传道。我们须要携带许多种语言的书籍。时常我们无法进入一些楼房住宅；那里的人会从楼上吊下一个篮子来，然后我们将所介绍的书籍和一张说明我们的工作目的的咭片放入篮子里。我们须要小心提防回教徒，因为我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虽然有种种障碍，我们却见到有新人前来参加我们的研究圣经的聚会而使我们大感欣慰。耶和华的确使我们兴旺起来。
一个现代的以伯米勒
在土耳其不及七个月，由于一个犹太坊会的投诉，我被警方拘捕和审讯了四日。警方待我很仁慈，但却没收了我们的书籍，因此我们只好借赖在其他地方存储起来的小量供应。在1935年我们再度被捕，这次则在我进午餐时。我被监禁在一个秘密监房里，这个监房是用来监禁那些不经过合法手续而递解出境的囚犯的。甚至在这里，我也有机会向五个不同国籍的囚犯传道。
两日后我被带到一个小天阶里。当我趁机会晒晒太阳时，监狱官上前来问我为什么被监禁。我解释因为我传扬上帝的王国。他感觉十分惊异；不久他回来问我有任何需要。到晚上，他从自己家里取了一张毡和一些食物来。“吃吧！”他说，“因为你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继续对我表现仁慈，并透露在数日内，我会和其他囚犯被暗中解到波斯去。
现在我见到耶和华看顾我们的证据了。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请他通知我的朋友。他答应了，虽然这可能使他失去他的差事和自由，如果他被人发觉的话。当我的朋友获悉我在那里之后，他们为我向市长说项；结果他们没有将我身无分地解到波斯去，反之他们将解我到希腊而得以享有较好的待遇。耶和华真正兴起了一个现代的以伯米勒在危险的时候解救我。——耶利米书38:7-13。
再次到阿尔巴尼亚作了一项简短的探访之后，我返回雅典分社。与上帝的真理作对的宗教仇敌利用独裁的政府在各方面阻碍我们的工作。在1939年，他们封闭了分社办事处，将我们的印刷设备充公。及将许多见证人监禁起来。拘捕、法庭审讯、监禁和递解出境均无法减弱我们基督徒弟兄的热心。我们的工作继续进行。
在严酷的试验中得到祝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它使希腊遭受轰炸、外国占领和内乱的灾难。见证人的组织却仍然保持完整。当我们尽量利用各种方法向人作见证；在全国各地见证人分为小群继续聚集而得以保持灵性上的健康。我们甚至将电动的印刷设备用人力开动以印刷我们在传道工作上所需的书刊。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光明和喜乐的一面就是有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启示录7:9所论及的“大群人”正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多么感谢耶和华给予我们这大大的鼓励——一项真正的祝福！
我成为社方的一个特别代表而有机会和国内各地亲爱的见证人一同为基督忍受艰难。在教士指挥之下的党徒以寻找内奸为借口拘捕爱好和平的基督徒见证人，包括老年人和妇女在内，鞭打他们和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有些在遭受残酷的殴打之后被抛入坑里；有些被倒吊；还有些更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被机关枪射死；他们的家园被蹂躏无遗。许多人被政府非法地放逐到荒岛上。在与尼罗和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一样残酷的逼害之下，耶和华在希腊的忠心崇拜者仍然对他保持忠诚。
自1947年以后，我享有作环务仆人的权利。将各地许多忠心坚忍的见证人重新组织起来为我带来很大的喜乐和鼓励。我可以回忆与那些忍受逼害的忠心弟兄接触怎样对我成为激励和力量的一个伟大来源。我找不到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对于耶和华给我权利在艰难的情形之下与这些忠心弟兄并肩作战所怀的感激。
我常常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向导将我由一群忠心的见证人带到另一群那里，因为我们须要在夜间避开大路而走迂曲的幽径。我还记得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经过一些多么荒野寂寥的地方，但是后来当我们在僻远的地方见到《守望台》和其他圣经辅助读物时，情形有多么大的改变！上帝的道的真理之渗透到各地。
在希腊北部一个城镇中有一个人，以前是个杀人犯，后来他却对《守望台》和《儆醒！》发生了兴趣，不久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后来当他获悉一个曾与她不和的女犯人在狱中接受圣经的信息时，他呼喊道:“我必须称她为‘姐妹’，她必须称我为‘弟兄’了。”我们的上帝的确是一个充满爱心和使人和睦的上帝。
在我的记忆中，由1947年至1961年，我在探访各小组时一共遭遇过四十三件“事件”。逮捕、拘留、审讯和监禁对我来说都是普通的经验。更糟的是我的名字被刊登在报章上，教士和他们的党徒向我大事威吓和抨击。但是我从未感觉绝望。耶和华总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予我安慰和鼓励。
在1956年我再返回土耳其。1934年我在那里享有先驱传道员的权利，现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祝福。这时伊斯坦堡已有相当多的见证人。看见这块处女地区的工作获得长足的进步确实令人兴奋。
同时，我们在希腊的传道工作情形也好转了些。自1961年以来，我在比里亚斯和雅典作环务仆人。虽然我经过了两次外科手术，一次在1954年，另一次在1963年，我的身体却仍然很壮健，而能够在我自己身上见到以赛亚书40:28-31的应许获得实现。有些特别的祝福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51年往伦敦、1953年往纽约、1955年到欧洲各大城市参加国际大会，与及1958年在纽约参加那个规模庞大的大会。我得以将我与外国的见证人弟兄欢叙一堂的祝福带回去转达给土耳其和希腊的弟兄们，这是一项多么大的权利。
现在我已年届五十八岁，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年青人有时称我为“老人。”但是我感谢我的造物主继续赐我体力，并且极力鼓励所有年青人研究圣经，认识仁爱的造物主以免虚度一生。（传道书12:1）他会祝福他们的忠心途径，正如他祝福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