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若遵行上帝旨意，他就永不舍弃我们
格莉德·施米特女士自述
1915年，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生。那时世界大战正酣，父亲正和奥匈联军一起在前线作战。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母亲带着我前往南斯拉夫投靠亲戚。
母亲没有再嫁，要找职业维持生活，于是把我交给她的姊妹抚养。姨母有个农场，距离南斯拉夫北部的马里博尔市三哩左右。我在那里度过快乐的童年，盼望着母亲在星期日从马里博尔市前来探视。在那时候我也期望着有一位父。
与父的关系
我的亲戚都是天主教徒，既然天堂和地狱在天主教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我在心里就感到矛盾。我既不自以为好到可以上天堂，也不自认坏到要判入地狱。我于是逢人就谈论这个难题，从祖母至村里的教士不等。
母亲被我烦扰得最多。因此在几个月之后，她给我一本塞尔维亚语的小册——《死者在什么地方？》，那是她在城里获得的。她没有亲自读过，但以为小册可能解答我的问题。
我这辈子读书从未有像读这本小册那么入迷的！它不但解答我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而且向我指出，怎样培养与天父的亲密关系。我订购了五本小册，打算在教堂前面分派出去。
我们村里的惯例是，妇女在星期日上教堂，男人在外面聊天，话题离不了畜牧和农业。因此，当教士在教堂里对妇女讲道之际，我却在外面对男人传道。我那时只有15岁，他们显然赏识我的热心，乐意为小册付出捐款，我则利用捐款订取新的小册。
教士不久就获知我的活动，并且来向我姨母投诉。他在下个星期日就在讲坛上提出警告说：‘当然，我们村里决没有人那么天真，去相信一个少女所说的故事。’结果，每个村民都转而反对我。甚至姨母也以我为耻，通知我母亲说她不再收容我了。
我充满被弃之感，但对耶和华祷告之后，便感到安慰和恢复力量。我随着母亲迁回马里博尔，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她虽然没有分享我的属灵兴趣，但却容许我去参加当地一小群会众的各个聚会。我在1931年8月15日以水浸礼象征献身给上帝。
令我大感忧伤的是，母亲突然生病，几个星期之后不治。她有句遗言使我永志不忘，说：‘格莉德，我女儿，要谨守你的信仰。我确信它是真理。’她死后，我再度感到被弃之苦，祇靠与天父的关系给我支持力量。
有一对膝下犹虚的夫妇收容了我，我就在那位太太经营的裁缝店当了学徒。物质生活倒不错，但我心里却渴望以全时事奉上帝。在马里博尔这一小群会众里，谁都确信这个事物制度所剩的时间已无多了。（哥林多前书7:29）我私下在祷告中祈求耶和华迟些动手干预，好待我完成学徒见习期。见习期在1933年6月15日届满，翌日就离家开始先驱传道工作！鉴于我年纪尚轻——那时只有17岁——甚至有些弟兄也试图加以阻挠，但我意志已决。
早期先驱生活
我的第一个派遣地区是距离马里博尔不远，有居民20万左右的萨格勒布市。当地会众只有六位传道员。我与南斯拉夫的第一位先驱，图斯克(Tucek)弟兄一起工作，学到许多心得。后来，单独作先驱大约一年时间。可是，逐渐有更多先驱从德国抵达，因为那时当地的传道工作已被纳粹政权禁止。
我协助几对先驱传道员夫妇，作为他们的传译员。在我看来，能够和这些成熟的基督徒一起工作乃是极其宝贵的经验。我在知识和了解方面渐有进境，对宣扬王国好消息的权利也不断增加体会。
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在巴尔干诸国服务的先驱群体已有20位成员之多。我们在热心显扬上帝的话语方面志同道合，在有所需要时互相帮助。我们大家都受着甘心乐意精神所推动，它是唯独在上帝子民当中才找得到的。这种特殊的爱的‘团结纽带’仍然存在于这群今日尚在人世的成员当中。——歌罗西书3:14，《新世》。
先驱生活在经验和贡献方面的丰富多姿，有如天上云彩那样繁多。熟悉前所未知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人民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这种宝贵经验使我们深感满足。此外，我们也亲自体验到耶和华怎样照顾他的忠心仆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3:20向我们提出保证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耶和华的仁爱照顾非常明显，那时霍尼格(Hongger)弟兄从瑞士来探访我们，他留意到我们要步行25哩［40公里］去萨格勒布以外的乡村传道。他观察到我们一出了城就脱下皮鞋，搁在肩上，为的是保存鞋底。他于是给我们买了12辆自行车，正如他后来说，他为此甚至不惜花光了他自己的钱！耶和华的确感动正直人士的心。那些自行车好像天赐的礼物，在25年先驱服务当中成了我们的忠心同伴。
有一次，我和威尔基夫妇(Willi and Elisabeth Wilke)到达一处颇大的克罗地亚人乡村，我们各自传道——从郊外去到村落中心。我们向人介绍一本题名为《正义统治者》的小册，它在封面上刻画着耶稣基督。在此之前一年——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被人暗杀，他的儿子彼得继位为王。可是，村民喜欢自治多于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君主。
经过两小时传道后，从乡村广场传来一阵喧嚣之声。威尔基弟兄和我发现威尔基姊妹被一群大约20名男女包围着，有人拿着镰刀，有人忙于焚烧我们的小册。威尔基姊妹运用当地语言的能力不足以驱除村民的疑惑。
‘各位女士、男士，’我高叫，‘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不要彼得作王！’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们也不要，’我答。
村民十分惊异地，于是指着小册上的图画问道，‘那么，你们为什么替他宣传？’他们竟把耶稣基督误认为彼得王！
误会冰释了，我们为君王耶稣基督作了彻底的见证。有人把自己的小册烧毁了，想再要新的。我们心情愉快地离去，感到耶和华的保卫之手正庇护着我们。
后来，我们的传道工作进展到南斯拉夫中部的沐斯尼亚。那里的居民差不多泰半是回教徒。我们又再面对新的风俗和许多迷信习惯。那些乡村从未有人见过妇女骑自行车，因此我们一抵达就令村民颇为激动，唤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宗教领袖们散播谣言，说女人骑自行车会为村里带来恶运。此后我们就把自行车留在村外，徒步入村。
我们的刊物当时已被政府禁止，警察随时可以逮捕我们。通常，警察吩咐我们离开该省。有两名警察曾经陪同我们去到30至60哩（50至100公里）以外的边界处。他们惊异于我们竟是个骑自行车的能手，尽管我们带着行李、书籍和小型火油炉，也能赶得上他们。押送者时常乐于在路上找间小饭店，作东道主请我们喝点饮品，甚至进餐。我们也以此为乐，因为我们的微小津贴付不起这样的额外消费。当然，我们会把握机会对他们谈论我们的希望，他们有时会接受几本‘违禁’的刊物。许多时大家都欣然道别。
后来到了1936年。我们正在萨比亚（南斯拉夫南部）传道，消息传来，九月将有国际大会在瑞士的卢塞恩举行。从马里博尔有特备的公共汽车接载，但我们是在430哩（700公里）之外——乘自行车走这路程实在遥远！虽然如此，我们开始储钱，得以在该年稍后成行。
我们沿途请求路上的农庄，准许我们在干草棚里住宿一宵，这样就不必付钱投宿宾馆。早晨时分，我们希望向农庄买些牛奶，但他们通常都乐意免费赠送，有时更送上一帧丰富的早餐。我们受到许多富人情味的待遇，成了先驱生活中快乐和难忘的部分。
在从马里博尔出发往卢塞恩之前，有几位来自德国的先驱同时抵达。其中之一是艾尔弗雷德·施米特，他曾在德国马格德堡的伯特利之家服务了八年。一年之后我成了他的妻子。
在南斯拉夫的先驱差不多全部都能前往参加卢塞恩的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大会。瑞士的弟兄们表现的仁爱关怀令我不胜喜悦，此外也对卢塞恩的宜人美景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的确想不到，20年之后我会在那里作先驱传道员！
在禁制之下工作
从美丽的瑞士回到南斯拉夫，我们不久就遭受猛烈的迫害。我们被捕送入贝尔格莱德的主要监狱。在南斯拉夫负责指挥工作的弟兄要求准许入狱探视我们，但受到拒绝。可是，他和监狱长说话时尽量大声，使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本身已使我们获得极大鼓励。
几日之后，我们被扣上手铐，押往匈牙利边境；书籍和金钱全被没收。因此，我们抵达布达佩斯时已身无一文，但身上却有许多虱子，作为坐牢的纪念品。不久我们就遇上了其他先驱，一起在那里从事传道工作。
在布达佩斯，众先驱每星期一在作土耳其浴时会面，在照顾身体健康之余，弟兄和姊妹们分别借着‘彼此的信心，……互相鼓励。’（罗马书1:12，《现译》）经常的聚会也可以趁机察看一下，看看是否有人生病或入狱。
我们好不容易才习惯了新环境，过了六个月，我们的匈牙利居留签证已届期满。这时艾尔弗雷德和我已经结了婚。我们接获训示去申请保加利亚入境签证。驻当地的一对先驱夫妇已被政府驱逐出境，他们所订的万本小册已储存在索非亚的一间小型印刷厂里。那对夫妇所有的书籍已被公开焚毁，因此我们预期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们终于获得保加利亚的三个月入境签证。在夜间经过南斯拉夫时，有一位负责的弟兄在预约的车站等候我们，交给我们印制那批小册的费用。最后，我们安抵索非亚，找到一个合适的房间居住。
索非亚是个现代城市，人口约有30万，但那里没有任何见证人。我们在抵步那天就去到印刷厂。厂主已听说我们的书籍被禁制，订制小册的那对夫妇已被驱逐出境，因此在获知我们要购取那批小册时，他高兴若狂，我们把小册放进空袋里，驾车经过几个警察身边，幸好他们听不到我们心跳加速的声音！
我们下一个难题是，要在哪里存放大量小册以及怎样在短短三个月内把它们全部派出。我对那堆小册实在有点害怕！我从来未见过那么大量的书刊。但耶和华再度作我们的帮助者。我们获致极大的成功，在140日内就全部派发出去了。威尔基弟兄夫妇在几周之内到来帮助我们。
可是，有一天却几乎出了乱子。我在一处商业区传道，看见一间建筑物的每道门上都有铜牌写着某某博士的名字。大约两小时之后，我遇见一位年长的男子，他以怀疑的目光向我打量一番。然后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什么地方。
‘我并不确知这是什么机构，但我留意到所有好的律师的办公室似乎都集中在这里，’我答道。
‘你现在是在内政部，’他说。
虽然我的心脏差不多停止跳动，但依然平静地回答说：‘啊，难怪所有男士都对我那么友善！’这句话使他的态度较为和缓，他详细察看过我的护照，把它交回给我。我离去时舒了一口气，感谢耶和华所加的保护。
最后，所有小册都派发完了，离开‘玫瑰之乡’——保加利亚——的时候已到。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所有友善的人，他们给我的印象长留心底。
既然我们持有德国护照，这样便可以返回南斯拉夫，但只是获准作短期逗留。此后，为了逃避逮捕，我们每晚都要在不同的地方度宿。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六个月。然后，在1938下半年，我们收到社方从瑞士伯恩的来信，吩咐我们试试前往瑞士。当时纳粹军兵已占领了奥地利，政治压力大增。事实上，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把若干德籍先驱交给纳粹党。
我和丈夫分途前往瑞士，艾尔弗雷德经由意大利，我绕道奥地利。我们很高兴再度团聚，并且接获任命，在社方的坚尔利兹农场工作，随后又派往伯恩的伯特利之家。这在我是一项全新的经验。我现在要学习以瑞士方式料理家务，我对耶和华的感激是前所未有的。
耶和华的抚养力量
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在伯特利服务，艾尔弗雷德和我在1952年恢复先驱传道工作，这种活动已模铸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未曾养育过儿女，但在多年以来，我们从属灵儿女接获过不少爱心的表示。例如，1975年2月，我们收到下列的短简：
‘我记得当日有一位智慧、白发的男子探访一个倔强的福音会参事，提议与他研究圣经。我和家人以冷淡和批评的态度予以接受，然后像庇哩亚人一样，仔细研究每一论点，后来才承认你带给我们的是真理。……耶和华的确是何等仁慈的上帝！他的一切仁慈、怜悯均配受赞美、称颂和感谢。但我们也想感谢你们，亲爱的艾尔弗雷德和格莉德，我们从心底感激你们对我们的长久忍耐。愿耶和华为此而大大祝福你们。我们恳切期望他也给予我们力量以坚持下去。”
1975年11月，我的丈夫艾尔弗雷德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逝世。我们一起事奉耶和华38年，在先驱工作中共尝甘苦。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他一旦故世，空虚和被弃之感又重上心头。但借着求庇于耶和华，我再度获得安慰。
我与天父的关系在我53年有多的全时服务当中抚养了我。我心中的感觉不断与耶稣基督的话引起共鸣，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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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与弗里达·图斯克，1937年获得充分装备，在南斯拉夫从事先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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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和格莉德·施米特1938年在南斯拉夫的回教地区莫斯塔尔作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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