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政权禁令下的四十多年岁月
雅米拉·哈洛娃口述
时间：1952年2月4日，午夜以后。地点：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住所。持续的门铃声使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警察随后闯进屋内。
警察把妈妈、爸爸、弟弟帕维尔和我分别关进不同的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派有守卫看守，然后他们彻底搜查屋内每一件东西。在随后的12小时内，他们仍然进行搜索行动。他们把所有搜获的刊物记录下来，然后将其装入箱内。
后来他们吩咐我走进车子里，又给我戴上黑眼镜。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稍微移动一下眼镜，以便看看他们究竟要把我带往哪里去。附近的街道都是我所熟识的。最后车子在臭名远播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停下。
他们把我推出车厢，除下我的黑眼镜，然后把我领进一间肮脏的小房间里。一个身穿制服的女人命令我脱去衣服，改穿一条厚厚的工作裤子和一件男装衬衣。后来她用一小片布蒙住我的眼睛，然后领我离开房子，走进一条仿佛永无尽头的廊子里。
女守卫终于停了脚步，接着开启了一道铁门，然后把我往前推。她把我头上的布扯去，随即把门锁上。这里原来是个监牢。当时牢中有一位40多岁的妇人，她凝视着我，装束跟我的一模一样。说来也奇怪，心里不知怎的顿觉此情此景很是滑稽，于是禁不住笑了起来。当时我仅是个19岁的少女，对于被囚禁一类的事毫无经验，我仍然保持着轻松的心情。后来我获悉其余的家人并没有受到监禁，这使我深感欣慰。
当时在这个仍然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里，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该国是个共产国家，见证人的活动受到政府禁止。那么，我们整家人是怎样开始跟这个受禁组织密切来往的呢？
我们怎样成为见证人
爸爸在布拉格长大，是个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他在1920年代结识妈妈，而妈妈到布拉格来是要攻读医科课程。妈妈来自比萨拉比亚，在她的童年时期，这个地区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妈妈虽是个犹太教徒，但婚后却改信了爸爸的宗教。然而，她并不满意这个新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爸爸被关进劳工营，妈妈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那些年头着实非常艰难，但我们整家人仍然活着。大约在1947年中，亦即大战结束后两年，爸爸的一个姐姐为我们订阅了《守望台》杂志，她当时已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妈妈是家里第一个阅读这份杂志的人，她不久便认定自己所读到的正是她长久以来一直寻求的真理。
初时她并没有向我们谈及自己所学到的真理，但她知道见证人在布拉格聚会的地方，于是开始经常出席这些聚会。数月后，1948年春季，她在见证人举行的一个环务大会中受浸。后来妈妈也邀请我们跟她一起参加见证人的聚会。爸爸勉强地答应了她。
聚会的地方是个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小型礼堂，我们整家人开始出席这些聚会。爸爸和我满腹狐疑，既好奇，又怀疑。令我们大感意外的是，妈妈竟然结交了不少新朋友，甚至介绍给我们认识。他们热诚、合理的态度，以及对整个弟兄团体的珍视使我深受感动。
妈妈由于看见我们有良好的反应，于是建议让见证人到家里跟我们详细讨论圣经。见证人从我们自己的圣经指出灵魂不死和三位一体根本不符合圣经时，爸爸和我都大感愕然！不错，能够获悉“愿上帝的名成圣”以及“愿他的国降临”的真正意义，我们不禁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数周后，爸爸请了他教会的几个教士到家里来。他说：“弟兄，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些圣经问题。”说到这里，他遂把教会的基本教义逐一举出，然后阐明这些教义如何跟圣经背道而驰。教士们也承认爸爸所说的都很正确。然后爸爸总结说：“我代表整家人正式通知你们，我们决定脱离教会。”
传道工作受禁止
爸爸和我经常参加聚会前不久，共产党在1948年2月控制全国。学生告发他们的老师，老师则甚惧怕学生的家长。人人都开始彼此疏远。可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初时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对我们来说，耶和华见证人于1948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大会是当年的大事。大会日期为9月10至12日，出席人数逾2800人。数周后，在1948年11月29日，秘密警察突击搜查分社办事处，并且将分社关闭。在随后的四月，政府正式下令禁止我们的活动。
我们整家人并没有因这些事件而变得畏缩不前，事实上，就在1949年9月，我们在布拉格以外的郊野出席一个特别聚会。一周后，爸爸和我一起受浸。尽管我在传道工作上尽量表现谨慎，但在1952年2月，我被政府拘捕，正如文章开头所叙述的一般。
多番盘问
几经盘问后，我预料自己将要在狱中逗留一段颇长的时间。看来那些盘问者认为，人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越久，他愿意合作的机会就越大。然而，爸妈的教训深印我的脑海，他们的劝勉大大扶持我。爸妈时常引述诗篇90:12的话，并且鼓励我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意即估计或计算一下自己的年日，从而‘得着智慧的心’。
因此，我在脑海里不断重温以往曾刻意牢记下来的多章诗篇和经文。此外，我也沉思下监前曾研读过的《守望台》文章，并且哼唱王国诗歌。还有，在我受禁锢的第一个月里，我可以跟同牢的囚犯闲谈。不但这样，我也可以在脑中翻温一下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仅在数月前才参加和通过了学校的期终考试。
从盘问者的口中，我以往的一个圣经学生显然成为了告密者，向当局举报我的传道活动。当局在我家中搜获得一些用打字机打成的圣经刊物，他们声称我必须为这些刊物负责。其实这些刊物是我那位年仅15岁的弟弟所打的。
盘问者看出我绝不会露半点口风，于是试图施计劝服我放弃信仰。他们甚至指使一个曾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周游监督的人去劝诱我放弃信仰。他自己虽然也是个囚犯，但如今却与共产主义者携手合作，以期游说其他被囚的见证人背弃信仰。啊，他这个可怜虫！他获释后数年却因纵酒而死。
单独监禁
七个月后，我被迁往另一所监狱，在那里，我受到单独监禁。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个人，怎样运用时间完全由自己安排。你若要看书，只要向狱方提出请求便会有刊物供应，但不用说这些刊物都不是属灵性质的。因此，我为自己的活动编了个时间表，活动事项不但包括阅读，也包括沉思属灵事物在内。
在这段日子，我借着祷告与耶和华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普世的弟兄团体在我心目中变得比以往更为宝贵。我天天都想及普世传讲好消息的工作在此时此刻的进展如何。我甚至幻想自己正在参与这项工作，运用圣经与别人攀谈。
然而，在这个孤寂的环境下，我最后也跌进陷阱里。由于平生酷爱阅读，加上对外间事物的饥渴，我有时因而过度沉迷于某些书刊，以致在沉思属灵事物的计划方面疏忽大意。这个情况一旦出现，我就会心中自责。
某个早上，我被召往检察官那里问话。当时检察官并没有说些什么，仅是提及过去多次问话的结果而已。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狱方仍未为我的个案定出审讯日期。大约半小时后，我被带回监牢去。当时我气愤难平，禁不住哭泣起来。究竟怎么样了？是否那段悠长的单独监禁日子终于把我压倒呢？
我于是分析一下自己的难题，不消多久就找出了原因。就在前一天，阅读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占去了，我再次未能赶上自己的属灵活动。由于这缘故，当我冷不防被召去问话时，我在思想方面并没有装备好自己。我于是立即向耶和华忏悔，并且决心从今以后不再忽略属灵的事物。
自那次经历后，我决定索性完全不看书。不过我后来又想出一个较好的主意来，就是强迫自己学习德文。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必须学习德文。但由于德军在占领布拉格期间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因此，大战结束后，我决定把一切有关德国的东西统统忘掉，包括德文在内。但现在，我决定严厉督促自己重新学习德文。然而，这个“惩罚”后来却成为了福分。就让我解释一下吧。
我弄来了一些德文版和捷克文版的书刊，然后着手训练自己把德文译成捷克文，又把捷克文译成德文。这项活动不但有助消除了单独监禁所隐伏着的不利影响，后来更大派用场而达成了良好的目的。
获释及继续传道
在受到单独囚禁八个月之后，我的个案终于进行审讯。我被检控从事颠覆活动，结果被判入狱两年。但由于我已下监15个月，加上适逢当地选举新总统而宣布大赦，我因而获得释放。
我在狱中时曾祈求上帝帮助家人不要为我担心，我回家时发觉上帝的确有垂听我的祷告。爸爸是个医生，他鼓励他的病人研读圣经。结果，妈妈得以每周主持15个圣经研究！爸爸则负责主持一个《守望台》研究班，此外，他也把守望台社的德文刊物翻译成捷克文，而弟弟则负责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下来。于是，我也立即投入属灵活动，不久就建立了一些圣经研究。
新委派
1954年11月的一个下午，大雨滂沱，突然传来一阵门铃声。站在门前的原来是康斯坦丁·保克特，他是负责在传道工作上带头的弟兄之一，当时他穿上了一件深灰色的塑料雨衣，雨水不停地从他的雨衣往下淌。他来通常都是找爸爸或弟弟帕维尔的，但这回他却问我：“你方便出来走走吗？”
我们同行了一段时间，双方都默不作声，寥寥无几的行人跟我们擦身而过。黑色的人行道湿湿滑滑的，昏暗的街灯把路面也照得昏昏暗暗。康斯坦丁回头张望，街上一片死寂。“你可以帮个忙吗？”他突然问道。我不禁愕然，接着向他点头表示答应。“我们有些东西需要翻译，”他继续说，“你必须找个地方去做，但不可在家里，也不可让任何受到警方注意的人知道。”
数天后，我来到一对素未谋面的年长夫妇家里，他们的住所不大，我就借用他们的桌子工作。他们其实是父亲的病人，不久前才开始了一项圣经讨论。那时我们需要把社方德文的刊物翻译成捷克文，因此，我在监狱里所学习的德文的确深具价值。
数周后，在传道工作上带头的基督徒弟兄都被拉进监牢里，包括保克特弟兄在内。尽管这样，我们的传道工作仍然继续进行。姊妹们——包括妈妈和我在内——则负责照料圣经研究小组以及我们的基督徒传道工作。弟弟帕维尔虽然只有十余岁，却负责从事邮递员的工作，把圣经刊物分发给国内操捷克语的基督徒，并且把组织的有关指示知会他们。
挚爱的伴侣
一位称为雅罗斯拉夫·哈拉的见证人在1952年被捕，并且被判入狱15年。1957年杪，他由于需要接受若干治疗而暂时获释。帕维尔随即跟他联络，不久雅罗斯拉夫再次全身投入协助弟兄的工作。他精通几国语文，故此大部分的翻译工作都由他负责。
1958年中的一个黄昏，雅罗斯拉夫邀请帕维尔和我出外散步。每当我们要讨论有关组织上的事宜时都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房子装有窃听器。雅罗斯拉夫私下跟帕维尔说了几句话之后，便请帕维尔在公园的长椅上稍候，剩下我和他继续漫步。他简略地跟我谈及我的工作，然后表示鉴于他衰弱的健康状况，加上前景未卜，他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
这位为我深深敬重的人以这么诚恳而坦率的方式向我求婚，我不禁受宠若惊，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他。由于我们订下了婚约，这使我有机会跟雅罗斯拉夫的母亲密切接触。她是一位受膏基督徒，她和丈夫都是属于1920年代末叶在布拉格的首批真正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夫妇俩均被纳粹党下在监里，而她丈夫则于1954年在共产党的狱中去世。
我们尚未结婚，当局就把雅罗——我们是这样昵称雅罗斯拉夫的——召去。他们告诉雅罗，他要就为自己的急性胸膜炎接受手术，要就入狱服满他的刑期。可是，以当时来说，接受这样的手术就意味着要接受输血。因此，他毅然拒绝接受手术。这意味到他还有差不多十年的刑期要在监牢里度过。我决定等候他。
面对考验和表现勇气的时期
雅罗在1959年初入狱，不久我们收到他的家书，信中内容显示他的思想仍然十分积极。但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收到他另一封信，但这封信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信中内容充满悔意、忧伤、恐惧，仿佛雅罗的精神已经崩溃了一样。但他母亲说：“写这封信的必定是另有其人。”可是，信上着实是雅罗的字迹啊！
他母亲和我都写信给他，告诉他我们完全信赖上帝，并且设法鼓励他。数周后，又来了另一封信，这封信使我们越发担心。但她母亲仍然说：“这些话没可能是他写的。”然而，信上的字迹跟雅罗的一模一样，还有他惯用的字眼。此后，他渺无音信，监狱又禁止探访。
类似地，雅罗也收到了一些附上我们署名的信件。他母亲在信中责怪雅罗舍她而去，叫她在风烛残年时无依无靠；而我则在信中埋怨他，累我为他守候这么久。信上的字迹和表达的方式跟我们的非常相似，几乎毫无破绽。初时雅罗因这些信也感到困惑不安，但后来他却断定这些信绝非由我们所写的。
一天，有人在门前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然后匆匆离去。包裹里尽是卷烟纸，纸上写满了字，字体极其细小，隐约可见。原来雅罗把那些声称是我们所写的信抄写在纸上，并且把自己一些未经检查的书信写下。他通过那位获释的非见证人囚犯把这些信件偷运给我们，我们收到这些信件后不禁如释重负，我们多么感谢耶和华！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知道究竟是谁出的卑鄙主意，竟用这种阴险的手段去破坏我们的忠诚。
后来雅罗的母亲获准探望儿子。每次我都陪伴她走到监狱的大门，看着这位个子细小、弱不禁风的妇人如何表现出无比的勇气来。就在守卫的监视下，她挽着儿子的手，然后把一些用照相方法制成的圣经刊物塞进他的手里，照片中的字体十分细小，倒也依稀可辨。尽管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处分，尤以她的儿子为然，但她却全心仰望耶和华，因为她意识到最重要的就是在灵性上保持壮健。
后来到了1960年，当局颁下特赦令，大多数被囚的见证人因而得以重获自由。雅罗也回家了，数周后，我们就结为夫妇。
改变生活方式
社方委派雅罗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为国内整个弟兄团体的属灵福利服务。1961年，他接获委派负责为国内操捷克语的地区筹办首届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其后也有机会主持多届训练班。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在1968年出现变化，我们得以在随后的一年前往德国纽伦堡参加耶和华见证人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可是，当局却不允准雅罗出国。然而，有些弟兄为这次令人鼓舞的大会拍下幻灯片，而雅罗则有权利运用这些幻灯片在全国发表一些强化信心的演讲。事实上，许多人都渴望能够再三回味这出幻灯片哩。
谁料这竟是雅罗最后一次的探访。1970年初，雅罗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他多年面对的急性炎症损坏了他的肾脏，结果，他由于肾功能衰竭而终于不治，享年48岁。
耶和华扶持我
痛失亲夫令我伤心欲绝。然而，上帝的组织立即给我帮助，使我得以有分参与翻译圣经刊物的工作。仿佛一场接力赛一样，我觉得丈夫把接力棒交给了我，叫我继续执行他以往从事的一部分工作。
在东欧，我们有不少人都曾在共产政权的禁令下为耶和华服务40多年。及至1989年，随着铁幕除下，东欧人的生活急剧改变。我曾梦想耶和华见证人能够在布拉格宏伟的施特拉霍夫运动场举行大会，但我认为这个梦想永远也不会实现的。然而，在1991年8月，这个梦想却以辉煌的方式实现，当时有7万4000多人出席这个大会，欢欣鼓舞地一起从事崇拜！
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字从1993年1月起不再适用，因为该国分成两个国家——捷克共和国以及斯洛伐克。1993年9月1日，捷克共和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在法律上取得认可地位，我们为此雀跃不已！
我亲身体验到，只要我们接受耶和华的教导，学会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耶和华就会为我们存留祝福，等待我们去承受。（诗篇90:12）我时刻都向上帝祷告，祈求他教导我在这个事物制度里怎样去数算自己余下的日子，这样，在前头新世界无穷无尽的日子里，我能够成为他手下其中一位快乐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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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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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禁令期间在野外举行的聚会：1．弟弟帕维尔，2．母亲，3．父亲，4．我，5．哈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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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丈夫雅罗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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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的母亲以及她偷运给雅罗以照相方法制成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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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在布拉格分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