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家里信赖上帝

翁德雷·卡德莱茨口述

1966年夏季，我带领一队观光团游览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那儿是我的故乡。我一边介绍市内宏伟的教堂和其他宗教庙宇，一边热心地跟游客分享我新近接受的信仰，向他们谈论上帝。

一位美籍经济学教授问道，“你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吗？”

“不是，”我对他说，“我从未听过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我是个天主教徒。”

信奉天主

我的父母在教育界、政治界和医学界方面颇有名望。1944年，他们生下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的一年结束。此后不久，父亲成为共产党员，并且有分发起共产改革运动。1966年，他在布拉格的经济大学任职校长。两年后，他受委任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育大臣，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国家。

母亲为人正直忠厚，天资聪敏。她是国内鼎鼎有名的眼科医生。然而，病人的环境若有需要，她愿意医治对方而分文不取。她常说：“人无论有什么天赋，都应当用来贡献社会和国家。”母亲为了继续诊治病人，她甚至在我出生的那段时期也不放产假。

父母期望我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父亲有时会对我说：“有人的学业成绩比你好吗？”我曾多次由于成绩优异而获奖，正因为这样，我开始养成好胜的心理。我学习俄语、英语和德语，足迹遍及多个共产国家以及其他地方。我喜欢把宗教道理驳斥为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我虽然完全接受无神论，但对于人们将其应用在政治方面却非常反感。

我在1965年远赴英国，当时我才21岁，那次旅程对我影响深远。那里的人对于有一位至高主宰存在一事深信不疑，他们本着信心和逻辑去维护自己的信仰。我返回布拉格以后，一位天主教朋友建议道：“不要阅读基督教刊物，要阅读圣经。”我接受他的建议。我花了三个月把圣经读完。

圣经执笔者表达他们信息的方式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坦白率直、自我批评。关于他们所谈及的伟大前景，我也认为惟有一位实际的个体——天主，才能向人类提供这样的希望。

我私下花了多个月的时间来研读和沉思圣经，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正视父亲和朋友的反应。我知道他们必定会抨击我的新信仰。此后，我积极地使人归信。无论我身边的人是谁，他们都要面对我的宗教游说，较早前提及的美籍教授也不例外。我甚至在靠床的墙上挂了个耶稣受苦像，好叫人人都留意到我的信仰。

母亲认为我始终都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因为我跟父亲一样，都是个热心的共产主义者。可是，我却继续阅读圣经。我把圣经读了两遍，后来又读第三遍。那时我意识到，我需要获得指导才能加深对圣经的认识。

如愿以偿

我于是接触天主教会。当时有一位年轻的教士接见我，他最关心的就是把教会的教义灌输给我。这些教义我通通接受了。后来我在1966年领洗，父亲为此深表遗憾。教士把水洒在我的身上，然后建议我阅读圣经，可是他补充说：“教皇已经接受了进化论，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把麦子从杂草中分别出来。”帮助我对天主养成信心的书竟然受到质疑，我不禁大感惊讶。

1966年秋季，我跟一位朋友分享我的信仰，他的家人是天主教徒。他也十分熟悉圣经，并且向我谈及哈米吉多顿。（启示录16:16）他说自己正跟耶和华见证人联络。正如我开始时曾提及，我在两个月前带领游客观光时首次听到这个名字。然而，鉴于天主教会财雄势大、教徒众多；相比之下，我觉得见证人这个群体微不足道。

后来，我们讨论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天主教是第一世纪基督教的继承者吗？第二，什么才是最终权威——天主教会抑或圣经？第三，圣经里有关创造的记载是事实吗？抑或是进化论才对呢？

由于圣经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来源，因此，我的朋友不难使我看出，天主教的道理跟早期基督教的信仰截然不同。例如，我获悉甚至天主教刊物也承认，三位一体这个重要的教会主张，并非基于耶稣基督和他使徒的教训。

这把我们引到与此有关的问题上，那就是，什么才是我们最终的权威。我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罗马［天主教会］既作了决定，事情就此决定。”可是，我的朋友却坚持，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的最终权威。我非常同意使徒保罗的话：“虽然人人都说谎，可是，愿上帝显为真实。”——罗马书3:4。

最后，我的朋友送我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残旧稿子，其上的标题是《进化论和新世界的对照》。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1940年代末叶禁止了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因此，他们自行抄录圣经刊物，并且对于什么人获得这些刊物非常谨慎。我读过这份册子以后，便发觉其中所含的是真理。我的朋友于是跟我开始一个圣经讨论。他把一部称为《以上帝为真实》的圣经辅助读物借给我，每次只给我书中的几页资料而已，我们于是一起讨论这些资料。

我们开始这些讨论后不久，就在1966年的圣诞节期间，一些来自西德的朋友前来布拉格探访我。有一次，他们抨击基督徒是虚伪的战争贩子。他们说，“你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我们身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士兵，我们是可以起来对付你的，因为你也是华沙条约下的共产国家里的国民。”他们总结道：“愤世嫉俗总比假冒为善好。”他们的话似乎有理。于是，就在接着的圣经讨论里，我问我的朋友，究竟真正的基督徒对于战争和服役采取什么立场。

作出抉择

我朋友的解释非常清晰，我实在无言以对。可是，若要顺从圣经的教训，“将刀打成犁头”，我在生活上便要作出戏剧性的改变，同时也影响我将要拣选的职业。（以赛亚书2:4）我还有五个月便要在医科大学毕业，然后便要在军中服役。怎么好呢？我感到进退两难、束手无策。我惟有向上帝祷告。

我花了多天时间反复思量，我实在找不着借口不服从圣经的教训，成为促进和平的真正基督徒。我大学毕业后便在一所医院里任职。然而，我后来明白到圣经吩咐我们要禁戒血，鉴于我的工作也许会涉及输血，于是我只好放弃医院里的工作。（使徒行传15:19,20,28,29）这个决定为我带来不少非议。

父亲确知我并非故意制造麻烦，使他在政界方面身败名裂，于是出面干预，让我可延迟一年才需服役。对我来说，1967年的夏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试想想：我只是个新近学习圣经的人，我的圣经老师是我惟一认识的见证人，可是，他在该年夏天却出外旅游。他只留下《以上帝为真实》的几章资料让我用来作个人研读。这几章资料和圣经就是我在属灵方面惟一的指引来源。

后来我开始跟其他见证人联络，到了1968年3月8日，我借着水浸礼来象征自己已献身给耶和华上帝。翌年，我被邀请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接受两年的研究生课程。有些人建议我接受邀请前往英国，因为该国并没有禁止见证人的活动，这样，我便能够继续在灵性上进步。与此同时，我又可以装备自己在专业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然而，一位基督徒长老告诉我，就我在服事职务上的贡献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的需要比英国的需要更大。因此，我决定推辞进大学深造的机会，反之，我继续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以便在地下传道活动方面尽一份力。

1969年，社方邀请我参加王国服事职务训练班，课程集中在培训基督徒监督之上。同年，我被评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年轻药物学家，因而获颁奖学金。接着，我便前往瑞士出席国际药物学联会举办的大会。

一位科学家改变了观点

在1970年的一次讲座里，有一位科学家称为弗朗齐歇克·维斯科奇尔，当时他讲解有关神经脉冲这个复杂课题。他指出，有机体无论在什么时候有所需要，身体总能提出有效的应付方法。他总结道，“这一切究竟怎样发生，惟有大自然这位魔术师才晓得。”

讲座结束后，我上前问他，“你岂不认为生物的惊人设计应当归功于上帝吗？”我的问题使他大感诧异，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于是他用另一种形式的问题反驳我，问道：“世上怎么会有罪恶呢？世上有这么多孤儿又应当归咎谁呢？”

我根据圣经向他作合理的解释，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可是他又问道，圣经为什么没有提供某些科学资料，例如描述一下细胞的结构，这样，人便可以清楚看出圣经的作者必然就是创造主。我答道，“究竟哪一样较复杂呢？是描述还是创造呢？”我把《人来自进化抑或创造？》一书借给他。

弗朗齐歇克草草地把书看过后，便断定该书内容肤浅、有欠准确。他也批评圣经所论及的多妻制，以及大卫通奸并杀害无辜者一事。（创世记29:23-29；撒母耳记下11:1-25）我反驳他的异议，并且指出，圣经没有隐瞒真相，反之，它甚至记下上帝百姓的弱点，以及揭发他们的过犯。

最后，在我们的一次讨论里，我向弗朗齐歇克指出，人倘若缺乏纯正的动机、不爱好真理，任何论据和推理都不能使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正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他就提出请求，希望有一个圣经讨论的安排。他说他会重读《人来自进化抑或创造？》一书，并且答应这次他会以开明的头脑去阅读这本书。后来，他的态度完全改变过来，从他某封信的一段话便足以见之：“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独耶和华被尊崇。”——以赛亚书2:17。

1973年夏季，弗朗齐歇克和妻子一起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他现时是布拉格一群会众的长老。

在禁令下向人传道

在禁制期间，社方指示我们在执行传道工作时必须非常谨慎。有一次，一位年轻的见证人多次请求我跟他一起传道。他对于组织里那些负责带头的弟兄是否会亲自传道一事感到怀疑。我们一起从事非正式见证，并且跟不少人作过富于意义的交谈。可是后来我被一个人认出了，初时我也没有察觉，原来他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看过我的相片。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受到拘捕，可是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这大大削弱我在地下传道工作方面的效能。

1983年夏季，我一如以往地组织一群年轻的见证人，在郊区花几天的时间从事非正式见证工作。由于没有听从明智的劝告，我乘坐自己的汽车而没有乘搭公共车辆，因为我觉得使用自己的汽车方便得多。后来我们稍作休息，到百货商店购买一点东西，车子就停泊在商店门前。我一边付帐，一边跟一位较年长的售货员攀谈，并且指着一些年轻的店员说：“将来我们所有人都会是年轻力壮的。”那位女士笑了笑。我于是继续说，“不过，这不是依靠人的力量去实现这个希望，我们必须依靠来自上天的帮助才行。”

那位女士没有进一步的回应，于是我只好离去。可是，那位商店职员怀疑我正宣传某些宗教观念，于是乘我把物品放进汽车时从窗户监视我，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件事。然后她致电通知警方。我们继续在镇内的其他地方从事非正式见证，数小时后，我跟同伴一起返回汽车去。突然间，两位警察上前把我们拘捕。

我们在警察局给盘问了好几个钟头，后来他们才让我们离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处理当日记下的感兴趣人士的地址。于是我连忙到厕所去要把它们冲掉。可是，我还未把纸张冲去，一位警察就立即猛力地把我拉住，然后赶快从马桶中取回纸张，并且把它们抹干。我顿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那些给我地址的人现在处境堪虞。

后来警察把我们通通带往住宿的旅馆去，我们的房间原来早已给他们搜查过。虽然其他感兴趣人士的地址并不是放在什么隐密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搜寻不到。后来，在我受雇当神经科药物学家的地方，上司公开谴责我涉及非法活动。不但这样，负责督导捷克斯洛伐克传道工作的监督也严严地责备我，因为他曾嘱咐我在从事传道工作时，不要使用自己的汽车。

接受管教

耶和华见证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督导当地的传道工作。早在1976年，社方委派我在这个委员会里服务。可是，由于我在例如上述一类的事上缺乏良好的判断力，以致我的一举一动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正因为这样，我失去了在督导委员会里服务的殊荣，同时也失去其他工作特权，包括我最珍视的委派在内：在培训周游监督和先驱——全时传道员——的训练学校里担任导师的工作。

我甘愿接受这些管教，然而，对我来说，1980年代中期至后期是一段艰苦的自我反省时期。在神治活动方面，我可否比以往更为谨慎，以免再次粗心大意呢？诗篇30篇5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政权垮台，那个“早晨”终于惠然来临。

丰盛的祝福

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参与服事职务，还可以跟耶和华见证人在纽约布洛克林的总部公开地联络，这是多么好的转变！此后不久，社方委派我成为周游监督，就在1990年1月，我正式担任这项委派。

后来在1991年，我有荣幸参与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服事训练学校。能够与成熟的基督徒弟兄享有两个月的交谊，并且获得他们的指导，这无疑是很大的福分！训练班学生每天都要拨点时间，以执行一些工作委派。我的委派就是负责清洁窗户。

我从英国返回捷克以后，便立即筹备耶和华见证人在8月9至11日举行的大会，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会在施特拉霍夫的大型运动场举行。那次大会总共有7万4587人出席，与会者来自许多国家，他们自由地聚集起来崇拜我们的上帝耶和华！

翌年，我辞去神经科药物学家这份世俗工作。我在布拉格的分社办事处工作了差不多四年。在那里，我再次有特权在督导委员会里服务，以督导耶和华见证人在捷克共和国的工作。最近耶和华见证人获得捐赠，得了一座新建成楼高十层的大厦。这座建筑物经过装修以后便用作分社办事处。1994年5月28日，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正式呈献给耶和华。

我很高兴可以跟别人分享圣经的真理，包括我的亲友在内，这无疑又是莫大的福分。我的父母虽然还未成为见证人，可是，他们现在对我的基督徒活动也大表好感。在过去的几年来，他们有时也会出席我们的聚会。我热切盼望终有一天，他们可以跟千百万正直的人谦卑地顺服上帝王国的统治，以便享有上帝为那些选择事奉他的人所预备的永远福乐。

（本文提及的刊物均由纽约守望台圣经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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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念大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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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育大臣，家母则是位有名的眼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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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齐歇克·维斯科奇尔是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后来却成为了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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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产主义没落以后，耶和华见证人在东欧举行了多个大会。1991年，他们在布拉格举行的大会总共有7万4000多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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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参与服事训练学校期间所担任的工作委派

［第18页的图片］

位于布拉格的分社办事处在1994年5月28日举行呈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