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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守望台宣扬耶和华的王国-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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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台宣扬耶和华的王国-1995年
《守》95 5/1 22-26页

坚忍不拔最终带来扩展

若泽·马格洛夫斯基自述

一名警察突然一手把我抓住,我四处张望,设法找爸爸来救我,却不知爸爸已被警察带往警察局去了。我一抵达警察局,警察就把我的书刊和圣经全扔在地上。爸爸一见到地上的圣经,就问警察说:“你们连圣经都抛在地上吗?”警察局长连忙道歉,随即拾起圣经放在桌上。

警方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呢?当时我们正从事什么活动?我们是否身处于奉行无神论的极权国家里,以致当局要没收我们的圣经?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回到1925年——那时我尚未出生。

那年,爸爸埃斯特法诺·马格洛夫斯基跟妈妈茱丽安娜离开当时的南斯拉夫,迁到巴西的圣保罗市定居。爸爸是个基督新教徒,妈妈则是天主教徒;他们虽然宗教不同,却没有因此造成什么不和。事实上,十年之后,有一件事使他们俩人在宗教上团结起来。一天,爸爸的姐夫带来了一本匈牙利文的彩色册子。叔叔说册子是别人送给他的,其中的内容解释死者的情况。他很想知道爸爸对册子——尤其是论及“阴间”那部分——有什么感想,所以请爸爸读读这本册子。于是爸爸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册子读完一遍又一遍。第二天,叔叔再来找他,爸爸满怀自信地说:“这的确是真理!”

微小的开始

由于这本刊物是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于是爸爸和叔叔四处访寻见证人,以求对他们的信仰及教训有进一步的认识。结果,他们与见证人取得联络,我们家里有几个成员开始跟见证人讨论圣经。同年,即1935年,一个用匈牙利语主持的经常圣经研究开始了,平均每次有八个人出席。自那时起,我家里有一个固定的家人圣经研读安排。

爸爸读了两年圣经之后在1937年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爸爸是个热心的传道员,经常从事逐户传道工作。后来,他受任命成为“仆人”主持集体研读。他协助圣保罗市的第一群会众在玛丽亚娜区成立。这群会众后来迁到市中心,称为中央会众。十年后,第二群会众在伊皮兰加区成立,爸爸奉派到那里当会众仆人。1954年,第三群会众在莫恩里约·贝利约成立,爸爸再以会众仆人的身分在这群会众服务。

一待会众在灵性上壮健起来,爸爸就开始协助邻近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市的一个小组。耶和华显然祝福这些人数不多的小组,使他们有惊人的增长。到1994年,大圣保罗市已有超过7万位传道员,分为760群会众。可惜的是,爸爸没有机会目睹这些增长——他在1958年逝世,享年57岁。

努力效法父亲的榜样

跟其他成熟的基督徒一样,好客是爸爸最杰出的特质之一。(可参看约翰三书1,5-8。)由于这缘故,我们有特权接待安东尼奥·安德拉德弟兄一家,他们是在1936年与尤尔弟兄夫妇从美国来到巴西服务的。曾到我家作客的还有哈里·布莱克及迪拉·李高,他们在1945年奉派来到这里,成为巴西的第一批海外传道员。我们还接待过其他许多弟兄姊妹。对我家的所有成员来说,这些弟兄姊妹一直以来都是鼓励的来源。为了表现我的感激以及造益家人,我努力效法爸爸的优良榜样,表现基督徒的慷慨。

爸爸在1935年认识真理,那时我才九岁,在家中排行最大;他开始带我参加各种神治活动,他携同整家人到王国聚会所出席聚会,当时的聚会所设于圣保罗市埃萨德凯罗斯街141号,亦即巴西见证人的总部。爸爸悉心的教导和训练使我内心充满为耶和华服务的强烈愿望。1940年,我在圣保罗市中部、现已饱受污染的铁特河受浸,借此公开表明自己献身给耶和华。

我不久就清楚看出,成为经常的好消息宣扬者其实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把真理栽种在别人的心里和加以浇灌,并且努力不懈地跟感兴趣的人主持家庭圣经研究。现在,巴西已有盈千累万的耶和华见证人了。在这些人当中,我有机会受到耶和华任用,帮助其中很多人认识真理或加深他们的体会。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心满意足、欣喜不已。

若阿金·梅法是我有分帮助的人之一,我是在从事逐户工作时遇到他的。当时我跟另外三个男子攀谈,但看来他们兴趣不大。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我留意到他很留心听我说话。于是我转移目标,向他作了一个详细的见证,并且邀请他参加书籍研究班。他没有出席这个聚会,但却在会众举行神治传道训练班时出现。自那时开始,他就经常参加聚会了。若阿金进步得很好,后来他受了浸,而且有好几年的时间与妻子一起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

阿纳尔多·奥尔西是我在工作地方遇到的。我经常向一个同事作见证,后来我发现一个长着胡须的年轻人总是在旁听我们讨论,于是我开始直接向他作见证。他出身于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家庭,但却向我提出许多问题,关于吸烟、观看色情影片、练习柔道自卫等等。我告诉他圣经对这些事的看法。令我喜出望外的是,第二天他请我去观看他将一些东西逐一毁掉——一支烟斗、一个打火机、一个十字架、一堆色情影片——还有,他剃了胡须。简直判若两人!他停止练习柔道,同时请我每天跟他研读圣经。虽然受到妻子和父亲的反对,他却在弟兄鼓励之下在灵性上不断进步。他很快就受了浸,今天他已经是会众的长老了。他的妻子和儿女也接受了真理。

参与王国服务

我14岁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学会了怎样画广告牌。这种技能后来证明相当实用。有几年的时间,我是圣保罗市惟一奉派画广告牌的弟兄,见证人大会所用的广告牌——包括标语牌和宣传公众演讲的大字横额——都由我一手包办。此外,我有特权主管大会的标语部达差不多30年之久。我总是拨出假期的时间去照料大会的工作,有时甚至在大会的场地过夜。

我也有机会在社方的播音车上工作。对当时的人来说,播音车着实是一件新奇的东西。我们把圣经书刊摊开,然后播放一些预先灌录好的信息。人们听见声音之后从屋内走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们就向这些人传道。除了播音车,手提式留声机也是我们用来宣扬王国好消息的工具之一。今天我仍然存有以往用来介绍社方刊物的若干唱片。这些方法帮助我们分发了大量圣经书刊!

在那些日子,天主教会不时在圣保罗市举行大游行,通常有些男子会走在前面,为游行队伍开路。一个星期日,我和爸爸在街上向人介绍《守望台》和《儆醒!》杂志,突然遇到一大队游行的人迎面而来。走在队伍前头的男子看见爸爸带着帽子(这是爸爸素常的习惯),就大声喊道:“快脱下帽子!游行队伍快要到了,难道你看不见吗?”爸爸没有把帽子脱下,几个男子于是把我们推到一家商店橱窗前,企图小事化大。一名警察发觉有骚乱发生,马上走过来看个究竟。一名闹事的男子用力拉着警察的衣袖,要抢着说话。警察立即拨开他的手,严厉地说:“放手!不要拉着我的制服!”他问这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说爸爸见到游行队伍也不肯脱帽,然后说:“我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不料,警察回答说:“你说你是罗马人?那么,你回到罗马去好了!这里是巴西。”然后,他对我们说:“是谁先在这里的?”爸爸告诉他是我们先来的。于是警察把那些滋事分子赶走,让我们继续工作。他一直站在我们身旁,直至整队游行离开为止——但爸爸始终不用脱帽!

虽然这类事件较为罕见,这件事却使我们大受鼓励。原来世上仍有爱好正义的人,他们为势微力弱的人主持公道,而非向天主教会卑躬屈膝。

另一次,我遇到一个感兴趣的青年人,他请我下一周去探访他。一星期后,我再次探访,他热情地邀请我进入屋内。没料到我一进去,就被一群少年团团围住。他们对我冷嘲热讽,试图惹我发怒!情形继续恶化,看来他们很快就会动手打我。于是我对那个请我进去的年轻人说,我的家人知道我来探访他,要是我受到任何伤害,他要负全部责任。我请他们放我走,他们果然同意。可是,临走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单独跟我谈谈,我无任欢迎。我后来获悉他们原来是一群狂热的信徒,是当地的教士的朋友,受到后者唆使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很庆幸能够及时逃出他们的魔掌。

起初巴西传道工作的进展颇为缓慢,慢得几乎难以察觉。我们的工作尚在最初的“栽种”阶段,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栽培”和“收割”。我们时常想起保罗的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哥林多前书3:6,7)直至1945年,两位基列毕业生抵达巴西之后,我们期待已久的增长才告开始。

怀着勇气面对反对

有增长就必然有反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反对变得更厉害。见证人严守中立,一般人和有些政府官员对我们所紧守的立场感到难以理解,就猛烈逼迫我们。1940年,有一次我们在圣保罗市中心从事街上见证,一名警察从后面走上来,撕破我的三明治牌,抓住我的手,然后强行把我带返警察局。我四处张望,想找爸爸来救我,但他却不知所终。原来爸爸跟其余几个弟兄姊妹,包括当时督导巴西传道工作的尤尔弟兄,都已被带到警察局了。正如文章起头所说,我终于在警察局见到爸爸。

由于我尚未成年,警方无法拘留我,于是把我带回家交给妈妈。被捕的姊妹也在同一晚获释。警方后来决定释放所有的弟兄(大约十人),但拒绝让尤尔弟兄离开。可是,弟兄们坚定地说:“如果不把我们全部放走,我们就不走。”警方态度强硬,拒绝放人。那天晚上,弟兄们在房间的地上度过寒冷的一夜。第二天,他们全部无条件获得释放。警察曾多次把背着三明治牌在街上作见证的弟兄拘捕。由于标语牌宣传的公众演讲及册子的题目是《法西斯主义抑或自由》,有些官员竟以为我们支持法西斯主义,结果引起了不少误会。

保持中立立场也是年轻弟兄要面对的难题之一。1948年,我是巴西第一个因这个问题被判入狱的见证人。当局不知怎样处置我才好,于是把我送到卡萨帕瓦的军营去。他们派我料理园里的蔬菜以及清洁官员的击剑室。这使我有许多机会向营里的人作见证,甚至分发刊物。营房主管就是第一位接受书刊的人,他留下了《儿童》这本书。后来,我更奉派教授宗教课,教导30至40位不能接受体能训练的兵士。大约十个月之后,我上庭受审,结果获得释放。我深深感激耶和华在这段期间赐我力量,使我能够成功地应付别人的恐吓、侮辱和嘲笑。

忠贞不渝的贤内助

1951年6月2日,我跟巴巴拉结为夫妇。从那时开始,她一直是我忠贞不渝的良伴。我们同心协力以“耶和华的管教和思想调整”把孩子养育成人。(以弗所书6:4,《新世》)我们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现正在不同的岗位上喜乐地为耶和华服务。但愿他们跟我们一样继续紧守真理,并且对组织所致力从事的工作及扩展作出贡献。这帧家庭照片中除了手抱的婴儿之外,全部都是耶和华手下献了身的仆人。在他们当中有四位是长老,其中两名长老是正规先驱。这正好表明箴言17:6的话所言不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现在我已68岁了,我的健康已大不如前。1991年,我分别接受了血管分流手术及血管成形手术。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步爸爸的后尘,在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市的一群会众里以主持监督的身分服务。在这里,爸爸是最先发起传道工作的人之一。我们这代人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世代,因为我们有特权参与一项永不重做的工作,向人宣扬耶和华那业已建立的弥赛亚王国。因此,我们务要紧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你却要……从事传福音者的工作,彻底完成你的服事职务。”——提摩太后书4:5,《新世》。

[第23页的图片]

我的父母,埃斯特法诺及茱丽安娜·马格洛夫斯基

[第26页的图片]

若泽、巴巴拉和他们一家人都是耶和华手下献了身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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