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节育禁令引起反对
许多年来天主教徒一直期待教会对节育问题有所决定。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和信徒都差不多一致赞成加以改革。甚至奉教皇之命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亦提议放宽传统的避孕禁命。因此有一位天主教教士推测说：“教皇怎可能独违众议呢？”
可是他却真的这样行！在前年七月颁发的“人命”通谕中，他再次强调在天主教徒当中，“每个结了婚的人必须奉行传种接代的天职”，他毫不含糊地解释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意见说：“每一种造成不能繁殖的行为，无论是夫妇行为的事先准备或善后工作，抑或在自然后果的发展当中所作的计划，不论是作为目的或手段，都必须禁绝。”
信徒的反应
各处的天主教教徒均大为震惊。他们发生的反应是愤怒，惊诧和伤心。有些甚至沮丧到流下泪来。英国若干显要的罗马天主教徒呼吁订出一日全国“为一切因目前危机而受苦的人”祷告。
其他许多天主教徒则大为愤怒。“教皇是谁，竟敢闯进我的寝室来？底特律一位天主教的母亲质问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凭各人良心决定的事。”一位拥有四个儿女的法国人断然说：“我认为教皇是不对的。我绝不理会教皇的禁令。”可是，芝加哥的另一位信徒却评论说：“这是个命令。还有什么可说呢？”
可是，看来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会将教皇的禁令置之不理。近几年来，当节育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之际，意见调查透露美国天主教徒运用节育工具的百份率已增加到百份之60至70的程度。这些人已经在自己心里定下了主意，即使教皇再次申述避孕是犯罪的，这也未必能够影响他们的决定。
芝加哥罗耀拉大学的教士罗拔·霍士有力地将这点表露出来。“教皇似乎对千千万万的人说，‘你们犯罪了’。”可是霍士评论说：“他们却答道，‘犯罪又怎样？’”天主教徒对禁令的普遍蔑视从洛杉矶信徒协会800名会员的联合宣言可见一斑，这个宣言声称：“我们不仅拒绝教皇的节育禁令，而且要求一切成熟的天主教徒如此行。”
许多国别的天主教徒的确这样行，从一位罗马天主教医生于前年八月十九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信可以见之。他写道：“通谕发出之后，我连续访问了二十三位天主教母亲，在素来采用人工节育方法的二十位母亲中，十九位说她们会仍然继续使用。”他继续指出：“与教皇的意见正相反，没有一位母亲认为节育是可耻的。”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的著名医药界人士也起而强烈反对教皇的通谕。荷兰天主教医师协会主席西雅士医生讥讽教皇认为避孕会鼓励人对配偶不忠的声称。在罗马，意大利天主教医师协会的秘书嘉比利奥教授呼召所有医生反对这项禁令。他说禁令含有“无可理喻及无法解决的矛盾。”
因此虽然教皇再次强调天主教徒应该将避孕视为严重的罪，大多数的信徒却显然认为他是错误的。正如天主教发行的一《交流》杂志的编辑肯宁评论说：“普世的天主教徒具有足够的信心说天主教会的节育禁令是错误的，可是教皇却显然没有。”
舆论的反对
批评得更剧烈的是世俗的舆论。它们几乎一致反对教皇的禁令。《纽约时报》称之为“只能加强战争与贫穷两大罪恶的一项通谕。”《伦敦标准晚报》将禁令斥为“本世纪最消极和最惹起争论的危险教义。”香港的《德臣西报》则说：“这是多么落伍的思想。在一个面对人口爆炸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宣言。”
尤其犯了众怒的是教皇在通谕中呼吁政治的支持，并敦促世界的统治者说：“又要让大部份的民众堕落；不可让与自然和天主的律法相反的行为借着合法的手段侵入基本的家庭单位中。”可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教皇无权”以个人的意见左右世上的统治者。这其卖是一项干预政治的行动。
教士的立场
教皇显然预料他的主张会遭遇反对，因此在这长达7,500字的通谕的结论中他对教士们呼吁说：“你们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对夫妇们毫不含糊地讲明教会的教训。可是在你们的传教工作中，首先要以身作则，忠诚地在内心和外表上都服从教会的权威……在道德和教条方面，一切都唯教会的马首是瞻而在言论上保持一致。”
可是教皇却未意料到他会在这方面大受打击。因为教士们不但没有服从，反而发出最大胆的异议。其中许多甚至怂恿教友起来反对。“一种可喜的现象是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都不理会这项宣言’，著名的耶稣会哲学家罗拔·约亚安说。圣母院大学一位国际知名的荷兰神学家范·特·玛克则敦促天主教徒“只管做”他们认为对的事好了。“他说教皇通谕徒令教会的教导权威“变成可笑而已。”
教皇宣言发出之后不久，有一大群人聚集在纽约科咸大学聆听一些兼任大学教授的教士谴责这项禁令。“许多夫妇都有理由运用人工的节育方法”，神学院教授米希芬对听众说。“我不能承认［教皇］的这种教训是正确的，我的大部份同事和多数45岁以下的天主教徒——甚至许多超过这年龄的，——也都不以为然。”说到这里，包括300名教士修女在内的听众一致热烈鼓掌。
耶稣会的哲学家克拉克的话也赢得热烈的喝采。“你不是以教皇的身份对我们说话”，他说。“我们不能听从你。我们要求你不要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说话。”
通谕颁发后的四日之内，有172位神学家共同签署一项措辞强烈的声明拒绝接受教皇的禁令——三个星期后签署的人数更增至450人。宣言的一部份说：“因此，身为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同时体会到自己的责任和缺陷，我们认为夫妇应该有权凭良心决定在若干环境之下使用人工的避孕方法是可以而且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保存婚姻的价值与神圣。”
签署宣言的人士包括罗马阿丰索安那研究院的班纳·夏宁，他被形容为“天主教首要的道德神学家。”同时，北美洲杰出的神学家之一，加拿大多伦多的格力哥里·伯音，宣称：“教皇保禄对节育的意见并不是一个信条。”著名的瑞士神学家汉士·孔格则说通谕不但表明教皇并不是万无谬误的，同时表明他犯了错误。
一处复一处地，教士们公开发表与神学家上述一致的意见。例如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吐沙城的教区中，有六十四名教士签署一项反对宣言，在纽华克的大主教管区也有二十四名教士同样行。一本天主教杂志，《共同幸福》，在前年八月九日评论这件事说：
“全世界的教士们都有责任在这些难题上向夫妇们提出建议和训导，可是教士们却愈来愈觉得无法在良心上追随教皇的意见，这种意见甚至不鼓励人使用周期性的自然节育法，更不用说人工节育法。最近华盛顿教士协会的142名教士所提出的异议可以为证，他们公开通知主教说他们无法支持教皇反对节育的强硬立场。老实说，一个人若考虑一下今日神学界的意见，他又怎样忠实地获得不同的结论呢？
虽然大主教和主教们，由于与教皇的特别关系，几乎一致地支持教皇的决定，其中却不无例外。例如在荷兰，大主教巴纳·亚法兰及其同僚告诉教士们，通谕仅是许多需要衡量的因素之一而已。事实上，但波殊的主教伯里辛坦白地说，“以个人的意见而言，我对通谕并不同意。”
在波的摩尔，约瑟·加利格辞去他的阁下名衔，由于此名衔象征教皇与教士之间的特别关系。他解释说：“我决意辞去这个衔头，不是由于愤怒而仅是为了忠实……对于一个受命代表教会，而又发觉自己未能与教会同意的人所面临的忠实选择，我现在必须加以考虑。”
教会的危机
这个问题的确在天主教会里惹起了极大的骚动。教皇的权威从未像近来一般受到如此严重的挑战。人们提出的异议也从未试过像现今这么露骨和大胆。严重的冲突已经爆发了。
当伦敦郊外圣西西里亚教堂的教士保罗·威尔因发言抨击禁令而被停职时，教区的许多会众举行示威以表支持。随即有人在教堂的石阶上举行反示威。不久“伪君子”和“叛徒”的喊声大起。争辩愈来愈剧烈而最终以武力相向。
难怪《福哉马利亚》的编辑写道：“仅在禁止节育的通谕发出之后几天，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出这项文献必然会在教会内引起一场真正的危机。……看来通谕会使许多人决定离开天主教会，有些人则决定辞去教士之职。”
为了强调危机的严重性，天主教的定期刊物《美国》将这种情形比作越战，并解释说：“现在教皇与［美国］总统均不得不执行一项受到属下群众中大受尊重的分子所反对的政策。……战争和节育这两个使人极其痛苦的问题，个别地成为总统与教皇介身其中的争论核心。”
天主教会怎样处理这个危机呢？有些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不应该容忍教徒不服从教皇。例如天主教《胜利》杂志的编辑说：“凡是拒绝接受及不愿忠心执行教皇保禄禁止节育的通谕的教士都应脱离教会。”可是，如果他们当真这样行，罗马天主教会便可能失去大批，甚至大部份，的教士了！
教会对持异议者的处置严厉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尚未知道。目前仅有几名教士因此被停职。正如上述，其中之一引起了强烈的抗议、示威和甚至暴乱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更多同样事件发生，观察家相信以一般而论，教会会对持异议者采取容忍的态度。
何以要禁止？
何以教皇要发出如此不受欢迎的一个禁令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无疑是前任的几位教皇都禁止节育。差不多四十年前，教皇庇护士十一世在一项官方公布中断言：“凡是胆敢运用［人工节育］的人都犯了大罪。”既然教皇庇护士十一世的话被天主教的若干神学权威视为万无谬误的宣布，教皇保禄自然不想出尔反尔，以致令人对教皇万无谬论的主张发生怀疑。
可是，他选择重申节育的禁令却结果使千千万万的教徒，包括数以千计的教士在内，对教会大起反感。这同时使教皇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反对。
由于教会内部所发生的冲突与骚动，许多心地忠实的天主教徒都深感不安。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得出圣经所说应该存在于真正的基督徒组织中的那种团结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会中。——哥林多前书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