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守工作岗位，直至大功告成”

洛伊丝·戴尔君自述

四十九年前我开始作全时服务的时候，便下了这个决心。我被派去的地方，始于澳洲伯思，终于日本东京，其间的许多经历，令我大有所得。

1910年，我在西澳大利亚一个乡下小镇诺坦出生。记忆里最早的一件事，就是书橱最低的架子上放着几部大书。那些书是《守望台》杂志合订本，最早的是1904年刊。

当时耶和华的子民在镇内没有小组，可是不时有书籍分派员（先驱传道员旧称）到访。父亲很相信他在守望台社的书刊里读到的事，后来患了病，也还对人谈圣经真理。1929年，罗伯特·雷深彼弟兄从伯思来替父亲作丧礼演讲。我一听这个演讲，立刻认出这就是真理，从此以后，社方所供应的一切书刊，我都读遍。

我心急要事奉耶和华，所以在1931年7月致函守望台社，表示愿意参与逐户见证工作。社方的答复是：给我寄来了几箱书和一份辅助先驱服务申请表格。这项特殊服务，不但名称和今天相同，连条件也一样，就是每月要抽60小时来宣扬“好消息”。当时我还未曾受浸，却也接受了这个权利。

社方在这以后寄来的第一封信中，附上了1931年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大会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的决议书一份。（以赛亚书43:10-12）母亲和我欣然署名赞成。我们依然处境孤立，可是我在家乡开始向人作见证。我在村内小学里当了两年实习教师，所以在村里人人都识我。起初，独自出去做逐户见证工作并不容易，尤其是，我跟小组没有直接的联络。我和宗教反对者辩论过许多次。有一个圣公会牧师用轻蔑的口吻道：“你一定不会相信亚当夏娃的传说吧！”别的人肯听我说，且接受了书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兴趣。姐姐和姐夫都有读《守望台》，但我们没有集体研读的安排；我深觉必需跟一个小组来往。

1932年1月1日，母亲和我迁到伯思住。初次跟一个基督徒小组来往，那份喜乐有多大！过了几天，也就是在1932年1月4日，我们两个人在苏比亚叩王国聚会所受了浸。第二天，我就做了经常先驱，和一群热心的先驱一同工作。我真高兴得到经验有素的王国宣扬者帮助我。他们都勉励我要“紧守工作岗位，直至大功告成”。

几个星期后，我们四个人乘车出发，到西澳大利亚西南部的农村地区去传道。这一区是英国移民所开发的，他们分队生产牛乳，每队都有编号，这些居民就叫作“分队派”。钱他们只有很少，所以我们常常拿书刊来换牛奶、鸡蛋、蔬菜。有一次，我们用几本书换来了一箱番茄，一个星期还没吃完。我们逐队而传，传了一整天，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扎营过夜。

1932那年，我们到当尼溪小镇去，在老阿瑟·威廉家里举行基督受难纪念会。他原是西澳大利亚最先热烈接受真理的人之一。他的姊妹维·威廉多年来是个忠心耿耿的先驱，她常给我忠告，对我的帮助很大。现在威廉家也出了名，这一带的人无不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虽受禁制，仍作见证

许久以前，我学会了怎样实践诗篇55:22的话：“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1941年1月到1943年6月，政府禁制耶和华见证人活动的时候，这些话尤其真确。

在这段时期里，我们继续秘密地传道，而且要好好保存已有的书刊。我把书刊都放进一个铁箱，埋在姐姐和姐夫家的花园里。我们用圣经作见证，遇见真正感兴趣的人，当晚就会有人偷偷的在花园里挖土。见证工作欣欣向荣，在这期间，澳洲王国传道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耶和华的确支持他手下紧守工作岗位的仆人。

特别先驱工作

1942年，我回到家乡诺坦做特别先驱。那时我的兄弟但和他的妻儿已经决定拥护真理。我觉得十分快乐。我和另一个先驱玛莉·汉牧（现随夫姓威利斯）——有时不骑脚踏车，改乘双轮马车。那匹马老态龙钟，早上使它走路可真是顶辛苦的事。我的侄儿侄女常来帮忙，拿着一把草或者一片苹果走在马前，诱它移步。

社方派我去的下一个地方却很不同。那就是伯思市的商业区。起初我想到要在银行和办公室里作见证，便害怕起来，但我心想：“屋子里的人跟商业大楼里的人没有什么大分别。这样的环境我又何必害怕呢？”我便倚靠耶和华，放胆去做。开始个人的圣经研究很难，可是我建立了一条很不错的杂志分派线；当我最后离开这个地区时，我已经替我们那两份杂志获得了五十个订户。

1947年，我被派到一个小镇卡探宁单独工作，当时镇上的人口大概有三千。这个镇是牧羊和产麦中心。我天天要骑脚踏车，经过二、三十英里（三、五十千米），才到达周围的农场。农民很好客，常留我吃饭。在春季，乡间的小路两旁野花缤纷，织成了色彩鲜丽的地毡；这时我常常下车歇息一会儿，把这美景尽收眼底。

应邀参加海外传道工作

在卡探宁只过了六个月，一个极好的新工作权利向我打开了。我获准成为守望台社基列圣经学校第十一届学生，我们班里有十九人都是从澳洲和新西兰来的，其中茉丽·贺融从此便做了我的伙伴。茉丽同是在1932年澳洲布里斯班开始做先驱的。我们两个人做全时工作同是做了那么多年，所以相同之处可不少。我作决定时比较急遽，茉丽行事却较审慎。因此我们很合得来，三十一年来作同伴的日子十分快乐。

我们在纽约州南兰星的基列学校渡过了五个月繁忙而又愉快的日子后，便接到了委派书。我们五个姊妹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去。可是诺尔弟兄后来说，他听闻岛上还有猎人头的野蛮人！所以社方改派我们到菲济群岛。我们一面等候菲济的入境签证，一面在加州三藩市跟达利区小组一同工作了十六个月，在那里我们交上了许多好朋友。

1949年10月，我们目送第十一届毕业的几个同学乘船离开三藩市，前往被派去的日本。他们就是劳埃德和梅白·巴雷伉俪、伯西和伊露玛·伊施洛伉俪、艾德里安·汤普森。客轮徐徐驶离码头时，我们大声喊道：“哈米吉多顿之后再见。”（启示录16:14,16）然而当局始终没有发给我们菲济的入境签证。所以到1950年1月，我们也就接着那几个朋友的脚踵到了日本，在神户市的海外传道员之家聚合。

在日本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在我四十九年全时工作当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我们不懂日本语，又不谙日本人民的风俗，结果闹了许多笑话。比如说，我曾经告诉过人，我是逐家逐户咳嗽的（而不是探人的）。可是我常常记着诺尔弟兄的忠告：“要尽力而为，即使出错，也总该要做点事。”所以我们便放胆去做，尽力而为；靠着耶和华的帮助，我渐渐有点进步。

有一件事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就是面对威力强大的台风珍妮。风起时我们正在户外传道，传道员劝我们回家去。我和茉丽不知险境将至，还继续传道，希望有多久就传多久。但最后不停不行了。烈风刮得电缆随风乱打，猛然折断，我们赶快逃回海外传道员之家；不迟不早，刚巧就避过了空中乱飞的屋瓦和树枝而不致受伤。

一个海外传道员竟告失踪！但到了半夜，她终于回来了，却也安然无恙，原来整天给困在火车卡里。风势转弱后，看看海外传道员之家也不过破了几只窗，东西给雨水弄湿了。但在别处则有人丧生，港内有五百艘船沉没了。

在这早期的日子，我们也初尝地震滋味，地震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有一次，海外传道员之家花园里的大石灯也给震翻了。幸好当时四围无人。

愉快的事也不少。我们住在神户的四年间，有权利协助两个小组成立。当年跟我们研读圣经的人，有些到现在已经是先驱，有些则是小组里受任命的长老。

我们被派去的下一个地方是京都市——千寺万庙之邑。大部分的人都专注于他们那些多彩多姿的宗教节日，但我们发觉也有许多人愿意跟我们研读圣经。其中一人是美马祥三，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心里相信必定有造物主，他说：“我想认识真神。”他频频发问，而且总是甘心接受圣经里的答案，所以我很喜欢和他研读。他不久就成为一个热心的先驱见证人，而且在海外传道员离开京都以后受委任料理组务。当时在那里只有三十六个王国传道员，现在却有十一个小组和六间王国聚会所。

社方改派我和茉丽到九州熊本市。这个城市的封建色彩很浓厚，因此起初宣扬“好消息”的进展颇慢。后又来了哈娜·蜜哈拉和玛嘉丽·沃特拉（现随夫姓帕斯特），我们四个姊妹遂奋力应付新小组的‘起落’。这真是一项挑战。但经过六载的艰苦工作，到我们离去的时候，小组里的31个传道员都很热心，有些到现在已经作先驱许多年了。今日在熊本共有三个小组。

下一站是东京，这十五年来，我们在玉川和世田谷小组服务。跟我们研读圣经的人，多半是在佛教家庭里长大的，也有些接触过基督教国的教会。我们初到世田熊的时候遇到了中村敏子，她二十年来不停地找寻启示录和马太福音24章的解释。她加入过十三个教会，问过好些牧师。但他们都说这些预言没有人可以解释。其中一个说：“你死后便会明白的。”她研读圣经后欢欢喜喜的对儿子说：“我终于找到真理了。”儿子已经带母亲去过十三个教会，所以不敢相信，却也肯研读圣经，而且进步迅速。他至今已做了八年经常先驱，现在是世田谷小组的长老。

耶和华倾下祝福

有分在日本做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工作，真是一份大喜乐。起初固然艰难，但我们都庆幸能够贯彻始终。我们眼见工作不断扩展，传道员由12个增加到52,000个，而且有过许多令人振奋的经历。我们跟别人一样，也有过健康难题，又遇过一些挫折的事。不过，既然大功还尚未告成，我们也从来没想过要半途而废。现在我们跟日本弟兄姊妹在一起，觉得十分自在。其实，到外国参加大会时，倒觉得自己是客。

回顾过去飞逝的岁月，我真可以说，耶和华打开了天上的窗户，把祝福倾注下来。（玛拉基书3:10）全时服务是一个宝藏。的确，一切为天父带来赞美而出于衷诚的活动都是如此。只要我们努力紧守工作岗位，直到大功告成，耶和华就必定会赐予丰盛的祝福。